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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义民姿势潇洒地骑着新买的锰钢自行车，穿过大街小巷乘凉的人群。
他精力充沛。今儿晚上，他更感到自己浑身上下都像这辆新车一样灵活。一连四天没有去高伯年家，今天接到了高夫人的电话，态度特别热情。看来，自己的沉默已经使他们坐不住了，这个效果是他最满意的。让他们带着内疚来迎接他，明白他是做了牺牲的，他才能取得在这个家庭里的平衡。
在同龄人中间，他总是佼佼者。他很自信，在任何竞争中，他从不相信对手会是胜利者。大学期间，班里只发展了一批党员，他是第一个入党的。全中文系只有一个市委机关的分配名额，而他如愿以偿。到机关后半年，一同被分到机关的二十三位大学生中，只有两个人被调去给市委领导当秘书，一个是刚离休的原市政府副秘书长的儿子，一个就是他。而且他做了市长高伯年的秘书，这个职位往往是由经验丰富，工作能力出类拔萃的干部担任的，可他成为市长秘书时，不过刚刚二十八岁。他只当了两年半的秘书，高伯年转任市委书记，他对自己这个年轻的秘书相当满意，在离开市政府大楼之前，便把他安插到市政府新成立的一个重要部门综合处去。于是张义民又成为市委、市政府机关里最年轻的一位处长。
然而，张义民并不满足，他的眼睛总是不断向上看，瞄准上一个阶梯。他心怀大志，而又小心翼翼。他潜心研究着领导的每一个意图，判断着领导的每一个脸色，分析着领导内心的好恶，然后决定哪些事要抓紧办，哪些事可以缓办，哪些应该先办，哪些可以时机成熟再办，哪些需要领导明确指示才能办，哪些不要等待领导发话就该主动去办。所以他的事情总是办得漂漂亮亮，深得领导赞赏。这是他成功的诀窍，而这种诀窍又不是一般人可以领悟和掌握的。他在这方面的精明，确使人望尘莫及。
然而，世界总不能让人十全十美，尽随人意。张义民最大的遗憾是没有能出生在一个有光荣革命资历和地位的干部家庭，这使得他的每一个进步都要付出比具有这种条件的人多几倍的力气，他完完全全是凭着自己出人头地的。他平时十分谦恭，然而在谦恭的背后，是一种抱负，他要做人上人。而做人上人他最大的缺憾是没有一个稳固的政治靠山。机遇使他找到了这座城市里最大的政治靠山，他不能让它溜走。他不仅凭着自己的精明赢得高书记的器重，而且凭着自己的外表和头脑的灵活赢得了高夫人的赏识。他刚当了半年的秘书，沈萍就看中了这个整天“长”在她家的英俊青年，准备把女儿嫁给他。张义民原来只想过成为高伯年“线”上的人，而从没敢想过能成为市委书记家庭的成员。当沈萍含蓄而又明白地告诉他，征求他的意见时，他的第一感觉就是一颗福星降临了。
读大学时，不少女同学追求过他，但他谨慎地一次次地逃避了。他这个人是个矛盾的复合体，他为人谦卑，那是对同事和上级，但在同学中他又常常显得清高。在这清高的外表下却又隐藏着一种自卑，不是自卑自己，而是自卑自己的家庭。这个家庭与他这个人太不相称了。他不相信那些追求他的姑娘，看到他那个低矮、简陋的破窝，那个一天到晚喷着酒气的瘸腿父亲，那个打扮俗气、举止缺乏教养的妹妹后，还会爱他。于是他向全班封锁了他的家庭住址。可是毕业前夕，班团支部书记，一个貌美、人精的姑娘突然出现在他的家门口，他自惭形秽，面红耳赤。她却全不在乎他家的地位高低，境遇好坏。他露了底儿，可她并不因此看轻他。他们关系很快“白热化”，甚至谈到了毕业后，分到房就结婚。
但她与高婕相比就相形见绌了。倒不是因为高婕长得比她更漂亮，而是因为高婕有个举足轻重的父亲。在张义民的爱情天平上，政治砝码压倒一切。
高伯年对此事不露声色，不介入，然而张义民却清楚地感到，他的首长对他又悄悄地多了一层长辈式的关照。高伯年调到市委去之前先把他安排当了处长，就是一个明证。
只是高婕的态度却常使他感到捉摸不定。她时而显得很亲热，兴致勃勃地与他谈天说地，时而又冷若冰霜，居高临下地把他从家里“打发走”。于是，一个漫长的了解过程开始了。张义民以超乎寻常的忍耐力来对待这场决定他命运、前途的恋爱。他经受着一次次冷落和嘲弄，忍受着自尊心的一次次折磨。
