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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过我要写一系列的学术感恩录，这其中的第一个人只能写张蕴岭老师。
1998年我还在美国念书的时候（当时快要开始硕士二年级），我开始考虑回国做些什么事情。一方面我向一些学者打听了一些情况，包括几个美国对中国深有研究的学者，比如江忆恩（Iain Johnston），很多人都向我称赞张老师，说他人好。另一方面且至关重要的是我的好朋友赵俊杰（他现在是社科院欧洲所的研究员），当时正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做访问学者。我告诉他，我想回国工作，俊杰就非常爽快地答应引荐。俊杰说张老师之前是欧洲所的副所长，现在在社科院亚太所做所长，张老师也许会对我有兴趣。
1998年我回国半年，一方面想见识一下国内的一些事情（算是实习吧），另一方面也为我的硕士论文做一些采访［主要的采访对象是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也就是我们称之为苏东所的老师］。1998年暑假回国时，我和张老师见面聊了一次（我还写了篇很短的文章，大概给他看了一下）。说白了，其实我不明白张老师当时为什么要我。因为我以前学的是理科，不是国际关系，而且我认为我当时写的东西肯定不行。不管怎么说，张老师给了我人生中最重要的机会之一。1998年9月到12月，我从重庆到了北京，有更多的机会与张老师见面。但其实这期间聊的不是很多，当时他就答应要我，我当然很开心啦。1999年暑假（7月份）我回到社科院，从那时起正式开始在张老师的领导下工作。
我想讲几件关于张老师的事情，因为这些事情给我留下的印象特别深刻。
首先，张老师对青年学者很好，不遗余力地提携晚辈（当然不仅仅是对我，也包括很多在业界已经非常有名或者说即将很有名的青年学者）。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一点是，当时张老师经常会抽出时间看看我写的一些东西，特别是用中文写的文章，并给我提出一些宝贵的意见。
当时在社科院，必须写一些政策类的东西，比如“政策建议”，还有的是“情况汇报”（background briefing）。对我来说，第一个困难是我不知道这些文章的格式，我必须先看看张老师的东西，然后模仿。即便是模仿，我刚开始写这样的报告也存在很多问题，比如其中的用语经常会很冗长。最开始的几个报告张老师会亲自一个字一个字、一段一段地帮我修改，这对我的帮助是非常大。
（当然，张老师没时间看我的长文章，我就请同事们看这些文章，让他们帮我把从英语翻译过来的中文变成相对流利一点儿的中文，尽管我觉得现在我做得仍然不够好。对这些同事和编辑，我也深深感激。剩下的错误都是我的。）
偶尔我会去张老师的办公室和他聊天，他会告诉我一些他对做政策研究以及中国外交体系的理解。这些经验是我无法通过自己的时间短期内积累的，所以他传授给我的经验是非常重要的，尽管我说不清楚具体是哪些经验，我只是觉得这些经验很重要，这对我后来做政策研究以及如何研究政策方面的东西作用很大。
其次，我个人觉得张老师在20世纪90年代末是中国国际问题专家中少数几个清楚地认识到中国所处的地区［有时候我们用“自我中心主义”的说法——周边来指代中国所处的这个区域，或者广义一点儿称之为“亚太地区”，狭义一点儿叫作“东亚”。一般情况下，我把这一地区叫作“亚太”，或者“中国周边地区”（the region around China）来表述］对于中国外交政策重要性的人。（现在回头来想，我也记不大清楚我第一次与张老师见面的时候有没有谈到这些问题。）这可能是因为张老师当时是亚太所的所长，但更是因为张老师对中国所处的环境有深刻的理解。在这一点上，我和张老师是有共同的认识的。而那时候还没有“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的提法。也就是说，中国外交政策对中国所处的地区的关注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当时的外交口号是“中美关系是重中之重”。一方面，我显然同意美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作为一个全球力量，对中国周围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但另一方面，我一直认为，中国与它所处地区的国家的关系和中美关系这样的大国关系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
这样大家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我唯一的一本中文书——《塑造中国理想的安全环境》围绕着中国写了一圈（实际上，这本书在我读硕士期间就开始构思了）。当然，我对每一个地区的了解都不是很充分，但我个人认为这项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它为我后来所做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基础，甚至也为各位理解我为什么做政策研究，为什么是这么做政策研究给出了一个出发点。
因此在中国所处的地区对于中国的重要性这一点上，我和张老师是不谋而合。我想他应该很高兴地看到中国政府在一段时间的思考后，至少认可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也就是说，把中国与其所在地区的国家的关系提到不低于（或者说不太低于）中美关系的高度，而因为在这一点上张所长和我有类似的认识，我在他手下工作非常愉快。
