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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识艾略特时，我还只是个毫不出众的年轻作家，他眼里自然根本就没有我。他对人有过目不忘的天赋，我跟他在这里或是那里偶然碰上的时候，他也总亲切地跟我握握手，不过丝毫没有进一步跟我结交的愿望；而且如果是在歌剧院里见到他，比方说，跟他在一起的又是一位显贵要人，他就会假装根本没有看见我。后来我写的剧本碰巧出人意料地大获成功，很快我就感觉到艾略特对待我的态度已经热情得多了。有一天我收到他的一封便笺，邀请我前往克拉里奇酒店
共进午餐，他来伦敦时就住在那里。那次午宴客人不多，也没什么出彩的人物，我总觉得他那是有意在试我一试，看我在交际场中能否玩得转。打那以后，因为我创作上的成功已经给我带来了众多新的朋友，我开始越来越频繁地见到他。之后不久，我在那个秋天到巴黎待了几个星期，在一个共同的相识家里又碰到了他。他问我住在哪儿，一两天后我就收到了又一次午宴的邀请，这次是在他的公寓；我到了以后才颇为惊讶地发现那次午宴的客人竟然都是极一时之选的社交界俊彦。我肚子里忍不住暗笑。我知道，以他那完美绝伦的对于社交关系的敏感来判断，他认识到在英国的社交界中，像我这样的作家是无足挂齿的，不过到了法国，一个作家仅凭自己的作家身份就会高人一等，我的地位也就相应地水涨船高了。在此后的数年中，我们的交往变得相当密切，不过从来没有成为真正的朋友。我怀疑，艾略特·坦普尔顿是否会跟任何人成为朋友。刨除了其社会地位之后，他对任何人都不感兴趣。在我碰巧来到巴黎或是他来到伦敦时，如果他不巧缺一位客人或是不得不招待旅游至此的美国同胞，他就会继续邀我前往。我猜这些客人当中有些应该是他的老主顾，有些则是拿着介绍信前来投奔的陌生人。这些人都是他不得不背负的十字架。对这些人他自觉总该应酬一下，可又不愿意介绍他们认识他那些了不起的朋友们。把他们打发掉的最好的办法当然是请他们吃顿饭并带他们去看场戏。可是在他提前三周每天晚上都有社交安排的情况下要这么做经常很困难，而且他还有种模糊的感觉：即便他真能做到，那些人大概也很难就此满足。既然我不过是个作家，而且绝不会有什么了不起的后果，他也就不介意把他在这方面的烦恼全都告诉了我。
“美国人写起介绍信来实在太不为别人着想了。并非我不愿意见这些介绍给我的同胞，但我真是不明白为什么就该让我的朋友们连带受累。”
他给美国的同胞们送去巨大的玫瑰花篮和大盒的巧克力以求补偿，不过有时候他不得不做得更多。也就是在那种时候，他在已经告诉了我那些话之后又相当天真地邀我赴他为同胞们组织的这类宴会。
“他们非常想见见您，”他写信来给我灌迷魂汤，“某某太太可是位极有教养的才女，您所写的每一个字她都读过。”
某某太太到时候就会告诉我，她是多么喜欢我写的《佩林先生和特雷尔先生》，并且祝贺我的剧作《软体动物》大获成功。可是头一本书的作者其实是休·沃尔浦尔
，后一出戏则是休伯特·亨利·戴维斯
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