张义民每天晚上都要到高家去坐一坐，也不管高婕是否在家。她不在，他就向高书记汇报市政府的情况，他们处掌握着市政府各部门的工作动态，于是高书记不用在市委常委会上听取阎鸿唤的汇报，就掌握了市府的基本情况。
高婕出了事，他感到震惊，也感到屈辱，他毕竟是个男人，当他站在门口，听到屋里谈的一切时，他真想冲上去，揪住高婕的脖领子，狠狠地打她一记耳光。平时你高傲得像个公主，可现在，你算个什么东西！他恶狠狠地想，甚至有一种幸灾乐祸的快感。然而，他没有动，他训练有素的大脑神经控制了他的一切冲动。
他的理智救了他，使他在这场突发事件中表现出他的过人之处。高婕自己的过失给他的恋爱天平加上了一个砝码，使本来倾斜于她的杠杆平衡了。他要抓住这个平衡。
沈萍见张义民进了门，忙不迭地招呼：“义民来了，坐坐，我给你去叫你高伯伯。”
高夫人少有的谦卑、热情，立刻被他注意到了。她嘴里的“你们高书记”变成了“你高伯伯”。
高伯年走进房间，脸沉着。张义民站起身，高伯年礼貌地伸手示意请他坐下。两个人在沙发上坐好。
“沈阿姨，您也坐。”张义民完全知道即将开始的是一场什么内容的谈话。虽然高伯年的脸色阴沉，张义民却心中坦然。在交谈双方，他第一次处于主动者的位置，而对方则是揪着心听取他的表态。
“不，你们谈。我给你们做点冷饮来，我刚刚学会了做冰淇淋。”沈萍巧妙地把谈话留给了丈夫，她觉得由丈夫来谈话，效果会更好些。
一阵沉默。一个在考虑怎样谈才不失身份，一个故意不开口，目的是攫取更多的东西。
“你有几天没来了吧？……部门的工作情况怎么样？”高伯年终于张了口，然而却习惯地扯上了工作。
“还好。”张义民避开了第一个问题，接住了第二个话题，“市政改造整体规划方案需要做重大修改，阎市长让我们会同规划部门、建工部门，一周拿出具体实施的意见，因此压力很大。”
“噢，鸿唤已经和我交换了意见。有些我是赞同的，但市政改造是个大事情。规划可以搞得长远一点，宏大一点，但具体制定实施方案，要实际一点，稳妥一点。切不可凭着一股子蛮劲，一时的冲动，就不顾一切地干起来。总想着自己干出点别人没有干过的事情。但别人没干过的事情总有他没去干的道理。我担心我们有些同志不肯接受五八年‘大跃进’的教训，以为大刀阔斧就是改革，其实这是蛮干！是‘左’的错误思想的表现。”
张义民十分仔细地听着，他听出“有些同志”指的是谁。他钦佩阎鸿唤，同时又很怵他。这位市长不是从听你说些什么来衡量你，而是从你能干什么来认识你。因此，他在阎鸿唤面前，常有一种危机感。即使使出浑身解数，也很难使市长十分满意，这不免让张义民苦恼。市长对基层的情况相当熟悉，有着十分合理而准确的想象力和预见性，所以当你未经实际调查，未付出应付的劳动代价，便向他汇报工作时，肯定会被他不留情面地揭穿。这一切，都使张义民隐隐感到一种威胁，这种威胁不是来自某一个人，而是来自一种发展趋势，来自发展中不断自然产生出来的取代者。有阎鸿唤当政，他张义民要想像以往那样顺顺当当地上升不容易，他要花费许多真气力。这也是他急于想加入高伯年家族的原因。有了这个符号，他就能借助风力，扶摇直上，而不必跟着阎鸿唤的屁股后面去登山。现在高伯年的话中露出的不满，不禁使他暗喜。阎鸿唤与高伯年的资历相差太远，远不是高伯年的对手。高伯年可以提议阎鸿唤当市长，也完全可以提议免去他的职务，尽管目前他俩是平级干部，但老的永远主宰着年轻的。
“阎市长要求我们仍按‘七一五方案’搞，改造工程从交通改造入手，听阎市长讲，好像国务院领导同志非常支持这个方案。”张义民望着高伯年，试探地说。
