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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备投奔刘表后，刘表待以上宾之礼，增其兵力，使屯新野，屏护荆州北境，一如此前之接纳张绣。其间，“荆州豪杰归先主者日益多，表疑其心，阴御之”
。建安十二年（207年），曹操北征乌桓，刘备建议刘表趁曹操远出之机进袭许昌，刘表不能用。在荆州，刘备度过了他一生中相对平静却最无所作为的几年。《九州春秋》的作者司马彪曾着墨描绘过刘备坐看“日月若驰，老将至矣，而功业不建”的英雄悲怀。他确实还没有看到自己的出路究竟在何方。
在荆州风云将起的前夕，刘备遇上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政治助手。这个人躬耕陇畝，读书养气。他读书“独观其大略”，静看天下风云；每晨昏从容，常抱膝吟啸。这个人自负雄才，“每自比于管仲、乐毅”，但只有他的好朋友崔州平和徐庶相信他确实有治国平天下的才能。
经由徐庶的推荐，刘备三顾茅庐，留下一段风云际会君臣契合的千古佳话，也留下一篇在后世广为人知的对策。
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因屏人曰：“汉室倾颓，奸臣窃命，主上蒙尘。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义于天下，而智术短浅，遂用猖蹶，至于今日。然志犹未已，君谓计将安出？”
亮答曰：“自董卓已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闇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
《隆中对》堪称后世最广为人知的对策；也是在后世引发讨论最多的对策。不管《隆中对》里的构想是否作为持之以恒的指导方针，后世习惯于拿《隆中对》的内容与蜀汉的历史相比照，掂量其间的得失。在比照中，有两点尤显突出。一是对策中的内容部分地被后来的历史所应验，显示了“惊人的预见性”；二是对策中所提出的复兴汉室的目标最终未能实现。诸葛亮为这一事业鞠躬尽瘁，最终遗恨渭滨，令人扼腕叹息。
宋代大儒朱熹“尝欲写出萧何韩信初见高祖时一段，邓禹初见光武时一段，武侯初见先主时一段，将这数段语及王朴平边策编为一卷”
，让学生研讨历史的兴亡与得失。“武侯初见先主”而有《隆中对》。《隆中对》却是上述诸对策中唯一最终目标没有实现的对策。《隆中对》得失研讨的价值却超过其他对策。唯其阶段性目标曾一度实现，其间必然有得；亦唯最终目标未能完成，其间必然有失。至于得失之间如何斟酌，正如同面对历史本身，令人充满困惑又充满魅力。正因为如此，关于《隆中对》得失的研讨，对于战略思维的启迪大有裨益。
本章仅就这个文本所表达的思想内容的得失，做一检讨；无可回避地，对评价《隆中对》得失的主要观点的得失，做一评述。
千古以来，对《隆中对》的评价可谓褒贬不一。褒之者赞之为高明的战策，贬之者则谓之有“内在的缺陷”。褒奖《隆中对》的人，主要是看到诸葛亮在对策时准确地预言了未来的趋势。虽然诸葛亮是在时隔整整二十年后的《出师表》中才提到“今天下三分”，而在隆中对策时只字未提“三分”之类的字眼，但在对策中，诸葛亮分析了北方的曹操集团，断言“此诚不可与争锋”；分析了江东的孙权集团，指出“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剩下的就是刘备集团应该去争取实现的“跨有荆益”。这样，在汉末的政治地图上，三足鼎立的态势似已隐然成形。此后的局势也基本上是朝着这个图景演进。因此，后世以诸葛亮的这段分析称誉他对当时天下大势有着清醒的认识，对形势的判断符合实际情况，这种称誉尚属允当。
