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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和中国的哲学
希腊和中国的哲学反映了两国人各自不同的社会实践。希腊人关注对世界本质的理解，虽然世界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方式。公元前6世纪爱奥尼亚（包括土耳其的西部、西西里岛和意大利的南部）哲学家的研究完全是经验主义的，他们的理论建立在知觉观察的基础上。但是在公元前5世纪，这种研究转向抽象，不再相信知觉。柏拉图认为，思想源于真实的现实，世界可以用逻辑的方法理解其含义，而无须参照人对世界的知觉。如果这种知觉看起来与从首要的规则和逻辑得出的结论相矛盾的话，这种知觉就必须被忽略。
尽管亚里士多德并未承认形式是实在的，但他认为属性具有一种实在性，它严格区别于其在客观对象中的具体表现。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不要只讲实体，而是要讲其抽象出来的属性——固态、白色等，并建立起关于这些抽象出来的东西的理论，这才是有意义的。一个物体首要的、基本的、必不可少的属性构成该事物的“本质”，根据定义，本质是不变的；如果一个事物的本质发生了变化，那么该事物就不复存在，而成了另外的事物。一个物体的属性发生了变化，其本质却没有变，这样的属性叫“偶然”属性。例如，一位作家其音乐天赋十分贫乏，但是，如果他突然具有这样的天赋，我们仍然还会承认他是同一个人。那么，音乐天赋，就是一个偶然属性，这个属性的变化并不构成其本质的转变。希腊哲学在这一点上与中国哲学非常不同，中国哲学深切关注的是：什么属性构成了存在着的物体，哪些属性可以改变但不会改变物体的本质。
希腊语本身就使人们着眼于属性，并把这些属性转变成抽象的概念。就如在其他印欧语系中一样，每一个形容词在后面加上一个相当于英语“ness”的后缀都可以变成名词：“white”（白色的）变成了“whiteness”（白色）；“kind”（和蔼的）变成了“kindness”（和蔼）。分析客观物体——人、地点、事物或动物的属性，并依据抽象出来的属性对其进行归类——这已经成了希腊哲学家们的日常习惯。接下来，他们就要根据指导这种分类的规律来研究该物体的本质、其作用的原因。因此，彗星所强调的是其属性，并在不同抽象的层次上进行归类——这个彗星、天体、运动的物体。不同层次的抽象，其规律性会产生假设，对彗星的运动用规律来解释似乎就是从已知的抽象层次进行诠释。
但是希腊哲学中更重要的是它的背景图式，在这个图式中，物体是孤立的，是人们关注和分析的固有中心。大多数希腊人把物质看成是相互孤立的微粒——这些微粒形成了互不相关的物体——就如人被看成是彼此分离的个体，而又被理解为不同的整体一样。一旦把物体作为出发点，那么许多事情就会迎刃而解：物体的属性是最显著的，这些属性就成了物体分类的基础，而归类就是规律形成的基础，因此事件就是物体依据规律产生行动的结果。我所指的“物体”包括人和非人，但实际上，希腊哲学家最关注的是物质世界的本质。人与人的关系、道德行为对希腊人来说也很重要，但不像对中国人那样，会引起其强烈的兴趣。
希腊哲学的一个特有而又重要的方面就是它认为世界从根本上来讲是静态的、不变的。必须承认，公元前6世纪的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和其他早期哲学家都认为世界是变化的。（一个人永远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因为人不是原来的人，河流也不是原来的河流了。）但是，到了公元前5世纪，对世界变化的研究退场，认为“世界是静止的”这一观点隆重登场。巴门尼德用几个很简单的步骤“证明”变化是不可能的：谈论一个不存在的事物是自相矛盾的说法。不存在的事物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因此不存在的事物不能存在。如果不存在的事物不能存在，那么就没有事物会变化，因为如果甲事物变成了乙事物，那么甲事物就不存在了！巴门尼德为希腊的哲学家提出了这样的选择：要么相信逻辑，要么相信感觉。自柏拉图以来，希腊的哲学家都是用逻辑进行推理的。
