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一次从加利福尼亚州乘飞机出差，我身边坐的是一个30多岁的男子，看样子是位专业人士。我坐下来以后，他朝我笑了笑，我们的共同话题就是抱怨飞机上的座位越来越小，乘飞机越来越不舒服等。我们都检查了自己苹果智能手机上的邮件，然后关闭了手机电源。飞机进入正常飞行状态后，我们开始闲聊起来。交谈是这样进行的：

他：你觉得苹果手机好用吗？

我：挺方便的，不过也有问题，有了它我老是想查邮件，甚至在等红灯、坐电梯时都忍不住要去看手机。

他：你说得不错，自从有了它，我花在邮件上的时间比过去多得多了。

我：新科技产品为的是提高生产率，但我在用上这些东西以后，工作效率是高了还是低了，还真说不清楚。

他：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在飞机上和邻座的人闲聊时，常常是还没有互通姓名也没谈及各自的生活状况，就会先互相询问对方的职业或者主动介绍自己是干什么的。可能在美国，这一现象比其他地方更为普遍，但是根据我在各地对旅客们的观察，起码对互相交谈的那些人而言，他们首先谈及的往往都是自己从事的职业，而不是业余爱好、亲人，或者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

邻座旅客告诉了我他的职业，他是思爱普公司的销售经理，这是一家大型商用办公管理软件公司，其产品被很多公司使用（我对这种软件产品有所了解，自从麻省理工学院改用这种软件系统后，我的助手便不得不从头学起，搞得焦头烂额）。我对讨论思爱普公司产品的优越性以及它所引起的质疑不太感兴趣，但邻座人的热情使我感动。他似乎真的很热爱他的工作。我能感觉到，工作对他来说就是自我价值的中心，或者说，比他生活中的很多东西都更重要。

从直观层面上看，多数人都了解自我价值与工作之间的深刻联系。孩子们在谈及理想时往往会说将来要干什么（消防队员、老师、医生、行为经济学家，或者你小时候还想过干什么），而不是说要挣多少钱。在美国成年人之间，“你从事什么职业”已经成为初次见面时的问候语，取代了过时的“您好”，也就是说，我们的职业已经成为个人识别标记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而不像从前那样，仅仅是安家谋生，养家糊口的手段。很多人，起码我在飞机上交谈过的那些，似乎都对自己的工作感到自豪，并从中感悟到了人生的意义。

与上面说的劳动和自我价值关系相对照，传统经济学关于劳动的模式总体上是把员工与迷宫里的白鼠同等对待：假定工作是痛苦的，所有白鼠（人）都不得不用劳动换取食物，但都想干的活儿越少越好，吃饱肚子以后的闲暇时间越长越好。但是，如果劳动能给我们带来生活的意义，人们需要工作，这又说明了什么？生产力与工作积极性、人生意义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

找到工作的意义

2005年，我正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办公室里处理一篇论文评论，有人敲门。我抬头一看，是一张熟悉的年轻面孔，面容微胖，棕色头发，下巴上的山羊胡子显得有点儿滑稽。我觉得面熟，但一时记不起来什么时候见过他，于是我就客气地请他进来。过了一会儿，我想起来了，他叫戴维，几年前听过我的课，是个善于思考且很有独立见解的学生。再次见到他，我很高兴。

我们坐下来，每人手中端一杯咖啡，我问戴维这次回麻省理工学院是做什么的。“我回来招聘。”他说，“我们需要新鲜血液。”戴维接着和我讲了他毕业这几年的经历。他在纽约一家投资银行找到了一份令人兴奋的工作。他的工资很高，还享受各种各样的福利，连衣服都有专人洗，他非常喜欢繁华喧嚷的大都市生活。他交了个女朋友，根据他的描述，她似乎是神力女超人和玛莎·斯图尔特的结合体，虽然他承认他们才刚交往两个星期。

“我还想告诉你，”他说，“我遇到一件事，这让我想起了你给我们上的行为经济学课。”

他接着讲了那年早些时候，他是如何花10个星期用PowerPoint（演示文稿）软件为公司的并购案准备了一份提案文件。他花费了很多心血分析各种数据，连图表的波纹线一类细节都处理得非常美观，并对文件中的投影幻灯图片做了精心选择，他经常在办公室忙到下半夜，对提案进行完善和润色。（在微软的PowerPoint发明之前，银行家和咨询师是怎么干活儿的呢？）他非常得意地把最后一稿提案文件用电子邮件发给老板，老板计划把它拿到那个至关重要的并购会议上进行正式陈述展示。（当时，戴维在公司里的级别还太低，没有资格参加这个会议。）

过了几个小时，老板给他回了封邮件。“抱歉，戴维，我们昨天刚接到通知，并购案取消了。不过你的提案我看过了，写得非常深刻而且很有文采，的确很不错。”戴维知道他准备的提案已经胎死腹中，永远不会面世了，但这和老板以及他本人都没有关系。他知道自己的提案文件是得意之作，因为他们老板从不轻易表扬人。尽管得到老板的肯定，但他还是难以释怀。他呕心沥血的杰作无果而终，这让他对工作产生了深深的厌倦。突然间，他对自己辛勤投入了这么长时间的项目失去了热情。他还发现自己对手头的其他项目也不像过去那样热心了。事实上，这一“徒劳无果”的经历似乎改变了戴维对自己工作的根本看法和对银行的态度。他原来因为自己的工作而感到幸福，觉得有价值，现在却变得耿耿于怀，感到自己的努力都是徒劳白费的。

