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
|
|
农药危害与辐射污染同等严重
如今，每个人从胚胎到死亡都要接触危险的化学物质，
拿动物做实验的科学家几乎找不到未受污染的实验对象。
因此，“了解农药”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很重要，
如果我们要与这些化学物质如此亲密地过活，
把它们吃下肚、喝下肚，并带进我们的骨髓，
那我们最好要了解它们的本质和威力。
从胚胎到死亡，化学农药的影响无所不在
如今每个人从胚胎到死亡都要接触危险的化学物质，这是世界历史上头一遭。人使用合成农药不到二十年，农药就已在生物界和非生物界普及到几乎到处可见。从大部分大河水系，甚至从看不见的地下水中，都已发现它们的踪影。这些化学物质的残余滞留于土里，可能已有十二年。化学农药进入并留在鱼、鸟、爬虫类、家禽家畜和野生动物体内的情况非常普遍，因而拿动物做实验的科学家几乎找不到未受污染的实验对象。在偏僻山中湖泊里的鱼、钻行于土里的蚯蚓、鸟蛋，以及人类体内，都有它们的踪影。如今，这些化学物质贮存在大部分人的体内，不分老少。它们出现在母乳里，很可能也出现在胎儿的组织里。
这一切全因为一个产业的突然兴起和蓬勃发展。这个产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产物，生产具杀虫特性的人造化学物质及合成化学物质。研发化学武器时，人类在实验室里创造出多种化学物质，并发现有些化学物质能杀死昆虫。这一发现并非出于偶然，因为实验室普遍使用昆虫来测试化学物质的杀人威力。
结果就是诞生了一连串似乎无穷无尽的合成杀虫剂。它们是人造之物，借由实验室巧妙地操纵分子、代换原子、改变原子的排列方式而形成，大不同于战前较简单的无机杀虫剂。战前的杀虫剂源自自然出现的矿物、植物性产品，如砷、铜、锰、锌等矿物的化合物，用干菊花制成的除虫菊杀虫剂，用烟草的某些亲缘植物制成的硫酸烟碱（nicotine sulphate），用东南亚岛屿的豆科植物制成的鱼藤酮（rotenone）。
新问世的合成杀虫剂与更早的杀虫剂的不同之处，是它们具有很高的生物效价
。合成杀虫剂的厉害之处，不仅在于毒性强，还在于它们很有本事打进身体最重要的运作过程，以恶毒且往往致命的方式改变该过程。于是，如同后面会提到的，它们会摧毁负责保护身体的酶，阻碍为身体提供能量的氧化过程，使多种器官无法正常运作，可能在某些细胞里引发会产生恶性肿瘤的缓慢、不可逆转的改变。
但每年都有更致命的新化学物质加入行列，并有新用途问世，于是，几乎在世界每个地方都会接触到这些物质。美国境内合成农药的产量，从一九四七年的一亿两千四百二十五万九千磅，暴增为一九六〇年的六亿三千七百六十六万六千磅，增加了五倍多。这些产品的总价值超过二点五亿美元。但照这一产业的盘算和希望，这一庞大的产量只是开端。
于是，了解农药，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很重要。如果我们要与这些化学物质如此亲密地过活——把它们吃下肚、喝下肚，带进我们的骨髓——最好对它们的本质和威力有所了解。
超级农药的由来：神奇的碳分子世界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人类开始放弃以无机化学物质为农药，转而走进神奇的碳分子世界，但仍有一些旧物质存而未消，砷（arsenic）是其中之一。砷仍是多种除草剂、杀虫剂的基本成分，是高毒性的矿物，与多种金属矿共存，少量存在于火山、海洋和泉水里。它与人的关系千丝万缕且在历史中相当重要。许多砷的化合物无味，因而从波吉亚家族
时代之前许久，直到今日，它一直是最受青睐的凶杀药物之一。
