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

亚历山大·冯·洪堡，因二十五年前那场热带考察名扬欧陆。他到过新西班牙、新格拉纳达、新巴塞罗那、新安达卢西亚群岛和美利坚合众国，发现了横跨奥里诺科河和亚马孙河之间的天然水道，攀登过世人所知的最高山峰，搜集了上千种植物、数百类动物—有些是活的，大部分是死的。他与鹦鹉对话，发掘死尸，测量沿途所见的溪流、山峰和湖泊，穿行于每一处地洞，品尝过的野果和攀爬过的树木多得超过任何人的想象。

洪堡还有一个哥哥。他们的父亲是一位富庶的低阶贵族，很早就过世了。母亲则曾向歌德请教，应该怎样教育她的儿子。

后者说，人类志向的多样性应在一对兄弟身上显现，他们身上应分别体现对进行丰富实践和享受完美现实的向往，实际上，这根本就是一出事先排演好的舞台剧，赋心灵以希望，赋灵魂以沉思。

这句话无人能懂。母亲不懂，她家的总管昆特，那个耳大瘦削的男子也不懂。他的意思，昆特最后这样解释，和一场实验有关。兄弟俩中的一个，应该从事文化工作，另一个则该做个科学家。

那么，怎么分配呢？

昆特沉思半晌，最后耸耸肩，建议抛硬币。

十五位高薪请来的专家，为兄弟俩教授堪比大学水准的课程。弟弟学习化学、物理和数学，哥哥则学习语言与文学，希腊语、拉丁语和哲学是两个人的共同科目。每天十二小时，每周七天，没有假期。

弟弟亚历山大寡言少语、身体虚弱，时时需要激励，成绩又勉勉强强。只要老师放任不管，他就一头扎进森林里，捕捉小甲虫，并以自己思索出来的体系进行分类整理。九岁时，他仿制了由本杰明·富兰克林发明的避雷针，将它固定在他们那座位于首都附近的城堡的屋顶上。那是整个德意志帝国的第二根避雷针，另一根安置在哥廷根的物理教授利希滕贝格家的屋顶上。只有在这两处，避雷针才能更好地直面天空。

而哥哥看起来简直像个天使。他的谈吐仿若诗人，年纪很小时，就给德意志的名流写早慧的信笺。不管是谁，只要与他会面相谈，都会喜不自胜。他十三岁便已熟练掌握两门语言，十四岁四门，十五岁七门。他从未受过罚—没有人能说出他曾经做错过什么。他可以跟英国特使谈论贸易政策，跟法国特使探讨暴乱的危险性。一天，他把弟弟关进一间偏僻房间的橱柜。翌日，当仆人在橱柜里找到已经昏迷的弟弟时，他却宣称是他把弟弟锁在了里面。他知道没有人会相信真相。还有一次，弟弟在饭菜里发现了白色的粉末，凭借丰富的化学知识辨认出那是毒鼠药，然后颤抖着双手推开了餐盘。坐在餐桌另一侧的哥哥，看着他，目光深不可测。

兄弟俩都不否认，这座城堡时有鬼魂滋扰。也不是什么特别惊人的事情，就是—空荡的走廊上的脚步声，不知从何处传来的孩童的哭泣声，求人购买所售鞋带、小号玩具磁铁或柠檬汁的幽灵般的男声。更加离奇怪诞的是与之相关的故事，而昆特给这两个年轻小伙子读的，尽是些关于游走的法僧、洞开的陵墓、从地底探出的手、冥界秘制的妖水仙酿，还有降神会（让惊惧得动弹不得的信众同死者对话交流的尝试）的书。这类书籍正风靡一时，并且，此前从未接触过这类文字的人们仍不能适应它所带来的恐惧感。阅读它们很有必要，昆特解释说，成长必须直面黑暗，不了解形而上学式的恐惧，就永远没办法做一个德意志男人。在读到狂人阿吉雷的故事时，他们被深深吸引了。阿吉雷推翻了国王的统治，自己称帝。在一次梦魇般的征服之旅中，他带着人马沿奥里诺科河顺流而下。河流两岸的灌木茂密繁盛，让人无法登陆；禽鸟四处鸣叫，细听却是早已消失了的民族的语言；而当人们仰望苍穹，天空中映现出一派城市影像，那些建筑的风格表明，它们绝非当时人类的设计。几乎没有探险家曾涉足那里，亦不存在一张值得信赖的地图。

弟弟说他想做这件事，他会去那里探险。

你当然想，哥哥答道。

他说他可是当真的！

明白。哥哥说着唤来一个仆人，让他记下当天的日期，还有当时的具体时间。总有一天他会为这精确的记录感到高兴的。

兄弟俩的物理课和哲学课由马库斯·赫尔茨来教授。他是伊曼纽尔·康德最喜欢的学生，绝世美人亨利特的丈夫。他把两种物质倒在一个玻璃瓶里：混合后的液体迟疑片刻，突然就变了颜色。他用一根细管引导氢气，将一簇火焰凑近管口，火焰霎时跳跃欢腾起来。零点五克，他说，火苗十二厘米高。即使会被吓到，量化这些现象却是个不坏的主意。

文人雅士们每周都会在亨利特沙龙上谈论上帝，谈谈情感，流几滴眼泪，彼此书信交流，称他们是“美德促进会”。没有人知道这称呼是谁发明的，他们的谈话内容对外通通保密，但彼此之间，却必须将内心深处的种种想法全盘托出。哪怕什么都没想，也得创造出点儿才行。兄弟俩是年纪最小的沙龙成员。参加沙龙很有必要，昆特说，一次都不允许错过—这是对心灵的培养。昆特十分鼓励他们给亨利特小姐写信。年轻时若怠慢了多愁善感的情怀，年长时就会有令人叹息的情感结局。当然，他们写的每一封信都必须先交由他过目。跟他期望的一样，哥哥的信写得更好些。

