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几年前，来自中国的一位才华横溢的学生，开始与我一起从事有关社会心理学和理性问题的研究。在我们刚认识不久的一天，他说：“你知道吗，你与我之间的差异就是我认为世界是一个圆，而你认为是一条直线。”我的脸上肯定是一副很吃惊的表情，他却不以为然，详细地阐述了这一主题。“中国人认为事物是不断变化的，但是总是会回到原始的状态。中国人关注的是更广阔范围的事件，研究的是事物之间的关系；中国人认为不了解整体就无法理解局部。西方人生活在一个更简单、更具确定性的世界中；西方人关注的是恒久不变的物体或人，而不是更大的画面；西方人认为他们可以控制各种事情，因为他们懂得控制物体行为的规则。”

我很怀疑他的说法，但它激起了我的兴趣。在人类思维的本质方面，我一生都是一个普遍主义者。沿着西方思维发展的这条长线，从英国的经验主义哲学家（如休谟、洛克、穆勒）到现代的认知科学家，我认为人类所有的群体都用同样的方式进行感知和推理，对这一传统的共同假设可以用几个原则来总结：

• 每个人都具有同样的基本感知过程。毛利人中的牧人、南非Kung族中的捕猎－收集者、众多企业家都是用同样的工具来感知、记忆，进行因果分析、归类和推理的。

• 当一种文化中人们的信仰与另一种文化中人们的信仰产生差异的时候，不是因为他们的认知过程不同，而是因为他们接触到的是世界的不同方面，或者是因为他们受到的教育不同。

• “更高等级”的推理过程就是逻辑的形式规则，例如禁止出现矛盾——一个命题不能既真又假。

• 论证本身与所论证的东西是不同的。同样的方式可以用来思考全然不同的东西，一个给定的事物可以用任意多的步骤来推理。

在遇到我这个学生的十几年前，我和李·罗斯合写了一本书——《人类推理》（ Human Inference ），这个名字很清楚地表明了我的观点。不是西方的推理（当然也不是美国大学生的推理），而是人类的推理。这本书主要描写了我所认为的世界各地的人们用来理解世界的推理规则，其中包括我认为有缺陷的、会产生错误判断的一些规则。

就在我遇到这个中国来的学生前不久，我刚刚完成检验——人们的推理过程是否可以通过教他们一些新的思维规则而得到改善。刚开始我认为，要改变我正在研究的推理模式，如果并非完全不可能的话，那一定也是比较困难的。但是令我感到意外的是，我发现了培训的真正效果。例如，学过一点儿统计学课程的人可以避免日常生活中的许多错误：他们更有可能认识到面试只能反映人在特定场合的一小部分行为，因此明智的录用决定应该以求职信中更多的取样信息为基础。经济学家对许多事情的思考与其他人是不同的——从决定是否仍待在那儿看一部令人生厌的电影到对外政策的推理。而且，我们进行秘密实验的时候，我发现，通过对他们进行短期培训，改变的不仅仅是他们的思维习惯，还有他们的实际行为。

因此，我愿意专心听取这位学生的意见——他的名字叫彭凯平，现在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如果成人的思维方式都可以产生明显的变化，那么从出生就灌输与众不同的思维习惯，在思维习惯方面就会产生很大的文化差异，这无疑是可能的。

我开始读哲学家、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写的关于思维本质的比较文献——东西方的都有，我发现彭凯平是一个可信赖的传达者。心理学家假设了普遍性，其他领域的许多学者认为西方人（主要是欧美国家的公民）和东亚人（主要是中国人、韩国人和日本人）几千年来保留了不同的思维体系，而且，这些学者实质上都同意这些差异的本质。比如，提出这个问题的大多数人都认为，欧洲的思想根植于“物体（自然、动物、人类）的行为可以从简单的规则方面来理解”的假定上。西方人对归类有极强的兴趣，这有助于他们知道什么样的规则适用于问题中的物体，形式逻辑也有助于问题的解决。相反，东亚人关注的是在广阔背景下的物体。世界在亚洲人看来比西方人看来要更复杂，要了解事件就要考虑相互起作用的多种因素，这些因素不是以简单的必然的方式在起作用。形式逻辑在问题的解决方面不起什么作用。实际上，过分关注逻辑的人会被认为过于幼稚。