“七一五方案”，是阎鸿唤亲自组织制定的一个改造工程方案，因为定稿是七月十五日，所以称为“七一五方案”。这方案否定了高伯年当市长时制定的一个方案。两个方案的分歧点，在于完成市发展整体规划的第二步，即改造工程的入手点。高伯年的第二步是在解决电力和城市用水问题之后才开始企业改造。而阎鸿唤则认为第二步是在解决交通问题的同时进行旧区改造。高伯年很恼火，其实对于两个方案先搞什么后搞什么，他并没看得很重，他看重的是他提拔起来的新市长，竟敢于否认他这个老市长的方案。于是，他主持召开了市委常委会，否决了阎鸿唤的“七一五方案”。当然“否决”不是以决议的形式，而是根据常委会的惯例，高伯年摇了头，就算做否决。这就是权力、威望的象征。在常委会上，阎鸿唤没有成功，却在第一步能源工程完成之后，又突然重新拿出自己的“七一五方案”，先跑到国务院，取得领导认可。让高伯年没法子再讲话，这种做法堪称高明，也实在可恶。高伯年现在甚至比阎鸿唤刚提出“七一五方案”时还要恼火。在阎鸿唤从北京回来向他传达副总理指示时，他按捺不住，大发雷霆。一个市长怎么能未经常委通过就可以直接向中央征求意见！现在阎鸿唤并没有因为他发了火而变得慎重些，仍然按他的方案，组织实施，这无疑是明目张胆地对市委书记权威的公开蔑视和挑战。
“先生产，后生活，这是我们党一贯的政策。”高伯年觉得手有些发麻、发胀，他用力把拳头攥起来，有节制地在沙发垫上捶了两下，“修什么现代化公路，搞些花里胡哨的东西，表面繁荣。”
“阎市长的‘七一五方案’的精神已经向各区局传达了，据说有的区已经收集了群众反映，尤其老城区，居民反映很强烈，说阎鸿唤是‘好市长’，‘最知道老百姓的冷暖’。”
“好市长”三个字又一次强烈地刺激了高伯年的神经，他笑笑，“小张啊，遇事应该有自己的独立思考，依你看，是把生产搞上去，从长远上解决人民群众的民生问题好，还是挖肉补疮，放弃大事不抓只抓那些眼前利益的事对呢？”
张义民没有马上回答，他明白高伯年的想法，是想让他说出一堆反对“七一五方案”的话，然后以此为据，拿到市常委会上去驳倒阎鸿唤。他对“七一五方案”，内心是矛盾的，他承认阎鸿唤的总体规划是科学的，这个新市长办的事件件是实事，绝无一句空话。他久住普店街，当然知道住“三级跳坑”的滋味。但他并不希望阎鸿唤成功，这不仅因为阎鸿唤使他惧怕，也因为普店街已经与他无关，况且，他的命运之绳已系在高伯年的航船上了。
沈萍救了张义民的驾。她端着两盘自制的冰淇淋走进来，在门外，她就听见高伯年谈的根本不是她授意的内容，心里很不高兴。她把盘子放在两个人面前的茶几上，踩踩丈夫的脚，提醒他该言归正传了。
“好了，我们不谈这些了。你记住，作为一个青年干部随时要敢于讲真话、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高伯年理解了妻子那一脚的用意，收住这个令他恼怒的话题，开始考虑如何转入下一个同样让他恼怒的话题。
“那天，小婕把她的事情向你坦白了没有？”高伯年有意不去看张义民。
“小婕很坦白。”张义民很冷静地回答。
“究竟是怎么回事？”高伯年不是故弄玄虚，他到现在也弄不清女儿出事的具体缘由，又不愿亲自问她。
“一个外地歌唱家，在组台演出时，与高婕产生了几天热情，他们没有想到会有孩子。事情就这样简单。”
“混蛋！”高伯年骂起来，从与张义民谈话起，他就憋着一肚子火，这时正好发泄出来，“堕落，简直是堕落，她丝毫不对自己、对自己的家庭负责！”
沈萍赶忙压住丈夫的火气：“你吵什么，听义民说嘛，扣帽子，骂人能解决问题吗？义民你说呢？”
“我觉得高婕对那个演员不过是几天的热情。这也是一时糊涂，文艺界受西方性解放思想影响，在男女关系问题上往往比较轻率。高婕大概是受环境熏染。”
“对，对。我同意义民的说法。”沈萍忙点头赞同。
“那你打算怎么办？我指的是你与小婕的关系。”高伯年的目光由冰淇淋上转向张义民，“我作为国家干部，绝不干涉你们年轻人的生活选择，但作为小婕的父亲，还得了解你的态度，我们做老人的，心里要有数。”
张义民虔诚地望着市委书记，他发现平时威严的书记突然显得很老，很疲惫。他搓搓手，沉默了一会儿，认真地说：“我反复思考过了。我希望继续保持与高婕的关系，我想用自己真挚的感情去融化她，高婕现在更需要的是温暖，如果因为发生了这种事情，我就断绝了关系，对她会是个更大的打击。我问过高婕，那个演员有妻子，他不可能同高婕结婚。”
高伯年又一次被激怒了。女儿一点儿不珍惜自己的名誉，随随便便就去同一个男人睡觉，而那个男人怎么就敢去欺辱一个堂堂市委书记的女儿，他就一点不害怕吗？
