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几乎无法辨认自己创造的魔鬼

地球上生命的历史，一直是生物与周遭环境互动的历史。地球动植物的体形和习性一直受环境塑造。纵观整个地球史，与此相反的作用，也就是生命反向去改变周遭环境的作用，相对来讲较轻微。只有在本世纪所代表的这段时间，有个物种，即人类，取得了改变世界本质的重大能力。

过去二十五年 ，这一能力不仅成长到令人不安的程度，还在本质上有所改变。人类对环境的诸多侵犯，最令人心惊者是以危险，甚至致命的物质污染空气、土地、河流、海洋。这一污染大部分是无法恢复的，不仅在孕育生命的环境里，还在生命的活体组织里，引发恶性连锁反应，而这一连锁反应大部分是无法逆转的。在现今这种全面性的环境污染中，化学物质是辐射的搭档——邪恶、鲜少被人认出的搭档——两者联手改变了世界的本质，即万物生命的本质。核爆释放到空气中的锶90（Strontium 90），随着雨水落到地上，或以放射性坠尘的形态飘落到地表，在土壤里落脚，进入到在该地生长的青草、玉米或小麦里，一段时间后落脚于人的骨头里，一直待到人死为止。

同样地，撒在农地、森林或庭园的化学物质长久滞留于土壤里，进入活有机体体内，然后在一连串中毒、死亡中，通过一个有机体传给另一个有机体。或者，化学物质靠地下溪流的神秘传送之后现身，与空气、阳光接触后产生变化，形成新一类物质，杀死植物，使牛患病，使从原本洁净的水井汲水喝的人受到不明伤害。如同阿尔贝特·施韦泽所言：“人类连认出自己创造的魔鬼都几乎办不到。”

人类不可能用化学战争战胜大自然

现今栖息在地球上的生命，经过数亿年才产生。在那漫长岁月里，生命不断发育、演化、多元化，达到适应周遭环境并与周遭环境保持平衡的状态。环境养育生命，并积极塑造、引导生命体，环境中也同时包含有益和有害的元素。某些岩石发出危险的辐射，就连所有生命都赖以取得能量的阳光里，都含有能带来伤害的短波辐射。经过一段岁月——不是以年计而是以数百万年计的岁月，生命适应了环境，与之达成平衡。时间是基本的要素，但在现代世界，时间已经不够用了。

改变的迅速和创造新环境的速度是依循着人冲动鲁莽的步幅，而非大自然从容的步幅。如今，地球上的辐射，除了岩石的背景辐射、轰击地球的宇宙射线、太阳紫外线这些在生命出现于地球之前就已存在的东西，还有人类胡乱摆弄原子后创造出来的辐射，这种辐射并非原本就存在于自然界。生命必须适应的化学物质，不再只是钙、硅、铜和其他所有被冲离岩石，被河川带进大海的矿物质，还包括由人类的发明创造出来的合成物，它们酝酿于实验室里，在自然界没有相似之物。

要适应这些化学物质，需要像适应自然那样漫长的时间。不仅需要一个人一辈子的岁月，还需要数代人的岁月。如果奇迹出现，是有可能适应的，但即使真的适应，也会是徒劳，因为新化学物质从我们的实验室源源不断地被创造出来。光是在美国，每年就有将近五百种化学物质投入实际使用。这数字很惊人，可能造成的影响不易理解——人与动物的身体每年必须适应五百种新化学物质，这完全超出了生物的承受范围。

其中许多化学物质用于人类对付大自然的战争中。自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起，人类已创造出两百多种基本化学物质，用来除掉昆虫、杂草、啮齿目动物和现代人称之为“害虫”的其他有机体，它被贴上数千种不同的商标贩卖。

这些液剂、粉剂、气雾剂如今几乎全面用在农场、庭园、森林，还有家里。它们是不选择攻击对象的化学物质，能杀掉所有昆虫，“好”“坏”通杀，能使鸟鸣消失，能使溪里不再有鱼跃起，能使树叶覆上一层致命的薄膜，能长久滞留于土壤里——有这么多本事，但它们所要消灭的对象可能只是一些杂草或昆虫。在地表撒上这么多毒物，却不会使地表不适于所有生命生存，有人相信吗？它们不该被称作“杀虫剂”，而该被称作“杀生剂”。