巴门尼德的学生芝诺用类似的方式提出了同样的看法，认为运动是不可能的。他用两种方式来论证他的观点。一个是他著名的“飞矢不动”。为了使箭射中目标，首先，箭必须到达其与目标间的中途，然后是剩下的距离的一半，依此类推……但是，一半的一半的一半的……箭还是没有到达目标。因此，尽管视觉上我们感觉物体在运动，但是运动不可能出现。另一个“证据”，其论证更简单。一个事物或者在它的位置上，或者不在它的位置上。如果这个事物在它的位置上，那么它就不会运动。一个事物不可能不在它的位置上，因此，没有事物是运动的。就如传播学者罗伯特·洛根所说，希腊人“不是线性思维就是逻辑思维的奴隶”。
并非所有的希腊哲学家都在咬文嚼字，证明运动是不可能的，即便是亚里士多德的推理中也有静止的内容。例如，他认为所有的天体都是永远不变的、完美的，尽管运动会出现、事件会发生，但事物的本质是不变的。而且，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是高度线性的。运动速度的变化在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里不起什么作用，就更不用说循环运动了。（很显然，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的指导思想是错误的，其部分原因也在于此。我的一个朋友，物理学家戈登·凯恩，他对亚里士多德著作中的大部分物理命题进行了验证。他认为其中大部分是错误的。但是亚里士多德的孚奥民亚前辈们的许多命题都是正确的，这就更加令人感到费解了。）
中国人的人生观大多是由三种哲学——道教、儒教以及后来的佛教——融合塑造的。每一种哲学都强调和谐，大部分都反对抽象的思辨。
中国有一个古老的故事，至今还为绝大多数东亚人津津乐道，这就是塞翁失马的故事：
塞上有翁失其马，人皆吊之，翁曰：安知非福。数月其马忽带一骏归，人皆贺之。翁曰：安知非祸。其子乘之坠折股，人有吊之，翁曰：安知非福。后出兵抽壮丁，多战死，其子以折股仅存，故得父母相保也。
这个故事表现了东方人的人生态度。世界是不断变化的，且充满了矛盾。要理解事件的一种状态就要从该事件存在的对立面来把握，现在真实存在的状态可能会向其对立面转化。
图1-1 道教的符号
世间阴（表示女性、背阳面和消极被动）阳（代表男性、向阳面和积极主动）交替。的确，阴阳因为彼此而存在，当世界处于阴的状态时，这肯定就是将要向阳转化的信号。道这个符号的意思是与世与人共存的“方式”，由黑白旋涡两种力量构成。黑色的旋涡包含一个白点，而白色的旋涡包含一个黑点。真正的阳是阴中之阳。阴阳变换的规律体现了对立事物间相辅相成的关系。
《道德经》曰：“……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也？正复为奇，善复为妖。”（《道德经》第58章）
《道德经》还写道：“重为轻根，静为躁君。是以君子终日行，不离辎重，虽有荣观，燕处超然。奈何万乘之主，而以身轻天下？轻则失根。”（《道德经》第26章）
循环往复无止境的运动是道家基本的运动模式。
将欲歙之，
必固张之；
将欲弱之，
必固强之；
将欲废之，
必固兴之；
将欲取之，
必固与之。
……
（《道德经》第36章）
道家学说除了谈对立、矛盾、变化和循环，还体现了对自然、乡村生活和质朴的追求。它通过描绘自然与人之间的关系而赋予宇宙以含义。
道家学说是中医治疗的哲学来源。生理机体用阴阳和五行（金、木、水、火、土）来解释。无所不在的气，有各种含义，它可以指“呼吸”、“空气”或者是“精神”。
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是一位道德哲学家。他所研究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固有关系，这种关系在他的体系中是分等级并有严密详细阐述的。每一重要的成对出现的关系（夫妻等）中的一个成员对另一方的义务都相当清楚。
儒家思想曾被称为是常识性的“信仰”。其支持者要维护中庸之道的信条——过犹不及，两种观点、两个对立的个体之间，双方都含有真理的成分。但是，实际上，儒家思想就像道家学说一样，其关注点不在于发现真理而在于探索生存之道。
儒家思想提倡节俭，生活安康，重视教育。个体不是为自己的利益而是为全家人工作。与家庭发展相对的自我发展这个概念对于受儒家思想熏陶的文化来说确实有些异样。有抱负的年轻人就是要参加科举考试、步入仕途。一人当官，全家人都可以享受荣华富贵。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不同的是，中国一直到现代才出现社会和经济的大规模流动。任何一个人，如果你的寿命足够长，你就会看到一些家族的起落兴衰、此起彼伏。或许，部分是由于这个原因，儒生比亚里士多德的后裔更多地认识到了人性的可塑性。