“想结婚，我也不会准许。”他恨恨地说，他痛恨那个害了女儿的混蛋，然而就在说出这句话的同时，他突然意识到自己所能加在这个混蛋头上的所有报复，只能是这么一句毫无用处的话，他不可能制裁这个人而丝毫不损害自己的女儿。为了保全女儿的名誉，同时也为着自己的名誉，他只能听之任之，一瞬间，他感到悲哀，他的权力原来小得可怜。
“所以，我要爱护高婕，否则，她会感到人生太冷漠，对生活失去信心，而真的堕落下去。”张义民完全表达出自己编织好的一片真诚。
“小婕不会堕落，你们不要老用这个词好不好？她是一时糊涂，人难免有糊涂的时候，关键在一个人的根儿是什么样的，小婕从小正派、聪明，绝不会变坏。”沈萍不愿听到别人把“堕落”与女儿联系在一起，更怕把这类问题说得严重了。
高伯年站起身，走到张义民的面前，拍了拍他的肩膀。他没有看错这个年轻人，关键时刻张义民表现出了对自己的忠诚。他叹口气，并没表示出更多的东西。他的感激不能让对方发现，应该使对方认识到这样做是天经地义的。
“请您相信我，高书记。”张义民不失时机地进一步表现自己的忠诚。
高伯年仍不做声，手指轻轻捏了捏张义民的肩膀，然后离开了客厅。
“义民，小婕在楼上等着你呢。”沈萍一颗石头落了地。
“沈阿姨，那我上去了。”
“义民，你要想法给她减轻思想压力。你是知道的，你高伯伯最疼爱她，这孩子被宠惯了，无论她说什么，你都别生气，她是故意的。另外，这件事你一定要保密，包括对你们家里人。”
“我明白，您放心吧。”
张义民此刻，心情非常轻松，他给予了高家最需要的承诺，也得到了他需要的东西——高伯年夫妇在心理上的欠账单。
他走进高婕的卧室。这是一间布置得极有情致的卧室，墙上挂着两幅抽象派风格的油画。鲜明的对比颜色上，抹着一些莫名其妙的几何图形，这是高婕和她一个画友的杰作。两只组合框里摆着一些不协调却很有味道的小摆设。几只绒布做的小动物围着一个瓷制的老寿星，两只洋娃娃旁站立着一员泥雕的中国古代将军。墙角是一架漆得黑亮的钢琴。
房间的主人坐在床上，背靠着一只竖起的枕头在读书，她指指沙发椅，示意走近她床边的张义民坐到离她三米距离的地方。
“身体怎么样？”张义民坐下，看着高婕。她乌发披肩，薄薄的白色乔其纱睡裙恰到好处地显露出她身上那些迷人的女性线条。她真美，美到即使遭受了玷污，也丝毫不损害她的形象。他不由地想，从哪个角度考虑也不能丢掉她。
“想必你一定在我父母面前充当了一个富于自我牺牲的义士角色，讨得他们欢心了，对么？不然他们不会让你上来。”高婕放下书，淡淡地说。
张义民一时无言以对。他没想到她仍是这么个态度，他有力量去征服她的父母，却无力去治服她。她的眼睛，语言，总是具有一种穿透力，让他无法遮掩。
“我们不是一种人，你何必要做个牺牲品？”高婕看着张义民，又拿起了书，仿佛是想宣布此次谈话的结束。
“高婕。”张义民尽量使自己的语调显得平静，“今天我不想同你争论，这种争论继续下去太没意思。我说喜欢你，就是喜欢你，谈不上什么牺牲。尽管我有我的道德观念，尽管我希望你生活得严肃些，但我能理解你，能原谅你的行为。我从没想到这是为讨你父母的欢心，我这个人没有政治上的野心，更不想依仗谁的势力去达到某种目的。你难道不相信会有人真爱你，你以为那个摧残了你并溜之大吉的人是真对你好吗？”
张义民说着，自己都被自己的语言感动了，他必须要扫除高婕心里那个障碍，不然她不会真爱他。
“噢，你真那么崇高？”高婕仿佛是惊奇地睁大眼睛，笑笑，“如果我们家老头子不是市委书记，是个老百姓，你也会如此宽容我的行为，违背自己的道德观念考虑问题？那您就太伟大了。可惜，我们家老爷子是市委书记，所以无法印证我的推断。”高婕又放下书，站起身，“说心里话，我对你并无恶感，相反还有一点欣赏，人非圣贤嘛。可我觉得，我们不是一路人，你懂得我的意思吗？我们向往、追求的不一样。你热衷于政治，而我对政治不感兴趣。你的奋斗，想的是如何爬得更高，官做得更大。我也奋斗，我追求我的艺术，追求生活的真实。在你们眼里，我们这些人干什么事都出格，放荡不羁，可在我眼里，你们这些人虚伪，根本不理解什么是人，也不懂得真正尊重人。在自己需要的时候，你们是能摆出一副为别人牺牲的嘴脸。一旦自己不需要时，你们又最能牺牲别人，让所有的人为你的个人利益服务，我说得对吧？”
