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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见到时殷弘老师是秦亚青老师2003年下半年在外交学院组织的一个会上。除了北京圈子里的一些大人物之外，会上云集了不少还不错的美国国际关系学者［比如约瑟夫·葛里格（Grieco）、杰夫·勒格罗（Legro），还有伊丽莎白·科尔（Liz Kier），她是乔纳森·默瑟（Jonathan Mercer）的夫人］。我有幸被秦老师邀请，去凑个热闹。
开会休息的时候，抽烟的人士只能上阳台（我极少数的不良嗜好之一）。恰好，时老师也抽烟。点上烟后立即有了共同语言。时老师虽然早就“名动江湖”，但毫无架子。时老师还顺带鼓励了我几句，让作为晚辈的我受宠若惊又惶恐不安。
我最佩服时老师的有四点。
首先，时老师对历史（特别是外交史、战略史）的掌握几乎是“百科全书”一般。（这是默瑟对杰维斯对外交史把握的评价。用这样的词语来评价时老师，同样合适。）只有理解这一点，才能理解时老师为什么对某些理论不屑一顾（恐怕包括我发展的理论）。
［可以这么说，只要一个人足够地了解历史和尊重历史，就不会有人去发展像华尔兹（1979）那样糟糕的理论。华尔兹的理论从历史层面上来看，实在是非常“弱”的。当然，这不代表华尔兹（1979）不重要。］
其次，时老师不为名利所累，达到了一种“因学术而痴狂”的境界，体现了春秋战国时代的“侠仕”（不是“侠士”）精神。时老师面对权力照样“我本楚狂人”（其实时老师是江苏人），能奈我何。他始终不忘自己的职责，那就是为中国的强盛贡献战略知识，而无论他的见地是否和现实的政策相符。（你同不同意时老师的具体政策建议另当别论。）
时老师的身上真正体现了什么是好的“爱国主义”，即“持批评立场的爱国主义”（critical patriotism）。我个人以为，只有“持批评立场的爱国主义”才是好的爱国主义。“持批评立场的爱国主义”不是只会唱赞歌，而是对国家的缺点和过失也要进行建设性的批评，只有批评才能改变（类似于鲁迅和柏杨吧）。“持批评立场的爱国主义”也能够让我们更心平气和地看待别人对我们的批评：人家批评得对，我们就改；人家批评得不对（特别是侵犯我们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我们就反对。许多人认为爱国主义就是一味只说国家好，这绝对是错误的。
再有，正是因为时老师阅史无数，时老师对于中国外交讨论中的思潮变迁有非常敏锐的洞察。比如时老师对我们现在某些精英的骄傲和傲慢情绪就表现出深刻的担忧［时老师把这种情绪称为“胜利主义”（triumphalism）］。要知道，历史上强盛一时的国家（包括帝国）无数，而骄傲和傲慢通常都是它们最后犯大错误和落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无论何时，一方面我们要发现别人的缺点，也要看到别人的优点；一方面要看到自己的优点，也要看到自己的缺点。一味看别人的缺点（但不看自己的缺点）和一味看别人的优点（但不看自己的优点）一样都不行。
［比如基辛格（Kissinger）的《论中国》（英文版）对美国精英的一个提醒就是“不要（继续）傲慢地和中国打交道”。我们的问题可能是还没有足够强盛，某些精英们就开始傲慢了。］最后，时老师是国际关系学界的真性情中人之一。因此有时老师在场的饭局你一定要留下来，最好能坐在时老师坐的桌上（如果你能挤得上的话，哈哈）。等一两杯酒下肚，时老师以平生绝学为基础的“醍醐灌顶”就开始了。此时的他一点儿也不学究，经常有特别值钱的经验和石破天惊的洞见。
比如一次席间，我问起时老师这么多年培养学生的经验，时老师立即就说：“世平，你只用一顿酒就可以换到我的绝学。”（桌上的其他人立马就傻了，心想，天底下居然还有此等美事！）
我当然满口答应，说：“时老师，您只要肯赏光，几顿都没问题！”。果不其然，过了几天，时老师就把他的绝学悉数传授，而我的一顿薄酒还是2012年底才补上的！而且我当时让时老师点菜，时老师就全力替我省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