至若有论者见后来三国鼎立，而赞誉诸葛亮未出隆中即已预见天下三分，似乎后来三个政权的鼎立，早在诸葛亮的预见之中，这却是不当的称誉。三国鼎立只是复兴汉室的事业未能完成而留下的一个结果，而不是隆中对策时的目标。这涉及严肃的政治名分问题。即使是在二十年后，诸葛亮在《出师表》中提到“今天下三分”，下文说到蜀汉政权的现状时，也是说“益州疲弊”，称“益州”而不是称“汉”，更不是称“蜀汉”。诸葛亮这样表述是将蜀汉政权当前的统治区域置于大汉帝国天下十三州的完整框架之中。这意味着，蜀汉的统治虽仅及益州一州，天下尚未一统，但这只是一种临时状态。那么，诸葛亮所说的“今天下三分”，只是对当时三种政治势力分据天下这样一种政治现状的描述，而不是指三个政权并立。三国鼎立是一种历史表述，“天下三分”则是一种政治表述；一如“蜀汉”是一种历史表述，“汉”才是那个政权的称号。从政治上讲，二者不能相混。
诸葛亮上《出师表》是在建兴五年（227年），其时，诸葛亮并不面临政治名分上的困扰。蜀汉以“汉贼不两立”之故，对曹魏当然不承认，孙权当时还没有称帝。因此，并不存在三个政权并立的问题。蜀汉面临政治名分上的尴尬，是在孙权称帝之后。孙权称帝，“以并尊二帝来告”，并以共订盟约来巩固联盟。孙刘双方为“求掎角之援”，都需要这个联盟；但孙权还企望以蜀汉对他帝位的承认来增强其合法性。蜀汉内部为此曾有过争议。诸葛亮也认为孙权称帝确属“僭逆”，但出于“应权通变”，对孙权“略其釁情”，最后裁示，“权僭之罪，未宜明也”
。这意味着，他对孙权称帝实际上不承认，但为了维持联盟而不公开否认。因此，若以后来三国鼎立的既成事实，而回溯到诸葛亮在隆中对策时的形势分析，以此来赞誉诸葛亮的先见之明，可以说是完全曲解了诸葛亮的政治抱负。
如果说褒奖《隆中对》的人主要是看到了刘备集团前半截的历史，那么，批评《隆中对》的人则主要是看到了刘备集团后半截的历史。
刘备在赤壁之战后占得荆州数郡，后又占据益州，基本实现了《隆中对》里所设想的“跨有荆益”的结构。这一结构不久即因孙权背盟袭荆州而遭到破坏；刘备为挽回这一结构而兴夷陵之役，又招致刘备集团在其发展过程中所遭遇的最大挫折。这次挫折影响了复兴汉室的事业。刘备集团没有维持住“跨有荆益”的结构，一军出宛洛、一军出秦川的下阶段规划也就成了泡影。复兴汉室的事业最终也没有完成。这样，《隆中对》里的主要构想就基本上被破坏了。
在批评《隆中对》的种种论述里，前后半截历史的分水岭是孙权背盟袭荆州。“跨有荆益”这一结构被破坏，正是由于孙权背盟袭荆州；而占领荆州，又在江东的事业规划之中——在早先周瑜和鲁肃帮孙权规划的江东帝业中，占据荆州是其中的一个步骤；在后来吕蒙帮孙权规划的保据江东的霸业中，荆州是保障其安全的上游屏障。批评《隆中对》的人据此推出这样的结论：“跨有荆益”与“结好孙权”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既然这一矛盾不可调和，那么，当初诸葛亮设想既要“跨有荆益”又要“结好孙权”就不现实。一旦认定“跨有荆益”与“结好孙权”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就基本上是以长江上下游之间的对立关系为前提来审视“跨有荆益”的可行性；当“跨有荆益”被置于长江上下游对立的前提下来审视时，连接荆益二州的地理上的困难便会凸显出来。孙权袭占荆州那么轻而易举，刘备再争荆州那么艰难而且最终未遂，似乎也验证了这一点。这样，批评《隆中对》的人，从孙权背盟袭荆州的史实中，提取出了两个结论——孙权必然会背盟；孙权背盟就必然能夺占荆州。两个结论合在一起，对《隆中对》里的构想形成致命的质疑。这两个结论如果成立，就意味着《隆中对》里的构想从提出之时起就是虚幻的。
孙权背盟袭荆州的史实，肯定是反映出了一些问题；但究竟反映出了什么问题，却不应该如此简单地做出结论。讨论像《隆中对》这样的一个总体战略策划的得失，本是一件极其复杂的事情。我们站在千百年后的今天往后回望，诸葛亮却只能站在建安十二年往前眺望；我们看到了后来的历史并拿来检验那个原初的构想，诸葛亮却是要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勾勒出一种清晰的远景。所以，站在千百年后的今天读史论史，应该对古人所处的境遇怀有充分的同情和理解。历史是一个浑厚的流程，一个构想在执行的过程中，可能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在拿后来的历史检验原初的构想时，切忌在构想与结果之间简单地画一条直线来建立因果关系。