亨利特用她那扭扭捏捏的童真字迹礼貌地给他们回信。她自己也不过十九岁。弟弟送给她的一本书，被原封不动地退回来：是拉·梅特里的《人是机器》。那是本禁书，一本讨厌的小册子，她甚至没有勇气翻开来看看。

这可真令人遗憾，弟弟告诉哥哥，这是本了不起的作品。作者很严肃，他说人是机器，是制作工艺极端精湛的自动结构整合体。

并且没有灵魂，哥哥回应道。他们走过城堡的后花园。浮雪落在光秃秃的树杈上，积了薄薄的一层。

不，弟弟反驳说，有灵魂，对于浩渺神秘以及美丽的事物，人类有预感和如诗般的直觉。但灵魂本身也是属于机器的，即便它最为复杂，也还是机器。他口中虽这样说却又在心里自问：这是不是符合现实呢？

所有人都是机器吗？

也许不是所有人，弟弟若有所思地说，但我们肯定是。

池塘初冻，暮色将积雪和凝冰浸成了蓝色。哥哥说他有话要告诉弟弟，说弟弟让人担心：沉默寡言、自我封闭、上课懒散、进度缓慢。要知道，我们正肩负着一场伟大的实验，无法放弃，别无选择。他停了一会儿，说：那塘上的冰面，结得可真厚实。

真的吗？

当然。

弟弟点点头，深吸了一口气，踩在了冰面上。他还想是不是该先来上一段克罗普斯托克的《冰上颂歌》。他摆动着胳膊，摇摇晃晃地滑到池塘的中间，旋转起来。哥哥身体微微后倾，站在塘边看他表演。

眼前的画面瞬间定格：他什么都看不见了，刺骨的寒冷几乎要夺去他的知觉。他这才明白，自己正驻身水下。他开始挣扎，脑袋重重地撞在硬物上—那是结了冰的塘面。他的翻毛帽子慢慢地漂走了，头发四下浮散，他感觉两只脚踩在了塘底的硬地上。现在，他的眼睛已经适应了黑暗。他注视了一小会儿那似乎凝固了的风景：摇摆不定的苇根如隔了层面纱一般，影影绰绰；形单影只的游鱼，刚刚还在，此刻却消失了，仿佛幻影。他开始向上游，却又重重地撞在冰上。他知道自己只剩几秒可活。他还在寻找。就在快要透不上气来的时候，他看到头顶上有一块暗处：正是他跃落进水的那个洞口，他便猛冲上去，吸气、呼气，吐出呛进口中的池水。尖冰割破了他的手掌，他撑起身体，将双腿拖上冰面，终于喘着粗气，淌着眼泪，趴在了冰面上。然后他匍匐着爬到池塘边。哥哥仍像刚才一样站着，身体微微后倾，手插在口袋里，帽子遮住了脸颊。他伸出手，将弟弟扶了起来。

晚上弟弟就发烧了。他听得到一些声音，不知是来自梦境，还是围在他床边的人群。他的身体始终寒冷如冰。一个男人在房间里踏着大步来来回回，大概是医生。你决定吧，那人说，不管成功还是失败，一旦决定，就必须坚持，难道不是吗？可是当他想回答这个问题时，他已经不记得那个人的话了。他看到了波澜壮阔的大海，笼罩在雷电交加的天空之下。重新睁开眼时，已是第三天的正午，冬天的日轮惨淡苍白地浮在窗外，他的高烧退了。

从那以后，他的成绩变好了。精神专注又集中，还养成了握起双拳思考的习惯，就好像他必须战胜某个敌人似的。亨利特给他写信，说他变了，现在的他有点令她不安。他向家人提出请求在晚上闹鬼最严重的空房间里过夜。隔天早上出来时，他脸色苍白，一言不发。他的额头上，出现了第一道皱纹。

昆特决定，哥哥学习法律，弟弟去学金融。当然，他会陪他们前往奥德河畔的法兰克福念大学，同他们一起上课，监督他们的进度。这不是一所很好的大学。如果一个人什么都不会，却又想读到博士的话，哥哥在给亨利特的信中这样写，来这里，他会得偿所愿。还有，也不知道是为什么，有一只体型巨大的狗长期霸占着教研室—它总是在挠痒，发出各种噪音。

在植物学家韦尔登诺那里，弟弟头一次见到被做成标本的热带植物。这些植物有须状的枝干，芽尖好像眼球一般，叶子摸起来像人类的皮肤。在梦里，他对这类植物相当熟悉：他把它们剖成片，小心翼翼地绘制图鉴，检查它们的酸碱反应，再漂漂亮亮地把它们制成标本。

他现在知道，他对昆特说，他知道应该去研究些什么了。研究生命。

他不允许，昆特说，和生命的存活相比，人还有许多其他任务。生命本身一无是处，不值一提。

他不这么想，他说，他要去研究生命，去搞懂那些覆盖在这个星球上、稀奇古怪又根深蒂固的玩意儿。他要去揭穿生命的本质！

就这样，他被允许留下来，师从韦尔登诺。

接下来那个学期，哥哥转学去了哥廷根大学。在那里他第一次结交到朋友，第一次喝酒，第一次抚摸女人的身体。而他的弟弟，正在写第一篇科学论文。

不赖，昆特说，但还不够好，不能署上“洪堡”的大名印刷出版。距离发表仍有段距离。

假期里，他去拜访了哥哥。在一次欢迎法国领事上任的聚会上，他认识了数学家凯斯特纳和他的朋友齐默尔曼教授，以及德国最重要的实验物理学家格奥尔格·克里斯多夫·利希滕贝格教授。他跟利希滕贝格教授友善地握手，并且仔细端详了他一番：有些驼背，但那张俊美的脸庞简直无可挑剔。那是血肉与智慧的完美融合，只看一眼，就让人极为舒服。洪堡问他是不是真如人所言，正在创作一部小说。

