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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文并不把谋杀当回事。他只不过在做一项新工作。干起来需要小心，得用脑子。杀人与仇恨无关。过去，他只见过部长一面：有人把他指给莱文看过，当时部长正从悬着小灯的圣诞树中间穿过一个新住宅区。部长穿得邋里邋遢，没有朋友，人们说他爱的是全人类。
在欧洲大陆宽阔的街道上，冷风刮得莱文脸生疼。不过这倒是个很好的借口，可以翻起大衣领子，把嘴遮住。干这行事豁嘴是个非常不利的条件。他的裂唇小时候缝得很糟糕，直到现在，上嘴唇还扭曲着，留下一个疤痕。一个人要是带着这么一个鲜明的标记，干事的时候，手段自然也就得毒辣了。从第一次干这种买卖起，莱文就不得不把每一个可能的目击者都消灭掉。
莱文夹着一个公文包，同任何一个下班回家的年轻人没有什么两样。他的黑大衣有点儿神职人员的派头。他在街上健步行走的样子同成百个同等身份的人也毫无差别。薄暮初降，一辆从身旁开过去的电车已经亮起灯来。他没有上这辆车。你也许会认为他是一个俭朴的年轻人，省钱养家。也许现在他就是去会女朋友。
但是莱文从来没有女朋友。豁嘴妨碍了他交朋友。还很小的时候，他就知道了豁嘴多么叫人恶心。他走进一幢灰色的高大的楼房，从楼梯走上去——一个怀着满腔怨气、乖戾、狠毒的身影。
他在最顶层的公寓套间外边把公文包放下，戴上了手套。他从衣袋里取出一把剪刀，剪断了电话线；电话线是从门框上边沿着电梯升降机井通到外面去的。之后，他按响了门铃。
他希望只有部长一个人在家。这套位于最顶层的公寓房就是这位社会主义者的住宅。他一个人住在这儿，室内布置极其简单。莱文被告知说，他的秘书每天下午六点半离开这里。他对自己的雇员是很体贴的。但是莱文来得稍早一些，部长又拖延了半个小时。开门的是个女人，一个戴着夹鼻眼镜、镶着几颗金牙、一把年纪的女人。她的帽子已经戴在头上，大衣搭在胳膊上。她马上就要离开这儿，有人把她耽搁住叫她非常生气。不容莱文开口，她就用德国话抢白他说：“部长现在有事。”
他想放过她的，倒不是他对多杀一个人有什么顾虑，而是因为他的雇主不愿意他干超出他们要求范围的事。他一句话不说地把介绍信递过去。只要她没听到他的外国口音，没发现他的兔唇，她的命就保得住。她一本正经地接过信，举到眼镜前面。不错，他想，这个女人是近视眼。“你先在外边等一会儿。”她说，转身走进屋里。他听到屋内传来她那女管家似的、唠唠叨叨的声音，随后，她从门道里走出来，说：“部长可以见你。请跟我来。”他听不懂她说的外国话，但是从她的姿势，他知道她的意思。
他的眼睛像一架暗藏的照相机，一下子就拍下了屋内的一切：书桌、扶手椅、墙上的地图、通向里间卧室的门，俯瞰光亮、寒冷的圣诞节街道的大窗户。这个房间唯一的取暖设备是一个小煤油炉。部长现在正用它烧着一口平底锅。书桌上，一只厨房用的闹钟正指着七点。一个声音说：“艾玛，再放一个鸡蛋吧。”部长从卧室里走出来。他已经尽力把身上的衣服弄弄干净，但是忘记掸掉裤子上的烟灰了，手指上还沾着墨迹。女秘书从书桌的一只抽屉里拿出一个鸡蛋。“还有盐，别忘了盐。”部长说。他用缓慢的英语解释说：“放一点儿盐，鸡蛋壳就不裂了。坐下，我的朋友。别客气。艾玛，你可以走了。”
莱文坐下来，眼睛盯住了部长的前胸。他在想：我根据这只闹钟给她三分钟时间，让她走远。他的视线继续锁定部长的前胸，想：就是那里，我的枪会打穿它。他把外衣的领子放了下来，他看见这个老头儿看到他的豁嘴唇后，目光往旁边一闪，感到无比气愤。
部长说：“我已经有几年没听到他的消息了。但是我从来没有忘记过他，从来没有。我可以给你看看他的照片，在另外一间屋子里。他还记着我这个老朋友，真是太好了。他现在已经是个有钱有势的人了。回去以后，你一定得问问他，还记不记得当初……”一阵铃声突然刺耳地响起来。
莱文想：电话？我已经把线掐断了。铃声搅扰了他的神经。但那不过是书桌上的闹钟在响。部长关上闹钟。“煮好了一个鸡蛋。”他说完便俯身到平底锅上。莱文打开了公文包，公文包的盖子上塞着一支安着消音器的自动手枪。部长说：“很对不起，闹钟把你吓了一跳。你知道，我喜欢鸡蛋只煮四分钟。”
过道上传来一阵脚步声。门开了。莱文在椅子上气冲冲地转过身去，他的豁嘴唇在发亮、刺痛。进来的是女秘书。他想：我的上帝，看看这家人，别人想干净利落地把事做完，他们都不让。他忘记了自己的嘴唇，只感到气恼、怨恨。她的金牙闪了闪，走进屋子，有些讨好又有些一本正经的样子。她说：“我正往外走，突然听见电话响了起来。”说到这里，她把身子一闪，脸转到一边儿去，这是她看见他畸形的嘴唇、不想叫他感到难堪的表示。但是她做得太笨拙了，这一切都被莱文看在眼里。这就宣判了她的死刑。莱文从公文包里掏出手枪，朝部长脊背上开了两枪。
