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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读者朋友！俄国诗人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1799—1837）的名字对你一定是并不陌生的。他是我们中国广大读者最为喜爱的外国诗人之一，也是最早被介绍到中国来的外国作家之一，我国人民读他的作品已经一百多年了。
你一定也知道，普希金的代表作是这部写于1823—1830年间的诗体长篇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这是普希金最伟大、影响最深远、读者也最多的作品。它以优美的韵律和严肃的主题深刻反映俄国十九世纪初叶的现实，提出生活中的许多问题，被俄国批评家别林斯基誉为“俄国生活的百科全书和最富有人民性的作品”。在这部独特的小说中，你可以读到许多生动感人的情节，见到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欣赏到各种各样当时俄国生活的真实画面，而且所有这些都是用格律严谨、语言流畅的诗句写出的。在这部诗体长篇小说中，作家以高度简洁凝练的笔法叙述故事，描写风景，刻画人物，展示生活。在这部作品中，普希金表现出了他全部的思想高度和才华。
下面，就让我们一同来阅读、了解和欣赏这部不朽的世界古典文学名作吧。
《叶甫盖尼·奥涅金》这部小说是以书中男主人公的名字命名的。诗人通过这个典型的艺术形象反映生活的真实，传达他对现实人生的看法和他对人类本性的观察与了解，其中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内涵。
奥涅金出身贵族，养尊处优，有很高的智慧和教养；他对当时俄国的现实不满，愤世嫉俗，玩世不恭。但是他又生性懦弱，既不能和生活中的恶正面对抗，也不能挺身而出，对社会做出什么积极的贡献。他有时还表现得很自私，比如，为一点小事就开枪打死自己的好朋友。他和他自己所属的贵族上流社会格格不入，但他又是一个消极懒散、一事无成的人，他并不具有一种可以让他下决心抛弃自己贵族生活的远大理想。他没有像十二月党人那样献身人民的解放事业。（普希金在他已经写出的第十章中，曾经描写奥涅金有可能变成十二月党人，但是他最终自己把这一章稿子烧掉，因为这不符合“多余人”矛盾性格的客观逻辑。）奥涅金的这种思想与性格特征使他在社会生活中无所适从，于是，他成了一个“多余的人”。像他这样的人，在1825年前后的俄国是很多的。俄国作家赫尔岑说：“每走一步路都会碰见他（这样的人）。”这种人如果想改变他们的“多余”处境而又不甘心堕落，惟一的出路就是走向人民，但是像奥涅金这样的人做不到这一点。
普希金通过奥涅金这个形象写出了俄国当时一代贵族青年所共有的思想与性格特征。俄国文学中描写了许多这样的人物，奥涅金是这些多余人形象的始祖。多余人形象在十九世纪初叶俄国文学中的出现，说明现实生活中已经有了相当强大的进步力量。俄国文学批评家杜勃罗留波夫说，这样的文学形象是在一种“新生活的微风”熏陶下产生的。普希金在奥涅金这个形象身上，写出了俄国社会的变革与发展。
奥涅金这个多余人形象有其文学发展史上的来源。文艺复兴以后，世界文学开始强调个性的自由和人性的全面发展。但丁、拉伯雷、薄伽丘、莎士比亚、塞万提斯等作家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们使人和人性成为文学的真正主题。普希金继承和发扬了世界文学中这一伟大的人文主义传统，并且在前辈打下的基础上再作发展。他在多余人形象的塑造上更加深入而具体地探索和表现了人性，揭示出人性中固有的个体与社会的矛盾。尤为可贵的是，普希金还对奥涅金身上许多个人主义的东西提出批判，暗示出一种超越个体自我以解决这一矛盾的途径，从而继承和发展了世界人文主义文学传统的积极的内核。这使《叶甫盖尼·奥涅金》在世界文学史上拥有崇高的地位，奥涅金这一形象也因此具有全人类的普遍意义。