建安十二年（207年），曹操已经彻底消灭袁氏集团，关陇的凉州诸将与许昌的关系并没有破裂。在此前的袁曹之争中，凉州诸将还选择了支持曹操。放眼北望，整个北方都是曹操的势力范围，所以诸葛亮判断说，“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氏在江东的基业，从兴平元年（194年）孙策渡江开始，至此已有十四年；孙权于建安五年（200年）接手江东，至此也有八年，孙氏在江东的基业已渐稳固，所以诸葛亮判断说，“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环顾天下，刘备能够去争取的，只有荆益二州了。
在这种大势背景下，诸葛亮站在荆州这片土地上，给刘备描画未来的发展远景。荆州之为“用武之国”，在于它“北据汉沔”，可拒强敌；“利尽南海”，可以提供雄厚的物力支持；“东连吴会，西通巴蜀”，则是发挥它作为长江中游枢纽而拥有的东西万里通达的战略便利。以荆州的地缘条件为基础，向西，占据“天府之土”的益州，从而实现“跨有荆益”；往东，与“国险而民附”的孙权结盟。这样，经由“跨有荆益”的刘备与占据扬州的孙权结盟，长江一线的三大州——益州、荆州和扬州——连成一片，整个长江一线的地利遂连缀成一种大势。
设想整个长江一线形成一种大势，以对抗北方的强敌，可以说是那个时代南方有眼光的战略家们的一种共见。这种设想得以提出的大背景，是长江流域在中国地理大势中的地位开始上升。但是，在典型的南北对峙出现之前，即能够将整个长江一线的地利纳入到一种整体的战略构想之中，却有赖于一种开阔的战略眼光。稍早前，鲁肃对孙权笼统地提到“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赤壁之战后，周瑜曾提出过一个比较具体的设想。他想西取益州，北并张鲁，再回过头来进据襄阳，以蹙曹操，同样也是试图将益、荆、扬三州连缀成一种完整的大势。所不同的是，周瑜是设想江东单独掌控这一大势，诸葛亮则是设想通过联盟来形成这一大势。
在诸葛亮的构想中，要形成这一大势，“跨有荆益”与“结好孙权”缺一不可。唯有如此，才能对抗“此诚不可与争锋”的曹操集团，为自己赢得发展的机会。诸葛亮畅想这一大势远景，是以长江上下游之间的畅通而不是对立为前提。荆州“东连吴会，西通巴蜀”的地缘条件为这一大势的形成提供了地理基础。
如果说，他论述荆州的地缘条件足为“用武之国”，是在说荆州应该取而有之，那么，指出“其主不能守”，则是表明荆州可能取而有之；同样地，如果说他论述益州的地理条件实为“天府之土”，是在说益州应该取而有之，那么，指出“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则是表明益州可能取而有之。
至若与孙权结盟的策略主张，如果考虑到荆州与江东以往长期对立的背景和日后江东方面主动促成了孙刘结盟这一事实，那么，不能不说，诸葛亮在建安十二年（207年）提出“结好孙权”，恰好显示了他的远见。建安十二年的荆州仍在刘表治下。刘表的荆州与江东可以说是“已历三世”的世仇，孙坚死于刘表部将之手，孙策和孙权为报杀父之仇，已数度进攻荆州。在这种背景下，设想取得荆州之后的刘备与江东结盟，要么是出于不切实际的幻想，要么是出于一个战略家谙熟于利害关系的变动可能带来的力量重新组合而展示出的一种洞见。一年之后，正是江东方面主动促成了孙刘的结盟，则不能不说是诸葛亮的远见。
“结好孙权”是诸葛亮经营天下的战略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最初，正是诸葛亮亲自出使江东完成结盟；诸葛亮留守荆州期间，悉心维护联盟；刘备死后，诸葛亮又促成恢复联盟；甚至在孙权称帝后，诸葛亮仍以“略其釁情”而维持联盟。除去中间一段发生孙权背盟袭荆州外，终其一生，诸葛亮都重视并悉心地维护着与孙权的联盟。