砷是最早被认出的元素性致癌物，将近两百年前就有一名英格兰医生在烟囱灰里鉴定出它的存在，并认为它与癌症有关。众多人口长时期慢性砷中毒的流行病，见诸历史记载。遭砷污染的环境也使马、牛、羊、猪、鹿、鱼、蜜蜂生病或死亡。尽管如此，含砷液剂、粉剂如今仍普遍使用。
在美国南部喷洒砷的棉种植区，养蜂业已几乎消失。长期使用砷粉的农民，得了慢性砷中毒，牲畜因人们使用含砷的作物杀虫剂或除草剂而中毒。从蓝莓园飘出的砷粉散落到附近的农场，污染溪流，使蜜蜂和牛中毒身亡，使人生病。
国家癌症研究院（环境致癌研究权威机关）的W.C. 休珀博士（W.C. Hueper）说：
说到使用砷化合物时无视大众健康的程度，我国最近几年的做法……几乎是最严重的，凡是看过含砷杀虫剂的喷洒、喷粉作业的人，想必都忘不了他们施用这一有毒物质时，那种近乎全然轻率的态度。
今日的杀虫剂更要命，大部分杀虫剂分属两大类化学物质：一类以DDT为代表，统称“氯化烃”（chlorinated hydrocarbon）；另一类由数种有机磷杀虫剂组成，以大家所相当熟悉的马拉硫磷（malathion）、巴拉松（parathion）为代表。这些杀虫剂都有一个共通之处，如同前面提过的，它们的基础是碳原子，碳原子也是生物界不可或缺的建构材料，因此这些杀虫剂被归类为“有机”杀虫剂。要了解它们，就得弄懂它们由什么组成，以及它们虽然与所有生命的基本化学组成有相似之处，但它们怎么通过促成某些改变，使自己具有杀害生命的威力的。
碳这一基本元素的原子，能彼此结合成链、环或其他数种结构，能与其他物质的原子联结，而且这一能力几乎永无止境。事实上，从细菌到庞然大物蓝鲸，自然万物不可思议的多样性，大部分得归功于碳的这一本事。蛋白质分子以及脂肪、碳水化合物、酶、维生素的分子，基础都是碳原子。无数非生物亦然，因为碳不仅是生命才有的。
有些有机化合物只是碳、氢结合物。这类化合物中最简单的是甲烷，又称沼气（marsh gas），由自然界里的细菌在水下分解有机体而形成。甲烷与空气以正确的比例混合后，成为可怕的“煤矿沼气”（fre damp）。它的结构非常简单，由一个碳原子和四个附着其上的氢原子构成：
化学家已发现可以拆掉其中一个或全部的氢原子，代以其他元素。例如，以一个氯原子取代氢原子，就制造出氯甲烷（methyl chloride）：
拿走三个氢原子，代以氯原子，就得出有麻醉功用的氯仿（anaesthetic chloroform）：
把所有氢原子都换成氯原子，就得出四氯化碳（carbon tetrachloride），也就是大家所熟悉的清洁液：
对甲烷的基本分子所做的这些改变，替何谓氯化烃提供了最简单的说明。但这一说明只约略点出烃之化学世界的真正复杂之处，或者说有机化学家创造无穷多样之物质时操作手法的真正复杂之处。
因为其操作对象可能不是只有单一碳原子的简单甲烷分子，而是由多个碳原子构成的烃分子，这些碳原子排列成环状或链状，有侧链分出，并且靠化学键不仅能抓住简单的氢原子或氯原子，还能抓住多种化学族。只要加诸看来微乎其微的改变，该物质的性质就整个改观。例如，不仅与碳原子连接的东西本身很重要，连接的位置也很重要。这类高明的操作已制造出一批威力特别强的毒物。
以DDT为代表的“氯化烃”类杀虫剂
DDT于一八七四年由德国某化学家首度合成，但人类直到一九三九年才发现它的杀虫威力。然后，DDT几乎立即就被誉为铲除病媒虫，让农民在一夜之间打败作物害虫的利器。发现者是瑞士的保罗·穆勒
，获颁诺贝尔奖。
如今DDT使用非常普遍，导致大部分人认为它既如此普见于日常生活，想必无害。DDT无害的迷思，可能建立在以下事实上：它的早期用途之一是战时用来喷洒成千上万的军人、难民、囚犯，以除去他们身上的虱子。现代人普遍相信，既然曾有这么多人与DDT有如此切身的接触，且当下未有不良影响，这种化学物质肯定无害。