前面谈到张所长对晚辈非常地提携，接下来，我想讲的就是他很多时候在无意之中给了我很多鼓励、推动和压力。我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刚好引出我在后边的文章里会写的另一位人物，也就是阎学通老师。在我回国之前，我已经在电视上看到了阎学通老师的风采了［当时中央电视台9频道的一位主持人是陈晓薇（她现在是互联网技术界的大腕），她是我在科大的校友，实际上我以前就认识她，只是不太熟。］当时张老师受邀参加外交部的一个会议，讨论中国在东亚和东南亚的事情，张老师就让我去参加。其实当时我对这一地区的了解还是非常不够的，虽然已经读了一些东西，所以我真的是有些惶恐不安。我记得当时王毅部长还在那里讲话，我年纪轻轻（其实我觉得自己当时已经很老了），肯定是知识积累不够。参加那次会议时，在外交部门口，我有幸见到了阎学通老师，并表达了我对他的尊重。从这件事情上，我要特别强调，张老师是一个非常愿意给年轻人机会的领导。
另外一次，2001年，南洋理工大学的战略与防务研究所（IDSS，后来改名了，也就是我以后工作的学院）邀请张老师参加会议。张老师又给我机会，让我去参加。参加那次会议让我第一次认识阿米塔夫·阿查亚（Amitav Acharya，阿米塔夫也是我的学术恩人）。通过认识阿米塔夫，我得以有机会在2002年去宁夏挂职之前去战略与防务研究所做了一个月的访问学者。之所以要去做一个月的访问学者，是因为我觉得去宁夏挂职可能会耽搁手头未完成的工作，一个月的访学后我写出来的作品就是2004年的那篇文章《国家安全环境的系统理论》。现在看来这篇文章有一个大的缺陷，但当时对我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文章。不管怎么样，在战略与防务研究所一个月的访学成果让阿米塔夫对我有了相对比较好的印象，这也是我后来能去新加坡工作的原因之一。
说到这里，我一定要送给大家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其实我在很多场合都说过），每个人都要“把每次机会当作最后一次机会”，这样你才能在某个领域做出一定的成就。因为人生的机会其实很少，很多时候如果你和别人初次见面，或者初次在业界混个脸熟，而如果你表现得比较糟糕的话，这会对你未来的发展是有比较大的负面作用。
我举这两个例子，就是为了告诉大家张老师确实给了很多年轻人很多很多的机会。他不断地鼓励年轻人出国做研究，很多次别人邀请他去参加会议（无论是国内会议还是国际会议），他都让年轻人去参加。这也使得亚太所的年轻人在感受到压力的同时，也感觉到有奔头。
张老师对亚太所，甚至更大范围内的一个重要的贡献是他对中国的整个地区研究有极大的推动作用。我个人觉得，如果没有张老师在之前这么好的管理，如果没有他那么积极地给年轻人机会，那么亚太所也不会有现在这么崇高的地位（亚太所已成为了一个更加受器重的研究机构）。
一方面，随着中国国力的发展和实力的增强，重新思考中国与地区国家的关系在客观上变得非常必要，亚太所的年轻人觉得自己的行当很有意义。另一方面，这些年在张所长的治理下，亚太所的年轻人是非常有活力的。
我特别喜欢孙学峰说过的一句话，他开玩笑说：“我过去几年最正确的判断之一就是亚太所将要崛起。”其中的一个崛起就是《当代亚太》这份期刊的崛起，它的影响力甚至超过了过去的几个老牌期刊。
除此以外，亚太所的很多年轻人都非常厉害。这里我简单地提到几位，并不是说其他的人就不优秀，而是说这几位大家可能都知道，或者说业界慢慢会知道，我按照我认识的顺序来说：赵江林、王玉主、周方银、高程，后来的钟飞腾，其实原来还有冯维江（因为他是张宇燕老师的高徒，所以把他调到世经政所去了）。（老一辈的人我就不说了。）
此外，我想说，我特别佩服张蕴岭老师两点（他当然有很多其他值得佩服的地方）。首先，张老师是个极度聪明的人，他实在是很厉害。他原来是研究欧洲的，1993年他才到亚太所主持工作。通过自己的勤奋学习，他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把自己对亚太地区国家的了解提升到很高的程度，超过了当时非常多的人。而且张老师还有一样非常重要的能力——驾驭全局、把握全局的能力。因为当时随着中国加入东盟地区论坛、东盟十国与中、日、韩（10+3），以及中国—东盟自贸区等地区组织，任何做亚太地区研究的学者都需要一个比较好的战略眼光。应该说正是拥有这样的战略眼光，张老师对中国的周边安全战略（或者说周边战略）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这些成就是建立在张老师非常快速，而且非常努力学习的基础上。我觉得这点是我们很多年轻人都必须向他学习的，也就是在非常短的时间内把自己变成非常优秀的人。
其次，张老师坚持与不同业界的人打交道，他不仅与学界、政府，而且与商界也保持了很好的关系。当然，我说的这种关系不是金钱关系，而是说他试图去了解中国企业，帮助中国企业。所以在张老师的领导下，亚太所不仅做了政府和学界的工作，还通过与企业的联系，研究了中国—东盟自贸区，以及自贸区对中国企业的影响（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这些细致的研究非常有意义，也有很多扎实的基础。
我以前说了，我写的这些“学术感恩录”都会有一点点批评。
我对张老师的一点儿批评就是他有时候对年轻人实在是太好了，以至于他给一些年轻人压力不够（我曾经和张老师开玩笑说，他有时候对我们“好到没有原则”）。张老师给一些刚刚毕业的博士生、硕士生指出了方向，但是没有给他们足够的压力。而因为压力不够，一些在学术上本来可以做得更好的年轻人现在做得不是特别地好，或者说没有充分发挥出他们的潜力。
我觉得这可能是因为张老师有时候对人太过宽容。他希望年轻人自觉，也给年轻人布置任务，但是如果别人不做，他可能也不太管。我甚至听到一个故事，某个年轻人的工作在截止日前完成不了，就告诉张老师说“对不起，我做不了”，而张老师就自己去做了，把自己累得够呛。我认为这对张老师的身体没有什么好处，而且我觉得这对年轻学者的成长可能也是不利的。也就是说，我认为张老师可以对年轻人更严厉一点儿，这是我唯一对他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