多余人形象并不是仅仅在俄国文学中才有，当时欧洲文学中那些“世纪病”患者形象，美国二十世纪文学中“迷惘一代”的形象，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零余人”形象，都是他们自己时代和环境中的多余人。叶甫盖尼·奥涅金在世界文学的多余人群像中，是塑造得最为深刻而完美的一个。由于多余人形象所具有的人类共性，它的影响也就超越了时空，这就是奥涅金这个外国文学中的人物至今仍能吸引和打动我们的原因。
小说的女主人公达吉雅娜是普希金为俄国生活树立的一个“理想”。作家称她为“我可爱的女幻想家”和“我的可爱的理想”。这个淳朴、高尚、纯洁而又美丽的女性身上，体现着俄罗斯人民和俄罗斯民族的品质与力量，她是一个“具有俄罗斯灵魂的姑娘”。达吉雅娜和俄罗斯人民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连她的名字也是一个普通的俄国乡下姑娘的名字。达吉雅娜对当时的俄国社会抱有批判的态度，这是她和奥涅金之间的共通点，是他们的爱情发生发展的基础。但是达吉雅娜又在许多方面超越了奥涅金。达吉雅娜宁肯放弃她的爱情和幸福，也要忠实于自己做人的原则，她达到了一种比奥涅金高出许多的人生境界。作为一个女性，那个时代并未向她提出什么斗争和献身的要求，而她却能够以其自己的方式，在她所具有的条件下，表现出自己对现实社会的反抗来，并且做出了极大的自我牺牲。她的确是一位十分独特、与众不同的姑娘，是十九世纪俄国文学中品位最高的一个女性形象。
在《叶甫盖尼·奥涅金》中，普希金用达吉雅娜身上的光辉与奥涅金身上的某些光辉相互映照，着意描写了他俩所共同拥有的对社会的批判态度；而同时，作家也用达吉雅娜的优点和奥涅金的缺点相对比，以此启发读者认识到，在社会上做人，应该时时注意超越狭隘的自我，必要时要能够牺牲个人利益，以求达到一种更高层次的人生境界。达吉雅娜形象的价值正在于此。然而，不仅是在一百多年前的俄国，就是在今天世界上，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人也不是很多。因此，作家一再地称她为“我的理想”“我的可爱的理想”“我可爱的女幻想家”。
《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其他人物与这两个主要人物一同构成一个完整的形象体系。他们各自具有自己的特征，共同组成一幅生活背景，把两个主要人物鲜明地托现出来。在奥涅金和达吉雅娜的环境中，其他所有的人都没有奥涅金式的苦恼，更没有达吉雅娜式的超越，他们是一群平凡而渺小的人。即使那位风度翩翩的连斯基基本上也是这样。这位诗人整个一生只是沉溺于自己个人的幻想与爱情，他短暂的生命轻微而浅薄，不能在人世上留下什么痕迹；奥尔加的一生是她母亲一生的再版，她心中只有饮食男女和婚姻家庭的需求，她的未婚夫连斯基一死，她马上便可以羞答答、笑眯眯地去另嫁一个男人。书中还描写了一个名叫扎列茨基的人，这个恶棍为了自己卑劣的个人目的，让别人去死也在所不惜。所有这些人物使作品所呈现的生活画面真实而丰富，让作品的主题得以在不同的层面上生动地显现。
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是《叶甫盖尼·奥涅金》这部普希金的代表作在艺术上的主要特点。我们在上文中谈了这部作品真实反映现实生活的一面，现在再让我们来谈一谈它的浪漫主义的一面。
普希金于1823年11月4日从南方给他的朋友维亚柴姆斯基公爵写过一封信，其中谈到在他构思《叶甫盖尼·奥涅金》时所想到的这部作品应有的艺术特点。他说：“这不是一部长篇小说，而是一部‘诗体长篇小说’。”他同时强调指出，这两者之间有着“Дьявｏльｃкая（意思是惊人的，异常的，极度的，大得不得了的）差别”。作家本人的这句话对我们启发很大。我们知道，在当时俄国文坛，长篇小说一般被认为是属于现实主义范畴的，而诗歌则属于浪漫主义范畴。作家这句话不仅告诉我们，他写这部作品是运用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而且告诉我们，用这样的方法写出的作品与其他长篇小说是多么地不同。