整个喷洒过程似乎陷入用量不断增加的态势。自DDT 上市供一般人使用以来，一直上演着逐步升级的趋势，肯定会有越来越毒的物质在这过程里被人发现。这现象的发生，是因为昆虫已意气风发地证实达尔文的适者生存原则，已演化出不怕特定杀虫剂的超级品种，为了杀死它们，人类必须研发出更致命的杀虫剂，然后是更更致命的杀虫剂。这现象的发生，也是因为遭大量消灭的昆虫，出于后面会说明的理由，往往在遭喷洒杀虫剂后产生“反扑效果”或东山再起，数量更多于以往。于是，人从未打赢这场化学战，而所有生命却都身陷它猛烈的交叉火力里。

因此，当代最令人忧心的问题，除了人类可能遭核战灭绝，就是人类置身的环境全都被这类具有不可思议之伤害潜力的物质污染。这类物质在动植物的组织里积累，甚至穿透生殖细胞，破坏或改变未来演化所系的遗传物质。

有些一心欲建构人类未来者，期盼有一天能人为改变人类的种质 。但如今我们可能正无意间在这么做，因为许多化学物质犹如辐射，会促成基因突变。想来真是讽刺，选用杀虫剂这种看来如此无关紧要的事，竟然会影响人类的未来。

人类甘冒这些风险，所为何来？日后的历史学家很可能会惊愕于我们竟这么不会盘算。

我们的杀虫方法会污染整个环境，使自身族类都受到疾病和死亡的威胁，有智慧的物种怎会想靠这种方法来控制一些不喜欢的物种？但这正是我们已干出的事。

此外，我们这么做，是出于经不起检视的理由。有人告诉我们，要维持农业生产，就必须大量使用和加量使用农药。但我们真正的问题不就是生产过量吗？虽然已采取休耕措施，已付钱给农民要他们不要生产，我们的农场还是生产出数量惊人的多余作物，致使美国纳税人于一九六二年付出十多亿美元，支付剩余粮食贮存计划的全部开销。情况没有得到改善，当农业部底下的某部门努力减产，它底下的另一部门却拖后腿，于一九五八年做出如下表示：

各界普遍认为，根据土地休耕补贴制（Soil Bank）的规定减少农田耕种面积，会刺激农民想要使用化学物质，以在保留土地上获得最高生产量。

我在此不是说没有虫害问题，没有控制的必要，而是要表示，控制必须配合现实情况，而非配合虚构的情况，使用的方法绝不能把我们和昆虫一起消灭掉。

对抗生态反噬的正解：了解虫害并找到共存平衡点

我们试图解决虫害问题，但在解决过程中却带来了一连串灾难。虫害问题是伴随着我们的现代生活方式而生的，人类登场之前许久，昆虫就已居住在地球上，它们是特别多样且适应力特别强的一群生物。自人类诞生以来，世界上有五十多万种昆虫，其中有少数昆虫主要以两个方式和人类起冲突：争夺食物和扮演病媒。

在人类挤在一块儿的地方，病媒昆虫变得不容忽视，特别是在卫生差的情况下（例如天灾或战争时或极端贫穷匮乏时）。某种控制变得势在必行。但如同不久后我们会看到的，有个令人深思的事实——大量使用化学物质控制虫害成效有限，且有可能加剧它所欲遏制的情况。

在原始农业条件下，农民碰到的虫害问题不多。随着农业集约化（大量土地种植单一作物），这类问题开始出现。集约化农业为特定昆虫的暴增创造了有利条件。单一作物农业未利用大自然的运作法则，它是工程师构想出的农业。大自然让大地长出形形色色的植物，人却表现出将植物种类简化的强烈倾向。于是，人类打破了大自然赖以约束生物的固有制衡。重要的自然抑制做法之一，乃是限制合适栖地中每个物种的数量。于是，显而易见地，在单种小麦的农田里，靠小麦为生的昆虫的数量，会远远大于在混种小麦或该昆虫所未适应之其他作物的农田里的昆虫数量。

同理适用于其他情况。一代或更多代以前，美国大型城镇以高大的榆树为行道树。如今，它们所营造出的美丽市容，随着榆树普遍染病而可能彻底消失。那种病的传播媒介是某种甲虫，如果榆树只是高度多元化的植栽里偶尔一见的树种，那种甲虫大量繁殖并从一树扩散到另一树的概率甚微。

今日虫害问题还有一个因素，这个因素必须放在地质史、人类史的背景下予以探讨：数千种生物从原生地往外扩散，入侵新地域。英国生态学家查尔斯·埃尔顿 ，已在其新近著作《动植物入侵生态学》中，研究并生动描述了这一全球性的迁徙。在数亿年前的白垩纪，上涨的海水淹没许多陆桥，切断大陆与大陆间的交通，使生物突然间被关在埃尔顿所谓的“独立的巨大自然环保区”里。在那里，生物与其他同类隔开，发展出许多新的物种。约一千五百万年前某些陆块再度接合时，这些物种开始往外移入新地域——这一迁徙至今仍在进行，但如今受到人类大力的推波助澜。

