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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刘备三顾草庐所表现出的诚恳，以他向诸葛亮提出问题时所表达出的期待，他希望诸葛亮给他开示的应该是一个总体的规划。其核心是政治定位。但是，《隆中对》里，恰好没有政治定位。
对策中，诸葛亮在替刘备展望他的最终目标时说道，“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这一表述值得推敲。
对于刘备来说，“霸业可成”与“汉室可兴”可以并提而不矛盾的话，指的应该是这样一种情形：刘备辅佐以汉献帝（或汉献帝的子孙）所代表的汉室复兴，刘备本人成就的则是匡辅王室的霸业。如果刘备是像当年刘秀那样复兴汉室的话，那么，刘备成就的就是帝业，而不是霸业。帝业与霸业有着根本的区别。从表述上看，诸葛亮指的似乎是前者；但从他说到益州时提醒刘备“高祖因之以成帝业”等语看，又似乎并不排斥后者。
至于刘备，当他向诸葛亮请教时，还提到“汉室倾颓，奸臣窃命，主上蒙尘”，他所说的“欲信大义于天下”，若指的是想复兴汉室的话，复兴的也应是汉献帝所代表的汉室。可是，我们看到，当刘备向诸葛亮请教“计将安出”时，诸葛亮虽然没像鲁肃对孙权那样断言“汉室不可复兴”，却先明确地告诉了他一件不能做的事情：面对曹操，“此诚不可与争锋”。汉献帝控制在曹操的手中，而曹操又是“此诚不可与争锋”，那么，复兴一个由汉献帝所代表的汉室如何可能？
“霸业可成”与“汉室可兴”，也可以是一种递进式的目标。这意味着，刘备先以匡辅汉室为号召，壮大自己的实力。在这个过程中，刘备成就的是霸业；待到条件成熟，再由刘备本人来代表汉室，完成复兴，就像当年的刘秀那样。
但是，这种递进式目标中的最终目标，还是确定要复兴一个刘备本人代表的汉室，所以，递进式的目标其实是一种表里式的目标。这意味着，诸葛亮替刘备设想的最终目标，从一开始便是刘秀式的汉室复兴，所有阶段性的规划和奋斗其实都是为这个目标创造条件；但是，在汉献帝所代表的汉室仍然存在的情况下，这又不是一个可以公开言说的目标，表面上就只能说是以匡辅汉献帝所代表的汉室为目标。这样，表里之间就存在矛盾。刘备真正要去做的不是能公开说的，公开说的不是他想要做的。刘备后面的作为更像是这种情形。他在一些具体政策上表现出的矛盾，其实是这一矛盾的体现。
刘秀当年也面临过类似的矛盾。刘秀赴河北开始其中兴之业。其时已有更始帝立为汉帝，更始与刘秀已有君臣名分。刘秀开始只能在一个邓禹等人组成的小圈子里谋划其中兴之业。连耿弇想要有所进言时，刘秀都佯装拒绝。
但是，刘秀很快就正式脱离了更始帝，自立称帝。当时群雄反王莽，往往奉刘氏为主，更始帝只是其中一家；况且，更始之起，刘秀兄弟功莫大焉。刘秀尽早脱离更始帝自立，有利于让天下知所归。所以，刘秀一度面临的表里不一的矛盾，并没有对他的中兴之业造成多大的负面影响。汉献帝却是从刘秀延续而来的汉家血胤所在，刘备想要摆脱他并不那么方便。日后，他用了一个汉献帝被害死的传闻来为自己出面代表汉室开路。
复兴一个汉献帝所代表的汉室几乎不可能，复兴一个刘备本人所代表的汉室又不能公开言说，于是，《隆中对》里便只好笼统地说“霸业可成，汉室可兴”。毋宁说，在隆中对策时，诸葛亮搁置了究竟是要复兴一个由谁代表的汉室的问题。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诸葛亮表达出来的这套规划里，最高政治目标是模糊的。
最高政治目标的模糊，必然会影响政治路线的模糊。避开了究竟是要复兴一个由谁代表的汉室的问题，也就避开了刘备与许昌汉廷的政治关系。避开了刘备与许昌汉廷的政治关系，那么，一系列的政治关系——譬如，刘备与曹操、与孙权、与原荆益二州集团的政治关系，以及他们与许昌汉廷的政治关系——便都无从明定。这等于是撇开了东汉王朝的政治框架。撇开了东汉王朝的政治框架，那么，对于——如何与曹操的“挟天子以令诸侯”相抗衡、如何把握与孙权的联盟关系、如何取得荆益二州从而实现“跨有荆益”的阶段性目标——就无从确定一个恰当的政治指导。