普希金在《叶甫盖尼·奥涅金》出版时，特地在封面上标明这部诗歌是一部长篇小说。（这与同时代的俄国作家果戈理的做法相同。我们知道，《死魂灵》也是一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不朽名作。果戈理在出版《死魂灵》时，曾特地标明这部长篇小说是一部“长诗”。）在普希金有关《奥涅金》的别稿中，保存有一篇他为《奥涅金》第一章初版所写的序文，其中明确谈到，《奥涅金》和他的浪漫主义长诗《高加索的俘虏》在艺术上有着深刻的联系。就在《叶甫盖尼·奥涅金》作品本身中，普希金也没有忘记把作品的浪漫主义特点向读者指出来。请看作品第一章第二节的第五行，这里他便告诉读者，奥涅金是他早年浪漫主义长诗《鲁斯兰与柳德米拉》中的主人公的“朋友”。在普希金为这本书所写的注释的第五条中，他还称自己为“浪漫主义作家”。以上这些作者本人的直接陈述，有助于我们全面地理解这部作品。
《叶甫盖尼·奥涅金》的浪漫主义特点首先表现在形象体系的配置上。如果说奥涅金形象主要体现了作品的现实主义的一面，那么达吉雅娜形象则主要体现了它的浪漫主义的一面。达吉雅娜在作品中是作为一个在真和善的基础上树立起来的美的理想而出现的。她是一个超乎现实之上的形象。普希金把自己对女性美的一切憧憬和想望都集中地表现在她的身上。我们看见，达吉雅娜从出生到长大，到恋爱、结婚……她在生活中每一环节上的表现、感受、反应都和周围其他的女性不同。在她的头顶上似乎有一圈令她显得与众不同的神圣的光辉，难怪陀思妥耶夫斯基称她为“圣像”。
作品中凡是有达吉雅娜出场的章节中，作家都大量使用浪漫主义文学所惯用的抒情手法，描写了不少风俗、梦境。我们发现，作家在描写这个人物时，摆脱了许多现实主义文学中描写人物所必须有的细节，比如，作品中甚至连达吉雅娜丈夫的姓名都没有提到过，也没有一行诗写到她婚后的家庭生活。达吉雅娜所做的那些事情（比如，主动给男性写信求爱，一个人独自漫游等），是当时的大家闺秀都不会也不敢去做的。这显然不是我们所熟知的现实主义的手法。作家极力想通过这个人物来传达的，是他自己心目中的希望与追求，是他主观的创作意图和需要。因此，达吉雅娜这个形象便具有了相当程度的单纯性和理想性，而正是这个形象的这种浪漫主义性质，使她，也使整个作品，拥有了不同凡响的光芒。
浪漫主义文学的一个特点是崇尚大自然。从奥涅金和达吉雅娜两人与大自然的不同关系上，我们也可以看出这两个形象所体现的不同的艺术创作方法。作品中全部的自然之美都集中地表现在与达吉雅娜有关的事物和场景中。她本身的容貌、性格、思想、感情、爱好、习惯，以及她的朴素的名字，都体现出一种超凡脱俗的意味。奥涅金是一个属于喧嚣的城市生活的人，他生在城市，长在城市，尽管他对城市生活不满，来到了农村的大自然怀抱中，但最终他还是背弃了大自然而回到城市去。而达吉雅娜则是一个属于农村、属于大自然的人物。她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她对城市中的声色犬马感到厌烦，即使到了莫斯科的上流社会里，她依然终日思念着她的恬静的溪流、牧场，思念她奶娘墓地上的一抔黄土。作家在这个人物身上集中地歌颂了大自然，把大自然的纯真完美作为体现人类品格与理想的最高标准。普希金的朋友丘赫尔别凯说，达吉雅娜身上有普希金自己。这个普希金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浪漫主义者的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中那些描写达吉雅娜在农村环境和大自然中的场景，充满着浪漫主义的热情与向往。从这一点来看，我们可以说，达吉雅娜这个形象以及《叶甫盖尼·奥涅金》的浪漫主义特色，也反映出这部作品的民主性和人民性。
在《叶甫盖尼·奥涅金》的总体艺术氛围中所浸透的那种作家的主体意识，也是作品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重要表现。在这部作品里，普希金时时都在以他崇高的精神世界与他所描绘的丑恶现实相对抗。这种自觉的对抗给诗人的灵感以自由驰骋的力量和畅抒胸怀的诗情。读者想必已经注意到，在这部作品中，你处处可以见到一个生动明朗的“我”的形象，《奥涅金》中的这个“我”，和一般小说中第一人称的故事叙述者不同，它是原原本本的作家自己，它毫无隐讳地把普希金自己的立场观点展示出来，表现出作家的亲疏爱憎与喜怒哀乐，同时也倾述他的友谊、爱情和他种种的人生遭遇与体验，甚至表达他的文艺观点。作家通过这个毫无掩饰的“我”，把自己交织进作品的形象体系中，这个“我”不仅是奥涅金的朋友，也是达吉雅娜的崇拜者，对达吉雅娜这位美好的人儿怀有深深的爱。达吉雅娜写给奥涅金的那封无价的情书也是他在珍藏着。正是《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这个“我”，使作品成为一部充满浪漫主义情调的“诗体长篇小说”，而不是一部一般的长篇小说。