是，也不是，利希滕贝格答道。他回话时的眼神，像是发现了某些连洪堡自己都没有察觉到的东西。作品的名字叫“格言集”，什么都没讲，进度也完全成疑。

写小说，洪堡说，在他看来是将稍纵即逝的当下保存至未来的王道。

啊哈，正是这样！利希滕贝格回应道。

洪堡有些不好意思了。他继续说，所以如果当下的作者为了附和某种潮流，而以逝去的岁月为创作背景，则是一种幼稚的莽行。

利希滕贝格眯着眼，仔细端详了他一番。不是，他回答道，其实，也算是吧。

那天夜里在回家的路上，兄弟俩看见，刚刚升起的满月旁边，另有一个银盘—仅仅比月亮大一点点。是个热气球，哥哥解释说，孟格菲兄弟手下的那个皮拉特尔·德·罗齐尔，正在不伦瑞克近郊忙活这件事。整座城市都议论纷纷，说不久以后，所有人都会飞上天。

但是，他们肯定不会乐意，弟弟洪堡说，这帮人顾虑太多了。

离开哥廷根之前，洪堡见到了赫赫有名的格奥尔格·福斯特，一个身形瘦弱、不住咳嗽的男人，他的脸色看起来很差。但正是这位先生，曾经和库克一道环游世界，比任何一个德国人都见多识广；现在的他，已是一个传奇—他的作品闻名全球，而他自己在美因茨的图书馆工作。他告诉他们有关巨龙、活死人和彬彬有礼的食人族的故事；他向他们描绘看到几乎清澈见底的海洋的那段旅程—仿佛自己正悬浮在深不可测的洞窟地缝之上；他说起风暴—那么剧烈，甚至让人不敢祷告。愁绪和哀伤围裹着他，纤细如薄暮。他见过的太多，他这样说，用《奥德赛》和塞壬女妖的神话故事来譬喻他的所见也不夸张。但他经常无法适应周遭的陌生环境，即使自己靠近桅杆，也无法摆脱这种陌生感。他几乎无法入睡，往事太过刺激和强烈。不久前，他得到消息：他曾经的船长，那位身材高大、皮肤黝黑的老库克，在夏威夷被蛮人烹食了。他一边抚摸着额头，一边盯着自己的皮鞋扣带。被烹食掉了，他重复了一遍。

洪堡说他也想去旅行。

福斯特颔首，是有人想旅行，不过之后都会后悔。

为什么？

因为你永远都回不来了。

福斯特推荐他去弗莱贝格的矿业学院进修。亚伯拉罕·维尔纳在那里教授矿物学，他认为：地球内部冰冷且密实；地上山脉是远古时代逐步缩小的海洋中的化学沉积；火山喷发时的火焰，绝不是来自地底深处—实际上，这种喷发和煤炭仓库的燃烧类似；而地心，则是由坚硬的石头组成。这一理论被称为“水成论”，受到来自教会和约翰·沃尔夫冈·歌德的拥护。维尔纳则在弗莱贝格市教堂的礼拜堂里，请人为他那些“仍在拒绝真理”的敌人做安魂弥撒。他还打断了一个对他的理论存疑的学生的鼻梁。甚至有人传言，在很多年以前，他就咬掉了另一个学生的耳朵。他是顽存至今的炼金术士当中的一员：共济会属下秘党的一分子，熟识召唤恶魔的法阵。他能使破镜重圆，使灰烬复燃，他曾和魔鬼交谈，也曾展示过点石成金的伟力。可他本人看上去却并不怎么聪明。他略微后仰着身子，眯着眼睛问洪堡是不是水成论的拥护者，是否坚信地球内部是冰冷的。

洪堡给出了肯定的回答。

那么，你还必须结婚。

洪堡的脸红了。

维尔纳鼓起腮帮子，表情略带暧昧地问他是否已有心上人。

心上人只会碍手碍脚，洪堡回答，人们结婚，不过是因为生命里已经没有什么本质的追求了。

维尔纳直勾勾地瞪着他。

一般人就是这么想的，洪堡赶紧改口道，当然，这种想法肯定是错的！

一个没有结婚的男人，维尔纳说，肯定不会成为坚定的水成论信徒。

洪堡花了三个月时间，修完了学院的全部课程。上午做六个小时的地下考察，下午听课，然后预习第二天的课程直到深夜。朋友？他一个都没有。哥哥邀请他出席婚礼时（他找到了一个万分般配的小姐—般配到世上唯一的程度），他礼貌地回绝了，说自己没有时间，无法前去。他爬下低矮的竖井，渐渐对自己的幽闭恐惧症习以为常—就像习惯并能够容忍疼痛一般。他测量温差：下得越深，温度就越高，这和亚伯拉罕·维尔纳教授的理论完全相悖。他同时留意到，即使在最深最黑暗的岩洞中，也有植物生存，没有什么地方没有生命的足迹。那里遍布苔藓和菌类，还有某种蜷曲的植被。他觉得这些都十分有趣，便对它们进行解剖分类，并且撰写论文。几年之后，当他在墓穴里看到类似的植物时，已是毫不吃惊了。

洪堡顺利毕业，获颁一套制服。不管他去哪里，都要穿戴妥当。他的官方职位是矿业和冶金部门的估价员。为自己感到羞耻，他在给哥哥的信里写道，因为我为这份差事兴高采烈。

几个月之后，他已经是全普鲁士最值得信赖的矿业督察了。他坐着马车前往冶炼厂、泥窑作坊，还有皇室制陶工房的高炉；无论在哪个地方，他记笔记的速度都会吓得工人瑟瑟发抖。他总是在路上，几乎不眠不休，连自己也不知道这样做究竟是为什么。我被附体了，他在信里又写道，这让我害怕，我走向疯狂。