部长摔倒在煤油炉上，平底锅打翻了，两个鸡蛋打碎在地上。莱文在部长的脑袋上又补了一枪。为了打得准，他的身子靠在书桌上，把子弹射进头骨下面，他的脑袋像个陶瓷娃娃似的开了花。然后他转过身来，对着女秘书。她对他哼叫着，说不出话，唾沫止不住地从她衰老的嘴里流下来。他想她是在求他饶命。他又扳动了一下扳机。她的身体摇摆了一下，好像被某只动物从侧面踢了一脚。但他失手了。很可能她身上不时髦的衣服，那些把她身体掩盖起来、绷带似的无用布料阻碍了他的瞄准。另外，她的身体也确实结实，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不等他补一枪，她已经跑出屋门，砰的一声将门在身后关上。
但是她无法锁上房门，钥匙在莱文这一边。他拧着门把手使劲推了一下。那个老女人力气大得惊人，他只把门推动了两英寸。她开始扯直了嗓子尖叫救命起来。
不容再浪费时间了。他从门前退后两步，对准门板开了两枪。他听见夹鼻眼镜落到地上摔碎的声音。门外又尖叫了一声就不再叫了，接着又传来另外一种声音，好像她正在呜咽。这是她体内的气体从伤口透出来的声音。莱文心里踏实了。他转回身来又看了看部长。
他得留下某个线索，销毁另一个。介绍信在桌子放着。他把信装在口袋里，又把一张纸片塞在部长僵硬的手指间。莱文一点儿好奇心也没有：介绍信他只随便地看了一眼，信末尾的署名是个绰号，没有给他留下任何印象。他办事是很靠得住的。他向屋子四周扫视了一遍，看看有没有什么痕迹留下。公文包同自动手枪应该留在这里。事情非常简单。
他打开卧室的门，眼睛又把室内的景象拍摄下来：一张单人床、一把木椅、一口积满尘埃的衣橱；一幅照片，照片上是个年轻的犹太人，下巴上有一块疤痕，好像有人在那里打了一棒子；两把棕色的木质发梳，柄上写着J.K.两个首字母。到处是烟灰。这是一个邋里邋遢的孤独老人的家，也是国防部长的家。
门外又传来低低的乞求声，听来非常真切。莱文把自动手枪拿起来。谁会想到一个老妇人气会这么长呢？他的神经又跳动了一下，正像闹钟刚才给他的震动一样，好像一个幽灵在干扰人世间的事。他打开书房的门。因为她的身体堵在门上，他不得不使了一些力气。看起来她已经完全断气了，但他还是用手枪确认了一下才放心。手枪几乎触到她的眼睛。
该赶快离开这儿了。他把手枪随手揣在身上。
暮色落下来以后，他俩把身体往一块儿靠了靠，坐在那里轻轻地颤抖。他俩坐在双层公共汽车灯光明亮、烟雾迷蒙的上层车厢里，公共汽车正开向哈默史密斯
。商店的橱窗像闪闪发光的冰块，她喊了一句：“看呀，下雪啦！”汽车驶过一座桥的时候，几大片雪花飘过去，像纸片一样落到幽暗的泰晤士河里。
他说：“只要车一直往前开，我就感到很快乐。”
“咱们明天还会见面——吉米。”她总是不习惯喊他的名字，像他这样一个又粗又壮的人，叫这个名字真有点儿可笑。
“叫我不能心安的是夜晚。”
她笑起来：“夜晚总会过去的，”但是她的神情马上变得严肃了，“我也很快活。”想到幸福和快乐时，她总是严肃的。她更愿意在悲哀、不幸的时候放声大笑。对于她关心和喜爱的事，她无法不严肃对待。在幸福的时刻，她就不禁想到所有那些会破坏幸福的东西，幸福就使她肃穆起来。她说：“如果发生战争，那实在太可怕了。”
“不会发生战争的。”
“上次大战就是一起谋杀案引起的。”
“上次被刺杀的是个皇太子。这回只不过是个老政治家。”
她说：“说话当心些。你会泄露机密的——吉米。”
“去他妈的，什么机密。”
她开始哼唱她买的唱片上的一首曲子：“对于你这只是公园。”大片大片的雪花从窗外飘过去，落在人行道上，“一个男人从格陵兰带来的一朵雪莲。”
他说：“这首歌真没意思。”
她说：“这首歌非常美——吉米。我就是不能叫你吉米。你不是吉米。你的个头太大了。麦瑟尔探长。人们爱拿警察的大皮靴开玩笑，都是因为你这种大块头。”
“那你为什么不叫我‘亲爱的’呢？”
“亲爱的，亲爱的，”她用舌和嘴唇试着发这个词的声音，她的嘴唇像冬青结的小红果一样鲜艳，“啊，不成，”她最后决定说，“等咱们结了婚，再过十年，我会这么叫你的。”
“好吧，那叫‘心爱的’怎么样？”
“心爱的，心爱的。我不喜欢这个。听起来就像我已经认识你很久很久似的。”公交车经过一家卖油炸鱼的小店，向山上驶去。小店的火盆里冒着红红的火苗，一股烤栗子的香气扑鼻而来。汽车已经快到站了，再过两条街，从教堂旁边往左一转就要到家了。已经看得到拐角的教堂，它的尖顶像一根冰柱似的耸立在一片屋顶上。离家越近，她的心越感到沉重；离家越近，她的声音就越轻。她努力不去想那些事物：剥落的糊墙纸；通到她卧室的长长的楼梯；要同布鲁尔太太一起吃的冰冷的晚餐；第二天还得再去职业介绍所，也许又是一个外地的工作，要离开他。
