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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集子是由部分我的读书笔记，我对给予我诸多教诲、提携和鞭策的多位前辈（学者）的个人理解的文章，以及几篇杂文组成。它们大部分都发表在我的博客上，少数发表在纸媒上，保持了比较口语化、轻松的行文风格。
之所以要出成一个集子，除了方便读者，并且可能挣点版税（版税我将全部捐出来，作为以我外婆的名字命名的“普英奖学金”一部分。该奖学金于2017年启动，已经在几个边远和少数民族地区开始资助优秀的贫困学生），还有三个目的。一则是希望我的读书笔记一方面能够成为对这些学者初步的导读，另一方面也能够让读者分享我一部分读书的感受和体会。二则是希望读者，尤其是学生和晚辈，能够看到吸收不同老师的长处有多重要。三则是希望读者了解我对一些学术问题的理解。
鉴于我对长辈的理解和杂文都是直接就可以消化的，下面主要谈谈我的读书笔记背后的故事。
我从来都觉得读书是件相对容易的事情。但是在过去近二十年的时间里，我深刻地体会到，写书，特别是写一本关于社会科学的好书，实在是太难了。这是个极其痛苦的过程。他（或者她）只能坚持不懈，在茶叶、咖啡或香烟的慰藉下艰难前行，最后终于在某一天说，“（大致）好了”。这个过程背后的辛苦、煎熬甚至沮丧，只有写过类似书的人才能真正理解，一般的写书人并不容易理解，读书的人就更谈不上了。我甚至觉得，每一个好的社会科学家最后一定都是咬着牙“爬完最后的几个格子”或者“敲完最后的几个字”。而他们之所以这么做通常不是因为要毕业或者是要凑文章而写作，而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在回答一个重要的问题，而且他们的回答可能是成立的，至少是有用的。因此他们觉得他们必须写完，不能放弃。
我这种来自于写书的体会让我在读书的时候，都会试图去问：作者为何写这本书？如果书好，那它是怎么来的？作者是怎么做到的？他（或她）身上有哪些特征使得他可以写出这样一部好的作品？如果书那么烂，一个作者怎么可以这么写？是因为时间，还是因为功力，还是就是懒惰？我不知道读者们是否也都会问这个问题，但我觉得这是个有趣，甚至重要的问题。
因为思考这样的问题，我觉得和一些前辈多了一份超越时空的交流：我从内心感激他们给我们留下了这么伟大的作品，让我们对社会（以及自然）的理解得以如此深刻，甚至完全被颠覆。他们是“知无涯者”。当然，真正能够“知无涯”的人肯定是很少的，恐怕只有牛顿、爱因斯坦、达尔文、拉马努金、霍金、福柯、埃利亚斯这样的巨匠。绝大部分人不可能“知无涯”，深窥宇宙、生命以及人类社会的秘密。但我宁愿相信，如果努力，我们中的许多人至少可以站在我们前辈的肩膀上，试图去“思无涯”。“思无涯”可以理解为思考可以没有明确的边界、无领域、无束缚，“所以无门无派，所以如水无形，所以至上”。
我觉得至少我一直在努力去“思无涯”。如果说我的第一本英文专著《我们时代的安全战略理论：防御性现实主义》是一部纯粹的国际关系作品的话，我的第二本英文专著《制度变迁的广义理论》就已经是一部覆盖整个社会科学的作品。而我的《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至少也不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国际关系领域作品，因为它的支撑点和我的《制度变迁的广义理论》的支撑点一样，都是“社会演化范式”。不仅如此，《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试图解决的一些实证和理论问题，特别是战争的起源及其对人类社会演化的深远影响，其实也是人类考古学的核心问题之一。而我将在下一部英文著作《论社会演化》中详细阐述并且宣称，“社会演化范式”是社会科学中的终极范式，就如同达尔文的演化论是生物学中能够溶解一切的“万能酸”（universal acid）一样。
事实上，我最近的许多研究也已经不再局限于是国际关系领域了：我正在逐渐“淡出”国际关系学界，因为我认为这个领域中最为根本性的宏大理论和实证问题已经被我解决（不管你们同不同意）。而我未来的研究领域基本上将集中于：比较政治学（现代化、族群冲突、政治转型）、制度经济学（经济增长的制度基础）、产业政策、社会科学哲学和方法论。在以上领域，我已经出版了一些探索性作品，有兴趣的读者们可以从我的个人网页自行查阅。一些细心的读者可能也已经发现这个集子中的大部分学者都不是国际关系领域的。
许多人可能会问：“你为何要这么做？”“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从来都不是一个褒义词。我的回答是，当一个领域内最令我激动的问题已经被我解决之后，我就会毅然、决然地选择离开，去另一个领域寻找最令我激动的问题，即便那个领域可能是我一开始不太熟悉的领域。这样的我才是真正的我，一个至少可以“思无涯”的我。
最后，我将这本书献给我的妻子王琳。这么多年以后，她终于等到了我把一部书献给她。我不敢肯定这漫长的等待是值得的，也不敢肯定她一定会理解我所有的努力。我能够肯定的是，她的理解和支持让我得以“思无涯”。我很幸运，也很幸福。
唐世平
上海2017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