这一可以理解的错误见解，源于粉状DDT不易通过皮肤被人体吸收的特性，这与其他氯化烃不同。DDT溶解于油里（它通常是被如此处理）时，则肯定有毒。如果被吞食，它会通过消化道被人体慢慢吸收，并且也可能通过肺来吸收。它一旦进入人体，大部分会贮存在富含脂肪的器官里（因为DDT本身是脂溶性的），例如肾上腺、睪丸或甲状腺。更多的DDT则是沉积在肝、肾和包覆肠子的保护性肠系膜的脂肪里。
体内DDT的贮存始于极微量地摄入这一化学物质（它以残余物形式存在于大部分食材上），然后随着持续摄入，DDT累积到极高浓度。脂肪贮存处具有生物性放大作用，因此，日常饮食里摄入仅仅百万分之零点一，贮存时就会变成百万分之十到百万分之十五，成长了百倍或更多。这些用语对化学家或药理学家来说稀松平常，我们大部分人却不熟悉。浓度百万分之一听来极微量，也的确极微量，但这个东西很厉害，一丁点儿就能在人体内造成大改变。已有人在动物实验里发现，百万分之三就能抑制心脏肌肉里某种基本酶的作用；百万分之五就能造成肝细胞坏死或解体；与DDT有密切亲缘关系的化学物质狄氏剂（dieldrin）、氯丹（chlordane），只要百万分之二点五，就有同样的破坏力。
这其实不足为奇。在人体的正常化学组成里，因与果就有这样的明显差异。例如，零点二毫克的碘，就足以使人阴阳永隔。这些微量的农药在人体里累积且排出得非常缓慢，因而它会产生使肝等器官慢性中毒、退化性病变的威胁，这是千真万确的。
人体内能贮存多少DDT，科学界没有一致的见解。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的首席病理学家阿诺德·莱曼博士（Arnold Lehman）说，DDT能被吸收的量没有所谓最低剂量，身体也不会因为超过哪个上限就停止吸收、贮存DDT。另一方面，美国公共卫生局的韦兰·海斯博士（Wayland Hayes）认为，每个个体里都有一个平衡点，超过这一数量的DDT即被排出。事实上，这两人谁说得对并不很重要。人体内的贮存情况已受到深入调查，我们知道一般人的体内贮存量已达到有潜在危害的程度。
根据数项调查，没有明确接触（不计入不可避免的饮食接触）DDT的个人，平均贮存百万分之五点三到百万分之七点四，农业工人是百万分之十七点一，杀虫剂工厂的工人则高达百万分之六百四十八。因此可看出人体贮存量的高低差距相当大，更重要的是，就算是最低贮存量也已经超过可能伤害肝等器官或组织的浓度。
DDT和与之有亲缘关系的化学物质最可恶的特点之一，是它们会通过食物链的所有环节，从一个有机体传到另一个有机体体内。例如，苜蓿田喷洒了DDT粉，然后人类用苜蓿做成饲料喂给母鸡吃，结果母鸡产下含有DDT的蛋。或者，含有百万分之七或百万分之八之DDT残余的干草可能被拿去喂给奶牛吃。DDT会以约百万分之三的数量出现在牛乳里，但在用牛乳制成的奶油里，浓度可能达到百万分之六十五。通过这样的转移过程，原本是非常少量的DDT，最后可能变得浓度很高。如今农民发觉很难替自家奶牛取得未受污染的草料，尽管食品药品管理局禁止州际贸易里运送的牛乳含有杀虫剂残余。
这种毒物也可能会从母体传给下一代。食品药品管理局科学家检测的母乳样本里，已取出杀虫剂残余。这意味着吃母乳的婴儿已经在微量地增加体内积累的有毒化学物质。但婴儿绝对不是从出生后才第一次接触这些毒物：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他还在母亲子宫里时，就已开始接触毒物。在实验用动物身上，氯化烃类杀虫剂能不受阻碍地越过胎盘——母体内保护胚胎不受有害物质伤害的屏障。正常情况下，人类婴儿接收到的杀虫剂分量很少，但并非无关紧要，因为小孩比成人更难抵御毒物危害。这也意味着如今一般人几乎百分之百从生命之初，体内就有化学物质残余，然后化学物质还会愈积愈多，不离不弃地跟着人。
这些事实——DDT会贮存于体内（即使浓度不高），愈积愈多，在某些浓度下造成肝受损（而且那些浓度很可能于正常饮食下出现）——促使食品药品管理局科学家早在一九五〇年就宣布，“DDT的潜在危险很可能被低估”。医学史上从未出现过与此类似的情况，还没有人知道最后结果会怎样。