作为心理学家，我发现这些观点有着革命性的意义。如果研究人类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学者是正确的，那么认知科学家就是错误的：人类的认知并不都一样。人类学和社会科学的学者对思维的本质有他们自己独特的重要见解。第一，不同文化群体在“形而上学”方面或者说对世界本质的基本信念方面存在差异。第二，不同群体特有的思维过程存在很大差异。第三，思维过程与对世界本质的信念是一致的：人们通过思维过程形成对世界的感知。

具有东方人和西方人特征的社会结构、自我意识似乎都完全合乎各自的信念体制和认知过程。亚洲社会的集体主义和相互依赖的本质与亚洲人全面的、重视背景的世界观以及认为事件是极为复杂的、由多方面因素决定的信念是一致的。西方社会的个人主义或独立的本质与西方关注脱离背景的特殊物体以及与西方人认为“他们能够懂得控制物体的规则，从而能够控制物体行为”的信念是一致的。

如果人们在他们的思维体系——他们的世界观和认知过程方面确实存在巨大差异，那么人们在态度和信念方面的差异，甚至在价值观和偏好方面的差异，可能并不仅仅是不同的输入和受教育的原因，而是使用不同工具来理解社会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如果的确如此，那么要增进国家间的理解可能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容易。

我的学生不经意的一句话与我对文化心理学的兴趣使我踏上了一条研究的新路子。我开始了一系列的对比研究，与密歇根大学的学生们一起，最后与北京大学、京都大学、首尔国立大学和中国心理学研究所的朋友一起进行这些研究工作。研究表明亚洲人和欧洲人的思维过程在本质上确实存在巨大差异。另外，调查和观察研究证明了社会实践方面的差异，这些差异与思维习惯的差异正好相吻合。新的研究向我们提供了以前的证据所不能提供的充足信息，这样我们就可以建立有关这些差异本质的理论，理论的内容包括这些差异是如何产生的、它们对日常生活中的感知和推理有什么意义，以及这些差异如何影响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们之间的关系。

这项研究使得我们可以回答长期以来困惑着教育家、历史学家、心理学家和科学哲学家的与社会关系和思维相关的许多问题。对于东西方差异，一般的、老套的观点和学者更为复杂完善的观点都不能回答这些问题，不能用来解释新的发现。这样的困惑和新的发现波及许多不同的领域。例如：

科学和数学为什么中国人古代在代数和算术方面极为出色，而在几何方面则不然？几何学为何是希腊人的长处？为什么现代的亚洲人在数学和科学方面成就卓著，但是在创新性的科学方面比西方人要逊色？

观察和感知为什么东方人比西方人能够更好地看到事件间的关系？为什么东方人把一个物体从其所在的环境中剥离出来相对比较难？

因果推理为什么西方人那么容易忽视背景对物体甚至人的行为的影响？为什么东方人更容易受到“后见之明的偏见”的影响，这使得他们认为自己“一直就知道这件事情”？

知识的结构为什么西方的婴儿学名词比学动词的速度快得多，而东方的婴儿学动词比学名词要快得多？为什么东亚人以物体或事件的相互关系为基础对物体和事件进行分组，而西方人则更依赖于以范畴为依据进行划分？

推理为什么西方人在对日常事件进行推理的时候，更倾向于使用逻辑，而他们同时又坚持认为逻辑推理有时候会使他们出错？为什么东方人那么乐意接受明显矛盾的命题，这种方式又是如何帮助我们掌握真理的？

到哪儿寻找这种极不相同的思维体系的原因？是源于生物学、语言学、经济学、社会体制，还是什么东西使他们一直保持到现在？是社会习惯、教育还是惯性？带着这些差异我们会驶向何方？50年或500年之后这些差异仍会存在吗？