儒家思想与道家学说有相通之处，特别是对各种矛盾、人生变迁的深刻关注，天地万物都分为阴阳，这就要求必须从整体上看待事物，这些都是儒家哲学的一部分。但是，自然和乡村生活这样的主题与道家学说关系更近一些，而重视家庭、教育、经济上的繁荣则更为儒家所关注。这些主题上的差异表现在瓷器和画卷的绘画上。以道家主题为特征的绘画内容可以是一位渔夫、樵夫或者是一个孤独的人坐在树下，而以儒家思想为主题的绘画其内容集中在一个家庭，不同年龄的人们共同从事一项活动。在古代中国，不同的个体可能会兼有儒家或道家思想的倾向，这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生活的状态。《孟子》有云：“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在我们所讨论的时期过去几百年后，佛教传到了中国。中国人吸收了佛教精华的方面，包括中国哲学所缺少的部分，比较突出的是认识论或者知识理论。这三个派别所共同探讨的是和谐、整体论和万物的相互影响。这些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中国哲学不仅没有个人权利这样的概念，而且有时候还缺乏对个人意愿的认可。12世纪的一位新儒家写道：“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千百世之上至千百世之下，有圣人出焉，此心此理，亦莫不同也。”
整体主义是这三个学派的共识，这表明事物是普遍联系的。共鸣这个概念也是一种重要的思想。如果你拨动乐器上的一根弦，另一根弦就会发出共鸣。天、地、人就是彼此共鸣。如果皇帝犯了大错，宇宙就会失衡。
古希腊哲学关注事物的抽象特质，这在中国哲学中没有相应的思想。在了解世界这个过程中，中国哲学十分注重那些极为具体的感觉印象。实际上，汉语语言本身就是极为具体的。例如，汉语里面没有与“size”相对应的词。如果你想让某人试鞋，你会问他们的脚的“大小”。汉语里面也没有与英语中的后缀“ness”相对应的后缀。因此，汉语里面没有“whiteness”——只有天鹅一样的白和雪白。中国人在任何场合都不会用极为精确的字眼或把类别分得十分清楚，却喜欢用那些有表现力的、隐喻性的语言。
中国文学批评界提出了三种不同的写作方法，它们分别是“隔岸观火”（不偏不倚的风格）、“蜻蜓点水”（轻描淡写）和“画龙点睛”（指出要点）。
对于中国人，世界本质的背景图式是物质的整体，而不是互不关联的物体的集合。看一块木头，中国哲学家看到的是由单一物质组成的无缝隙的整体或者是几种物质水乳交融而构成的整体。希腊哲学家看到的是由微粒组成的物体。不管世界是由原子构成还是由希腊哲学家争论过的连续不断的物质构成，这个问题在中国从来没有出现过。
哲学家李约瑟提出：“他们的宇宙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媒质或母体，在其中，万事万物相互作用，不是通过原子的碰撞而是通过辐射的影响。”
因此中国哲学与希腊哲学就像两国各自的社会生活和自我概念一样不同。而哲学的差异也从几个方面反映了社会的差异。
希腊人向往自由、不愿受约束，他们热衷于口头的争论和辩论，力图发现人们所追求的真理。他们认为他们自己是有着特别属性的个体，在社会中是彼此独立的单元，他们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同样，希腊哲学的出发点是把独立的物体——人、原子、房子——作为分析的单位来研究物体的属性。世界在本质上并不复杂，世界是可知的；人们应该做的就是要了解物体的特质，以便识别出与之相关的类别，然后用相关的规律来分析这些类别。
中国人的社会生活是互相依存的，人们所追求的不是自由而是和谐——道家学说中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儒家思想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同样，中国哲学的目标是道而不是发现真理。思想不能用来指导行动，那么这种思想就是徒劳的。世界是复杂的，万事万物是相互联系的，物体（和人）的相互联系不是杂乱的堆砌而是像绳子一样交织在一起的。在中国的哲学家看来，家庭是各个家庭成员相互联系而组成的；而在希腊哲学家眼里，家庭是各有特点而又互不相干的人们的集合。对于中国人来说，复杂性和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意味着要了解一个物体而不顾其背景是注定要失败的。
科学和数学，是我们接下来要讲的话题，与社会行为和哲学观是一脉相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