“不对，你这套理论不仅贬损了我，也是污辱了你的父亲和所有为中国革命牺牲的革命者。”
“别混为一谈。”高婕截住张义民的话，“我崇敬那些为理想而牺牲的勇士，而不是你们。”
“你的概念太含混了，我们？我们是谁？”张义民有点坐不住了。
“一小部分人，在权力集团中的一小部分，权力暴发户，口心不一的人们，心里最看重的是地位、金钱、汽车、住房，嘴上却冠冕堂皇，谁敢公开自己的内心世界？”
“高婕，你怎么能这样说。把关心、爱护甚至爱你的人都说成是虚伪，难道那个污辱了你的人倒是高尚、真实的？你思维太混乱，结论太荒唐了。”
“他真实就在于他需要得到我，我的真实就在于我爱他，而并不一定和他结婚。你能像我一样坦白吗？你敢对我说，你是为着得到我父亲的庇护，想跨入这个家庭才耐心等待、大度宽容、忍气吞声的吗？”
“够了。”张义民打断高婕的话，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人这样尖刻，赤裸裸地当面剖析他的灵魂，他受不了了。
“我再说一句，我观察了你很久，觉得你太可怜了，你从不敢违背我父亲一丁点儿，每句话都是适合他的口味和心思，像我父亲意志的奴隶。”
张义民觉得自己脸上火辣辣地烧得难受，他用力压下了自己想在高婕那漂亮而冷酷的脸上猛挥一拳的念头，站起身，走到门口，又转过头。“随便你怎样分析，这是你的自由，我只劝你冷静地想一想，不要把被污辱当作幸福，更不要把污辱别人的人格当作愉快。你不爱我，我不勉强，但我奉劝你不要伤害你父母的感情，你总不至于怀疑他们对你的爱吧？”
“我当然不怀疑父母爱他们的女儿，但他们老了，权力也不会维持多久，他们这种爱的方式也维持不了多久了，这里，我也得提醒你一句。好了，你可以走了，欢迎再来。”
狂妄、骄傲、尖刻、糊涂！张义民走下楼，心里恨恨地骂着这个令他着迷又令他惧怕的姑娘。随她去好了，很快，她就会属于他，沈萍连房子都为他们准备好了，这一切高婕都知道，她从没反对过，这就够了，结了婚，看她还敢如此猖狂。张义民对任何事从不悲观，悲观情绪只会让人无所作为。他对一切充满信心，早晚有一天，她会听从他的摆布，在他获取她父亲一样的地位，在她的父亲失去了原有地位的时候。
张义民骑着自行车离开了高家小楼。
外边依然闷热，热风、热气。他沿着利华别墅的小路，缓缓地骑着车，时间已近十点钟，骑到家需要三十五分钟，但他一点不着急。回去干什么，关进那个闷罐子？罐子的空气是污浊的，连人带家具都散发着一种臭气。一天不离开普店街，一天没有他真正的家。那个生养了他的地方不过是他的古拉格岛，现在他该搬出那个鬼地方，离开那帮俗不可耐的群体。他该生活在这里，往返于利华别墅和黄山高层大楼之间。每次他离开这里的时候，都有些恋恋不舍，这里的空气都格外清新。
星光闪烁，朦胧的月光洒在幽静的花园里，投下一片片银白，一株株树影。这里是个幽深的世界，也是个威严、凛然不可侵犯的地方。
迎面四辆摩托车急驶而来，几个男女，唱着，笑着从他身边掠过。他狠狠地瞥了一下他们的背影。他对这些幸运儿怀着一股天生的仇恨，凭什么自然界赋予了大家一样的皮囊，而偏他们的幸福“得来全不费功夫”，自己却要靠苦熬苦挣。空气中飘着一股香气，这种香味他很熟悉，高婕身上就是这种味儿。这是一种幽香，妹妹义兰有时也爱用香水，但香得呛人，使他发晕，有一次，他特别注意了高婕梳妆台上香水的牌子，照此托人从友谊商店用外汇券买到了一瓶法国“迪安娜”牌香水，希望妹妹身上的香味能让他舒服些。谁知换了牌子，香味却依然如故。难道香水作用于不同人身上，气味还会产生差异，张义民根本没意识到，这种差异正来自他的心理。
后边又响起急促的摩托车声，张义民本能地向边上靠了靠，把正中的道路让给这些目空一切，飞来飞去的家伙。谁知那声音嘎地停住了，一辆摩托车在他的自行车前划了个圆弧。
驾摩托车的是徐援朝，车后坐着一个姑娘，两条裸露的大腿分叉在摩托车架两旁。