于是，我们看到，刘备向诸葛亮提出问题时，他仍立足于东汉王朝既有的政治框架之内，他的表述里，充满了善恶与忠奸的价值评判；而诸葛亮在对策时，无论是分析问题，还是提出主张，都基本上撇开了东汉王朝既有的政治框架，也基本上没有善恶与忠奸的价值评判。这一倾向体现在诸葛亮通篇的谈话里。
诸葛亮在分析天下大势时说，“自董卓以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这种看待天下形势的视角，与秦汉之际的纵横家蒯彻谈秦末形势时的视角如出一辙。蒯彻说：“秦之纲绝而维驰，山东大扰，异姓并起，英俊鸟集。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于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
这是典型的纵横家的视角，只做形势分析，不做价值评判。而事实上，秦末群雄反秦，往往称秦为“暴秦”。因其为“暴秦”，反秦才具备正当性，才会有广泛的号召力。诸葛亮分析汉末形势的话语，如同蒯彻看秦末形势。一年后，诸葛亮出使江东，对孙权分析形势，使用的基本上是同一套语言：“海内大乱，将军起兵据有江东，刘豫州收众汉南，与曹操并争天下。”孙、刘、曹三人的基本关系，成了“并争天下”。一如“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在诸葛亮的视野里，汉末的形势，也成了“豪杰并起”，“并争天下”。
然则，当时的天下，仍是残存的汉室的天下，是刘备想要复兴的汉室的天下。当诸葛亮出使江东之时，曹操是许昌汉廷——尽管那是一个体现曹操意志的汉廷——刚刚恢复的丞相，孙权是汉廷的疆臣，与许昌的关系并未破裂；身为“王室之胄”的刘备则成了帝国丞相追杀的对象。而诸葛亮看待他们的眼光，既不立足于东汉王朝既有的政治框架，也不对他们做善恶与忠奸的价值评判，所以，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就成了“并争天下”。
孙、刘、曹的基本关系成了“并争天下”，曹操也就如同秦末的群雄之一。诸葛亮对曹操能够战胜袁绍，从“名微而众寡”到“以弱为强”，甚至表现出了一定的称许，认为“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面对曹操，诸葛亮断言“此诚不可与争锋”。然而，不可与争锋的是曹操“已拥百万之众”的实力，如何在政治上与曹操的“挟天子以令诸侯”相抗衡呢？
事实上，曹操的权力基础，仍是建立在汉帝国的政治框架之内的。正是在汉帝国的政治框架内，“挟天子以令诸侯”才会有那么大的号召力。诸侯的顺与逆，“奉辞伐罪”时所捧出的最高意志，都是基于汉帝国仍然残存的政治框架。甚至在刘备的提问中，曹操的“挟天子以令诸侯”尚且被表述为“奸臣窃命，主上蒙尘”。这个表述包含着鲜明的善恶与忠奸的价值评判。它对曹操的“挟天子以令诸侯”实际上在做一种政治上的解构。诸葛亮撇开了东汉王朝的政治框架，也撇开善恶与忠奸的价值评判，自然提不出一个足以与曹操的“挟天子以令诸侯”相对抗的鲜明政治主张。
缺乏一个与曹操抗衡的鲜明政治主张，那么，与孙权的联盟算是什么意义上的联盟？诸葛亮在分析了江东的孙权后建议刘备：“外结好孙权。”晋泰始十年（274年），陈寿在编成《诸葛亮集》后上晋武帝表中也是说，“于是外连东吴，内平南越”
。在说到与孙权的联盟时，两处表述均使用了一个“外”字，可知这应是陈寿的原文。但陈寿记述的这句话是存在问题的。在中国古代大一统的天下观念中，本当是“王者无外”，无论要复兴的是谁的汉室，在汉室的天下体系中，与孙权的结盟，怎么可以称之为“外结好孙权”？司马光、刘恕在整理这段历史时，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问题。《资治通鉴》里录入《隆中对》的内容时，去掉了那个“外”字，只写作“结好孙权”。无论陈寿记述的是否为诸葛亮的原话，联系前面分析的诸葛亮看待天下大势时的视角，不难发现，这不只是文字表述的问题，而反映出当时的诸葛亮对孙刘的政治关系缺乏清晰的定位。他在试图以破曹之后的大好局面打动孙权时，也只是说，“操军破，必北还，如此则荆、吴之势强，鼎足之形成矣”。这个“鼎足之形”，是指战后势必会更加强盛的刘备的荆州、孙权的江东，与受挫后退回北方的曹操，形成鼎足之形。这与他在分析形势时谈到的孙、刘、曹“并争天下”，一脉相承。在诸葛亮的规划里，对孙、刘、曹的政治关系缺乏一个清晰的定位，因而，对于孙刘的联合抗曹，也就未能赋予一个鲜明的政治主题。