麦瑟尔沉重地说：“你不像我喜欢你那样喜欢我。我再看到你差不多要过二十四小时。”
“如果我找到个工作，那就比二十四小时还要长了。”
“你才不在乎呢，你一点儿也不在乎。”
她攥住了他的胳膊。“看，看那个海报。”但是在他透过雾气蒙蒙的玻璃往外看时，汽车已经开过去了。“欧洲在动员”像一块石头似的压在她心上。
“广告上写着什么？”
“还是那个暗杀事件。”
“你怎么老是念念不忘这件事？已经过了一个星期了。跟我们一点儿关系也没有。”
“不，才不是没关系，对吧？”
“如果那件事发生在咱们这儿，我们早就把刺客给逮住了。”
“我真不懂，为什么他要这么干。”
“还不是政治问题、爱国主义什么的。”
“好了，我到了，也许还是下车的好。别那么垂头丧气的样子。刚才你不是还说你挺快活吗？”
“那是五分钟以前。”
“哦，”她又有些轻松又有些沉重地叹息了一声，“这些天日子过得多么快啊。”他俩开始在一盏路灯下接吻，她需要把脚尖踮起来才够得着他。他虽然有些沉闷和迟钝，但他还是能像一条大狗那样给人安慰的，但如果是一条狗，就不会被凄惨地打发到寒冷和黑暗中去了。
“安，”他说，“咱们结婚吧，好不好？过了圣诞节就结婚。”
“咱们一个子儿也没有，”她说，“这你知道。一个子儿也没有——吉米。”
“我会加薪的。”
“快走吧，你上班要迟到了。”
“去他的吧。你不喜欢我。”
她逗弄他说：“一点儿也不喜欢——亲爱的。”她转身向54号门牌走去，一边走一边暗自祈祷：让我赶快弄到点儿钱吧，这次让这个继续下去吧。她对自己一点儿也没有信心。一个人从她身旁走过去，向街道的另一端走去。他身上穿着一件黑大衣，样子寒冷又有些紧张，生着一个豁嘴。这个人真可怜，这个想法在她的脑子里一闪，但马上就过去了。她打开54号的门，从长长的楼梯往最高的一层走去，地毯到了第二层就没有了。她走进自己的房间，立即在留声机上放了一张新唱片，让那没有意义的歌词和缓慢的、懒洋洋的调子飘进自己的心扉：
对你这只是
公园，
对我这却是
人间的伊甸。
对你这只是
蓝色的牵牛花，
对我这却是
你温柔的碧眼。
生着豁嘴的人又从街上走回来。快速踱步并没有让他温暖过来，他像《白雪皇后》里的小男孩凯
，走到哪儿心里都带着冰块。雪花不断从半空飘落下来，掉在人行道上，变成泥浆。从三楼一间亮着灯的房子里飘落下一首歌的歌词，老旧的唱针发出沙哑的声音：
他们说这是
一个男人从格陵兰带来的雪莲。
我说这是你素手的
洁白、沁凉和柔纤。
那个人脚步一刻也不停。他从街上穿过，走得很快，一点儿也感受不到冰块在他胸口的刺痛。
莱文在“街角冷饮店”靠近一根大理石柱的空台子上坐着。他一点儿兴趣也没有地凝视着列举各种冷饮的长菜单：芭菲、圣代、奶油水果……旁边的桌子上，一个人正在吃黑面包和黄油，喝麦芽饮料。在莱文的盯视下，这人缩了回去，用一张报纸挡住自己的脸。报纸上印着通栏大标题：“最后通牒。”
查姆里穿过一张张桌子，向他走过来。
他是个胖子，手上戴着一只绿宝石戒指，一张方方正正的大宽脸，几重下巴垂在领子上。他的样子像个房地产商，或是买卖女式腰带发了笔横财的人。他在莱文的桌前坐下来，道了一声“晚上好”。
莱文说：“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查尔—姆恩—德里先生。”他把对方的姓每个音节都清清楚楚说出来。
“查姆里，亲爱的朋友，我的姓是查姆里。”查姆里先生纠正他的发音说。
“怎么发音都没有关系。我猜这不是你的真姓。”
“不管怎么说，是我挑的姓。”查姆里先生说。在他翻看菜单时，像扣着的大瓷碗似的灯罩里射出的明亮灯光照得他的戒指闪闪烁烁。“要一份芭菲吧。”查姆里先生说。
“这种天气还吃冷饮，真是太奇怪了。要是你觉得热，在外面站一会儿就成了。我不想浪费时间，查尔—姆恩—德里先生。您把钱带来吗？我身上一个子儿都没有了。”
查姆里先生说：“这里的‘少女梦’甜点挺不错。更不用说阿尔卑斯雪糕了。要不就来一份冰激凌圣代？”
“我从离开加来
还没吃东西呢！”
“把那信给我，”查姆里先生说，“谢谢你。”他转过来对女侍说：“给我一份阿尔卑斯雪糕，加上一杯莳萝利口酒。”
“钱呢？”莱文说。
“在皮包里。”
“都是五英镑一张的？”
“两百英镑怎么可能是小票子。再说钱也不是我给的，”查姆里先生说，“我只不过是中间人。”他的眼睛落在隔壁桌子上的奶油树莓上，目光变得柔和了。“我这人就爱吃甜食。”