氯丹是另一种氯化烃，具有DDT所有令人不喜的特性，还有一些它独有的特性。它的残余物在土壤里、食材中，或在用其涂抹过的表面久久不消，但它也易挥发，凡是使用它或接触它的人都有吸入中毒的风险。氯丹利用所有可能的管道进入身体。它能轻易穿过皮肤，以蒸气形态被人吸入体内，人们如果吞食了氯丹残余，消化道当然会吸收它。一如其他所有氯化烃，它以累积的方式在体内沉积。实验用动物的日常饮食就算只含有百万分之二点五的氯丹，最终仍可能导致脂肪里贮存了百万分之七十五的氯丹。
于是，莱曼之类资深的药理学家把氯丹称作“最毒的杀虫剂之一，凡是使用它的人都可能中毒”。从郊区居民在养护草坪的药粉中掺进氯丹时满不在乎的态度来看，这一警告未受到正视。郊区居民当下安然无事并不代表什么，因为毒素可能长久沉眠于体内，几个月或几年后，才化为几乎查不出源头的怪病显现踪迹。另一方面，死神可能不久就会上门。有位受害者不小心让百分之二十五浓度的溶液溅洒在皮肤上，不到四十分钟就出现了中毒症状，还来不及就医就已死亡。若有事先警告，病人或许就有机会及时得到治疗，但那是奢望。
七氯（heptachlor）是氯丹的组成物之一，以不同的配方上市贩卖。它特别容易贮存于脂肪里。即使日常饮食里含有的七氯少到只有百万分之零点一，体内仍能测量得出七氯积累。七氯还具有转变为化学性质截然不同的另一种物质——环氧七氯（heptachlor epoxide）——的奇怪能力。它会在土壤和在动植物的组织里发生此种变化。拿鸟做检测后发现，此一变化所产生的环氧化合物，毒性是原来化学物质七氯的约四倍，而七氯的毒性又是氯丹的四倍。
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就有人发现一种名叫氯化萘（chlorinated naphthalenes）的特殊烃族，它能导致肝炎，能在因职业之故接触这些烃的人身上，导致一种罕见且几乎会立即致命的肝病。氯化萘会导致电子业工人生病、死亡；最近在农业中，有人认为它是一种会导致牛离奇死亡的凶手。
根据上述这些事，氯化萘烃族的三种杀虫剂——狄氏剂、艾氏剂（aldrin）、异狄氏剂（endrin）——名列最毒烃之林，也就不足为奇了。
狄氏剂因德国化学家狄尔斯（Diels）得名，吞食时毒性约是DDT的五倍，但以溶液形式通过皮肤被人体吸收时，毒性则是四十倍。它以极快的中毒速度而恶名远播，对神经系统有很大的影响，会使受害者抽搐。中毒者复原非常缓慢，显露出慢性的药效。一如其他氯化烃，这些长期效应包括肝严重受损。狄氏剂的残余能维持甚久，它的杀虫效力高，所以是今日最受青睐的杀虫剂之一，但它会让野生动物惨遭池鱼之殃。有人用鹌鹑、雉鸡来做检测，发现它的毒性是DDT的约四十倍或五十倍。
狄氏剂在人体内如何贮存或分布，或如何被排出体外，人类仍不大了解，因为长期以来化学家花在研发杀虫剂上的聪明才智，一直多过对这些毒物如何影响生物的生物学角度的理解。不过，种种迹象显示它们会长期贮存于体内，可能像休眠的火山一样潜伏，然后在身体承受压力而开始利用贮存的脂肪时，才突然爆发。
我们已掌握的知识，大半是从世界卫生组织反疟疾战役的痛苦经验中得来。疟蚊对DDT产生抗药性，导致DDT从疟疾控制工作退场，改用狄氏剂，然而一这么做，就开始出现喷洒人员中毒的案例。病情很严重，有一半至全部的中毒者（比例因项目计划而异）出现抽搐，数人死亡。其中有些人在最后一次接触后，抽搐症状长达四个月。
艾氏剂是个有点神秘的物质，因为它虽以独立实体存在，却如同狄氏剂的分身。从喷洒过艾氏剂的园圃采出的胡萝卜中，化学家发现了狄氏剂残余。这一变化发生于活组织里，也发生于土壤里。这种神奇的变身已导致许多错误的报告，因为如果化学家在施用过艾氏剂之后着手检测该剂的存在，会因为找不到该剂的踪迹，而误以为已无残余。但实际上，艾氏剂的残余仍在，却转化为狄氏剂，科学家得用别种方法才检测得出艾氏剂。