他偶然接触到伽伐尼那本有关电流与青蛙的著作。伽伐尼使用两种不同的金属，将两条叉开来的蛙腿连在一起，两条蛙腿便像青蛙活着时那样颤动起来。这究竟是蛙腿内部还存有生命，还是外界的运动使得蛙腿震颤青蛙的身体，不过是两种不同的金属运动显现的媒介？洪堡下决心要弄个明白。

他脱掉衬衣，趴在床上，命令仆人将两块放血用的胶布贴在他的背上。仆人照做了，于是，洪堡的背突起了两块。现在，用刀割开突起的地方！仆人迟疑不前，洪堡不得不大声重喊一遍。仆人拿起解剖刀：刀片锋利无比，切割时人体几乎感觉不到疼痛，鲜血滴在了地上。洪堡下令，把锌片插到一侧的伤口里。

仆人说自己身体不太舒服，可不可以休息一下。

洪堡求他别装糊涂。当一块银片插进另一侧的伤口时，他的背部肌肉感受到如被开水烫伤时的剧痛，一直蔓延到头部。他用颤抖的手记录：斜方肌、后枕骨、胸椎骨突刺位置。毫无疑问，这是电流在起作用。再用一次银片！他操作了四次，每次间隔相等，然后，眼前的一切开始模糊、褪色。

醒来时，他看到仆人瘫坐在地板上，面色发白、满手是血。

再来，洪堡说。在些许恐惧中，他清楚地意识到，他体内的某样东西，正在享受这种快感。现在轮到青蛙了！

不，仆人说。

洪堡问他是不是想重新找工作了。

仆人把四只小心清洗过的死青蛙放在洪堡鲜血淋漓的背脊上。这样就行了吧，他说，他们总还是信上帝的。

洪堡完全无视他的话，再次下令：用银片！电击如期而至。每一次电击时，他都能从镜子里看到那些青蛙的尸体在跳动，就像还活着一样。他口中咬了一块坐垫，衬布都被泪水浸湿了。仆人神经兮兮地傻笑着，洪堡想要提笔记录，但双手乏力，于是他用尽全力站起身来。伤口处流出两道带有腐蚀性的液体，让他的皮肤开始发炎。洪堡试着用玻璃试管接一点液体进行分析，但他的肩膀已经肿大得让他没有办法转身。于是，他望向了仆人。

仆人摇摇头。

好吧，洪堡说，那你赶紧去找医生吧—看在上帝的分儿上！他抹了把脸，停了片刻，终于又能握起笔写下最关键的记录了。电荷正在移动，他感觉到了：电流既不来自他的身体，也不来自青蛙，而是来自不同金属中化学物质的互斥。

跟医生解释这里发生的一切，并不容易。仆人一周后就辞职了。那两道伤疤留了下来。而那篇关于活体肌肉纤维导电性的论文，为洪堡奠定了学术界的声誉。

他是不是疯了？哥哥从耶拿写信来问，说他真该好好想想，人类对自己的身体也负有道义责任，它并不比其他东西劣等；还郑重邀请他去他那里，席勒想认识他。

你误解我了，洪堡回信道，我发现人类的身体，早已为受苦做好了准备，但是对疼痛的恐惧让许多知识溜走了。谁决心拥抱疼痛，谁就可以掌握他原先所不能……他将羽毛笔放到一边，揉了揉肩膀，把写了一半的信纸揉成了团。你我的兄弟之情，他又从头写起，为什么让我觉得真正难解的谜团是这种感情呢？我们彼此独立又不可分割，你是我不该是的样子，而我，也是你不能成为的样子。即使我们确实是存在于这世间的两个彼此独立的个体—但是，无论你我是否愿意，我们也永远都比其他任何人紧密。容我猜度—我们的伟大终将消逝，我们所成就的事业终会渺若尘沙，仿佛从未存在过一般。到了那时候，你我那原本彼此竞争相互较量的兄弟名号，是否又会重新融为一体，再通通消散？他停笔踌躇，然后将信纸撕得粉碎。

为了调查弗莱贝格矿坑中的植物，他改良了矿灯：以燃气为燃料，即使在没有空气的地方，也能够照明。而这玩意儿，险些要了他的命。那次，他深入一个尚未探查过的小溶洞，放下矿灯不过几分钟就失去了意识。他看见了热带的攀缘植物，那些植物又化作了女人的身体，于是他大喊着醒了过来。一个名叫安德烈·德里奥的西班牙人—他在弗莱贝格矿业学院里求学的伙伴—发现并救了他。因为备感羞愧，他几乎没有办法说出一句完整的道谢的话。

他努力研究了一个月，终于改良出一种新型的呼吸装置：从一只气袋上牵出两根管子连接到呼吸面罩上。他把这套装置绑在身上，又爬进矿坑，面无表情地忍受着逐渐袭来的幻觉。直到双膝变得软绵绵，昏眩感把矿灯里的烛火放大成火炬时，他才打开呼吸装置的阀门，愤怒地看着那些女人的胴体变回植物，而植物又化为虚无。他在这阴冷的黑暗里又待了几个小时。当他回到阳光下时，昆特的信正等着他。这是封召唤信，要他迅速回到母亲临终的卧床前。