《奥涅金》中的这个“我”在作品中那些优美的抒情插笔中表现得最为酣畅。请读者务必特别仔细地阅读这些抒情的诗节。在这些诗节中，作家作为一位抒情主人公随时随地纵情吐露自己的心怀。从一般现实主义小说的结构方式看，这些抒情插笔好像只是一种离题的闲话，无关作品宏旨，而在这部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独特作品中，它是作品主题的深化、思想的展开、题材的扩大和艺术独创性的具体体现。它是作品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这里有着普希金作为一位诗人的最为真切的心声。它为这部作品带来优美诱人的、拜伦式的风格与色调。
《叶甫盖尼·奥涅金》与俄罗斯民间口头文学的紧密联系也是它浪漫主义特色的一种表现。小说中大量的细节采自俄国民间习俗与传说，这些主要都围绕达吉雅娜形象而出现。达吉雅娜在浴室中的占卜，她的那场奇异的梦，她与奶娘的一场对话，她在自然美景中女神似的漫游，以及她所听到的女仆们采摘果子时所唱的歌……这些篇章都共同烘托出一种美妙的诗情画意。《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这些俄罗斯民间文学因素，令我们想起斯塔尔夫人在谈到欧洲浪漫主义时所说的一句话：“用我们自己的感情来感动我们自己。”普希金是一个纯粹的俄国的诗人，他的浪漫主义深深扎根于俄罗斯的泥土中。
普希金从拜伦那里学来诗体小说这种艺术形式，又加以发展和改造，使之成为俄国文学中具有民族特色的作品。诗体小说是小说，也是诗，它的贯穿作品整体的外在诗歌特征，是由它的格律形式来体现的。《叶甫盖尼·奥涅金》在这一点上尤其别具特色。它所使用的格律是作家专门为写这部书而创造的。这一独特的格律被文学史家命名为“奥涅金诗节”。“奥涅金诗节”的特点是我们在阅读和欣赏这本书时必须首先留意的。要知道，《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这个“奥涅金诗节”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
普希金根据欧洲文艺复兴以来流行的十四行诗格律，参照它在各个不同国家、不同诗人笔下的变化与发展，同时考虑到俄语词汇的音节重音特点，创造性地为自己制定了这一独特的格律。普希金在诗歌形式上对欧洲诗歌传统的继承与发展，和他作品内容上对欧洲文艺复兴以来文学中的人文主义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之间有着内在的、必然的联系。
“奥涅金诗节”规定：长诗中的基本单元是诗节，每一诗节中包含十四个诗行，每一诗行中包含四个轻重格音步，每音步两个音节；这十四个诗行中，结尾为轻音者（阴韵）占六行，每行九个音节（最后一个轻音音节不构成音步）；结尾为重音者（阳韵）占八行，每行八个音节；阴阳韵变换的规律和诗行间押韵的规律之间又有严格的配合，这十四行诗的押韵规律是：
a b a b c c d d e f f e g g
即：第一个四行为交叉韵，第二个四行为重叠韵，第三个四行为环抱韵，最后两行又是重叠韵；而其阴阳韵变换的规律（用每行不同的音节数目表示）则是：
9 8 9 8 9 9 8 8 9 8 8 9 8 8
这两者交织在一起，再加上每行诗中四音步轻重格的节奏起伏，便共同形成了每个十四行的诗节中固定不变的优美的音韵与格调。《叶甫盖尼·奥涅金》整部作品共有四百二十多个诗节（另外还有一些别稿）。除了由于内容需要，书中的一篇献词、两封书信、一首民歌和别稿中的几节“奥涅金的笔记”另有特点之外，全诗都是严格按照这一“奥涅金诗节”的格律规定一贯到底的。这样，《叶甫盖尼·奥涅金》这部作品便具有了一种它所独有的，非常工整、和谐、严密的艺术形式，读来绵绵不绝，优美而舒展，好似一条均匀起伏而又汹涌畅流的、宽阔的、滚滚向前的诗的大河，既有其不断反复的基调，又谨守其严格的内在规律，承载着它的变化万千的情节，不断地向前发展。它极其富有节奏感和音乐性，饱含深沉诱人的魅力，给你一种扣人心弦、引人入胜的享受。在普希金写出《叶甫盖尼·奥涅金》之后，俄国文学史上，只有他的当之无愧的继承者莱蒙托夫一人，使用这一格律写出过一篇五十余节的诗体小说《唐波夫财政局长夫人》，此外再无其他诗人敢于问津。