“嘿，哥们儿，我一眼就看出是你，眼力不错吧？好久不见，听说你混得还可以。”徐援朝潇洒地用脚蹬着地，掏出一盒香烟，轻轻一弹，甩出一根烟。
张义民毫无思想准备，烟从面前飞过去，掉到地上，他犹豫了一下，不知该不该去拾。
“算了，换一根。”徐援朝把烟盒递到张义民面前。
张义民只好从上边抽出一根叼在嘴上，然后用手捂住徐援朝伸过来的打火机，点着烟，他不明白徐援朝为什么又回过头来特意追他。
“怎么，跳舞还是看节目去了？”他尽量做出很随便的样子，顺口问。
“天太热，出去兜兜风，谁他妈的想到骑摩托都兜不出风来。这雨憋着不下要闷死人了。”
“这里还算凉快，市内更热。”
“怎么，又去巴结高书记？噢，不，未来的老丈人去了？”徐援朝笑着说。
张义民的脸拉了下来，他想回敬这个纨绔子弟一句，但又忍住了。他是在给高伯年当秘书时，认识徐援朝的。那时徐援朝刚从部队转业回来，在家等待安置，闲着没事就在大院里蹓跶。他的身份，当时市委书记徐克的儿子，他的形象，细高个子，漂亮面孔，再加上他满不在乎、洒脱倜傥的风度，都使他在别墅大院里挺扎眼。他是在这大院里出生的，高伯年搬进利华别墅已经是第三代住户了，阎鸿唤则属于第四代。大院里的很多勤杂人员都和他很熟，尤其老花匠是看着他穿着开裆裤长大的。他常帮老花匠浇水、剪枝，和警卫聊大天。张义民很快就注意到这个人物。了解了他的身份。他们俩年龄相仿，徐援朝也从不端什么架子，张义民便很想跟他交个朋友，高干子弟在他眼中总包着一层神秘的光圈，他想了解他们，知道他们的内心世界和生活方式。所以，每次碰到徐援朝，便有意识地站下来和他随便聊上几句。最初，他觉得徐援朝很健谈，似乎无所不知，进而，他就觉得徐援朝很浅薄，这个公子，什么都见过，但对什么都是一知半解，而且知识贫乏，对各种边缘学科，当代新思潮，各种新观念，一无所知，只是天南海北地胡聊。原来，徐援朝这些人除了父母加在他们头上的那个光圈，竟不如一个贫民子弟。张义民心里油然升起几分得意和自信。不久，徐援朝分到了外贸公司保卫科当了科长，见面的次数少了。后来，即使见了面，徐援朝的态度也变了，变得十分冷淡，甚至傲慢。张义民开始忐忑不安，他不知徐援朝态度突然降温，有什么“背景”。是不是哪句话冲撞了他？没有，张义民一向跟徐援朝说话比较谨慎，是不是自己哪一次态度上先冷淡了？也没有，张义民虽然从心底里看不起徐援朝，但他对市委书记宠爱的这个公子，一贯的原则是接近他，怎么会表现出冷漠呢。平时遇上再紧急的事儿，他看见徐援朝都要停下来，寒暄一通。慢慢地，张义民才发现徐援朝冷淡的不是他一个人，而是对所有大院的工作人员，包括那个从小抱过他的老花匠。原来，这小子狂了，社会宠惯了他那颗优越的灵魂，使他又重新意识到他原来是这座城市的“太子”。张义民一颗悬着的心落了地，落在地下的心充满了对这个“太子”的仇视和轻蔑。总有一天，他要把徐援朝这类八旗子弟，踩到他的脚下。但他现在犯不着得罪徐援朝。于是，只要那位“太子”迎面骑车过来，他还是招招手，不管对方是否答理他，只是在自己招手的时候，心里总要骂一句“这个混蛋”。三年前，徐克退居二线，调到北京，高伯年当了市委书记，张义民才不把徐援朝放在眼里。徐克管不到他头上了，以后，两个人在利华别墅相见，便互不理睬，擦肩而过，也形同路人。
今天，徐援朝掉头追过来主动跟他说话，想干什么，难道是为羞辱他？
“开句玩笑嘛，哈哈。”徐援朝拍拍张义民的肩膀，“刚听说，老弟荣升大处长了。”
张义民不认为徐援朝是恭维他。这小子不是普店街的住户，把处长这个角儿会看得多重。在徐援朝眼里，局长，部长都算不得什么。他笑笑，反唇相讥：
“我可听说，你早是个老科长了。”
徐援朝仿佛什么也没听出来，仰脖哈哈一笑：“老皇历了。不像老弟，市委第三梯队，前途无限量。”
摩托车后座上的牛仔短裤女郎不耐烦了：“别逗了，有事没事呢？你要说你在这儿说，我先骑车回去了。”
徐援朝没有回头，只是用手向后拍拍那姑娘的屁股：“别闹，耐心点。”然后又对张义民说，“这么热的天，回家干什么，走，到我们家玩玩去。”
“谢谢，我还有事。”张义民目前并不想与他深交。