一如狄氏剂，艾氏剂也极毒，会使肝、肾产生退化性病变。一颗阿司匹林大小的分量，就足以杀死四百多只鹌鹑。已有许多记录中有人类中毒的案例，其中大部分与工厂工作上的接触有关。
艾氏剂，一如这一类杀虫剂里的大部分成员，向未来投下骇人、不育的阴影。雉鸡摄取量太少，不至于因此丧命，但产下的蛋不多，而且孵出的雏鸟不久就会死亡。这一效应不仅见于鸟身上。
接触过艾氏剂的老鼠，怀孕次数较少，而且它们生下的小鼠病弱、短命。用艾氏剂除过虫的母狗，生下的小狗不到三天就夭折。父母亲中毒会贻害下一代。没有人知道艾氏剂会不会在人类身上出现同样的效应，但这一化学物质已被人通过飞机喷洒到郊区和农地上。
异狄氏剂是最毒的氯化烃。从化学组成看，它是狄氏剂的近亲，但其分子结构上的一个小变化使它的毒性是狄氏剂的五倍。它使这一类杀虫剂的始祖——DDT，相形之下显得几乎无害。它对哺乳动物的毒性是DDT的十五倍，对鱼类则是三十倍，对有些鸟类则是约三百倍。
异狄氏剂使用十年来已夺走许多鱼的性命，使误入喷洒过此剂之果园的牛中毒身亡、污染井水，至少一州的卫生部门发出严峻警告说，轻率使用异狄氏剂将会威胁人类的性命。
在某桩至为悲惨的异狄氏剂中毒案例中，悲剧却不是举动轻率造成的，该案例已采取了看起来适当的预防措施。一个一岁大的男婴跟着他的美国父母搬到委内瑞拉生活。他们搬进去的房子里有蟑螂，几天后，他们喷洒了含有异狄氏剂的杀虫剂。男婴和家中小狗先被带到屋外，然后于上午九点左右喷洒。喷洒完后洗过地板。男婴与狗于下午三点左右被带回屋里，约一个小时后，狗出现呕吐，并开始抽搐，最后死亡。同一天晚上十点，男婴也开始呕吐、抽搐、昏迷。
与异狄氏剂有过致命接触后，这个原本正常健康的小孩几乎无异于植物人——失去视力或听力，肌肉频频痉挛，对周遭的情况似乎完全没有反应。在纽约某医院治疗几个月后，他的病情没有得到改善，也没有改善的希望。诊治医生说：“要获得复原，机会渺茫。”
以巴拉松、马拉硫磷为代表的“有机磷酸酯”类杀虫剂
第二大类杀虫剂是烷基磷酸酯（alkyl phosphate），又称“有机磷酸酯”，是世上最毒的化学物质之一。这类杀虫剂产生的最大、最显而易见的危险，是毒发速度非常快。中毒的人通常是执行喷洒作业者，或无意间接触到飘散的杀虫剂、涂覆了杀虫剂的植物或弃置容器的人。在佛罗里达州，两个小孩找到一个空袋子，用它来修补秋千，不久后两人死亡，另外三个玩伴身体不适。检验查明这个袋子原装有名叫巴拉松（有机磷酸酯之一）的杀虫剂，这两个孩子死于巴拉松中毒。另外，在威斯康星州，有一对小堂兄弟在同一晚死亡。死亡原因是其中一人在自家院子里玩时，他父亲在旁边的田里用巴拉松喷马铃薯，药剂飘进院子；另一人则是跟着父亲开心地跑进谷仓，把手放在了喷洒设备的喷嘴上。
这些杀虫剂的起源有其令人意想不到之处。某些有机磷酸酯早已为人所知多年，但它们的杀虫性质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晚期才被德国化学家格哈德·施拉德
发现。德国政府几乎立即就看出这些化学物质作为毁灭性杀人新武器的潜力，把对它们的研究列为机密。有些成了致命的神经毒气，有些具有极相近结构的物质则成了杀虫剂。
有机磷杀虫剂以独特的方式对活有机体发生作用。它们能摧毁在体内执行必要功能的酶。它们的目标是神经系统，不管受害者是昆虫还是恒温动物。在正常情况下，神经冲动靠名叫乙酰胆碱的“化学递质”之助，在神经与神经间传递信息。乙酰胆碱执行这一基本职能之后随即消失。它的存在极为短暂，若不靠特殊办法，医学研究人员无法在身体将它摧毁前取样。
这一传递性化学物质瞬间即逝的本质，是身体正常运作时不可或缺的特性。如果乙酰胆碱不在神经冲动完成传送后立即被毁，神经冲动会继续传送过一个个神经，因为这种化学物质会以越来越强的方式发挥作用，整个身体的动作会变得不协调：颤抖、肌肉痉挛、抽搐，不久后死亡。
