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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九日周作人日记云：“拟写《药堂谈往》寄与聚仁，应《新晚报》之招，粗有纲目，拟写至五四为止。”十二月十日云：“下午努力写小文，成第二节，备寄香港，有千余字，晚灯下修改了。”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云：“上午抄《谈往》本文了，只须再写一节后记，便全文告竣，总计五百五十余纸，约计三十八万字，拟分四卷，或易名为‘知堂回想录’。”十一月三十日云：“晚写《谈往》后记了，计五五四纸也。”一九六四年八月十二日致鲍耀明信云：“原稿系是‘谈往’，但稍嫌陈旧，故曾去信说改题‘回想录’似较通俗。”一九六四年八九月间，《知堂回想录》曾在香港《新晚报》上刊登了一小部分，旋告中止。一九七〇年五月，《知堂回想录》由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出版，其时已在作者去世将近三年之后了。
《知堂回想录》是周作人最后一部作品，也是他毕生篇幅最大的著作。最初曹聚仁代《新晚报》向周氏约稿，曾要求道：“写得愈通俗越好，因为我们是无法适合读者要求，写得很下流的。不必掉文，尽可能趣味化。”（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九日信，载《鲁迅研究资料》一九八二年第十期）这或许在一定程度上对本书写作有所影响，然而周氏亦未完全按照要求去做，如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十三日给曹氏写信说：“兄前信嘱务为浅近，如对中学生讲话才好，奈此事颇所不能。”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五日信中更说：“文中多跑野马处，或者还跑的不很够，亦未可知，但野马也须在圈子里跑，才有意思，这却极不容易耳。”大致仍旧遵循一己惯常路数，行文风格亦是典型的“知堂体”，即系“写话”而非“作文”，平淡而亲切，态度始终相当克制从容。如前引日记所示，《知堂回想录》本拟写至五四为止，末了却将一生经历写出，其中多有过去未介绍者，叙述往事间或移用此前有关作品，又抄引自己多篇文章，从这个意义上讲，谓之“集大成”亦无不可。
《知堂回想录》无论叙述，还是议论，都明确体现了作者的“自我视点”，即在他看来什么才是重要的，什么又是不重要的，或许与世人的看法有所不同；实际上这早已在过去一系列序跋和《过去的工作》之类文章中表明了，对周氏来说，也是“吾道一以贯之”。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始终守定的叙述原则。用《后序》的话说就是：“我写的事实，虽然不用诗化，即改造和修饰，但也有一种选择，并不是凡事实即一律都写的。”这包括两层意思，一是“诗”与“真实”的辨别，一是“说”与“不说”的取舍。二者都涉及对“真实”的理解，在周氏看来，真实是无限而又有限的。叙述者无可造作，但是可以在此范围之内有所选择。如果说前者是他的义务，后者就是他的权利。这样选择的标准就与前述自我视点有关，而关键是一切由己而不由人。在只说真话的前提下，作者只说自己想说的话，不说别人想听的话，他的自由主义精神就这样地贯彻于《知堂回想录》之中，而《后序》差不多是他一生最后写的文章，这也就是他始终坚持的立场了。这让人联想到《知堂说》所引孔子和荀子的话。终周氏一生，他都是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出发，而归结于“言而当，知也；默而当，亦知也”的。这是他的“智”。因为说与不说取决于自己，所以也就不存在回避什么的问题，而另一方面，作者确实觉得有些东西无须向外人（无论是读者还是研究者）报告，譬如所说“凡我的私人关系的事情都没有记”（《后记》），“关于家庭眷属的，也悉不录”（《后序》），等等，都涉及到公众人物之公众性的限定问题。周氏显然认为是应该加以限定的。而他在这一界限之外，已经通过《知堂回想录》对其一生行事做出了属于自己的解释。
此次据作者家属提供之原稿复印件排印，对其中错漏衍字酌予订正，参考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版《知堂回想录》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版《周作人散文全集》之处，谨致谢意。原稿目录题为“药堂谈往目次”，共八页，前列“序文”一项（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三十日日记：“上午写《药堂谈往序》，下午了。”该文已佚）；中缺“六〇 北京的戏”，而以“鱼雷堂”列为“六〇”，以下顺序排列，故共二〇六节；分为四卷。正文共五百五十四页，未分卷，题“药堂谈往”，署名“岂明”；“六一”重出，即“鱼雷堂”与“吴一斋”，以下依次排列，故亦为二〇六节；“二四”作“几乎成了小流氓”，“二五”作“风暴余波”，“四一”作“老师”，“四三”作“风潮”，“五八”作“在北京”，“一六四”作“北大感旧录十之上”，“一六五”作“北大感旧录十之下”，“一六六”作“北大感旧录十一”，以上与目录手稿差异处，均从目录。原稿缺《后序》，此文取自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一九七〇年五月版《知堂回想录》，末署“一九六六年一月三日”，查周氏日记，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写《回想录》后序未了。”十二月二十四日：“上午写后序了，颇觉满意。”十二月二十五日：“又后序由黄克夫转港予聚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