“你知道我为什么感到别扭吗？”戴维说，“我费心费力，完成了一个高质量的项目，很明显，老板对我和我的工作感到满意。我相信我在这个项目中的努力会得到公司的好评，年底还可能加薪。从现实观点出发，我应该高兴。尽管这样，我还是觉得毫无意义，而且无法摆脱这种情绪。如果我手头正在进行的项目到了实施的前一天也被取消了，我的努力再次付诸东流，那我到时该怎么办？”

他接着建议我做个思考实验。“我们假想，”他低声说，声音有点儿忧伤，“你在为某个公司工作，你的任务就是用PowerPoint制作幻灯片。你每完成一套，就有人给你移走、删除。在这段时间里，你拿着很高的工资，还能享受很多的福利，甚至还有人给你洗衣服，但是，你在这样的单位工作会感到幸福吗？”

我为戴维感到难过，想安慰他一下，就给他讲了德芙拉的故事。德芙拉是我的朋友，她在一所名牌大学的出版社当编辑。她最近刚编辑完一本历史书——她非常喜欢这项工作，而且是有稿费的。她把最后一稿交给出版社，三个星期以后，出版社通知她这本书不出了。这和戴维的情况一样，从经济角度看，她没有任何损失，但是这本书永远不会被读者捧在手中，想到这一点，德芙拉就感到自己花在这本书上的时间和精力都太可惜了。我想告诉戴维，有这样遭遇的人不只他一个。戴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你知道吗？这个问题可能有更重要的意义，可以称作无结果或者无回报的工作，你应该研究一下。”

这个主意太妙了，你往下读很快会知道我是怎么做的。不过在这之前，我先卖个小关子，带着你探讨一下鹦鹉、老鼠，还有“反寄生”倾向的问题。

为食物而工作

我16岁时加入了以色列国民自卫军，学习使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苏式卡宾枪、设置路障，以及其他的实战技能。一旦成年男子都上了前线，我们这些青少年就要担负起保卫家园的责任。事实上，学习射击给我带来的最大好处是可以不时有借口不去上课。那时在以色列，职业高中组织野营，都要求会打枪的学生参加并且担任警卫。这给了我们这些会打枪的学生一个特权，可以因此请几天假，跟着出去徒步旅行，游山玩水。因此，只要有机会，我就报名参加，哪怕缺席考试我也要去。

有一次，在这样的野营中我遇到一个女孩，野营结束时我已经喜欢上了她。只可惜她比我低一级，我们的课程安排不一样，我没法经常见到她，不知道她是否也对我有好感。于是，我与同龄的所有平凡男孩一样，设法打听到了她的一门选修课，然后也报名参加。

离我们住的镇子大约两公里的地方住着一个人，我们叫他“养鸟人”。童年时代，他孤苦伶仃地生活在东欧，经历了纳粹的大屠杀。为了躲避纳粹的迫害，他逃进森林，与鸟兽为伴，反而觉得更安全、舒心。后来，他经历千辛万苦来到以色列，决心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让周围孩子的童年更加美好，不用再像他当年那样受苦。他收集世界各地各种各样的鸟类，请孩子们来体验美妙的鸟类世界。我喜欢的那个女孩经常到养鸟人的禽舍做义工，于是我也和她一起去打扫鸟笼，给鸟喂食，给参观者讲述鸟类的故事，最有意思的是，看着鸟儿孵蛋、成长，了解它们之间怎样交流。过了几个月，我终于明白，我和那个女孩不会有什么进展，但我和鸟儿却有了感情，于是我又在那里继续工作了一段时间。

几年以后，我出院了，也决定给自己买一只鹦鹉。我选了一只体形稍大一点儿的，非常聪明的亚马逊鹦鹉，并给它起了个名字叫让·保罗 。它长得很漂亮，羽毛几乎都是绿色的，只有翅根部位有点儿淡蓝色、黄色和红色羽毛，我们相处得很愉快。让·保罗很喜欢说话，无论谁走到笼子跟前，它都设法挑逗卖弄，吸引人和它玩。只要我一走近笼子，它就会马上靠过来，低下头，把脖子露给我，我一面用手指轻轻地梳理它脖子上的羽毛，一边像哄小孩那样哄它说话。我洗澡时，它总是爱跟着我飞进洗澡间，我把水花溅到它的身上，它便会高兴地抖抖羽毛。让·保罗非常喜欢和人交往。如果让它独自在笼子里待得太久，它就会用嘴啄自己的羽毛，每当它感到无聊时就会有这类举动。我发现，鹦鹉特别需要经常进行一些脑力活动，于是我买了几种玩具专门供它玩，帮它解闷儿。其中有一个游戏叫“寻找美食”，由不同颜色的木块组成，一层比一层小，好像金字塔的形状。木块中间用绳子连起来。每一层上都有数目不等、一厘米深的“美食洞”，里面可以藏鹦鹉喜欢的食物。要想找到好吃的，让·保罗就必须掀开木块才能发现小洞，这对于鹦鹉来说并不容易。在以后的几年里，“寻找美食”和其他的类似游戏一直伴随着让·保罗，逗它开心，使它好奇，让它在这个环境里过得更有意思。