“你不想听听那件事吗？”莱文说，“那个老女人……”
“算了，算了，”查姆里先生说，“我什么都不想听。我不过是个中间人。我什么事都不管。我的委托人……”
莱文鄙夷地对他撇了撇自己的豁嘴唇。“你给他们起的这个名字真不错。委托人。”
“怎么我的芭菲还不来？”查姆里先生唠叨道，“我的委托人真都是最好的人。暴力行为——他们认为这是一种战争。”
“我同那个老头儿……”莱文说。
“都在前线的战壕里。”他对自己的幽默得意地轻声笑起来，他的一张大白脸像一块幕布，可以把各种奇怪荒诞的影像投射上去：一只小兔子，一个长着角的人。查姆里先生看到他叫的芭菲盛在一只高脚玻璃杯里端过来，眼睛充满了笑意，闪闪发亮。他又开口说：“你的活儿干得很好，很漂亮。他们对你很满意。你现在可以好好休息休息了。”查姆里先生非常肥胖、非常粗俗、非常虚伪，但是看着他坐在那里吃雪糕，奶油从嘴角上往下流，却叫人觉得他是个很有权势的人物。他很富有，好像世界上的东西没有一样不是他的。可是莱文却什么都没有，除了查姆里带来的那只皮包里的钱、他身上的衣服、他的兔唇和那支本应扔下不拿的手枪。莱文说：“我该走了。”
“再见，我的朋友，再见。”查姆里一边用吸管吸着甜品一边说。
莱文站起身来，向门外走去。他长得又黑又瘦，生来一副倒霉、受罪的样子，在这些小圆桌子和晶莹的水果饮料中间非常局促不安。他走出冷饮店，穿过圆形广场，顺着沙夫茨伯里大街走下去。商店的橱窗里装饰着花花绿绿的装饰品和圣诞节的小红豆，节日的气氛叫他又兴奋又气恼。他揣在衣袋里的手握得紧紧的，把脸贴在一家时髦女装店的窗户上，不出声地向窗玻璃里冷笑着。一个女店员正俯身在一个模特儿上，这个女孩子的线条很美。莱文的眼睛轻蔑地盯着女孩子的屁股和大腿，心里满是鄙夷。圣诞节的橱窗里有这么多肉出售，他心里想。
因为刻毒的心情暂时被压抑下去，他走进了这家时装店。当女店员向他走过来的时候，他毫不掩饰地把自己的豁嘴露给她看；他感到很开心，如果他有机会拿一挺机枪对着一个画廊开一阵火，他的心情也会是这样的。他说：“橱窗里那件女装。多少钱？”
女店员说：“五几尼。”她没有称呼他先生。他的嘴唇是他的阶级烙印。显而易见，他出身贫穷，父母花不起钱请个高明的外科医生。
他说：“这件衣服挺漂亮，是不是？”
她有意咬文嚼字地说：“是的，这件服装确实很受人欣赏。”
“很软和，很薄。像这种衣服穿的时候得很小心，是不是？是给又有钱又漂亮的人准备的吧？”
她的谎言脱口而出：“这是样品。”她是个女人，什么都瞒不过她，她知道这间小店铺实际上是很寒酸、很低级的。
“一点儿也不俗气，是不是？”
“可不是，”她说，眼睛瞟着窗外一个穿着紫红色西服的肤色浅黑的人，这人正向她张望，“一点儿也不俗气。”
“好吧，”他说，“我就买了吧，给你五镑。”他从查姆里的钱包里取出一张五镑的钞票。
“要不要给你包起来？”
“不用，”他说，“一会儿我的女朋友自己来取。”他用他那发亮的嘴唇对她笑了笑。“你知道，她也挺有风度的。这是你们这儿最好的衣服了吧？”当她点着头，把钞票拿走的时候，他又说：“这件衣服同爱丽丝正好相配。”
于是他走出店铺，来到大街上，心头的轻蔑稍微发泄出去了一点儿。他拐进弗里思街，转过街角，走进一家德国人开的咖啡馆，他在这里有一个房间。没想到，一件叫他吃惊的东西在店里等着他：木桶里立着一株小杉树，杉树上挂着五颜六色的玻璃球，树下还有一个小马槽。他对开这家咖啡馆的老头儿说：“你也相信这个？这种破烂？”
“是不是要打仗啦？”老头儿说，“报上登的太可怕了。”
“那个客店里没有空房的故事我都知道。过去他们过节总是给我们葡萄干布丁吃。恺撒·奥古斯都下了命令
。你看，我知道这些事，我受过教育。过去他们总是一年给我们读一次。”
“我经历过一次战争。”
“我讨厌这种过节的气氛。”
“哼，”老头儿说，“对做生意可有好处。”
莱文把圣婴耶稣拿了起来，下面的摇篮也跟着一块儿起来了，是用石膏做的，涂了色，庸俗不堪。“他们后来把他杀了，是不是？你看，整个故事我都知道。我受过教育。”
他走到楼上自己的房间去。屋子没有人整理过，面盆里还盛着脏水，水壶也是空的。他的耳边又响起了那个胖子的语声：“查姆里，我的朋友，我姓查姆里。我的姓应该读作查姆里。”胖子一边说一边晃动着他那闪闪发亮的绿宝石戒指。莱文气呼呼地从栏杆上朝下大喊：“爱丽丝！”
爱丽丝从旁边一间屋子走了出来，一个邋里邋遢的女孩子，肩膀一边高一边低，一绺像褪了色似的淡黄头发耷拉在脸上。她说：“你用不着这么大喊大叫。”
莱文说：“我的屋子成了猪圈了。你这样对我太不像话了。快去给我收拾收拾。”他在她脑袋瓜上掴了一掌，爱丽丝把头一歪，嘟哝了一句：“你以为你是谁？”她没敢多说什么。