“别蒙人了，都快十点了，这么晚能有什么事？别摆谱了，你天天到这儿来，敝人寒舍你还没来过。走吧，随便坐坐，就当认个门，跳跳舞，正缺个男伴。”
徐援朝的邀请，在张义民眼中是自己的胜利。他终于让这个“太子”知道了他的分量，居然低头主动向他表示要交个朋友。但是，如今的张义民已经不是刚刚跨入厦门路222号大院的那个小秘书了。他自信自己能成为这座花园主人之一，高家家族的成员的日子为期不远了。他早已没有去见识一下徐家的欲望。他现在去徐家就是赏光了，他不能赏给徐援朝这个光。
“等没事的时候再说吧，现在没时间，明天市政府又是一天会，我得早点休息。”他的这番话，是为着表示一下自己对徐援朝的轻蔑，强烈的报复欲支配着他。
“少坐一会儿呗，今天我家从北京来了几个朋友，认识认识对你有好处，北京信息多灵，你不想多了解点什么？”徐援朝漫不经心地踩着摩托，似乎在等待张义民的最后决定。
“北京的朋友”这几个字让张义民心动了。看样子徐援朝也算真心实意，去就去，认识几位北京的干部子弟还是很有必要的，谁知道将来哪道门向他开呢？
徐克这幢房子，看外表与高伯年那幢样子区别不大，但走进那扇雕花大玻璃门，张义民立刻发现了它们的不同。这幢房子有一个十分宽大的前厅，光滑的大理石地面，光可照人，像个舞场。从门口到二楼楼梯上，铺着一条紫红色的长地毯，另一条紫红色地毯拦腰横跨，两端伸向一楼两侧的棕色菲律宾木雕花房门口。徐克毕竟是市里的元老，他的住宅从内部结构到装饰都比高伯年的房子气派，考究得多。
张义民随徐援朝走进一楼左侧的房间。
房间很空旷，摆着三套沙发，上面坐着几个男女，显然他们就是那些飞车的男士和飘香的女士。
“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说过的那位高伯年的未来女婿，现任市政府综合计划处处长张义民。”
几个男的站起来，向他伸出手。徐援朝按着张义民的肩膀，给他介绍：“郭小军，中组部的，李建民……”
“中组部”三个字使张义民的思维停顿了太久，以致没听清下面的名字，只记住了“外经委”、“中华贸易总公司”、“振华经济开发公司”这几个对他没有太大吸引力的单位名字。
“这位，你一定认识，他是柳副市长的弟弟柳若明，咱们市赫赫有名的华厦农工商联合总公司的副总经理，百万富翁。”
柳若明长得文雅、秀气，和他哥哥很像，所不同的是他眼中有一种咄咄逼人的神态，而柳若晨是一副书生相。
“听我哥哥介绍过你，年轻有为的青年干部，今天认识你十分荣幸。”柳若明蛮有风度地握握张义民的手。
“比不了你，年轻的总经理，我很佩服你哥哥。”
徐援朝拉着张义民走向那几个姑娘，她们却好像没看见他俩，仍在各行其事。剪指甲的剪指甲，削水果的削水果，随着音乐晃晃的还在晃，甚至连眼皮都不抬。这多少让张义民有点尴尬，自惭形秽。
徐援朝发现了双方这一神态的微妙，便笑着拉过来和他俩一同回来的牛仔短裤女郎：“罗晓维，咱们市里著名女歌星。大名鼎鼎，电视里一定见过吧？”
大名鼎鼎？张义民不知道，他从来不听那些浑身扭动，有气无力的通俗歌曲。他很少看电视，晚上不在家，到高伯年那儿又不看这种节目，所以没机会在荧屏上认识她。为了礼貌，他还是伸出手：“呵，久仰，久仰。”
罗晓维让他们俩一恭维，显然是高兴了，拍了徐援朝的后背一下：“就你那么迂腐，还一本正经地介绍什么，一起玩玩呗，一会儿不就熟了？”然后，她拉过张义民，“来，我招待招待你，想喝点什么？可乐还是橙汁？”
徐援朝笑了：“好了，义民今晚可就交给你了，好好照顾照顾我们哥们儿。”
张义民被拉在沙发上。罗晓维从冰箱里拿出一听可乐递给他，自己打开一瓶矿泉水倒在杯子里，又加了两块冰。“喝吧，都热死了。”她坐在张义民的沙发扶手上，一股香气直冲张义民而来。
张义民觉得有点发晕，刚才罗晓维拉住他的手时，他就有点发傻，虽然他已经在名义上交过两个女朋友，可还从没有跟一个女性有过任何肌肤的接触，女孩子的肌肤对他还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圣地。他不由得往远处悄悄挪了挪。
“北大毕业的？”罗晓维喝完杯里的水，问他。
“不，师大的，怎么？”