为孙刘联合抗曹赋予政治主题的是周瑜。周瑜把曹操定位为“虽托名汉相，其实汉贼也”。既然曹操是“汉贼”，那么，抗曹的举动便成了“为汉家除残去秽”，而不是对许昌汉廷的背叛。这一定位足以与曹操的“挟天子以令诸侯”相对抗。周瑜的定位便是基于善恶与忠奸的价值评判，立足于东汉王朝的政治框架之内。联盟的政治主题并不能取代利益考量，但可以成为认识利益的视角，有利于强化联盟的共同利益，因而有利于联盟关系的巩固。从“为汉家除残去秽”中延伸出来的是讨曹灭贼。在赤壁之战后的一段时间里，这一定位成为孙刘联盟的政治主题。那段时间恰好也是联盟关系比较稳固的时期。“为汉家除残去秽”本是身为“王室之胄”的刘备更方便打出的旗帜，也是更能从中获取政治收益的一面旗帜。可是，这样的旗帜居然是由江东提出来的。这使得江东从一开始便在联盟关系中占据了主动。日后孙刘交恶时，江东方面讥讽刘备“既为宗室，有维城之责，不荷戈执殳为海内率先”
，不为无因。问题是，“为汉家除残去秽”原是周瑜为统一江东内部意志而采取的策略，旨在打消江东内部如张昭辈对与许昌方面政治关系顺逆的顾虑。对于江东来说，这样的旗帜是可以抛弃的。而一旦联盟间的政治主题消失了，剩下的便只是单方面的利益得失的考量。孙吴“借荆州”的说法和背盟袭荆州的做法，都是从这一考量中衍生出来的。
回到隆中对策之时。诸葛亮对孙刘政治关系缺乏一个清晰的定位，那么，“结好孙权”的策略与“跨有荆益”的目标追求之间，如何保持协调，便缺少了一个衡量的依据。
从表面上看，孙权背盟袭荆州，是刚刚完成“跨有荆益”的刘备与孙权发生矛盾，从而显得好像是“跨有荆益”这个阶段性目标与“结好孙权”这个阶段性策略之间存在矛盾。但从政治关系上看，刘备跟孙权结盟，与他取得荆州数郡，竟体现出了一种政治上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实际上是江东方面采取主动的结果。江东主动介入荆州事务，主动促成孙刘结盟，这才有了孙刘联合抗曹；挫败曹操后，刘备占据江南四郡才成为可能；也是江东方面主动赋予了联盟抗曹以政治主题。从“为汉家除残去秽”中，延伸出更具进取性的“讨曹灭贼”的联盟主题，正是在这一更具进取性的主题之下，孙权才将南郡让给刘备
。刘备取得荆州数郡与他跟孙权的联盟，统一在“讨曹灭贼”的联盟主题之下。
孙刘政治关系走向破裂，始于刘备取益州。刘备拒绝了孙权联合取益州的提议，后又应刘璋之邀，率兵入川，帮助刘璋讨张鲁。二人同为“宗室肺腑”，当面是“相见甚欢”，可是刘备转身便袭而取之，完全不像是一个“欲信大义于天下”者的所作所为。刘备取益州的方式，既伤害了他声称的匡辅汉室的政治信用，也伤害了他与孙权联盟间的政治信用。它导致了孙刘关系的质变，也导致巴蜀本土士民对刘备集团的消极态度。这一态度甚至关系到蜀汉的国运。孙刘政治关系破裂，“跨有荆益”的结构才发生断裂。
从这一点可以看到，不但“结好孙权”与“跨有荆益”之间没有一个统一的指导思想，连如何“跨有荆益”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指导思想。
诚然，在取益州的过程中，刘备的决策更多地受到庞统、法正等人的影响，但是，刘备规取益州的过程中所暴露出的问题，不只是一项项具体策略的得失，而是整体政治水平的低下。在政治水准上，刘备夺刘璋的益州，与吕布夺刘备的徐州，相去伯仲之间。在规取益州的过程中，面对具体的现实环境，总会面临不同的策略选择，如何衡量所采取的策略在政治上的优劣，需要政治指导。刘备规取益州的过程所表现出的政治水平之低下，就是由于没有恰当的政治指导。