那时我并不知道，“寻找美食”游戏的背后有一个意义重大的原理。“反寄生”——这个术语是动物心理学家格伦·詹森创造的，指的是他发现的一种现象，即动物更愿意自己去寻找食物，而不愿意吃身边盘子里放着的、现成的相同食物。

为了更好地理解劳动换取食物的愉悦，让我们一起回到詹森20世纪60年代第一次关于成年白鼠劳动嗜好的实验。我们假想你是参加詹森实验的白鼠，你和你的啮齿类朋友在笼子里生活了10天，每个笼子里的白鼠（生活条件与你们的正常状态差不多）每天中午12点（你不知道究竟是几点钟，但还是慢慢学会了时间的概念）都会从一个很和气的、穿白大褂的人那里准时获得10克很好吃的实验室饼干。几天后，你便习惯了每天中午期待着食物到来，每当穿白大褂的人快出现的时候，你的肚子就会咕噜咕噜作响——詹森正是要把你们带进这种状态。

一旦适应了每天中午12点吃饼干的行为模式，事情马上就变了。有一天，到了你最饿的时候，那个人不来了，一直过了一个小时，他才出现，把你从笼子里取出，再放进一个“斯金纳箱”里。你简直饿坏了。这个箱子是著名心理学家伯尔赫斯·弗雷德里克·斯金纳发明的，所以他的名字也就成了箱子的名字。箱子并没有什么特别（和你住过的那个差不多），但有两个地方不同，你还不知道。一是它装有一个喂食器，每隔30秒就会投放一次食物。太妙了！另外就是它有一根撬杆，不知为什么放了块白铁片，好像是个暗门，把它给挡住了。

开始，你对撬杆不感兴趣，但是喂食器真是太吸引你了，你几乎一直待在它的旁边。它过一会儿就会投放一次吃的，一直到你吃完50个小饭团。然后又把你放回原来的笼子，再把你那一天食物不足10克的部分补发给你。

第二天，午饭时间过了，这个人仍然没给你喂食，下午一点过后，他又把你放进了斯金纳箱。你不但很饿而且很难受，因为这一次，喂食器不投放食物了。怎么办？你在箱子里转来转去，突然发现那块小白铁片不见了，露出下面的撬杆。你不经意地按了一下，喂食器马上投下一个饭团。太妙了。你又按了一下。啊，天哪！又出来一个饭团。你按了一下又一下，吃得兴高采烈，但是忽然灯灭了，同时喂食器也不再投放饭团了。你很快就懂得，只要灯一灭，无论你怎么按动撬杆，也按不出吃的来了。

就在这时，穿白大褂的人打开箱子顶部，放进来一个小白铁桶。你连看都不看，只希望撬杆赶快恢复正常，能按出吃的来。你按了又按，但是仍旧没有动静。只要灯不亮，按撬杆就一点儿用处也没有。你在箱子里四处转，一边低声诅咒着走到小桶旁边。“喔，天哪！”你自言自语，“里面全是饭团，得来全不费工夫！”正在你开怀大嚼的时候，灯一下子亮了。这时你意识到你有两种选择。你可以继续吃桶里的饭团，也可以回去按撬杆从喂食器里得到吃的。

你如果是这只白鼠，你该怎么办？

假定你和詹森进行实验的那200只白鼠中的199只一样，你就不会在小桶里一直吃到底。或早或晚，你终究还是会回去按撬杆找吃的。如果你和44%的白鼠一样，你就会按更多次撬杆，从喂食器那里获取超过食量1/2的饭团。还有，一旦你开始按撬杆，就不会轻易回到小桶旁边，尽管桶里满是现成的食物。

詹森发现（随后的许多实验也证实了）很多动物，包括鱼类、鸟类、沙鼠、家鼠、田鼠、猴子，以及猩猩，通常更愿意通过长时间、非直接的途径获得食物，而不愿意通过短时间、直接的方式来获得食物 （事实上，参与实验的各种动物中唯一喜欢不劳而食的，你可能会猜到，是猫）。这就是说，只要不是难度太大，鱼类、鸟类、沙鼠、家鼠、田鼠、猴子以及猩猩等，通常愿意通过劳动获取食物。

上述内容再次把我们带回让·保罗那里。如果它是只经济上理性的鸟，并且只愿意少出力多得到食物，它就会直接从它的笼子里的食物盘里找食吃，根本不会去理会“寻找美食”游戏。而事实刚好相反，它一连几个小时地玩“寻找美食”游戏，因为游戏给了它一种有意义的方式，既能得到好吃的东西又打发了时间。它不仅非常高兴，还学到了本领，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挣饭”养活自己。

传统经济学的基本观点是一切生物都力图用最小的努力追求最大的奖赏，“反寄生”的概念与此相左（唯一值得一提的理性动物似乎是猫）。根据传统经济学观点，一切花费，包括能量，都应视为成本，这样说来，鱼类、鸟类、沙鼠、家鼠、田鼠、猴子以及猩猩等的表现，就都是毫无道理的。它们既然可以不费力气地得到同样，甚至更多的食物，为什么还要工作（觅食）呢？

