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章武元年（221年）四月，刘备在成都称帝；七月，率军伐吴。次年闰六月，刘备军败，退驻鱼复，改名永安。两百年前，公孙述将这个地方改名白帝，以宣示自己已得天命，却终究未能走出偏居一隅的霸业。从这里，西望益州，那是“高祖因之以成帝业”的地方。刘备自己在那里建立起了一个政权，这个政权也叫汉；东望荆州，那是他与孙权联手破敌又几度争夺的地方。他称帝后的第一个重大举措便是走过白帝城，去争夺荆州，铩羽而归后就一直困在那里。于是，这个地方似乎成了两种事业的分界点：一种是走向更加光大的帝业，一种是走向偏居一隅的霸业。刘备把这个地方改名永安之时，他的政权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他困在这里，直到死去。

蜀汉政权中的另一个重要人物是诸葛亮。诸葛亮自建兴五年（227年）春北屯汉中，着手北伐；几度出师之后，建兴十二年（234年），他在最后一次北伐中死于关中，那是他期望百姓“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地方。但是，其功未竟，其身先死。他葬在汉中，那是大汉帝国基业的起点，也是他长年经营的北伐基地。从他的死地与葬地中，我们可以勾勒出一个生死以之地努力于北伐事业的艰难身影。

刘备和诸葛亮，在这个政权建立后的大部分时间里，其活动都不在蜀地，其死也都不在蜀地。他们分别死在了巴蜀通往外部的两个不同的方向。

蜀汉政权中这两个最重要人物的死似乎也具有了象征意味。一个象征着这个政权的局限，一个则象征着局限中的努力。从这两个象征的联系中，我们基本上可以剖析出蜀汉政治的核心问题。

刘备死后18年，供职于他政权中的一个叫杨戏的人，在《季汉辅臣赞》中总结了他的一生：

初自燕、代则仁声洽著，行自齐、鲁则英风播流，寄业荆、郢则臣主归心，顾援吴、越则贤愚赖风，奋威巴、蜀则万里肃震，厉师庸、汉则元寇敛迹，故能承高祖之始兆，复皇汉之宗祀也。然而奸凶怼险，天征未加，犹孟津之翔师，复须战于鸣条也。

100多年后，另一位巴蜀才俊常璩这样评价他：

于时先主名微人鲜，而能龙兴凤举，伯豫君徐，假翼荆楚，翻飞梁益之地，克胤汉祚，而吴、魏与之鼎峙。非英才命世，孰克如之！然必以曹氏替汉，宜扶信顺，以明至公；还乎名号，为义士所非。

1000多年后，王夫之干脆说：

以先主绍汉而系之正统者，为汉惜也；存高帝诛暴秦、光武讨逆莽之功德，君临已久，而不忍其亡也。若先主，则恶足以当此哉！

杨戏和常璩都用了那个时代流行的政治词汇高度评价刘备前期的作为，最后则都委婉地使用了转折词。杨戏因为供职于本朝，所以只是暗示刘备未能亲自领导诛暴讨逆复兴汉室的事业；常璩则批评刘备将汉献帝封拜的左将军、宜城亭侯的名号还给汉帝，自称汉中王，不是一个“欲信大义于天下”的人所应该做的；自立称帝，亦非“至公”。在王夫之看来，后世那些仍把蜀汉看作正统的人，只不过是出于对两汉功德的一种怀念；刘备的所作所为，根本不配代表汉室，更不配代表那个时代三个政权中的正朔所在。

从杨戏到王夫之的这些评论，足以提出一个历史性的问题：在汉末风起云涌的大舞台上，刘备何以能从纷争的群雄中脱颖而出？又何以最终未能复兴汉室，而只成就了割据巴蜀的偏霸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