三顾茅庐之时，刘备迫切需要的是一个总体的规划。诸葛亮的对策应该是一个完整的大战略构想。大战略构想应该包括政治和军事层面。诸葛亮在分析形势时，对几大力量的分析和判断，均极清醒而透彻。但诸葛亮分析的主要是军事形势，尤其是军事地理形势，而非政治形势。与之相应，诸葛亮提出的是一套军事战略的构想。
作为军事战略构想，无论是“跨有荆益”阶段性目标，还是“结好孙权”的阶段性策略，都不成问题。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是相反的方向更行不通。纵然“跨有荆益”存在地理上的困难，但不跨荆益而有之，更往何方？既然判断江东不可图，那么不与孙权结好，难道更与孙权为敌？可以说，在当时形势下，诸葛亮提出的这套军事战略构想近乎完美。刘备在“跨有荆益”之后，与“据有江东”的孙权结盟，整个长江一线的地利遂连缀成一种大势，整个南方的力量由此汇集起来，以对抗北方“此诚不可与争锋”的曹操。
但是，作为大战略构想，隆中对策里就缺少了政治指导。诚然，“跨有荆益”存在着一定的地理困难，难以改变的是地理环境，如果人事的努力可使有所改善的话，那就是改变“跨有荆益”这一结构的内外政治环境。如此，实现“跨有荆益”的阶段性目标，才是在取得并建立复兴汉室的基地，而不只是占据两块地盘。
诚然，孙刘的根本利益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联盟对于双方来说都只是阶段性的策略。对于刘备集团来说，在这个阶段内，恰当的联盟策略，可使孙权不必相图，以便为自己赢得发展的机会；待到走过了这个阶段，自己实力壮大，可使孙权不敢相图。如此，与孙权的结盟，才是为复兴汉室的事业增加了一个助手，而不是又一个对手。无论是经营荆益二州的政治环境，还是处理与孙权的联盟关系，都需要有清晰的政治指导。
直到刘备称汉中王时，他将自己塑造成刘邦和刘秀事业的继承者，并反映在其政治论述之中，刘备集团的政治定位才算清晰。诸葛亮在隆中对策时提到刘备“帝室之胄”，他在出使江东时也提到刘备“王室之胄”，表明诸葛亮其实已有意识地将刘备的宗室身份当作其政治资源。既然如此，那么，无论刘备想要复兴一个谁来代表的汉室，只要他的事业与汉室联系在一起，就不能避开他与刘邦、刘秀的关系，也就不能避开他与许昌汉廷的政治关系。
在那个时代的群雄中，袁绍和袁术兄弟可以撇开东汉王朝的政治框架。他们看当前的局势“与周之末年七国分势无异”
，相信袁氏当受命，急于建立袁氏的天下。周瑜和鲁肃可以撇开东汉王朝的政治框架，因为他们认定“汉室不可复兴”，相信“代刘氏者必兴于东南”
的先哲秘论，从而致力于成就江东新的帝业。至于曹操，当他“挟天子以令诸侯”时，他仍将自己与群雄的博弈置于汉帝国的政治框架内，待到他在这面旗帜下将汉帝国的遗产悄悄转到自己名下后，才意图掀掉汉帝国的外壳。
诸葛亮在替“帝室之胄”的刘备规划未来时，居然撇开了与许昌汉廷的关系，撇开了东汉王朝的政治框架。撇开了东汉王朝的政治框架，也就无从确定刘备与曹操、孙权的政治关系。如果说军事战略的灵魂是政治指导，那么，政治层面的战略，其灵魂是天下为公的道义主张和判明善恶的价值诉求。《隆中对》里通篇没有政治关系的分析，也没有价值评判，因而没有政治定位，也就没有政治指导。作为一套大战略构想，没有了政治指导，也就没有了灵魂。
后世评价诸葛亮，每每将其比作伊尹、吕望，二人为儒家观念中宰辅的典范。这种比拟突出了诸葛亮政治家的身份。躬耕山林的诸葛亮却只是“每自比于管仲、乐毅”，显示出青年时代的诸葛亮娴熟于春秋战国时期霸业雄图的历史；出山之初，“奉命于危难之间”而出使江东，其言行则近于纵横家；后来他给后主所写的书目为申、韩、管子和六韬，则显示他精于法家和兵家的思想。凡此种种，可帮我们了解诸葛亮早年所储积的思想资源，亦可帮我们认识《隆中对》里的得与失。作为一个政治家，他还需要经历时代风云的淬炼。
建安十二年，刘备向诸葛亮谘以“当世之事”时，对于自己的事业，并没有获得一个清晰的政治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