我把“反寄生”现象讲给一位理性经济学界的朋友（不错，我还有几个这样的朋友）听，他立即向我解释詹森的实验结果实际上与传统经济学理论并不矛盾。他耐心地向我讲解为什么詹森的实验与经济学问题无关。“你看，”他说，就像对小孩子说话一样，“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是人类的行为，而不是老鼠或者鹦鹉的行为。老鼠的大脑很小，几乎不存在新皮层 ，因此毫不奇怪，这些动物意识不到它们可以白白得到食物。它们弄不清楚。”

“不管怎么说，”他接着说，“我确信如果找正常人来重新进行詹森的实验，你就不会发现这种‘反寄生’效果。我百分之百地肯定，如果你用经济学家来进行实验，就会看到他们绝对不会白出一点儿力气！”

最后一句他算说对了。我一方面感觉，把我们关于动物的研究结果代入人类与工作的关系之中是可行的，另一方面，我也明白，对成年人的“反寄生”现象进行实验同样是可行的（我还明白，我们无法拿经济学家进行这一实验。归根结底，我们无法把对经济学家的实验结果放到非经济学家身上）。

你怎样认为？人类总的来看是会表现出“反寄生”的特点，还是更加理性？你呢？

“意义”的激励作用不可小觑

戴维走了以后，我开始思考他和德芙拉的失望现象。工作成果是否有机会被人们看到和欣赏（即激励），对他们的积极性有着巨大的影响。我想弄明白，除了薪金，还有什么东西能赋予工作意义？是集中参与产生的微小满足吗？事实上，我们和让·保罗一样，不管从事什么工作都能较好地完成，即使有困难。我们喜欢的或许就是这种挑战的感觉（这种感觉产生的意义比较小，可以称作一般的意义）？或者只有重大的事情才会使我们觉得有意义，我们可能希望别人，特别是我们比较看重的人，能对我们的努力成果给予高度评价？可能我们需要幻想我们的工作将来某一天会影响很多人，它会在更广阔的环境里具有价值（我们是否可以将它称作重要意义，或者意义）？这些因素非常可能存在。但是从根本上说，我认为即使普通意义也足以刺激我们的行为。只要事关自我形象，就能够激励我们付出更多的努力。

我们举一个写作的例子：很久以前，我写学术论文是为了晋升。但我也希望，现在仍然希望，我的论文能在世界上产生一定影响。如果我在写论文时就知道根本不会有人看，我还会费神费力地写吗？（阅读学术论文的人确实不多，但教授总是希望除了学生外，还会有其他人读。）如果我明明知道这本书根本没有人读，那会怎么样呢？我还会写它吗？

我是真的非常喜欢自己所从事的研究工作，我认为它非常有意思。亲爱的读者，一提及我这20多年的研究生活，我就感到非常兴奋。我肯定，我的母亲一定会阅读这本书 ，但我还是希望至少另外一些人也会想要读它。不过，要是我明知道不会有人读，会怎么样？如果克莱尔·瓦赫特尔（哈珀–柯林斯出版社负责我这本书的编辑）决定把我的这本书塞进抽屉，不出版了，然后把稿费付给我，会怎么样？我还会在灯下忙到深夜，赶着写这一章吗？绝不可能。生活中我做的很多事情，包括写博客、写文章，还有你正在读的这本书，都受到自我激励的驱动，它把我的努力与某种意义联系在一起，我希望读者能从我的字里行间找到它。没有读者，我不可能有目前这样的工作积极性。

组装生化勇士

和戴维见面的几个星期后，我和埃米尔·卡梅尼查（芝加哥大学教授），还有卓瑞森·普雷勒克（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在学校附近的咖啡馆见面。我们讨论了几个项目的可行性，最后决定研究工作积极性减退的问题。我们原本可以探讨更具重要意义的研究，比如说测试从事癌症的治疗、帮助穷人、建造桥梁，以及其他担负人类存亡重要任务的人对自己工作意义的评价。但是，我们还是决定（可能我们都是大学教授的缘故）按照普通意义的效应（我所认为的日常生活与工作中的常见现象）来设计我们的实验方案。我们想探讨较小的变化是如何对工作人员，例如银行经理戴维和编辑德芙拉的工作欲望产生影响的。我们想到一个主意，用一件本来意义就不大的工作进行实验，通过逐步降低该工作的意义来检测人们的反应。

波士顿的这一天并没有什么特别，一个叫乔的机械工程专业高个子学生来到哈佛大学的学生会。他的脸上长了不少青春痘，但这掩盖不住他意气风发的神情。很多人挤在布告栏前面，上面贴着各种宣传单——音乐会、讲座、政治活动，以及房屋合租信息等，乔的眼光落到一张告示上：“有偿装配乐高玩具！”

乔生来就有志于从事工程机械行业，酷爱设计制造。他对任何动手装配的东西都感兴趣，他的童年与乐高玩具相伴始终。6岁那年，他就拆开了父亲的电脑，过了一年，他又把起居室里的立体声音响“大卸八块”。到了15岁，他随意拆装的嗜好已经给家里造成了几千美元的损失。幸运的是，他读大学时为自己的热情找到了发挥的途径，现在终于有了机会，可以尽情地装配乐高玩具，而且还能挣钱。