现在，我们得回过头来，检讨对《隆中对》构想的质疑。如前面所简述的，批评《隆中对》的人从孙权背盟袭荆州的史实中提取出了两个结论，两个结论合在一起，才对《隆中对》里的构想形成致命的质疑。一是孙权必然会背盟——如果这个结论成立，就意味着既要“跨有荆益”又要“结好孙权”是不现实的；二是孙权背盟就必然能夺占荆州——如果这个结论成立，就意味着，一旦孙权背盟，想要“跨有荆益”也不可能。
从孙刘各自的最终目标所代表的根本利益来说，孙刘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刘备的目标是要复兴汉室——不管是谁代表的汉室；孙权的目标——先是在周瑜和鲁肃的推动下，想要兴起江东新的帝业，后是在吕蒙的推动下，想要建立保据江东的霸业。对于刘备集团来说，“跨有荆益”是一个阶段性的目标，“结好孙权”是一个阶段性的策略；对于孙权集团来说，与刘备结盟也是阶段性的策略。
两个根本利益不同的政治集团结盟，是出于双方阶段性利益的需要。孙刘结盟，是因为双方都认识到有一个共同的强敌曹操的威胁。诸葛亮称曹操“此诚不可与争锋”，鲁肃称“曹操不可卒除”，表明双方都认识到曹操这一共同的强敌的威胁。联盟的阶段性意义在于，其时孙刘都处于发展过程中，力量尚未定型，所以需要联盟来抗住共同的强敌，为自己赢得发展的机会。也就是说，当双方缔结联盟时，实际上是都认识到，结盟这个阶段性的策略，既服务于各自当前的阶段性利益，也经由阶段性利益的实现而服务于各自的根本利益。
世上没有永不终结的联盟。当联盟的需要消失的时候，所有的联盟都有终结的一天。至于某一方是否会单方面退出联盟，甚至背叛联盟，则取决于它如何在根本利益与阶段性利益的双重框架里认识联盟对自己的意义。孙刘联盟是一种双边联盟，各方如何认识联盟对自己利益的意义，又势必会受到双边关系互动的影响。
从江东方面主动促成结盟这一点来看，联盟是可能的，而不是诸葛亮的一厢情愿。孙刘结盟之后，孙权对联盟的态度一度是积极的。双方在荆州挫败曹操之后，尽管江东方面为此做出了更多的贡献，孙权还是对刘备在荆州占据更多的地盘表示了承认，不久又让渡出更多的利益给刘备（让南郡）。甚至在建安二十年（215年）双方为荆州问题而发生矛盾时，矛盾仍以一种双方都能接受的方式解决了。此事表明，在联盟的需要仍然存在的阶段内，双方的利益矛盾或许难免，但不是不可调和的。不可调和的是根本利益上的矛盾，结盟则是服务于阶段性利益的策略。从孙权日后背盟的史实中得出孙权必然会背盟的结论，是没有区分根本利益与阶段性利益，从而将双方根本利益上矛盾的不可调和，直接替换在阶段性的利益关系中。这样的认识失之于简单，也忽略了矛盾演变的历史过程。
以利益来解释一个集团的决策，大体无可厚非；但更关键的要点却是，如何认识自己的利益才决定着一个人或一个集团怎么做。孙权是否会抛弃联盟，这取决于——与结盟之时相比——他对下述三个相互联系的问题的认识是否发生了变化：江东的根本利益是什么？根本利益下的阶段性利益是什么？联盟对自己利益的意义是什么？因此，关于孙权背盟，实际上应该追问的是，为什么在曹操集团的威胁依然存在的情况下，也就是在联盟的外部需要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发生了孙权背盟之事？
孙权背盟，正是由于他对上述三个问题的认识发生了变化，而在促成这种变化的诸因素中，盟友刘备的作为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当孙权把战略要地南郡让给刘备时，他显然不认为刘备会是未来一段时期内江东安全的威胁；当刘备拒绝了孙权联合取益州的提议，自己却以袭击的方式从同为宗室的刘璋手中夺过益州时，孙权便开始索要荆州；当刘备占领汉中后单方面称王时，孙权便开始筹划以武力夺占荆州。
联盟互动的历史，让孙权对刘备从信任变得不信任，进而感到其威胁。刘备的作为让孙权对联盟的意义有了完全不同的认识。当刘备从联盟中极大地受益时，孙权却既未从联盟中进一步受益，也未从联盟中感到安全。