身体已预为防范这一可能结果。当身体不再需要乙酰胆碱时，立即有名叫酰胆酯酶（cholinesterase）的保护酶上场，摧毁这一传递性化学物质，借此达成精准的平衡，使身体不致积累数量达危险程度的乙酰胆碱。但与有机磷杀虫剂接触后，这一保护酶立即被毁；这一种酶变少，乙酰胆碱则变多。从这一作用来看，有机磷化合物就好像在捕蝇蕈（fy amanita）这种毒菇里找到的毒蕈碱。
一再接触有机磷杀虫剂可能降低酰胆酯酶的浓度，最后使人濒临急性中毒，一旦再接触到极微量的该杀虫剂，就会跨过濒临中毒的门槛，造成急性中毒。因此，有人认为喷洒作业者和其他定期接触该杀虫剂者应定期验血。
巴拉松是使用最广的有机磷酸酯之一，也是功效最强、最危险的有机磷酸酯之一。蜜蜂接触它之后，变得“极激动、好斗”，会拼命清理，不到半小时就接近死亡。有位化学家想以最直接的方式了解多少剂量能让人急性中毒，于是吃下约相当于零点零零四二四盎司
的微量巴拉松。瘫痪来得太快，他够不到事先备在身边的解药，因而送掉性命。如今有人说巴拉松是芬兰境内最受青睐的自杀工具。最近几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意外发生的巴拉松中毒案例，一年平均超过两百起。在世界许多地方，巴拉松致死率惊人：一九五八年，印度有一百个致死案例，叙利亚六十七个；在日本，平均一年有三百三十六人死于巴拉松。
但如今有约七百万磅巴拉松，靠着手工喷洒器、摩托化风箱和撒粉机、飞机，施用在美国的田地和果园里。光是用在加利福尼亚州农场的巴拉松剂量，据某医学权威的说法，就“足以让五至十倍全球人口的人数死亡”。
我们之所以未因此而绝种，得归功于几项客观因素，其中之一是巴拉松和同类的其他化学物质分解得相当快。因此，把它们施用于农作物后，残留的药剂相对于氯化烃来说寿命较短。但它们存在的时间，还是长到足以制造危险，产生从严重到致命等不同程度的后果。在加利福尼亚州河滨市（Riverside），三十个摘柑橘的人里就有十一个身体严重不适，其中十人得送医治疗，只有一人不用。
他们都出现典型的巴拉松中毒症状。约两个半星期前，那片果园喷洒过巴拉松；距离喷药日已过了十六至十九天，而残余物仍使他们受苦于干呕、半盲、半昏迷半清醒。类似的事故也发生于喷洒杀虫剂已过了一个月的果园，那里在以标准剂量除虫六个月后，橘皮里仍发现有残余药剂。
在农田、果园、葡萄园施用有机磷杀虫剂的工人，都面临着极高的危险，因而有些使用这些化学物质的州已设立实验室，以协助医生在那里诊断、治疗。就连医生本身如果没有在诊治中毒病人时戴橡胶手套，也可能有危险。替这类受害者洗衣服的洗衣妇，也可能在洗衣过程中吸收到分量足以伤害自己的巴拉松。
马拉硫磷，另一种有机磷酸酯，名气几乎和DDT一样大，被园丁广泛使用，且广泛用于家中除虫、灭蚊和大面积的全面除虫（例如对佛罗里达州将近百万英亩面积的数个村镇喷药，以灭除地中海实蝇）。它被认为是这一类化学物质中毒性最低者，许多人认为可放心大胆使用，不必担心会受到伤害。商业广告助长了这一心态。
马拉硫磷“安全”的说法，建立在颇站不住脚的理由上，但一如往常，直到这个化学物质使用数年后才获证实。马拉硫磷之所以会“安全”，纯粹因为哺乳动物的肝具有特别的保护能力，能分泌一种酶来解毒，使得马拉硫磷较为无害。但如果有东西摧毁这个酶或干扰它的作用，接触马拉硫磷者就只能任由马拉硫磷摧残。
对我们所有人来说很不幸的是，发生这种事的机会非常多。几年前，有组食品药品管理局的科学家发现，马拉硫磷与其他某些有机磷酸酯同时施用时，会发生集体中毒事件——毒性变成以两种杀虫剂的毒性总和为基础所预测的毒性的五十倍。换句话说，每个化合物各取其致命剂量百分之一的分量，两种化合物一结合，就可能要人命。
这一发现促使人们检测其他种杀虫剂的结合。如今我们知道将有机磷杀虫剂两两搭配（有许多搭配极危险），毒性会因两者结合而升级或强化。毒性之所以会强化，似乎因为某化合物摧毁了负责消除另一化合物之毒性的肝酶。两种化合物不必同时施用，也会发生毒性强化。不仅本星期喷洒某杀虫剂、下星期喷洒另一种杀虫剂的人要担风险，购买施打过杀虫剂之产品的消费者亦然。常见的沙拉碗就可能为不同有机酸杀虫剂的结合提供机会。未超过法定许可分量的残余药剂可能在碗里相互作用。
