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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是部门法
之一，是规定犯罪和刑罚以及罪刑关系的法律
，因此，在界定刑法的时候，应当以犯罪和刑罚这两个基本范畴作为逻辑起点。
没有犯罪即没有刑法，因此，在界定刑法的时候，不能离开犯罪。由于犯罪在刑法中的重要地位，因而在某些国家，刑法又被习惯地称为犯罪法（criminal law）。应当指出，无论是称为刑（罚）法（penal law），还是称为犯罪法，并不影响对刑法性质的理解。
对于刑法与犯罪的关系，可以从历史与逻辑两个方面加以论述：
首先，犯罪是刑法的存在前提。刑法随着犯罪的产生而起源，也将随着犯罪的消灭而消亡。犯罪是否会被消灭，刑法是否会随着犯罪的消灭而消亡？这是一个目前无法实证的问题，姑且存而不论。但刑法随着犯罪的产生而起源，却可以得到历史的印证。中国古代论及刑法的起源，存在以下记载：“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左传·昭公六年》）。这里的乱政，是指当时社会中存在的犯罪；而禹刑、汤刑和九刑，则是指夏、商、周三代的刑法。在此，“……有……而作……”这样一种句型结构，就充分地显示犯罪是刑法的先导，刑法随着犯罪的产生而起源的逻辑关系。
其次，犯罪是刑法的规制对象。
刑法具有规范性，通过对某一种行为的否定评价而将其规定为犯罪。并且，刑法还具有惩治性，通过使犯罪人遭受一定的痛苦（这种刑罚痛苦因刑种的不同而各异，同时也随着刑法的历史演变而增加或者减少）而显示刑法的实体性存在，达致报应和预防的目的。
刑法即刑罚法，没有刑罚则没有刑法乃理所当然。因此，在界定刑法的时候，更不能离开刑罚。如果说，犯罪在刑法中处于一种客体——对象性存在物的地位，那么，刑罚在刑法中处于一种主体的地位。绝大多数国家都将规定犯罪与刑罚的法律称为刑法，可见刑罚在刑法中的重要意义。
刑罚是一种刑事制裁，正是这种刑事制裁方法决定了刑法与其他部门法的区别。在一般情况下，部门法是由其特定的调整对象——一定的社会关系的性质所决定的，尽管随着社会关系在现代社会的日趋复杂化，各部门法的调整对象亦发生重合与分离
，因此，部门法的调整对象之确定亦非易事，但刑法作为一个部门法的独立存在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主要是由于刑法不以特定的调整对象作为存在根据，而是以调整方法——刑罚作为与其他部门法的区分标准。
任何法律规范，只要以刑罚为其法律后果，就属于刑法规范。在这个意义上说，只有通过刑罚这个联结点才能正确地界定刑法。
随着近代保安处分制度的产生，刑法的内容发生了一次革命性变化。尤其是保安处分作为刑罚以外的一种法律后果引入刑法典，形成所谓刑罚与保安处分的双轨制，使刑罚在刑法中的独尊地位发生了动摇。我认为，保安处分不足以取代刑罚，它只是刑罚的一种补充性措施，而且两者的法律性质有别。
因此，保安处分制度虽然对刑法的性质产生一定的影响，但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刑法的性质。
罪刑关系是指犯罪与刑罚之间的关系。在我国，关于刑法的界定，一般都未涉及罪刑关系。
我认为，在刑法中，犯罪与刑罚不是相互分离而是相互联系而存在的。例如，在刑法规范中，犯罪是一种禁止的行为模式，而刑罚是一种否定的法律后果。犯罪与刑罚的这种关系，同样是刑法规范的一种实体性存在。关于罪刑关系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理解：
首先，犯罪与刑罚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犯罪是刑罚赖以存在的前因，刑罚则是犯罪的法律后果。犯罪与刑罚之间这种因果关系，体现了刑法的报应性。
其次，犯罪与刑罚之间具有功利关系：刑罚作为一种法律制裁措施，通过刑罚适用而产生一定的功利效果。犯罪与刑罚之间的这种功利关系，体现了刑法的预防性。
最后，在刑法中，犯罪与刑罚之间的因果关系和功利关系具有同一性，这种同一性表现为：作为因果关系之根据的报应观念，代表着社会的公正要求。在我国当前的社会条件下，报应仍有其存在的客观基础。因此，在确立罪刑关系时，当然不能自外于报应观念。而作为功利关系之根据的预防观念，体现了社会的价值尺度，因此，在确立罪刑关系时，同时不能无视预防观念。这就是罪刑关系的二元论原理
：报应与预防的统一性，由此确立刑法的基本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