“北大进入政界的最多。”罗晓维笑了。
“你呢？音乐学院毕业的？”
“酒吧学院。”罗晓维又笑起来，“从酒吧走向荧屏怎么样，这条成功之路还算可以吧？”她为自己又开了一听橙汁，倒在杯子里，“不过，我曾经考过，可没考上。其实，如果考上了，生活也许就没有像现在这么自由自在。那些大学生心高脸皮薄，干这个怕丢面子，干那个怕失身份，死抱着洋腔洋调和那张干巴巴的文凭活一辈子，绝成不了红歌星。白白有个好嗓子，唱的歌儿没人听。他们也羡慕我们赚钱多，可又放不下架子来抱我们的饭碗，只好看我们到处组合演出，灌带子，出名，唱红，白白干瞪眼。”
罗晓维大大方方地谈着，就像跟一个早已熟识的老朋友谈天，毫不掩饰自己的想法。这态度感染了张义民，“名”和“利”其实是他梦寐以求的东西，但他从来回避谈这个。她却直言不讳，毫不顾忌，这倒使他不由得羡慕起她来。他注意地打量了一下面前的这个姑娘。她有二十二三岁，刚才脱掉了套在外面的蝙蝠衫，里面是一件薄薄的米黄色连衣裙，领口开得很低，短短的头发，圆圆的脸，两只黑黑的眼睛，配上小巧的鼻子和嘴，整个人显得十分娇小可爱。
“现在人们都想弄张大学文凭，你这种思想倒很特殊。不过，人的追求不同，所以不能一概而论。”
“当然，像你这样的大学生中佼佼者，又另当别论。”
徐援朝朝他们走过来：“哦，看来你们谈得很投机。”他拍拍张义民的肩膀，“不陪我们晓维跳跳舞吗？”
“不，我不会，你们跳吧。”张义民忙摆摆手。他跳舞并不外行，他是为高婕学的。高婕是歌舞团的，未婚夫怎么能不会跳舞！可他今天不想跳，尤其不愿在这里跳，这种环境和气氛，他很不习惯。
“咳呀，你这么好的身材，不会跳舞太可惜了。来，我负责教你，保险一教就会。”
张义民这才发现，不知什么时候，大灯已经关闭，四面壁灯亮了，屋顶上一盏转球彩灯转了起来，把一束束五色光柱抛洒在正在舞曲中起舞的对对男女的身上。而且，他们的舞姿很特别，跳舞时不仅搂着腰，而且脸贴着脸，几乎是全身都紧紧地贴在一起。他不由得心里一阵狂跳，脸也红了。
“来，怕什么，都是自己人。”罗晓维站起身，拉住他的手，“家庭舞会的优越性，不怕出丑，没人笑话。”
“好了，晓维，好好照顾我的哥们儿。”徐援朝笑着拍拍张义民的手，“别犹豫了，快跳吧。”
罗晓维的手又小又软，张义民觉得自己的手发烫，像一股热流，由与她接触的部分流向全身，他身不由己地站起身。怕什么？不是还有中组部的干部在吗！这里的男性公民们哪个不是有头衔和身份的人，他们既然不怕，自己又怕什么？跳跳舞又何妨？只要注意保持距离就行。
他和罗晓维转入舞池。
“你原来会跳呀，为什么说谎？”罗晓维很快发现张义民的舞步很熟练。
“我是不习惯你们这里。”
她笑笑：“这有什么？跳舞本来就是为了寻求快乐和刺激，何必假正经，像你这样，恨不得拉开几尺的距离。”
“不，跳舞是种体育性的娱乐，它……”
罗晓维笑起来：“那您去体育馆好了，最好您只用一个小指头顶着我的腰。”
“那不行，转起来，我非摔倒了不可。”
“不会的，我会立刻抱住你的。”
他情不自禁地搂紧了她的腰，她也顺势把身子贴向他。他感到了那凸起的少女柔软而又敏感的部位，触到了她细细的发丝，闻到了阵阵袭人的香气。他觉得自己再一次发晕了。他闭上眼，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梦一样的世界里。拥靠着罗晓维迷人的身体，陶醉在这音乐中，他忽然觉得人生并不都是奋斗，也有舒适和感官的享受。这个舞池中有最现代的性观念，也会使人产生最原始的性感觉。他的手不由朝她的腰部下面滑去。
突然，外面几道划亮夜空的闪电，又响起一阵滚动的闷雷。张义民吃了一惊，手松开了。
“天要下雨了，我得赶紧回家。”他说。
“援朝刚才对我说，今晚不让你回去了，就住在这儿，这是我的任务。”罗晓维并不松手，话里似乎有某种暗示。
住在这儿？张义民又是一惊。不，陷得太深就无法自拔。他是高婕的未婚夫，高婕可以走得很远，可他却一步也不能走错。
“不，我得回去了。”他猛地推开了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