植物输入乃是今日物种四处扩散的主要推手，因为动物几乎始终跟着植物走，检疫是最近才出现且并非百分之百有效的新发明。光是美国植物引入局从世界各地引入的植物物种和品种，就将近二十万。美国境内约一百八十种危害植物较大的昆虫，将近一半是无意间从海外引入，其中大部分是搭植物的便车进来的。

到了新地域，入侵的动物或植物不受原生栖地里抑制其数量成长的天敌压制，从而巨额暴增。

于是，最令我们头疼的昆虫是自外引入的昆虫，也就不意外了。

这些入侵，包括自然发生的入侵和靠人力协助实现的入侵，很可能都不会有停止之日。检疫和大规模化学反制只是在帮我们争取时间罢了，而且是以极高昂的成本在争取时间。据埃尔顿博士的说法，我们面临着“生死攸关的问题，那不仅是找到新的技术方法来控制这个植物或那个动物就好”。我们需要的是对动物，对它们与其周遭环境的关系有基本认识，这种认识将能“促进平衡，并抑制突发、新入侵的爆炸性威力”。

这一必要的知识，如今大多可以取得，但我们未予以利用。我们在大学里培养生态学家，甚至在官方机构里雇用他们，但我们很少采纳他们的意见。我们任由致命的化学雨落下，好像没别的路可走，但其实有许多替代的方法；而且，如果给我们的聪明才智发挥的机会，不久后还能发现更多别的解决办法。

关乎全人类的环境伤害，我们有权知道实情

我们难不成已陷入催眠状态，不然怎会把较低劣或有害的东西视为不可避免之物，仿佛已失去要求好东西的意志或眼力。这样的心态，用生态学家保罗·谢波德（Paul Shepard）的话说：

就像只求头在水上不致灭顶，只求环境恶化不要超过自己的忍耐底线……我们怎会容忍含有微弱毒性的日常饮食，怎会容忍住在乏味环境里的家园，怎会容忍差不多是我们敌人的那些熟人，怎会以只要不让人发疯，就不再想办法降低音量的心态容忍马达噪声？谁会想生活在一个简直要人命的世界里？

但有人逼我们接受这样的世界。想创造经过化学消毒、没有虫害世界的崇高运动，似乎已让许多专家，以及大部分所谓的虫害控制机构生起狂热的冲劲。到处都有证据显示，那些参与农药喷洒作业的人，既专横又无情。康涅狄格州昆虫学家尼利·特纳（Neely Turner）说：“那些持着管控心态的昆虫学家……其角色宛如检察官、法官、陪审团、查税员、收税员、执行自己命令的警长。”在州政府和联邦政府机关，最丑恶可耻的恶行都未受到约束。

我并不主张绝不可再使用化学杀虫剂，而是认为我们已把有毒且会影响生物的化学物质，一股脑儿地全交给对它们的伤害潜力大抵无知或完全无知之人。我们让许许多多人在未经他们同意，且往往不知情的情况下接触这些毒物。如果《权利法案》未保证让公民不受民间个人或政府官员所散播的致命毒物危害，那肯定只是因为我们的前辈虽然睿智且富远见，但仍未能想到这样的问题。

此外，我认为我们几乎未事先调查这些化学物质对土壤、水、野生动物、人类本身的影响，就允许人使用。我们对万物生存所系的自然世界之完整性未寄予细心关注，后代不可能宽恕此事。

世人对这项威胁的本质仍然所知有限。如今是专家擅场的时代，每个专家都看到自己的问题，但不清楚或不愿包容该问题所属的更宏观的环境。如今也是工业挂帅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里，不计代价赚钱的权利鲜少受到质疑。民众抗议，拿出施用农药的弊害证据力陈己见，却被喂上只有局部属实而几乎安抚不了人心的药丸。

我们亟须终结这些骗人的保证，剥除覆盖这些不可口之事实的糖衣。虫害控制者所估算的风险，最终要由人民大众承担。大众必须决定是否要继续走目前这条路，而且只有在完全掌握事实时才有办法做出决定。用让·罗斯丹（Jean Rostand）的话说：“因为不得不承受，所以我们有权利知道实情。” 00pUlYfOcQib79dZxueQcu/oy50wWHe6Fea/5j9RYgVhqVn7eTDbDvfPI0FUQ/S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