对于化学物质危险的相互作用，科学家目前只掌握其中一二，但科学实验室不时传来令人不安的发现，包括有机磷酸酯的毒性能被另一种化学物质增强，而那个化学物质不一定非得是杀虫剂一事。例如，某种塑化剂可能比另一杀虫剂起更强烈的作用，而使马拉硫磷更为危险。这同样是因为它抑制了正常情况下会使有毒杀虫剂“变得无害”的那种肝酶。
那么，其他化学物质在平常的人类环境下会如何与杀虫剂互动？特别是与药物？针对这一主题的研究才刚开始，但科学家已经知道有些有机磷酸酯（巴拉松和马拉硫磷），会增加某些充当肌肉松弛剂之药物的毒性，也知道另有几种有机磷酸酯（同样包括马拉硫磷），会使巴比妥类药物的服用者睡眠时间显著增加。
内吸杀虫剂：超乎格林兄弟想象、渗透力超强的毒物
在希腊神话里，女巫美狄亚因为丈夫伊阿宋移情别恋而发怒，于是找来一件穿上就会立即痛苦而死的袍服，然后把这件具有魔性的袍服拿给丈夫的新欢穿。如今，在人称“内吸杀虫剂”（systemic insecticide）的东西里，我们看到与这种间接杀人法如出一辙的东西。这些杀虫剂是具有特殊性质的化学物质，用来使动物或植物含有毒性，借此把它们改造为类似美狄亚之袍服的东西。这么做是为了杀死会与那些动物或植物接触的昆虫，尤其是杀死那些会吸光植物汁液或血液的昆虫。
内吸杀虫剂的世界是个诡异的世界，超乎格林兄弟的想象，或许与查尔斯·亚当斯
的漫画世界最为近似。在那个世界里，被施了魔法的仙子森林已成为有毒的森林，昆虫在那个森林里啃食了一片叶子或吸了某植物的汁液，都会一命呜呼。在那个世界里，跳蚤叮了狗一下会一命呜呼，因为狗的血已被改造得有毒；昆虫会死于它完全未碰触的植物发出的蒸气，蜜蜂会把有毒的花蜜带回巢，不久后制造出有毒的蜂蜜。
应用昆虫学领域的工作者发现，在含有亚硒酸钠（sodium selenite）的土壤里生长的小麦不受蚜虫或红叶螨侵犯。他们看见大自然给的除虫暗示，昆虫学家也从这些人的经验中得到灵感，想到制造内吸杀虫剂。硒是在世界许多地方的岩石和土壤里小量存在的天然元素，成为第一种内吸杀虫剂。
这种杀虫剂能渗入动植物的所有组织，使它们含有毒性，因而被称作内吸杀虫剂。拥有这一特性的除了某些天然物质，还包括氯化烃类的某些化学物质，以及有机磷类的其他化学物质（这些化学物质全是人工合成的）。但实际上，大部分内吸杀虫剂来自有机磷类，因为残余问题较不严重。
内吸杀虫剂以其他迂回方式起作用。它们被施用在种子上之后（施用方式不是通过浸泡，就是把混合着碳的药剂涂在种子上），药效会扩及植物的下一代，产生出能让蚜虫等吸食性昆虫中毒的幼苗。豌豆、菜豆、甜菜之类的蔬菜有时靠此方式受到保护。表面涂覆了内吸杀虫剂的棉籽，在加利福尼亚州使用已有一段时间。一九五九年在加利福尼亚州圣华金谷，二十五名栽种棉花的农场工人突然生病倒下。他们于搬运棉籽袋时中毒，里面的棉籽都经杀虫剂处理过。
在英格兰，有人想弄清楚蜜蜂从经内吸杀虫剂处理过的植物吸取花蜜后发生的情况，于是在喷洒过八甲磷（schradan）这种化学物质的区域展开调查。该地植物是在花苞形成前喷洒杀虫剂，但后来产生的花蜜还是有毒。于是，一如预料，蜜蜂所酿的蜜也受到八甲磷污染。
动物性内吸杀虫剂的运用，主要着墨于控制牛皮蝇这种有害的牲畜寄生生物。使用时必须极为小心，以在宿主的血液、组织里产生杀虫效用，同时不致使牛中毒而死。两者的平衡不易拿捏，官方兽医已发现，一再施以小剂量杀虫剂能渐渐耗掉牛的保护酶酰胆酯酶，于是，只要再施以一丁点儿剂量，就会让牛突然中毒。
有力迹象显示，较接近我们日常生活的领域正渐渐沦陷。如今，你或许会让自家的狗服一颗据说会使狗血变成对跳蚤有毒，从而会除去狗身上跳蚤的药丸。对牛施用杀虫剂时存在的风险，狗儿大概也会遇到。目前似乎还没有人提议推出以人为对象，会使叮咬人血的蚊子丧命的内吸杀虫剂。或许那将是人类的下一步计划。