几天以后，乔按照约好的时间，来到我们进行实验的地方。而且很巧，他被分派进“有意义”的那一组。乔一走进房间，助理研究员肖恩就上前与他打招呼，把他带到一把椅子旁边，给他讲解工作的程序。肖恩先拿一个乐高生化勇士给乔看，对他说他的任务就是装配与此完全相同的玩具——小机器人战士，它由40个部件组成，必须严格按规定组装。然后，肖恩向乔讲解了薪酬的规则。“薪酬的基本规定，”肖恩说，“就是你的计件工资单价随装配数量递减。你装配的第一个机器人，工资是2美元。第一个装完了，我会问你是否愿意装下一个，第二个要减少11美分，你能拿到1.89美元。如果你同意，我就让你装第二个。以此类推，你每多装一个，工资就会减少11美分，一直装到你不想干了为止。这时我们会计算你一共装了多少个机器人，按上面说的规定，付给你应得的工资。时间上没有限制，你可以一直干到认为不合算为止。”

乔点点头，想马上动手干。“最后，还有一件事。”肖恩预先声明，“这些玩具部件供所有参与者使用，因此，在你工作的过程中，我可能会把你装好的机器人拆掉，放回零件盒，重新拿给下一个参与者使用。你都听明白了吗？”

乔很快打开第一个装着塑料部件的盒子，浏览了一遍安装说明书，开始装配第一个生化勇士。很显然，他喜欢手里的工作，看着一个个的部件在自己手中逐步成为形状奇特的机器人。装好了第一个，乔把机器人调到战斗的姿势，向肖恩要下一个。肖恩提醒他第二个机器人的工资（1.89美元），并把第二个盛着部件的盒子拿给他。乔开始装配第二个乐高战士，肖恩则把乔刚装好的机器人放进桌子下面的一个盒子里，准备拆掉给下一个参与者使用。

乔好像在担负一项使命，他一个接一个不停地装配乐高战士，肖恩则把它们一个一个地放进桌子下的盒子里。装完10个以后，乔对肖恩说他已经完成任务，领到了应得的15.05美元。乔离开之前，肖恩请他回答了几个问题：他对乐高玩具总的评价怎样，是否喜欢刚才的装配工作。乔回答说他是个乐高玩具的爱好者，也非常喜欢刚才的工作，他还准备把这项工作推荐给自己的朋友们。

下一个来的是一个叫乍得的年轻人，精力充沛，或者说有些过度兴奋，是个医学预科生。和乔不同，乍得被分在我们内部喜欢称作“西西弗斯”（徒劳无功）的一组。我们想集中观察的就是这一组。

肖恩给乍得讲解了实验的要求和酬劳的计算方式，内容与他对乔说的完全一样。乍得抓起了一个盒子，把它打开，拿出乐高勇士装配说明书，从头到尾仔细地阅读了一遍，然后决定动手。他先把不同部件分门别类放好，需要哪一件就可以顺手拿到。然后他开始装配，装完一部分再很快地装另一部分。他干得非常轻松，神情愉快，没过几分钟就完成了第一个乐高勇士的装配工作，并按规定交给了肖恩。“这一个是2美元。”肖恩说，“你要不要再装下一个，1.89美元？”乍得热情很高，点了点头，用同样的方式开始装第二个机器人。

肖恩接下来做的完全出乎乍得的预料。乍得正在把第二个乐高勇士的部件分类摆放（注意，下面就是两个组实验条件的不同之处），肖恩把刚装好的机器人一块一块慢慢地拆开，把部件放进原来的盒子里。

“你为什么要拆掉它？”乍得问道，他感到迷惑不解，还有点儿沮丧。

“这是我们已经讲过的工作程序。”肖恩解释说，“我们需要把它拆开，因为在装下一个乐高勇士时可能会用得到。”

乍得把注意力转向他手中正在组装的机器人，不过他组装的积极性明显低了。第二个装完以后，他犹豫了一下。他还要不要组装第三个？过了几秒钟，他说再装一个。

肖恩把原来的那个盒子（里面是乍得已经装好，又被肖恩拆掉的部件）递给他，乍得开始组装。这一次，他干得好像更快了一些，他没有再用刚才的方式，或许他觉得没有必要再那么有条不紊地组装，又或许他觉得分门别类地摆放部件有些多余。

同时，肖恩慢慢地拆掉乍得刚装好的第二个乐高勇士，并把部件放进第二个盒子里。乍得装好了第三个机器人，看了一下，交给肖恩。“现在你挣到了5.67美元。”肖恩说，“你还要装下一个吗？”

乍得拿出手机看了看时间，又考虑了一下。“好吧。”他说，“我还有点儿时间，可以再装一个。”

肖恩把第二个乐高勇士的部件盒再一次地递给乍得，乍得开始装配（乍得这一组的参与者都是反复装配两个机器人，一直到他们表示不干了为止）。乍得勉强把每个乐高勇士装了两次，一共组装了4个，他拿到了7.34美元。