“快收拾，”他说，“你这个驼背的下贱货！”当她趴在床上收拾床铺的时候，他又对她笑起来：“我给你买了件过节的衣服，爱丽丝。这是收据。快去把它取来。漂亮极了。你穿着正合适。”
“你认为这很好笑？”她说。
“这个笑话是我花了五镑钱买来的。快去，爱丽丝，再晚铺子就要关门了。”但是她在下了楼以后还是报复了他一句，她对着楼上喊道：“我的样子再难看也比你的三瓣嘴好看多了。”咖啡馆里的老头儿和大厅里老头儿的老婆，柜台前的顾客，房子里的人都听到了。他想象得出这些人脸上的笑容。“干吧，爱丽丝，你们俩可真是一对儿。”莱文并没有感到刺痛，从小时候起人们就一滴一滴地给他喂毒汁，他已经感觉不出那苦辣味儿了。
他走到窗前，把窗户打开，用手指在窗台上抓弄了几下。一只小猫跑过来，顺着排水管蹿蹿跳跳跑到窗口，搔弄他的手。“你这个小杂种，”他说，“你这个小杂种。”他从大衣口袋里拿出一小盒售价两便士的奶油，倒在肥皂盒里。小猫不再自己玩耍，喵喵叫着跟着他的腿跑。他抓住小猫的脖子，连同奶油一起放在橱柜顶上。小猫挣扎着从他手里挣开。莱文小时候在家里养过一只老鼠，这只猫比它大不了多少，只是更软和些。他搔弄着小猫的脑门；小猫一心想吃食，用爪子抓了他一下。它的小舌头颤颤抖抖地舐着奶油。
该吃晚饭了，他对自己说。他身上装着这么多钱，爱到哪儿吃就可以到哪儿吃去。他可以到辛普森饭店去，像那些商业界的阔佬一样吃一顿大餐；大块吃肉，随便要多少份蔬菜。
在他经过设在楼梯下暗角的公共电话间时，他听见有人在说他的名字。老头儿说：“他在这儿长期租了一间屋子，前一阵子到别处去了。”
一个陌生人的声音说：“你，你叫什么名字——爱丽丝——领我到他的房间去。你留神看着大门，桑德斯。”
莱文溜进电话间，屈膝伏在地上。他把门留了一条缝，因为他无论在什么时候也不喜欢把自己关在一个地方。他无法看到外面的人，但是用不着，只听那说话的声音就可以知道那是什么人：警察、便衣，伦敦警察厅的口气。这个人紧挨着电话间走过去，震得地板在脚下直颤动。过了一会儿他又走了下来。“屋子里没有人。大衣和帽子也不见了。这小子一定是出去了。”那人说。
“多半是出去了，”老头儿说，“他走路总是轻手轻脚的。”
陌生人开始盘问他们：“他长得有什么特征？”
老头儿和驼背女孩异口同声地说：“豁嘴。”
“这很有用，”警探说，“他屋子里的东西你们别动。我回头派个人来采他的指纹。他是怎样一个人？”
他们说的每个字他都听得清清楚楚。他想象不出他们为什么要来逮他。他知道他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他不是个做事马虎的人，他知道。那间屋子、那套公寓他记得非常清楚，就好像他在脑海里拍下来的一张张照片。他们无法抓住他的任何把柄。把自动手枪带回来是违背指示的，但是这把枪他正带在身上，牢牢实实地掖在他胳肢窝底下。再说，如果他们发现了什么的话，在多佛尔就会把他截住的。他怀着一肚子闷气听着外面的谈话，急着要去吃饭。他已经有二十四小时没好好吃过饭了。他现在身上揣着两百镑钱，想吃什么都可以买，什么都可以。
“这事儿我相信，”老头儿说，“今天晚上他还拿我老婆的圣婴马槽取笑了一通呢。”
“专爱欺侮人的坏蛋，”那个女孩子说，“你们把他抓起来才称我的心呢。”
他吃惊地对自己说：原来他们都恨我！
那个女孩子又说：“他长得奇丑无比。那个嘴唇，一看就让人起鸡皮疙瘩。”
“实在不是个好人。”
“我本来不愿意叫他住在这儿，”老头儿说，“可是他倒不欠房租。只要按时交租，我是无法把他撵走的。这个年头不能这么办。”
“他有朋友吗？”
“问这话太可笑了！”爱丽丝说，“他交朋友？他要干什么？”
莱文蹲在漆黑的电话间地板上暗自窃笑：他们谈论的是我，是我啊。他摸着手枪，盯着门上的玻璃。
“你好像挺生他的气？他怎么着你啦？他不是还要送你一件衣服吗？”
“他只是在耍弄人。”
“即便如此，你还是要去取？”
“我才不要呢。你以为我会要他的礼物。我要把衣服退掉，把钱扔到他脸上。真让人笑掉大牙！”
他既有些气恼又感到好笑地想：他们都讨厌我。如果他们打开这扇门，我要把这伙人一个不剩地打死。
“我要在他那个三瓣嘴上狠狠打一巴掌。我会笑得肚子痛的。我告诉你，我真会笑得肚子痛。”
“我派个人，”那个陌生的声音说，“站在马路对面。要是那个人进来，你们就给他个暗号。”咖啡馆的门关上了。
“啊，”老头儿说，“我真希望我的老婆也在这儿。这场好戏叫她花十先令她也肯看。”
“我给她打个电话，”爱丽丝说，“她这会儿在梅森家聊天呢。我叫她马上回来，把梅森太太也带来。咱们大伙儿一块乐一乐。一个星期以前，梅森太太还说，她再也不想在她的铺子里看到那张丑八怪的脸了。”