这里再讲几句关于翻译的话。
翻译必须尽可能在各个方面忠实于原作。既要努力传达原作的“神”，也要努力传达原作的“形”。因为原作的神是寄于它的形之中，依靠它的形而存在而表现的。翻译者不应该做让作品“神不守舍”的事，而应该尽可能努力，使译文与原作“神形兼似”。在翻译诗歌作品时，更是必须如此。也就是说，在我们把外国诗歌翻译成汉语时，除文字意义和语言风格上的忠实以外，还应该尽可能地把原作的格律特点表现出来。
诗歌格律的主体是它的节奏规律和押韵规律，这一点古今中外的诗歌都是共同的。就“奥涅金诗节”来说，每节十四个诗行、每行四个轻重格音步形成它的最基本的节奏规律，而前述的那种每一节十四行诗中固定不变的a b a b c c d d e f f e g g的韵脚则是它的押韵规律。
虽然汉俄两种语言体系有其极大的差异，但是，我们在翻译这部诗歌作品时，把原作在艺术形式上的这两个主要特点传达给读者还是应该做到的。原诗的每一音步中只有两个音节（在阴韵诗行中最后一个音步多一个非重音音节），在我们用汉语表达时，很难让汉语字数与俄语这种拼音文字的音节数相等，强行做来会因文伤义。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我们发现，可以这样来解决问题：用汉语意群和每一意群中所包含的一次或几次停顿（停顿是相对的，一个意群在朗读时往往可以有超过一次的停顿）所形成的一个或几个词组，来传达原诗的一个或几个音步；用一个词组来表达原诗的一个音节；用每一词组中的一个重读汉字来表达原诗每一音步中的一个重音。事实证明，这样做基本上可以行得通。虽然每一汉语意群或停顿中所包含的汉字字数不同，可能是一个、两个、三个，甚至更多，这使诗行长短参差不齐，但是我们知道，原作每一音步中的字母数并不一样，诗行的长短也是参差不齐的。现在还留下的一个缺憾是，我们还没办法让汉语译文中的重读音像在俄语原作中那样依轻重交替、一轻一重的“轻重格”规律出现。这个缺憾是否能够克服，我的确还不知道，只能在这里求教于高明。不过事实证明，我们现在的译法已经能够让广大读者在阅读翻译文本时更多地接近原作，也使中俄两种不同文字的诗歌之间有了更多交流和借鉴的可能。尽管做来相当地苦，犹如“画地为牢”，或者用前辈翻译工作者的话来说，是“带着镣铐跳舞”。在我们这个译本初版至今的二十多年间，这种译法已经得到普遍的认可，许多读者告诉我说，他们从这样的译文中体会到了原作的某些艺术形式的特点。这样看来，吃这点苦还是值得的。
黑格尔老人在他的《美学》第三卷中说：“诗可以由一种语言译成另一种语言……尽管音调变了，诗的价值却不会受到严重的损害。”不过，要想把一部作品一下子译得尽善尽美是很不容易的，我们的这个译本的第一稿就译了二十年，这回又大大地再修改了一次。不过，我想，只要我们大家继续不断地努力，总有一天我们能够把《叶甫盖尼·奥涅金》以及世界上所有的诗歌杰作全都很好地翻译成汉语，贡献给中国读者。在这里，我要感谢吕荧先生和查良铮先生，他们的译本出现在我的译本之前，他们译文中的成败为我的工作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在这一次的校改工作中，我又参阅了目前我国已经出现的其他几位先生的译文，学习他们的优点，汲取他们的教训；我也从几部德语和英语的译本中得到处理文句的启发。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的俄裔美国作家纳博科夫先生的英译本和他为《奥涅金》所做的详尽注释给我在理解原作方面帮助很多。谨在这里向这些先生们致谢。
四十多年来，在这件翻译工作中给过我帮助的师友们还有许多，我将在本书的译后记中特意谈到他们。
我还应该感谢你，亲爱的读者朋友，感谢你肯花时间和精力来阅读这个译本。我期望得到你的批评意见，让我在今后再做的校改中，把译文质量进一步提高。
智量
2003年5月
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一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