一得知这个消息，他便骑上了所能找到的最快的马匹。雨水打在他的脸上，大衣在风中飘摇，他从马鞍上跌落两次，摔倒在泥泞肮脏的驿道上。他胡子拉碴、遍身污垢地闯进母亲的房间。他显然知道面对这种场景，什么样子才最为得体。看着似乎已经喘不上气的他，昆特赞许地点点头。他们一起坐在她的床边，看着她：看疼痛怎样将她的面孔变得陌生。她已经油尽灯枯，双颊深陷、下巴凸出、鼻子突兀地歪向一旁，放血疗法几乎都要把她给榨干了。洪堡握住她的手，从下午一直到傍晚时分，洪堡始终握着她的手，其间一位仆人送来哥哥的信，说他此刻在魏玛，有急事不能前来，实在抱歉。夜晚降临，母亲蜷成一团，凄厉地哀号。安眠药没有用，继续放血也不能令她安宁。洪堡不能理解她此刻的行为怎么会如此不成体统。到了半夜，她已经在放肆地大叫。那声音仿佛是从她蜷曲的身体里直接钻出来的似的—好像她正在体验性高潮的欢愉。他闭上眼睛等着。整整两个小时之后，她才安静下来。天蒙蒙亮时，她开始胡言乱语。上午的太阳爬起来，她睁开了眼，看着自己的儿子，说他应该好好坐直，这么懒洋洋的不成体统。说完脑袋一歪，双眼瞬间变成了玻璃。他见到了生命中的第一个死人。

昆特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说，没有人知道这个家族对他而言，究竟占据着怎样的位置。

不，好像有人正在暗示洪堡一样，他说他知道，也绝不会忘记。

昆特叹息了一声，心情复杂。他明白，自己仍可以拿那份薪酬，继续做他的管家。

那天下午，仆人们看见洪堡在宅邸外面四处走动：他爬上小山丘，走近池塘，他大张着嘴巴抬首望天，像个彻彻底底的傻瓜。仆人们从未见过他这副模样。他们交头接耳，说他肯定受到了惊吓，发了失心疯。实际上，他从没有那样幸福快乐过。

一个星期后，他递交了辞呈。矿业部长不能理解：年纪轻轻就坐了如此高的职位，前途不可限量！为什么要辞职呢？

因为这一切都微不足道，洪堡回答。个子不高的他，背挺得笔直，双眼放光，肩膀微耷下来，就这样站在上司的办公桌前说，因为他现在终于解脱了。

他先去了趟魏玛。在那儿，哥哥将维兰德、赫尔德和歌德介绍给他。歌德视他为同一阵线的盟友，隆重欢迎—伟大的维尔纳教授所教的每一个学生，都被他视为朋友。

他要去新世界旅行，洪堡说，没有跟任何人提过这件事。没有人能阻拦他，他也不指望能活着回来。

歌德把他拖到一边，带他穿过用不同颜色粉刷的房间，走到一扇高窗前。确实，这将是一场伟大的冒险，他说，可万事之首还是去研究火山，以支援水成论。地底下根本就没有火焰。大自然的核心，不会是滚烫沸腾的熔岩。只有堕落了的灵魂，才会陷入这种可恶的想法中。

洪堡许诺，自己会去探查火山。

歌德双手背在身后对他说，他永远都不该忘记，自己来自何处。

洪堡说他不懂。

仔细想想，是谁派你去的。歌德用手指了一下那些彩色的房间，那些罗马雕像的石膏复制品，还有在沙龙里低声交谈着的男人们。洪堡的哥哥在论述无韵诗的优点，维兰德正认真点头，沙发上坐着的席勒在偷偷打哈欠。他是从他们中出去的，歌德对洪堡说，从这里走的，即使是在大海上，他也依然是他们的使者。

洪堡继续他的旅程，前往萨尔茨堡，在那里他投掷重金，开办了一家测量仪表工厂，这是前所未见的，他为自己定制了两台气压计，用来测量气压；一台传高仪，用来检测水的沸点；一个测量陆地的经纬仪；一个配备有模拟地平线的反光六分仪；一个可折叠的口袋六分仪；一台磁倾仪，用来测量地磁强度；一个毛发湿度计；一根测量空气中氧气比重的量气管；一只用来储存电荷的莱顿瓶和一台测量天空蓝度的天蓝仪。此外，还有两部价值连城的钟，是最近才在巴黎完工的新品—这两部钟不再需要指针，而是通过内部那些规律运动的发条来读秒。如果保养得当，它们所显示的巴黎时间不会出现丝毫误差。正是这两部钟，让他们在测量地平线上方太阳的高度之后，可以对照表格查实当地的经度。

洪堡在萨尔茨堡操作实践了一年。他测量了那里的每一座山丘，记录下每一天的气压，绘制磁场线，检视空气、水体、大地和天空的颜色。他练习拆卸、组装每台仪器，直到在单腿站立、大雨滂沱时，或者在满是苍蝇的牛群正中，都能够闭着眼睛拆装组合。当地人视他为疯子。他知道，就连这件事他也得习惯。有一次，他把胳膊反绑在背后整整一周，来建立自己与疼痛和不适之间的信任。制服碍手碍脚，他找人量身定制了一套衣服，晚上睡觉时也不脱。全部要领就是，永远都要勇于尝试，永远不要放弃。他对房东肖贝尔夫人这样说，同时请她再给自己一杯泛着绿光的乳清—他对那玩意儿深恶痛绝。

那之后，他才动身前往巴黎。他的哥哥目前没有工作，专心用一套他自己发明的严格的教育方法，来培养他那些懵懂的孩子们。他的嫂嫂受不了他。他行事怪异，她说，看起来像犯了某种疯病，好像是被严重扭曲后的漫画形象。

他的哥哥说他不能说她说得完全不对，他是要为弟弟的蠢行负全责，而且这样不容易，他不仅是哥哥，还是弟弟的保护人。

洪堡进入巴黎的大学教授有关人类神经导电性的课程。当人们冒着雾般的小雨，在城郊被踩踏得不成样子的草坪上，测量连接巴黎和北极的最后一段经线长度时，他也在场。完成测量之后，人们纷纷摘下帽子，击掌相庆。这段长度的千万分之一，将被铸成金属，成为未来一切长度测量的单位。他们打算称这个单位为“米”。测量，总是让洪堡兴高采烈。而这次，他简直欣喜若狂，亢奋得好几个晚上都睡不着觉。