把钱交给乍得以后，肖恩向他提出了和向其他所有参与者提出的相同的问题，问他是否喜欢乐高玩具及这个实验。

“嗯，我喜欢乐高玩具，但不怎么喜欢这个实验。”乍得耸了耸肩回答说。他把钱塞进钱包，马上离开了房间。

实验结果表明了什么呢？乔和“有意义”一组的其他参与者平均每人装配了10.6个乐高勇士，作为耗费时间的补偿，每人平均拿到14.40美元的回报。尽管随着数量的增加，他们装配每个机器人的报酬降到了原来的一半以下，但他们中65%的人还是选择继续干。与此相对，“西西弗斯”那一组的人很快就停工了。平均来看，这一组每人装配了7.2个机器人（相当于另外一组的68%），拿到了11.52美元。“西西弗斯”一组的参与者中只有20%的人装到了该组平均数的1/2以上。

除了比较两组参与者装配乐高勇士的数量以外，我们还想看看每个人对乐高玩具的喜爱程度，及其对持续工作时间的影响。总的来看，人们普遍认为，越喜欢乐高玩具的人，装配玩具机器人的数量就越多（我们通过对比上面两组数字的相互关系来衡量）。事实的确如此。但我们同时发现，两个组里，喜爱游戏程度与持续工作时间的关系却不相同。在“有意义”一组，二者的相关程度很高；而在西西弗斯一组，相关程度几乎等于零。

上面的分析告诉我们，如果你找的是喜欢某一事物的人（说到底，这些报名的实验参与者之所以愿意参与实验主要是因为实验任务是组装乐高玩具），并把他们放在有意义的工作条件下，那么他们从这个活动中得到的快乐就会成为影响他们努力程度的主要动力。相反，如果你把有同样热情和欲望的人放到无意义的工作条件下，就非常容易扼杀这项活动在他们心中可能引发的快乐。

假想你是个咨询师，参观了两个乐高生化勇士工厂，第一家工厂的工作条件与“西西弗斯”的条件（很可悲，这与许多工作单位的区别不大）非常相似。你在观察了工人的行为之后，很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工人们不太喜欢乐高玩具（或许还有些厌烦）。要让他们继续从事令自己厌倦的工作就必须要有金钱的激励，而且一旦工资下降到某一水平之下，他们马上就不干了。你把这一结果用PowerPoint制成报告向公司董事会成员汇报，你想告诉他们每一件产品工资单价的下降，都会严重损害雇员的工作积极性。你由此进一步得出结论，工厂如果要提高生产率，就必须大幅提高工资。

你接着参观了第二家乐高勇士工厂，这个厂的建构与实验中的“有意义”一组更加相似。你可以想象，对于工作的繁重性质、工作的快乐、持续工作所需要的报酬水平，你得出的结论与第一个工厂相比会有什么不同。

这项“咨询”实验其实我们已经做了。我们请实验参与者预测过两个工厂的生产率有何不同。他们的预测基本上是正确的，即“有意义”条件下的产量比“西西弗斯”条件下的要大。但是他们对于两者的差别程度估计不足。他们以为，“有意义”一组每人最多能多装一两个机器人，但事实上是平均多装3.5个。这一结果表示我们能够认识到意义的作用，即使它表现得不是很明显，也能对积极性产生影响，只是我们对它的力量估计远远不足。

从这个角度，我们把乐高玩具实验的结果当作现实工作来考虑一下。乔和乍得同样喜爱乐高玩具，报酬也一样。他们都知道装配的成品不会长期存在。唯一的不同在于乔可以保持一种幻觉，以为他的劳动是有意义的，因此就能高高兴兴地继续装配玩具。乍得则相反，眼看着自己装好的机器人被一块一块地拆掉，让他认识到自己的工作毫无意义。 即使与乍得一组的参与者也明白自己做的这一切纯属无聊（他们不过是拿乐高部件组装东西，而不是设计拦河大坝、抢险救人，或者发明新药），目睹自己的产品被拆掉对积极性也是极大的一种伤害。首先，它把参与者从装配乐高玩具中得到的快乐扼杀得一干二净。实验得出的结论与戴维和德芙拉的遭遇一致。如何把愉悦转化成工作的意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于自己劳动意义的认识。

我们既然已经打碎了1/2参与者的童年回忆，下面就让我们来进行同一实验的另一种形式。这一次的实验多少是按照戴维的情况设计的。我们又在学生中心设了个实验区，但是，给他们做的是另一项工作，而且将其分成了三种不同条件。

我们制作了一种试卷，由任意顺序排列的字母组成，我们要求参与者找出两个“s”字母相连的地方。我们告诉他们每张试卷上有10处，他们必须把10处全都找到才算答对。计算报酬的方式是：答对第一张试卷0.55美元，第二张0.50美元，以此类推（从第12张起没有任何报酬）。

对第一组（我们称之为“关注认可”组），我们要求学生先在卷子上写下自己的姓名，然后再开始寻找相连的“s”。他们每答完一张，就把它交给实验主持人，主持人把试卷从头到尾看一遍，点下头表示认可，然后把试卷翻过来，卷面朝下放到一沓厚厚的已经答完的试卷上面。对第二组（我们称之为“不予理睬”组）的要求与第一组基本相同，但是不要求参与者在试卷上方写自己的名字。他们答完题交上试卷，实验主持人顺手把试卷放到一沓纸上面，连看都不看。第三组叫“粉碎试卷”组，名称就不吉利，我们的做法的确更极端一些。参与者答完试卷交给实验主持人，主持人根本就不往之前参与者答好的试卷上放，不仅连看都不看一眼，而且会随手将其塞进碎纸机，当着参与者的面把它粉碎掉。