在江东的认识里，联盟的意义在降低。与之相伴随的，是江东事业定位的调整。周瑜和鲁肃相继去世后，江东帝业失去了两个主要的推动力量。十年的联盟，并未使江东事业获得进一步的发展，江东帝业依然邈焉难望；而刘备的事业早已不是当年“英雄无用武之地”的狼狈处境可比。吕蒙适时地促使孙权将江东的事业定位调整成保据江东的霸业。这意味着江东根本利益发生了调整。根本利益发生调整，阶段性利益也会发生变化。荆州——既是孙刘联盟的衔接点，又是孙刘利益发生矛盾时的冲突点，因而是孙刘阶段性利益的交汇点——在江东事业中的地位也随之发生变化。在江东早先的帝业规划中，荆州的地位是被置于一个比较长远的进程中衡量的；但从保据江东计，荆州的地位就变得存亡攸关。而刘备这位盟友的作为并没有让孙权感到安全。对于江东的安全来说，来自长江上游的威胁更甚于来自长江北面的威胁。概而言之，在外部环境没有什么大的变化的情况下，孙权从积极地对待联盟，转变为决心背盟，刘备本人不能辞其咎。
为什么孙权背盟即能够袭取荆州呢？这是由于刘备的联盟政策不清晰造成的。在“跨有荆益”之后，如果刘备确实认为已经走过了需要联盟的这个阶段，不再重视联盟，就不应该再指望联盟，从而授孙权以偷袭荆州之机。建安二十年那次危机的解决方式表明，当荆州没有那么容易有把握地攻取，孙权背盟的代价和风险高于他可能的收益时，他就选择了留在联盟的框架内，以谈判的方式解决矛盾，尽管那次孙权其实做了武力准备。那次危机之后，到建安二十四年关羽攻襄阳开启吕蒙袭荆州之机以前，孙刘双方在荆州的态势，可以说是地利平分。孙刘各据三郡，背靠各自的基本势力范围。荆州与下游扬州衔接的战略要地江夏地区在孙权的控制之中，荆州与上游益州衔接的战略要地三峡地区在刘备的控制之中。在正常情况下，谁也没有把握在一场主动挑起的战争中轻易取胜，而曹操依然虎视眈眈于北方。孙权的机会只有偷袭。而刘备，既不认真地重视从前的盟友，也没有认真地防范从前的盟友，从而授孙权以偷袭之机。
至于以刘备再争荆州的失败来为荆益联结的地理困难做补注，其实并不充分。以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战争史来看，益州与荆州之间发生大型战争时，上游胜下游者居多。刘备的失败，并非因为他没有出三峡，而是由于他的战略失误。
孙权背盟并且夺占荆州，应该置于联盟关系互动的历史过程中去审视。从孙权背盟袭荆州的史实中，不能得出孙权必然会背盟的结论，也不能得出孙权背盟就必然能夺占荆州的结论。如果撇开一个具体的历史过程，只从两个历史现象中就得出必然的结论，那么，政策和策略水平的高低就毫无区别的意义。从这样简单的认识方式中也就得不到有价值的历史借鉴。
《隆中对》的问题不在于诸葛亮已经提出来的部分。但孙权背盟袭荆州的史实还是反映出了一些问题。刘备的作为让孙权对联盟意义的认识发生变化。刘备的作为却是在完成“跨有荆益”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跨有荆益”是一个阶段性目标，“结好孙权”是一个阶段性的策略，为什么对前者的追求与后者的维持之间会产生张力，而且张力渐行渐大，直到破裂呢？
诚然，刘备处理联盟的政策和他在“跨有荆益”的过程中所采取的一些具体策略，并不全然由诸葛亮负责。但若检视刘备决策的思想资源，却还是不能不回溯到这套规划的设计者那里。“跨有荆益”与“结好孙权”为诸葛亮《隆中对》构想里的重要内容，二者并行不悖，在于其阶段性；离开这个阶段性，二者注定冲突。那么，这个阶段的分界点在哪里？“跨有荆益”即足以形成一个结构；但诸葛亮描画的主要是一个军事地理意义上的结构。那么，在什么意义上，它才是一个政治结构？“跨有荆益”又被纳入一个更大的结构之中。通过“跨有荆益”与“结好孙权”，可以将整个长江一线连缀成一种大势，但这主要是一种军事地理大势。那么，在什么意义上，它才是一种政治大势？
《隆中对》里的构想，既涉及时间的阶段性判断，又涉及空间的政治整合，要实现一个如此宏大而复杂的构想，需要一个超越于具体政策策略之上的统一的指导思想。但是，在《隆中对》里，这种统一的指导思想是阙如的。这种阙如缘于他政治定位的阙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