他四处打探有关冒险的消息。那个有名的布里斯托尔爵士想去埃及，可惜很快就被当成间谍，关进了监狱。洪堡收到消息，法国督政府打算让伟大的布干维尔率领一支考察队，前往太平洋，可布干维尔跟块岩石一样老，双耳失聪，正坐在安乐椅里喃喃自语，挥举着手，不知正在指挥谁。洪堡向他行礼致意，他回以主教祝福礼，然后摆手让他离开。督政府任命指挥官博丹接替布干维尔的职位。博丹十分友好地欢迎洪堡加入，承诺有关冒险的一切事宜。不久，博丹连同政府交给他的全部探险资金一道消失了。

一天晚上，有个年轻人坐在洪堡门前的台阶上，手拿银质酒壶喝着烈酒。洪堡出门时没看见他，不小心踩了他的手，他立即大声叫骂起来，样子可怖。洪堡向他道歉后，两人便攀谈起来。这个年轻人叫埃梅·邦普兰，原本要和博丹一道去探险。他二十五岁，身材高大，衣着打扮多少有些落魄。脸上有出过天花后的疤痕，缺失的门牙在嘴中留下一个空洞。两个人沉默对视，很多年之后，他们仍说不清楚，是否当时彼此之间存在着某种隐隐约约的暗示或者征兆，令他们认定，对方比其他任何一个人都更重要些，又或者这只是在回首往事的时候才会有的感觉。

邦普兰说他来自拉罗谢尔，那里的天空低矮乏味，就好比身处囚房，令人难以忍受。他每天都想离开。后来，他成为一名军医，但学历却不被承认。于是他重读大学，获得了植物学学位—他热爱热带植物。现在，他对未来毫无头绪。若要他重回拉罗谢尔，他宁愿去死！

洪堡问，他可不可以紧紧拥抱他？

不！邦普兰惊恐地回答。

洪堡解释说，他们有相似的背景、相同的计划，如果通力合作，谁能阻止得了他们？他向邦普兰伸出手。

邦普兰说他不明白。

他们可以同行，洪堡进一步解释道，他需要一名旅伴，也不缺钱。

邦普兰认真打量了他一番，旋紧了酒壶。

他们俩都年轻，洪堡说，都有坚定的意志，一起合作一定能成大事。他难道没有这种感觉吗？

邦普兰可没有，但洪堡的热情打动了他。对别人伸出的手视若无睹是不礼貌的。他也伸出手去，却不得不忍住剧痛以免叫出声来：洪堡手上的力道真大，与他瘦弱矮小的相貌，完全不相称。

现在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洪堡应道，起程，去西班牙！

不久之后，兄弟俩像两个君主一样告别。行告别吻时，嫂嫂的发梢轻拂过洪堡的脸颊，洪堡有些难为情。他问，他们还会相见吗？

肯定会的，哥哥说，在这个世界，或者另一个世界，以凡胎肉身，或者以通透的灵魂相见。

洪堡和邦普兰跨上马背就出发了。邦普兰惊讶地发现，他的这位伙伴，直到哥嫂的身影从视野里彻底消失，都没有回转身去看他们一眼。

洪堡测量了去往西班牙途中的每一座山丘。他爬上每一处峰顶，敲下每一块岩壁上的石头做样本，戴着特制的氧气面罩拜访每一个洞窟—一直探到最深处为止。当他使用六分仪的目镜确定太阳的位置时，当地居民误认为他们是崇拜天体的异教徒，纷纷用石头砸他们，他们只得跳上马背、落荒逃走。头两次，他们顺利逃脱、安然无恙，第三次邦普兰受了重伤，皮开肉绽。

邦普兰无法理解。有这个必要吗？他问洪堡，他们只是途经这里而已，目的地是马德里呐！一路骑马疾行，可比现在这样快多了。

洪堡沉默了一会儿，说很抱歉，那样不行。看到一座山丘，却不知道它的高度，这简直是对理性的侮辱，会让他寝食难安。如果无法确切地知道自己所处的位置，他，根本无法向前挪动一步。不管是多小的谜团，他都不可能置之不理。

自那以后，他们选择了昼伏夜行，以便不受干扰地进行测量。必须把地图上的坐标测定得比现有的数据更为精确，洪堡对邦普兰说，西班牙地图太不准确了，人们当然想清楚地知道，他们正骑向哪里。

骑向哪里，这其实一清二楚，邦普兰冲他喊道，路就在那儿，直直通向马德里。哪儿还需要什么其他信息！

和路无关，洪堡应道，这是个原则问题。

首都马德里附近的日光，呈现出银子般的色泽。继续向前，树木渐渐消失了。西班牙的中心地带，并不是盆地，洪堡解释道，地理学家们一错再错：它实际更接近高原地形，曾是上古汪洋中的岛屿。

显而易见，邦普兰拿起酒壶灌了一口，就是岛屿。

在马德里，掌实权的是大臣曼努埃尔·德乌尔基霍。每个人都知道，他和王后同床共寝。国王毫无权力，他的孩子们蔑视他，全国上下都以他为笑柄。一切事情都由乌尔基霍决定，西班牙殖民地从不允许外国人进入，没有一次例外。为求门路，洪堡拜访了普鲁士、比利时、荷兰和法国的大使们。夜间，他还努力学习西班牙语。

邦普兰问他是否从不睡觉。

能免则免，洪堡答道。

一个月后，他成功得到一次机会：在阿兰胡埃斯市的宫殿里受乌尔基霍大臣的接见。大臣臃肿肥胖、紧张又不安。由于语言上的误会，或许也由于他曾听说过帕拉塞尔斯，他误认为洪堡是一名来自日耳曼的医生，并向他咨询春药的配方。

