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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要谈谈王缉思老师。王老师的地位和影响不用我多说。这里，我只是想讲讲我对他的一些理解和体会，感谢他对我多年的批评和指点。
比较有意思的是，我父亲是高中语文老师，我记得老爸手头最重要的三套书是：王力先生的《古代汉语》、吕叔湘先生的《中国文法要略》、清人的《古文观止》。后来知道王老师是王力先生的儿子，觉得能沾点王老先生的家族荣光，备感荣幸。
我从美国回来找工作的时候，确确实实想过是否要去社科院美国所，不过最后决定，我研究美国大概没啥前途。在中国，研究美国的学者是最多的，而且有王老师这样厉害的学者，完全不需要我这种菜鸟。［当时我觉得自己对美国还算比较熟悉，后来知道这是不对的。王老师和其他一些“大牛”对美国的理解要远远超过我，而我只能算是走马观花，只能算是对美国有一些直观的感受。另一个原因是，那时候我就觉得中国的近邻国家（或者称为周边国家）和中国的关系与中美关系应该是差不多重要的。我那时也想多了解一下亚洲，我在美国选修的课程都是关于亚洲的（南亚、东北亚、东南亚等），写的硕士论文是关于中亚的。］
王老师有两件事给我印象特别深，我一直谨记在心。
第一件事是王老师在社科院美国所工作的时候曾经组织过“青年对话”（或者论坛，大概是这个名字）。我觉得这件事很重要，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尽管在北京研究国际关系的人很多，而且年轻人也不少，但是差不多每次开会的时候，我们这些晚辈和小字辈基本上没有多少发言的机会。特别是在政策性或者时事性的讨论中，大佬们说，我们就听着。大佬们说完了，会也结束了（当然了，我们的发言可能既不重要，也可能经常是不正确的）。而王老师组织的“青年对话”能让年轻人在没有太多长辈的环境中比较平等地、畅所欲言地交流。［王老师发起的这个东西后来被北京的同道继承，并发扬光大了。上海好像没有一个类似的东西（可能是因为我孤陋寡闻，也可能我是“外来户”吧）。］其次，就我个人来说，我特别清楚地记得2003年我发在《中国社会科学》的文章——《国际政治理论的时代性》（这篇文章是我的“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的起初思想）就是在这个会上稍微地讲了一下，听到了一些非常好的意见。
［小事一桩：2001年“9·11事件”后的第二天（北京时间9月13日）我被张蕴岭老师派去参加一个重要的会，签到时被问到的第一个问题是：你的职称？回答：助理研究员；你的职务？回答：没有。顿感资历的重要呀。不过我确实是在当天晚上（北京时间9月11晚）看到了9·11恐怖袭击现场直播（Live）的人之一。我在9月12日凌晨（北京时间）写了一个短评，登在《中国经济时报》（http://www.china.com.cn/chinese/OP-c/58694.htm）。我猜这个短评是中文报刊媒体就“9·11事件”最早的几个短评之一。我现在回头看，仍旧觉得大体的判断不错。］第二件事是王老师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我对研究的某些理解以及我的一些研究方向。我记得我把自己的第一篇相对理论的文章——《国家安全的系统理论》给王老师看（我现在知道这篇文章有很多不对的地方，特别是关于“攻防理论”的东西）。过了几天，王老师非常直截了当地说：“世平，你写的东西我看不懂。”听到王老师的批评，我觉得非常惶恐，也觉得非常地羞愧。（当然，后来我知道我不是第一个，或者说不是唯一一个被王老师批评的做理论研究的人。）因此我后来的一些研究的努力目标之一就是：要让王老师这样的人觉得我的理论有用。
过去的一个世纪里，英美国际关系（IR）学界主要的理论论争都是关于大理论。（大家可能都注意到，美国那个曾经是大理论之间烽烟四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在过去的20年中，我们主要引进的也是“大理论”。尽管大理论在过去非常受关注，但大理论并不是国际关系（或政治学）研究的唯一，而只是其中一部分。国际关系学科里有很多细致的，或者说中层的理论，比如说联盟理论、威慑、压力外交、合作的构建、和解等。这些细致的问题都是非常需要研究的。
在很大程度上我们的研究仍旧停留在大理论上（最近稍有改善）。许多原来热衷于大理论研究的学者似乎都希望直接将大理论转化为政策（都有“国师”情结吧，就好比米尔斯海默好谈“中国不可能和平崛起”）。结果遇到了麻烦。这背后的原因很简单，大理论只能解决一些比较粗糙的问题（甚至对这些问题的解决也不一定怎么样，比如华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却不能解决一些细节的问题。而对于中国或者任何一个国家，在大多数时候，它们所面对的不是那些大而抽象的问题，而是具体的细节问题。而那些大理论显然不能面对这些具体的细节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我们一些人士认为凡是理论（而不仅仅是大理论）都不行。有些人士甚至认为既然我们将大理论都引进完了（它们对国家政策毫无用处），那我们就可以停止引进和学习了。我认为这也是错误的。
我认为，好的理论一定都是有用的——（好的）理论不是拿来玩的，而是用来解决实际问题的。理论总是试图告诉我们一些事实背后的东西，而这些背后的东西（不管你做不做政策研究）都是潜在的理论。
从某种意义上说，做政策的人也需要关注理论，甚至更加需要，虽然他可能不需要去创建理论（这不是他们的职责）。这是因为，事实上，所有政策建议的背后都是一个粗糙的理论。比如你说中国要做A，以达到B或C的结果。那么别人一定会问，你怎么知道做了A，就会得到B或C呢？你如果要说服别人，就不得不动用理论和理论语言。
同样重要的是，很多时候，理论也是一种思维方式，而拥有这种思维方式对做政策研究的人来说非常重要。比如你说中国要做A，以达到B或C的结果。这时候如果我们有一定的系统思维，就能考虑到：任何一个行为不仅会产生你想要的结果，而且会带来一些你不想要的结果。（事实上，任何一个行为都会造就四对或者说八种不同结果，而且这些结果相互叠加。）这个时候，一个懂得系统思维的人，或者说一个懂得理论思考的人就能够比不太关心理论的人更好地理解政策的某些后果，特别是一些不希望得到的结果。
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对战略行为的研究不应该只是停留在一些大的方针政策上，尽管大政方针是不可或缺的。许多时候，对于国家和一个行为体来说，成败都在细节。这意味着很多时候，很多细小的，或者说中层的战略理论也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有时候我会和同事开玩笑说，如果没有看过谢林（Schelling）、乔治（George）、内德·勒博（Ned Lebow）、杰维斯（Jervis）等人的东西，那么你去理解某些战略行为肯定是有些偏差的。］
我希望自己以后的研究可以让大家看到，我一直在努力让王老师认为我的理论会是有用的。好的理论，特别是好的中层理论，都有一定的政策价值，尽管有的时候理论需要“翻译”。这不仅是因为需要将理论语言变成相对通俗化的政策语言，更是因为理论确实并不能直接拿来制定政策，至少，理论需要和行为体面对的形势和情境结合。
另外，我觉得大学和其他研究机构的重要职能之一就是为政策分析人士提供好的分析框架和分析工具。这也是个非常重要的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