“太好了，爱丽丝，给她打个电话吧。”
莱文抬起胳膊，把灯泡从灯座上摘下来。他站起身，紧贴着电话间的一面墙站着。爱丽丝打开门走进来，把自己同莱文一起关在了电话间里。她还没来得及叫喊出声，莱文已经用一只手堵住她的嘴巴。他在她耳朵边低声说：“别往电话里扔便士，要不然我就打死你。你要是喊叫，我也打死你。照着我说的做。”他们俩身子贴得紧紧的，就像睡在一张单人床上似的。他可以感觉到她畸形的肩膀顶着自己的胸脯。他说：“把听筒摘下来。假装你在同那个老婆子说话。快摘下来。我打死你连眼皮都不会眨一下。说，您好，格罗耐尔太太。”
“您好，格罗耐尔太太。”
“把这里的事说给她听。”
“他们要逮捕莱文。”
“为什么？”
“那张五镑的钞票。他们早就在铺子里等着了。”
“你说什么？”
“他们把票子的号码记下来了。那张钱是偷的。”
他被暗算了。他的脑子非常精确地开动着，像一张简便计算表。只要把数字给它，它就能给出正确的答案。莱文心头涌起一阵无名怒火。如果查姆里现在也在这电话间里，他会一枪把他打死，连眼皮也不眨的。
“从哪儿偷的？”
“你自己应该知道。”
“别跟我顶嘴。从哪儿？”
他连查姆里的雇主都不知道。这件事非常清楚：他们不相信他。他们设了这么一个圈套，为的是把他除掉。一个卖报的小孩在街上跑过去，一边跑一边喊：“最后通牒，最后通牒。”他清清楚楚地听到这个消息，但是没有往深里想：这件事好像同他一点儿关系也没有。他又重复问道：“从哪儿？”
“我不知道。我不记得了。”
他用手枪顶着她的脊背，甚至想哀求她。“你不能想一想了？这很重要。这不是我干的。”
“当然不是你干的。”她对着那没有接通的电话机气冲冲地说。
“你得了吧。我只求你把整个经过想起来。”
“我永远想不起来了。”
“我还送给你一件衣服呢，是不是？”
“你没送我。你要把赃款销掉，就是这么回事。你不知道他们已经把钞票的号码通知到城里每一家商店了。连我们的咖啡馆也得到通知了。”
“要是我干的，我怎么会不知道钱是从哪儿来的？”
“要是你真的没干，让人家给你栽了赃，那可就是更大的笑话了。”
“爱丽丝。”老头儿在咖啡馆喊了一声，“她回来了吗？”
“我给你十镑钱。”
“假钞票。谢谢你，我不要。你真慷慨。”
“爱丽丝。”老头儿又叫起来。他们听到他正从走道走过来。
“你也该讲讲公道吧。”他愤愤地说，用手枪在她肋骨上戳了两下。
“你居然还讲公道？”她说，“把我当犯人似的呼来喝去。要打就打。在地板上到处撒烟灰。我给你打扫垃圾已经打扫够了。你还往肥皂盒里倒奶油。你还谈什么公道？”
在黑暗的电话间里，身体紧紧同他挨着，爱丽丝一下子变成活生生的了。莱文感到非常惊奇，把外面的老头给忘了。直到门从外面打开，他才醒悟过来。他压低了喉咙恶狠狠地说：“别出声，不然我就打死你。”他用枪在后面比着，叫这两个人都走出电话间。他说：“别发昏。他们是逮不着我的。我进不了监狱。要是我想把你们两个人打死，连眼皮也不会眨。要是我自己被绞死，我也不会眨眼的。我爸爸就是被绞死的……对他来说那倒是件好事……在我前头走，咱们上楼去。出了这件事，有人可要倒大霉了。”
莱文把他俩弄到他的房间，从里面锁上门。楼下一位顾客正一遍又一遍地按电铃。他转身对他们说：“我很想叫你们吃枪子儿，你们告诉警察我是豁嘴。你们就不能讲点儿情义？”他走到窗户前边。从窗户很容易就能逃出去，他选择了这个房间也就是为了这个原因。小猫不敢从橱顶上跳下来，在边儿上转来转去，像只玩具小老虎在笼子里来回转悠，求援似的看着他。莱文把她抱下来，扔在床上。她走的时候想咬他的手指头。莱文爬出窗户，顺着外面的排水管道离开。浓云聚拢，把月亮遮住了，大地好像也随着云块一起在移动。一个冰冷的荒芜的星球，在无边的黑暗中穿行。
安·克劳戴尔穿着她的花呢厚大衣在小屋子里走来走去。她不想在燃气上浪费一先令，因为今天她挣不回这一先令来。她对自己说：我找到那份工作真是走运。我很高兴又到外面去工作了。但是她不知道自己是否真的高兴。现在是晚上八点，他俩可以在一块待四个钟头，直到午夜。她得骗他说，她是搭早上九点的火车，而不是清晨五点的。不然他就会叫她很早上床睡觉。他就是这样的人，一点儿也不浪漫。她温情地笑了笑，对着手指哈着气。
楼下的电话铃响了起来。她以为是门铃声，连忙跑到衣柜前面去照镜子。昏暗的灯泡下房间光线不足，她看不出自己的化妆是否经得起阿斯托丽亚舞厅辉煌灯火的考验。她又开始重新涂抹脂粉，如果她的脸色太白，他就要很早地把她送回家来。
女房东探进头来说：“是你的男朋友，给你打电话来了。”
“打电话来了？”