什么？

大臣将他带到石造大厅的一个阴暗角落，把手搭在他的肩膀上，压低声音说，一切和享乐无关。他控制王国的力量，来自控制王后的力量。王后已不是清纯羞涩的少女了，而他也不再是个精壮小伙子了。

洪堡望向窗外，眼神飘忽。午时白亮的日光洒在结构并不对称的宅邸园林里。一座摩尔式的喷泉，支撑起一道发光的水柱。

还有很多事情没有解决，乌尔基霍说，宗教法庭仍旧势力强盛，废除奴隶制度也任重道远，到处都是搬弄是非的小人，他不知道自己还能挺立多久，是最真实的那种“挺立”，然后他问他表达得够清楚了吗。

洪堡攥着拳头，缓步走到乌尔基霍的办公桌前。待羽毛笔饱蘸了墨水，他提笔写下秘方：亚马孙盆地的金鸡纳树皮，罂粟萃取液，西伯利亚热带草原苔藓，加入《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载的传奇狂花一并熬制煎煮。取第三煎的药汤，缓饮慢用，隔天一服。集齐所有用料，可能历经数年。一番迟疑之后，他把处方交给了乌尔基霍。

外国人此前从未得到过这类许可。而男爵洪堡和他的助手被给予一切形式的支持。食宿随意，招待妥帖，可以自由出入感兴趣的地方，尽情取用王座支配下的船只。

现在，洪堡说，唯一要做的，就是想办法穿越英国人的辖地。

邦普兰问他为什么想要请个助手。

不知道啊，洪堡随口答道，可能就是个错误。

及时改正好吗？

不好，洪堡说，手上的两张公文简直就是天赐的礼物。没什么好多想的，有了它们就能够顺利出发了。

他们乘坐首批出海的巡航舰，从拉科鲁尼亚出发，前往热带。强劲的海风自西吹来，海浪汹涌，波涛澎湃。洪堡坐在甲板上的一把折叠椅里，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运气真好，他在日记里这样写，还好自己从来都不晕船。可刚刚放下笔，他就吐了个七荤八素。这是个意志问题！洪堡躬身趴在护栏上，全神贯注地奋笔疾书，偶尔停笔片刻。他写出发时的感受，写海上入夜的奇景，以及在夜色中逐渐消失的海岸灯光，写了整整三页纸。第二天早上，他站在船长身边观察他如何导航。然后，他拿出六分仪。中午时分他开始连连摇头。大概下午四点的时候，他放下仪器，质问船长为何他的导航如此不精确。

都这样干了三十年了，船长说。

向您致以万分的敬意，洪堡应道，真令人惊讶。

航海不是数学研究，船长说，是为了在海上航行，只要沿着大致正确的纬度线前行，总会到达目的地的。

如果准确性对一个人来说根本无关紧要，那这人怎么可能活得下去？洪堡如此反问。与晕船的斗争让他变得有些急躁了。

这样活得更好，船长说，这是艘自由船，公文什么的没有用。如果有人觉得不舒服可以随时上岸。

快到特内里费岛时，他们看到了一只海怪。海怪贴着海平面前行，身体几乎是透明的，像条盘绕两圈的巨蛇浮出水面。在望远镜里，它宝石般的眼睛清晰可辨，正望向他们，嘴边还悬着胡须般的触须。海怪不过浮出水面几秒钟，每个人就都觉得那只是一场幻觉。大概是水蒸气吧，洪堡说，又或者是船上的伙食不好造成的。他决定，还是不要记下来为妙。

为了补给物资，船只驶入特内里费岛，停锚两天。才刚进港，他们便被一群妓女团团围住，她们浅笑低眉，上下其手。邦普兰想跟着其中一个女人走，却被洪堡吼住，要他正常点儿。有个女人悄悄走到洪堡身后，滑溜溜的胳膊，如蛇一般缠住了他的脖子，一头长发披散在他肩头。洪堡想要挣脱，却被她的一侧耳环卡住了燕尾服的衬边。妓女们全笑了，洪堡立在那里，手都不知道往哪里摆，样子尴尬极了。最后，她笑着跳了回去。邦普兰原本也在一旁偷笑，看到洪堡瞪他，马上恢复了严肃。

那儿应该是座火山，洪堡的声音发颤，时间很紧了，没理由拖延！

他们雇了两个向导向山上爬去。栗树林后面是蕨类植被，接着是平坦的沙地，那里长满了染料木属的植物。洪堡使用帕斯卡的方法—通过测量大气压力得知了当时的海拔。夜里他们栖身一处尚有冰雪覆盖的山洞，冻得快僵住了，只得躺在洞口的遮蔽物旁。小小的月亮被冻结在天空的高处。时不时地，有蝙蝠掠过头顶。山峰的影子，清晰地映在他们下方的云海里。

整个特内里费岛，洪堡像是在给向导们做解说，就是一座孤零零地从大海中升起来的高山，你们难道都不感兴趣吗？

实话说吧，一名向导说，不太感兴趣。

第二天早上，他们发现这两个向导居然不认识路。洪堡问他们是不是从没爬到过这么高的位置。

没有，其中一名向导说，来这里做什么？

山顶乱石嶙峋，几乎无处下脚；每踩空一脚，就会有剥落的碎石坠落山崖。一个向导不小心失去了平衡，将贮水瓶摔了个粉碎。登顶时，一行人口干舌燥，手上的伤口渗着血滴。这是座已沉寂了好几百年的火山，洞口由凝结的熔岩覆盖。自山顶远眺，视线远及帕尔马群岛、戈梅拉岛，还能看到兰萨罗特岛上云雾环绕的山峰。在洪堡用气压计和六分仪测量所处山峰的高度时，两个向导怨恨地蹲在山岩上，邦普兰则一动不动，凝望着远方。

日近黄昏，渴得半死的他们到达劳罗塔瓦镇。在镇上的花园里，神志恍惚的洪堡第一次看到了来自新世界的植物，还见到一只歇在棕榈树上晒太阳的毛蜘蛛，他在惊吓之余满怀幸福。接着，他第一次见到了龙血树。