仅仅因为是否得到认可就会产生很大的不同，这对我们触动很大。基于乐高勇士实验的结果，我预料到“关注认可”组的参与者成绩会最好。不出所料，他们完成的数量比“粉碎试卷”组多得多。我们查看他们中有多少人一直做到每张试卷的报酬仅为10美分才停止（恰巧也是第10张试卷），发现“关注认可”组中大约有1/2（49%）的人完成10张试卷以上，而“粉碎试卷”组的这一数字却只有17%。一点儿也不错，寻找相同字母可能既快乐又有意思（如果你得到认可），但也可能使人痛苦（如果你的劳动成果，试卷，被粉碎）。

“不予理睬”组的参与者又怎么样呢？他们的劳动成果没有被粉碎，但是也没有得到反馈和肯定。他们每人答了多少张试卷呢？他们这一组的成绩是与“关注认可”组的参与者相似，还是因为受到冷遇，所以成绩与“粉碎试卷”组的那些人差不多呢？抑或“不予理睬”组的这些人的成绩处于其他两个组之间？

结果表明，“关注认可”组的参与者平均完成了9.03张试卷，“粉碎试卷”组完成的是6.34张，“不予理睬”组的参与者（请击鼓致敬）平均完成6.77张（只有18%的人做完10张或更多）。这种结果说明，“不予理睬”组完成的数量与“粉碎试卷”组的非常接近，而与“关注认可”组的成绩相去甚远。

实验给我们的启迪是：无论正面还是负面，要吸取工作的意义其实非常容易。如果你是一个经理，成心想破坏雇员的积极性，只要毁掉他们的劳动成果就够了。如果你想做得巧妙一些，对他们的劳动成果不闻不问也可以。相反，如果你想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让他们和你齐心协力，那么你必须重视他们，重视他们的工作，重视他们的劳动成果。

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方面去考虑“试卷”的实验结果。“粉碎试卷”组的参与者很快会发现他们可以作弊，因为别人对他们的工作不屑一顾。事实上，根据传统经济学理论，“粉碎试卷”组的参与者只要意识到有机会作弊，他们就会这样做，而且会一直做下去，能拿到多少钱就拿多少。“关注认可”组的持续工作时间最长，而“粉碎试卷”组干得最少，这一事实进一步说明在劳动生产领域，人类的积极性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不能把它简单地推断成“干活挣工资”这样的交换行为。相反，我们应该认识到劳动意义对工作的影响，或者更重要的是，完全去掉劳动的意义对工作的影响，这种影响的力量比我们通常预想的要大得多。

劳动分工与劳动的意义

我发现上面两个实验的结果一致，意义上的微小差别竟然会产生如此大的影响，这实在令人感到惊讶。而组装乐高玩具的“西西弗斯”一组丝毫感受不到工作的乐趣更是让我目瞪口呆。我不断地反思戴维、德芙拉和其他人的状况，突然想到了我的行政助理——杰伊。

从理论上说，杰伊的工作很简单：他负责管理我的实验账目，给参与者发放酬金，订购实验用品，以及安排我的旅行。不过，要求杰伊使用的信息技术却把他的工作变成了“西西弗斯巨石”。他使用的思爱普财务软件要求他每天在规定的电子表格中输入各种数字，并把电子表格发给另外的一些人，等他们在表格上加入一些数字后，杰伊还要把表格发给另外某个人审核确认，之后再发给下一个人，由这个人最终结账付款。本来工作的意义就不大，而可怜的杰伊在其中又只做了一小部分，所以他从来没有看到劳动的成果，也不会有任何成就感。

麻省理工学院和思爱普公司那些可敬的人为什么要设计这样的制度呢？他们为什么要把工作分成这么多的小部分，让每个人只负责一小块，不让他们看到工作的全貌和进展的情况呢？我猜这与亚当·斯密提出的效率概念有关。1776年，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争辩说，劳动分工这种方式在生产过程中对提高生产效率能起到难以置信的作用。作为一个例子，我们可以考虑一下亚当·斯密对大头针工厂所做的观察：

“大头针制造业是极微小的，但它的分工往往能引起人们的注意。所以，我用它来举例。一个劳动者，如果没有受过专业训练（分工的结果，使大头针的制造成为一种专门的职业），又不知道怎样使用专业机械（使这种机械有发明的可能，恐怕也是分工的结果），那么纵使竭力工作，可能一天也造不出一枚大头针，要做20枚，简直是天方夜谭。但按照现在经营的方法，不但这种作业已经成为专门职业，而且这种职业又被分成若干环节，其中大多数也成为专门职业。一个人抽铁线，一个人拉直，一个人削尖线的一端，一个人磨另一端，以便装上圆头。要做圆头，就需要有两三种不同的操作。装圆头，涂白色，以及包装，这些都是专门的职业。这样，大头针的制造就被分为了18种操作。在有些工厂，这18种操作分由18个工人完成。固然，有时一人也能兼做两三种。我见过一个这种小工厂，只雇用10个工人，因此在这个工厂中，有几个工人兼做两三种操作。在这样一个小工厂工作的工人，虽然穷困，必要的操作机械设备也很简陋，但他们如果勤勉努力，一日也能成针12磅，照每磅中大约有4 000枚中等针计算，这10个工人可一日成针48 000枚。”