“对了，”女房东说，跨进门里边来，准备多谈两句，“听那声音，像是挺着急，简直有些不耐烦。我想同他寒暄两句，却让他给顶回来了。”
“啊，”她无可奈何地说，“他就是那样，你别往心里去。”
“他晚上多半不能陪你出去了，我想，”女房东说，“老是这样。你们这些老要到外地工作的姑娘太吃亏了。你是说《迪克·惠廷顿》
，是吗？”
“不，不是。是《阿拉丁》。”
她一阵风似的下了楼，顾不上别人看到她这么着急会不会笑话她。她对着话筒说：“是你吗，亲爱的？”这台电话总是出毛病。对方的声音在她的耳朵里嘶哑地振动着，她简直听不出是他的声音。他说：“你怎么这么久才来接？我是用公共电话打的。我已经把最后的零钱都花了。听我说，安，我不能找你去了。非常对不起。有任务，我们正在追捕那个盗窃保险箱的人。这件事我跟你说过。我整夜都得办这件事，我们发现了一张钞票。”他的声音在她的耳鼓里激动地鸣响着。
她说：“啊，那好吧，亲爱的。我知道你本来想……”但是她不能继续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吉米，”她说，“我不能看到你了。好几个星期也看不到了。”
他说：“这太难熬了，我知道。我在想……听我说。你最好别乘那班早班车，没有什么意义。没有九点钟的车。我看过列车时刻表了。”
“我知道。我那么说……”
“你今天夜里就走吧。这样在排演以前你可以好好休息一下。午夜从尤斯顿车站出发。”
“可是我还没有收拾东西呢……”
他不理会她的话。他最喜欢做的事就是给别人定计划、作决定。他说：“要是我离车站近，我也许会……”
“两分钟已经到了。”电话机里传出来电话员的声音。
他说：“真见鬼，我没有零钱了。亲爱的，我爱你。”
她拼命想说一个温柔的字，但是他的名字是个障碍，妨碍了她的舌头。她总是不能顺当地说出这个名字来——吉——。电话啪的一声断了。她气得要命：他出去干吗不带点儿零钱。她想：他们把一个警探的电话掐断，太不应该了。她转身往楼上走，没有哭，只不过有一种什么亲人逝世，她被孤单单地留下般的恐惧。她害怕新的面孔、新的职业，害怕外地人爱说的那些粗俗笑话，害怕那些不知趣的人。她也害怕她自己，怕自己忘掉被人爱着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
女房东说：“我刚才也是这么觉着的。来吧，到楼下来跟我喝杯热茶，聊一会儿吧。把心里的话说出来就好了。对你有好处。有一回一个大夫对我说，说话能叫人把肺里的浊气排出去。这话说得有道理，是不是？谁的肺里也免不了吸进尘土，多说点儿话就把土呼出去了。别忙着收拾东西，时间还早得很呢。我的老伴要是喜欢讲话就不会死得那么早了。医生的话有道理。就是因为他嗓子里有毒气，排不出来，在正当年的时候就死了。要是他多说点儿话，就把毒气排出去了。那比吐痰要好得多。”
罪案记者很难让对方把自己的话听进去。他不断地对首席记者说：“我弄到了那件保险箱盗窃案的一些资料。”
首席记者酒喝得有点儿多。他们所有人都喝得有点儿多。他说：“你还是回家去读读《罗马帝国衰亡史》吧……”
罪案记者是个严肃认真的年轻人，他既不抽烟也不喝酒。他看到有人能喝醉了在公共电话间里呕吐，会感到非常震惊。他提高了嗓门喊：“他们追踪到一张钞票。”
“写下来，写下来，伙计，”首席记者说，“写好了以后再把它烧了。”
“那个人逃了——用枪威胁一个女孩子——这是一篇很精彩的故事。”办事认真的年轻人说。他说话带着牛津口音，所以他们才派他去采访犯罪案件。这是新闻编辑开的一个玩笑。
“回家去读读吉本
吧。”
认真的年轻人拉住一个人的袖口问：“这是怎么回事？你们都发疯了？是不是报纸不打算出了，还是怎么的？”
“四十八小时之内就要爆发大战了。”一个人对他吼了一声。
“可是我的那个故事非常精彩啊。他用枪指着一个女孩和一个老人，自己跳窗跑了……”
“回家去吧。报纸上没有版位登这种新闻。”
“他们把肯辛顿爱猫俱乐部的年度报告都扣下不发了。”
“‘商店巡礼’也取消了。”
“石灰屋的火灾只登了一条简讯。”
“回家去读吉本吧。”
“一个警察还在门口盯着，他却神不知鬼不觉地逃跑了。机动警察队已经出动了。他带着武器。警察也都带上手枪了。故事太有意思了。”
首席记者说：“带着武器！你还是到外面去弄一杯牛奶浸浸你的脑袋吧。过一两天我们就都带上武器了。他们已经把证据公布了。一清二楚，是个塞尔维亚人把他枪杀的。意大利对最后通牒表示支持。他们还有四十八小时的时间可以退让。你要是想买军火股票，应该快一点儿，可以发一笔小财。”
“不到一礼拜，你就在军队里了。”一个人说。
“我不去，”年轻的记者说，“我不当兵。你知道，我是个和平主义者。”
