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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其实犹豫了很久，要不要写“学术感恩录”这样一个系列。主要的担忧是怕引起误解。写了哪些老师，没写哪些老师？先写了谁，后写了谁？全是赞美还是要有一点儿批评？批评得对不对？（赞美恐怕都是对的。）最后还是决定写了，不过觉得恐怕还是要再澄清几句。
首先，我觉得这个东西总是要有人写的，因为这是一个学科进步的历史的一个侧面。可以这么说，在过去的三十多年，如果一个学科没有几位领军人物，他们具有国际眼光、深厚的学术功底，而且他们愿意折腾，也能够折腾，那么这个学科在今天的中国多半是“式微”的。因此至少就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这个学科，我们这些晚辈很庆幸有这么多的前辈和老师给我们奠定了这么好的基础（尽管还有许多我们仍需努力的地方），否则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学科会比今天大家觉得地差，大家比比就知道了。
其次，我觉得我最适合写这个系列。中国人都重师承关系，然而很不幸，我在国内从没有念过文科，所以我在中国的社会科学界没有任何师承关系。也就是说，我在中国的社会科学界没有师门，没有正式的老师。［这肯定有它的不良后果。事实上，我在美国也没有师门，因为没有念一个（国际）政治学的博士。不过我其实很庆幸自己一直是这么“自学成才”的，至少我经常这样自我安慰。］但是我把所有这些为我们的学科做出过重要贡献的前辈（甚至晚辈）都当成我的非正式的老师。（中国的内功说，“众人皆吾师”，这比孔子说的“三人行，必有吾师”更加深刻。）因此我从内心深处感激他们对这个学科做出的伟大贡献，而不仅仅是感激他们对我的直接或间接的教诲、支持、提携和理解。正因为我没有师承关系，所以我想我在写这些老师时的偏见会比有师承关系的晚辈的偏见相对少一些（我肯定还是有偏见的），而且也能够敢于（稍微）对他们作一点儿批评。在中国，要“白纸黑字”地“批评”自己的老师是不大容易的。
最后，我不可能一下子写到每个人。我遵循两个原则：①只写自己比较了解的老师，多少要有过些交流的。②既不按年龄，也不按学派写，我按我和他们认识的时间先后写；如果认识的时间差不多，那只好相对年轻的老师稍微靠后些。比如时殷弘、秦亚青老师辈分差不多，但我和他们认识都相对晚，所以只能往后排一点儿。
希望这样一个说明能够让大家更理解这个系列的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