他转身想找邦普兰，可他不知道去哪里了。那棵树高耸入云，树龄得有好几千年。这棵树，早在西班牙征服者到达，甚至岛屿原住民居住之前，就已经长在这里了。这棵树，在基督、佛陀、柏拉图和帖木儿之前，就已经存在了。洪堡听了听他怀表的声音。这块表嘀嗒作响，承载着时间，这棵树则在抵抗时间。它身处悬崖之上，盘根错节。洪堡摸了摸它沧桑的树干。树梢高处，张开的树枝彼此交叠，数百只禽鸟的鸣唱于此间回响。他温柔地抚摸那棵树的树皮。死亡不可回避，所有人类、所有动物都在劫难逃，只有它还没有死。洪堡将脸颊贴在那段木头上，又突然退回来，受了惊吓般地四处张望，想知道是否有人瞧见了他的这副模样。没有人，他快速抹去泪水，寻找起邦普兰来。

那个法国人吗？港口的渔夫指了指一间木屋。

洪堡推开门，看到邦普兰光着脊背，压在一个赤身裸体的棕色皮肤的女人身上。他关上门，快步回船。听到邦普兰在身后飞奔的脚步声时，也没有停步；当衬衫搭在肩膀上、裤子挂在胳膊上的邦普兰，上气不接下气地请求原谅时，他也没有放缓速度。

这样的事再发生一次，洪堡说，合作就自动结束。

行行好吧，邦普兰一边跑，一边把衬衫套在身上，气喘吁吁地说，有时会忍不住啊，这很难理解吗？洪堡，你不也是个男人吗！

洪堡要他想想自己的未婚妻。

他没有呀，邦普兰一边说一边提上裤子，他可是个单身汉！

人不是动物，洪堡说。

有时也是，邦普兰应道。

洪堡问他是不是从没读过康德。

法国人不读其他国家的人写的东西。

他不想谈论这个了，洪堡说，再这样一次，他们就分道扬镳！能接受吗？

上帝啊！邦普兰如此反应。

能接受吗？

邦普兰咕哝了几句谁也听不懂的话，把裤带系好。

几天以后，船驶过了北回归线。洪堡放下手中的一条鱼—他刚在油灯昏暗的光线下，卸掉了这条鱼的鱼鳔。抬头看着南十字星的亮点。新半球的星象，地图册里只记录了一部分，而这里是大地和天空的另外一半。

他们意外闯入软体动物群：红水母群的逆流如此强劲，竟使得船身缓缓向后移动。邦普兰钓起了两只水母。感觉很怪异，他说，不知道为什么，但肯定有些不对劲。

第二天一早，热病爆发了。甲板下面的味道难闻透顶，夜间病人的哀号此起彼伏，就连船舱外的空气里，都流动着呕吐物的味道。船医没有奎宁：那不过是新玩意儿，放血疗法可是经过实践验证的，有效得多！于是，来自巴塞罗那的一个年轻船员，在第三次治疗时因失血过多而死。另一名船员出现了幻觉，想要展翅飞翔，上下挥动了两次手臂之后，就失足摔下了大船，如果不是人们迅速放下一条救生艇将他捞起，就被淹死了。邦普兰卧在舱房里，喝着烫乎乎的朗姆酒养病，而此时，洪堡正在显微镜下肢解那两只软体动物，每十五分钟确认一次气压、天空蓝度还有水温，每三十分钟放一次铅锤，把所有结果都写到一本厚厚的航海日志里。他向呼吸不畅的邦普兰解释道，不允许有任何的软弱，努力工作会很有帮助。记录数据可以驱逐混乱，其中也包括热病引发的混乱。

邦普兰问他，难道他就没有哪怕一点点航海病的症状？

他不知道，他说，他决定置之不理—这样一来，就感觉不到任何的症状了。当然，有时，他还必须去呕吐。不过，这种情况基本上不会令他在意。

到了晚上，他们不得不把第二个死者抛下海。

这会令他人不安，洪堡对船长说，热病不应该成为他冒险之旅的威胁。他已经决定，不再随船前往阿尔普尔科，他将在四日后下船。

船长问他是否是个游泳好手。

没那必要，洪堡说，三天后的早上六点，就可以看到岛群了。再过一天便能靠岸。他已经测算出来了。

船长又问他是不是已经没什么东西可以拿来解剖了。

洪堡皱着眉头反问船长是在拿他开玩笑吗。

怎么可能？不过，理论和实践之间存在鸿沟，不能不提醒你注意。测算本身当然值得尊重，但这可不是什么家庭作业，这是真实的大海。没有人能够预言洋流和风向，更不可能如此准确地预见陆地的出现！

第三天一早，晨雾之中慢慢浮现出海岸的轮廓。

特立尼达，洪堡平静地说。

怎么可能。船长指了指航海图。

航海图不准，洪堡说，旧大陆和新大陆之间的距离，很显然，是被估算错了。根本就没有人科学地测过洋流。如果我估算得没错，明天早上，我将换乘小船，前往特拉菲尔玛。

在一条大河的入海口，他们下了船。河流狂暴地奔涌，大海反而浪花徐徐。在三个仆人往岸上搬他们装有设备的箱子时，洪堡穿着一套普鲁士官员制服向船长行礼道别；那身衣服穿在他身上无可挑剔。当他还坐在那艘负责把一行人渡往陆地的小船上时—那片土地，就在他们眼前晃来荡去—他就已经开始给哥哥写关于热带空气、和煦暖风、椰子树丛和火烈鸟群的事了：不知道这封信什么时候才能到达，但等着瞧，你会在报纸上看到我的消息。全世界都应该知道有他这个人。如果这世界对他漠不关心，那肯定就是他自己错得实在太离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