我们把工作分解成较小的部分，可以创造局部效率；每个人都可以对他所从事的一小部分工作越来越熟练。（亨利·福特和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把劳动分工的概念扩展到生产线，发现这种方式可以减少错误，提高生产率，使大批量制造汽车和其他产品成为可能。）但是我们通常意识不到，劳动分工同时也要求人类付出代价。早在1844年，德国哲学家、政治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人道主义者、政治理论家、革命家、共产主义之父卡尔·马克思就指出了“劳动异化”问题的重要性。在马克思看来，被异化的劳动者与他自己的生产活动、劳动目标以及生产过程相分离使得工作成为非自发性的活动，因此劳动者就无法对劳动产生认同或者领略到劳动的意义。

我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尽管很多人认为学术工作者全都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我认为我们不应该低估马克思关于异化的概念在劳动领域里的作用。实际上，我怀疑异化的概念在马克思的时代并不那么重要，那时的雇员即使再努力，也很难发现工作的意义；而在今天的经济中，我们的工作变得需要想象力、创造力、思想，以及一天24小时的全身心参与，马克思对异化的强调成为劳动构成中的重要成分。我还怀疑亚当·斯密对劳动分工效率的强调与他所处的时代关系更密切，因为他谈及的劳动多数以简单生产为基础，与今天的知识经济关系不大。

从这一角度出发，在我看来，劳动分工是以人工为基础的技术所带来的危险之一。现代IT（信息技术）基础架构让我们能够把工作分解成非常细小的部分，使每个人的那一小部分工作变得越来越专业和精细。这样做对公司来说是有风险的，因为这会使雇员失去顾全大局的责任心和目标感，以及成就感。如果人类是机器人，那么只要有高度的劳动分工就足够了，但若考虑到内在激励因素和意义对于积极性和生产率的重要性，高度分工这种方式就有可能起相反作用。缺少了意义，专业人员就可能会觉得自己好像电影《摩登时代》中查理·卓别林扮演的角色——一切都由工厂的齿轮控制，他们根本不会有全心全意工作的愿望。

给工作赋予意义

通过上述角度来观察劳动市场，就很容易看到一些企业（尽管并非有意）正在以各种方式压制雇员的积极性。你只要稍微想一想你所工作的地方，肯定会想出不少例子来。

这种观点有些令人沮丧，但它有时也让我们感到乐观。说到底，我们一生的很多时间都在寻求意义——无论它多么简单、多么微不足道。乐高玩具和相连“s”实验的结果已经显示出增强积极性的真正机会和摧毁贡献感的危险。如果企业真的想让工人有产出，就应该努力使他们感到工作的意义——不仅仅通过愿景规划，而且要让雇员有成就感，确信只要做好工作就会得到肯定。这些都将对雇员的满足感和生产率产生巨大的影响。

关于意义和成就感重要性的启迪来自我科研中的偶像之一——乔治·勒文斯坦。乔治发表了关于一项特别困难，并且极具挑战性的登山运动的报告。无论是珠穆朗玛峰还是乔戈里峰，攀登过程都绝非轻松愉快。他指出，登山过程“自始至终充满无穷无尽的痛苦”。但是，这一运动可以带来巨大的成就感（晚会餐桌上的绝好话题）。达成目标在人性中根深蒂固——大概与鱼类、沙鼠、田鼠、家鼠、猴子、猩猩和鹦鹉乐于自己觅食一样。乔治曾经写道：我个人猜测，朝着既定目标努力与最终达成目标的干劲是“密不可分”的。人类就像多数动物甚至植物，为一系列复杂的内部稳定机制所维持，以保持体内系统的平衡。登山运动中的艰难困苦，例如饥饿、干渴和痛苦，就显示出这种内部稳定机制，它可以激励人们为生存而奋斗……那么，对于达成目标的本能需要，可能不过是从另一侧面显示生物的这种应付困难的倾向——在本案例中，就是如何实施激励行动的问题。

经过对我所学到的这一切进行反思，我决定设法结合环境背景来让杰伊加深对工作意义的体验。我每周都会花一些时间向他解释我们从事的实验，为什么做这些实验，从实验中可以了解什么。我发现杰伊在听了实验介绍之后很兴奋，也乐于谈论实验问题，不过几个月以后，他就离开麻省理工学院攻读新闻学硕士学位去了，因此我不知道我付出的努力最终成功与否。放下杰伊不说，我一直在用同样的方法对待现在我身边的同事，包括我目前的助手梅根·霍格蒂，她真了不起，真是我的得力助手。

到头来，我们的实验结果表明，即使意义很小也足以使我们努力向前。说到底，经理人员（也包括配偶、老师和家长）最重要的可能不是加重工作的意义，而是要注意不要破坏工作的过程和环节。或许就像古希腊名医希波克拉底所说的，“要养成两种习惯——治病救人，起码不能害人”，他的教导在医学上和工作中同等重要。 W8B+XXub7Fd1Usd19Rn/fjbJNNuVU2ykB2lJQj+qIwF3ChClMc+nidZyYdfKepL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