那个在电话间里呕吐的人说：“我要回家了。就是大英银行被炸掉，报上也不会有地盘登的。”
一个又尖又细的声音说：“我的稿子是可以发的。”
“我告诉你没有地盘。”
“我的稿子有。‘人人要戴防毒面具’。人口五万以上的城市居民都要进行特别防空演习。”他嘻嘻地笑起来。
“滑稽的是——是——是——”滑稽的究竟是什么谁也没听到，因为一个小厮开门进来，扔给他们一份报纸中版的校样：一张灰色的湿纸上印着油墨还没有干的字母，用手一摸，头条就印在了手指上：“南斯拉夫要求延期。亚得里亚海舰队进入战备状态。巴黎示威群众袭击意大利使馆。”一架飞机飞过，人人都突然安静下来。飞机在黑夜中驶过他们头顶，向南飞去。它飞得很低，尾灯发着红光，翅膀在月光下好像是透明的，只有淡淡的白影。他们透过大玻璃天花板向上张望着，突然间，谁也不想再喝酒了。
首席记者说：“我累了。我要去睡觉了。”
“我那篇选题要不要继续采访？”罪案记者问。
“要是这使你高兴的话。可是从现在起，报纸上除了那件事是不会登别的了。”
他们凝视着天花板，凝视着月亮和空阔的天空。
火车站的钟显示还有三分钟到午夜。入口的检票员说：“前边的车厢有座位。”
“我有一个朋友要来送行，”安·克劳戴尔说，“我能不能从后边上去，开车的时候再到前边去。”
“后边车厢的门已经锁上了。”
她垂头丧气地往检票员的身后边看了看。小卖部正在关灯，没有列车从这个月台发出了。
“你得快点儿了，小姐。”
她顺着这趟列车往前跑，一边跑一边回头看。一家晚报的新闻招贴映入她的眼睛，她不禁想：也许自己来不及和他会面就要宣战了。他肯定要入伍，别人都做的事他一定也会做，她对他非常恼怒，尽管她知道她爱他就是因为他可以信赖。如果他的性格古怪、对事物有自己的独特看法，她就不会爱他了。在她的生活圈里，她看到不少怀才不遇的艺术家和总以为自己应该是考克伦
剧团大明星的二流巡回剧团女演员，因此她是不欣赏与众不同的人的。她希望自己的男朋友是个普通人，同他谈话的时候能清清楚楚地知道他下一句话要说什么。
一长列灯光映照着的面孔从她身边掠过。火车非常拥挤，甚至头等车厢里也坐着一些羞怯、自惭形秽的乘客，他们在软座上局促不安、提心吊胆，生怕验票员把他们赶出去。她不再寻找三等车厢了，随便开了一个车门，把手提包扔在唯一的空座位上，便迈过一条条伸出的腿和横七竖八的手提包，挤到窗户前边。火车引擎已经在蓄汽，浓烟喷到月台上，很难看到后面入口处的情况。
一只手拉了拉她的袖子。“对不起，”一个胖子说，“如果你没事儿就别老站在窗口了，我要买两块巧克力。”
她说：“对不起，你等一会儿。有人来送我。”
“他来不了了，太晚了。你也不能一个人霸占住窗户啊，我得买点儿巧克力。”他把她推到一边，手上的绿宝石戒指在灯光下闪着亮。她从他的肩膀后面使劲向远处的入口处张望，但是窗户差不多整个被胖子堵住了。胖子在喊：“卖巧克力的，卖巧克力的，”一边摇晃着绿宝石戒指，“你有什么样的巧克力？不，不要摩托车手牌的，不要墨西哥牌的。要甜一点儿的。”
突然，她从空隙里看到了麦瑟尔。麦瑟尔已经从检票口走进来，正一个车厢一个车厢地寻找她。他寻找的是三等车厢，连看也不看头等车厢。她请求胖子说：“对不起，请你让一让。我朋友来了。”
“等一会儿，等一会儿。有没有雀巢牌的？先给我一先令一包的。”
“请你让一让。”
“你没有小票子吗？”卖糖的孩子说，“比十先令小一点儿的。”
麦瑟尔从车边跑着错过了这一节头等车厢。克劳戴尔拼命捶玻璃，但是在汽笛的尖啸和行李车车轮的噪声中，他根本没有听到。最后一批行李已经运进行李车厢里去了。车门砰地关闭上，一声汽笛的长啸，火车驶动起来。
“请让让，请让让。”
“我的钱还没有找呢，”胖子说。卖糖的孩子一边跟着车厢跑，一边数着先令放在胖子手里。当克劳戴尔最后挤到窗口，探出身子的时候，火车已经驶出站外了。她只看到沥青地上站着一个小小的人影，但那个人影却没有能看到她。一个上年纪的女人说：“你不应把身子那样探出去。太危险了。”
她回到自己座位上的时候踩了好几个人的脚。她感到她在这节车厢里很不受人欢迎，她知道每个人都在想：“她不该来到这个车厢。我们买的头等票，可是她……”但是她不想哭，她常听到的一些老生常谈不由自主地涌到她的脑子里，叫她把心肠硬下来。什么“事已过去，悔也无益”啊，什么“五十年后什么还不都是一样”啊，等等这些话。虽然如此，她还是很不痛快地看了一眼胖子的旅行包，旅行包上摇摇晃晃地挂着一个签条，他去的目的地也是诺维治。胖子坐在她对面，膝头上摊着《今日舞台》《晚报》和《金融时报》，他正在吃奶油甜巧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