我的研究使我确信两种截然不同的对待世界的方法自有它们的可取之处，这些可取之处才使它们得以存在数千年。这些方法包括具有深刻差异的社会关系、对世界本质的观点、特有的思维过程。其中的每一种倾向——西方的和东方的——都是自我增强、自我平衡的体系。社会实践促进了世界观的形成，世界观主宰着相应的思维过程，思维过程既在验证世界观又在支持社会实践。理解了这些自我平衡的体系对于掌握思维的本质，对于我们应该如何进行理想的推理这样的信念，对于不同的人实施不同的教育策略都有重要意义。

或许最重要的是，本书对东西方如何通过对思维差异的共同理解而更好地相处有重要意义。许多东方人认为在过去的500年中，西方在军事、政治、经济领域占主导地位，这就使得西方在知识和精神上都很傲慢自大。这本书如果能使西方人认识到还存在另一种有效的思考方式——可以把这本书当作一面镜子来检查和批评他们自己的信念和思维习惯，那么本书就达到了它的目的。如果这本书能够促使东方读者认识到互补的可能性（虽然他们的这种需求并不迫切，因为大多数东方的知识分子已经对西方的思维方式相当熟悉），那么也达到了这本书的目的。

为了确立存在不同的感知和思维体系这个论点——这个观点已经存在几千年了——我提取了一些历史和哲学证据，还有现代社会学研究的证据，包括人种学、一些调查和实验室中的研究成果。第1章举了亚里士多德和孔子两种不同思维体系的例子。毫无疑问，这些哲学家进一步确立了已经具有他们所在社会的特征的思维习惯，第2章、第3章旨在表明在现代社会中发现的社会实践差异（即使在古代没有出现过）会加强或创造那些不同的模式。本书的核心部分是第4～7章。有证据显示对世界本质的基本信念以及感知世界、对世界进行推理的方式在现代人当中都有极大的差异。这些证据就是我与学生们和同事们在实验室中进行的研究，我们采用了多种形式来检测人们如何感知、记忆和思考。第8章详细说明了我们所发现的思维体系中的巨大差异对心理学、哲学、社会的意义。结束语对我们的发展方向作了一些思考——走向融合，还是继续存在差异，抑或是导致进一步的分离。

为了表述上的方便，当我说到东亚的时候，我是指中国和受到中国文化强烈影响的那些国家，最主要的是韩国和日本（有时候我会把“东亚人”简称为“东方人”）。当我说到西方人的时候，我指的是受欧洲文化影响的人。当我说到欧裔美国人的时候，我指的是黑人、白人和西班牙人——亚裔以外的任何人。所有生在美国、长在美国的人接触到的都是类似的（虽然绝对不是同样的）文化影响，这个事实可以证明这种有点儿奇怪的用法的合理性。显然，这对于亚裔美国人来说也的确如此，但是在我们进行的一些研究中，我们是把亚裔美国人作为一个单独的群体来研究的，因为我们预想亚裔美国人相对于其他的美国人来说与亚洲人更相似——实际上，这正是我们所发现的。

最后，我想预先向那些看到亿万人都被称为“东亚人”，似乎是因被当成同样的人来看待而感到不舒服的人们致以歉意，我并不是指他们是近乎一样的。东方的文化和亚文化就像西方的文化一样，彼此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是从粗线条的角度来看“东方亚洲人”还是有道理的。这个地区的文化在社会和政治的诸多方面，从一些总体方面来看，彼此类似，而又与西方国家不同。那些对东方极为了解的人可能对此并不满意，但是敬请他们谅解，尽管存在种种差异，但我们还是做出了一些合理的概括。同样的方法可用于对语言群体的研究。印欧语系中的语言彼此在很多方面都存在差异，东亚的语言至少有同样多的差异。然而，把印欧语言和东亚语言之间的差异作为群体来概括是可能的，也是有意义的。我们将会看到，这样的高度概括与这本书中感知和思维过程方面的差异非常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