除草剂：号称“只对植物有毒”，但对动物也有害
本章至目前为止，一直在讨论人类扫荡昆虫战争中使用的致命化学物质。人类对杂草同时展开的扫荡战争似乎也该谈谈。
想迅速且轻松除掉有害植物的念头，已经催生出很多种且种类越来越多的化学物质。这些化学物质统称为“除草剂”（herbicide）。人类如何使用、不当使用这些化学物质一事，会在第六章说明；在此与我们有关的疑问，是除草剂是否有毒，以及使用除草剂是否会毒害环境。除草剂只对植物有毒，因而对动物毫不构成威胁一说广为流传，但令人遗憾的是，那并非事实。
植物杀手包含多种既对植物起作用，也对动物组织起作用的化学物质。它们对有机体的作用形形色色，差异极大。有些除草剂是一般性毒物；有些会强烈促进新陈代谢，造成体温升高到致命程度；有些会诱发恶性肿瘤（若非独力诱发，就是与其他化学物质合力诱发）；有些会造成基因突变，从而破坏人类的遗传物质。于是，除草剂一如杀虫剂，包含一些非常危险的化学物质，以为它们“安全”而轻率使用它们可能带来极大祸害。
不断有新化学物质从实验室流出，争取市场青睐，但砷化合物仍被大量使用，既充当杀虫剂（如前面所述），也充当除草剂。而充当除草剂时，砷化合物通常以亚砷酸钠（sodium arsenite）的形态现身。它们的使用历史让人无法放心：作为路边绿化带的除草剂，它们已使许多农民失去奶牛，杀死不计其数的野生动物；作为湖泊、水库水生杂草的除草剂，它们已使公共水域不适于饮用，甚至不适于游泳；为了去除马铃薯蔓而在马铃薯田喷洒除草剂，则已造成人和非人的生物死伤。
在英格兰，原本是用硫酸烧掉马铃薯蔓，后来硫酸短缺，于是约在一九五一年，开始用除草剂除蔓。农业部认为必须立牌示警，提醒进入喷洒过砷的田地的危险，但牛看不懂这警语（野生动物和鸟也看不懂），牛中了含砷除草剂毒的情况频传。当某农民的妻子因喝了遭砷污染的水而丧命时，英国某大化学制品公司于一九五九年停止制造砷液喷剂，收回已送到经销商手里的供货，不久后农业部宣布由于对人、牛有高危险，将对砷的使用施予限制。一九六一年，澳大利亚政府宣布类似的禁令。
但在美国，这些毒物的使用未受到这样的禁令阻挠。有些“二硝基”（dinitro）化合物也被拿来当作除草剂。它们被视为美国境内使用中的这类最危险物质之一。二硝基苯酚（dinitrophenol）则是强效新陈代谢促进剂，因此，一度被当成减重药来用，但减重剂量和足以令人中毒或死亡的剂量相差甚微——许多病人因拿捏不准剂量而死亡，还有许多人受到永久性伤害，这一减重药最后停用。
与此有亲缘关系的化学物质——五氯苯酚（pentachlorophenol，有时简称penta），如今既用作杀虫剂，也用作除草剂，常在铁路沿线和荒地喷洒。对从细菌到人的多种有机体来说，五氯苯酚是极毒之物。一如二硝基，它会干扰——往往是致命性的干扰——身体的能量来源，使受害的有机体简直如同自焚。它的可怕威力在加利福尼亚州卫生局最近报告的一桩致命意外中表露无遗。一名油罐车司机混合柴油与五氯苯酚，以调制棉花脱叶剂，他在从桶子里抽出这一浓缩化学液时，塞栓不小心掉进桶里。他徒手伸进桶子取回塞栓，然后立即洗手，但身体还是出现严重不适，隔天死亡。
使用亚砷酸钠或二硝基之类除草剂的后果触目惊心，明显可见，但其他除草剂的作用则较不易察觉。例如，如今很知名的蔓越莓除草剂氨基三唑（aminotraizole）被列入毒性较低的一类。但长远来看，它很有可能会在野生动物身上造成甲状腺恶性肿瘤，它或许也会对人体产生类似的后果。
有些除草剂被归类为“诱变剂”（mutagen），也就是能改变基因（遗传物质）的物质。如果我们都理所当然地对辐射的遗传效应感到惊骇，那对于某些具有同样效应，并在我们自身环境里广为散播的化学物质，我们怎能浑然不当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