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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刑法中，如何对犯罪进行科学的分类，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学理上存在各种犯罪分类的方法。
我认为，以下4种犯罪分类值得研究：
在所有犯罪分类中，重罪与轻罪是最经典的一种分类法。这种分类法不仅盛行于大陆法系国家，而且也为英美法系国家所认可。
在大陆法系国家，重罪与轻罪的区分来自于1810年《法国刑法典》，该法典中，除重罪与轻罪外，还有违警罪。在英美法系国家，重罪（felony）作为一类特殊的犯罪，具有特定的含义，指某种残酷、凶暴、邪恶或卑鄙的东西。因此，同是重罪与轻罪的分类，在两大法系具有不同的蕴涵。
重罪与轻罪，主要是根据犯罪的轻重程度划分的，其划分的意义在于实体与程序两个方面：从实体上来说，重罪与轻罪的划分在犯罪的认定与刑罚的适用上具有一定的意义。例如，未遂犯的处罚范围就与重罪和轻罪有关，重罪的未遂一般都要处罚，而轻罪的未遂只是在法律有规定的场合才予以处罚。
刑罚的适用与重罪和轻罪的划分更具有直接关联。例如缓刑，一般来说只能适用于轻罪。从程序上来说，重罪与轻罪的划分在诉讼程序的选择和管辖级别的确定上都具有一定的意义。例如，在诉讼程序分为普通程序与简易程序的情况下，对于轻罪一般只能适用简易程序。此外，在确定管辖级别的时候，重罪由较高级别的法院管辖，轻罪由较低级别的法院管辖，也是一般的原则。
自然犯与法定犯，是学理上的一种犯罪分类。这种分类涉及对犯罪性质的基本认识，因而十分重要。
自然犯与法定犯的区分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法。古罗马法将古希腊伦理学中的恶性理论适用于对犯罪的理解，确立了自体恶（mala in se）与禁止恶（mala prohibita）两种不同的犯罪类型。
及至近代，加罗法洛在其自然犯罪的概念中，明显包含古罗马法中自体恶的内容，在此基础上形成自然犯与法定犯的两分法。
在现代大陆法系刑法理论中，自然犯与法定犯的分类被广泛承认，但在两类犯罪区分的标准上则莫衷一是。
在英美法系刑法理论中同样存在类似自然犯与法定犯的分类，但由于分类标准的模糊性，理论上不乏对此否认的观点。
我认为：自然犯与法定犯的区分涉及伦理与法律的关系问题。在一般情况下，伦理与法律是统一的，凡是违反法律的，均是违反伦理的，反之则不然。但在违反伦理的程度上，有些重一些，有些轻一些，这也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尤其是在附属刑法日益发达的情况下，某些单纯由于违反法律规则而与伦理无涉的犯罪逐渐增加。在这种情况下，自然犯与法定犯的区分具有一定意义。当然，自然犯与法定犯的区分是相对的，互相之间是可以转化的。在社会伦理道德演变过程中，环境犯罪等法定犯越来越具有自然犯的色彩，这就是所谓法定犯的自然犯罪化。自然犯与法定犯的分类在刑法上具有一定的意义。例如，在违法性意识问题上，故意犯罪的成立是否要求具有违法性意识，存在各种不同的见解，其中自然犯与法定犯区别论，就是着眼于自然犯与法定犯在犯罪性质上的区分，主张对自然犯在故意上不需要违法性意识，对法定犯则需要违法性意识。
尽管这种见解未必完全正确，但还是说明自然犯与法定犯在性质上的差别，可能导致对其构成要件进行不同的解释。
在大陆法系刑法理论中，根据犯罪侵害法益的性质，可以把犯罪分为侵害私法益的犯罪与侵害公法益的犯罪。由于公法益又可以分为社会法益与国家法益，故又可以把犯罪分为以下三类：侵害个人法益的犯罪、侵害社会法益的犯罪和侵害国家法益的犯罪。这是大陆法系刑法理论中最为通行的犯罪分类法。侵害个人法益的犯罪、侵害社会法益的犯罪和侵害国家法益的犯罪三分法，最初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法。在古罗马法中，犯罪被分为公罪和私罪或称公犯和私犯两大类。
公罪是指侵害国家法益和社会法益的犯罪，要处以刑罚；私罪是指侵害个人法益的行为，最初被看成是个人之间的纠纷，只发生债的关系，被害人只能依据普通程序要求损害赔偿，后来被害人才可以对私罪提起刑事自诉，不过因此而丧失要求损害赔偿的权利。
及至中世纪，公罪与私罪的分类为世俗犯罪与宗教犯罪所取代。世俗犯罪是指由世俗当局管辖的犯罪，包括叛逆罪、犯上罪等；宗教犯罪是指由教会审判处理的犯罪，包括亵渎神灵罪、异端罪等。
贝卡利亚将犯罪分为3种类型：第一类是直接地毁伤社会或社会的代表的犯罪，即危害国家法益的犯罪。
第二类是侵犯私人安全的犯罪，即危害个人法益的犯罪。
第三类犯罪属于同公共利益要求每个公民应做和不应做的事情相违背的犯罪，即危害社会法益的犯罪。
在上述三类犯罪中，第一类和第三类实质上是侵害公法益的犯罪，类似于罗马法中的公罪，而第二类实质上是侵害私法益的犯罪，但似于罗马法中的私罪。这一犯罪分类经过刑事古典学派其他刑法学家的发扬光大，成为大陆法系刑法理论中犯罪分类的通说，并且为大陆法系国家刑法典分则体系的建构奠定了基础。例如，1810年《法国刑法典》就是以侵害公法益的犯罪与侵害私法益的犯罪作为其刑法分则的基本框架的，它将犯罪分为两大类，即妨害公法益之重罪及轻罪和妨害私法益之重罪及轻罪，以妨害公法益之重罪及轻罪为刑法分则第一编，以妨害私法益之重罪及轻罪为刑法分则第二编，由此形成刑法分则体系。
又如，1871年《德国刑法典》，虽然未将犯罪分为侵害公法益的犯罪与侵害私法益的犯罪，但是根据侵害国家法益的犯罪、侵害社会法益的犯罪与侵害个人法益的犯罪这样一种概括，建立刑法分则体系。由此可见，侵害公法益的犯罪与侵害私法益的犯罪的分类对于刑法分则体系的建立具有重要意义。
从刑法的一般意义上说，犯罪指的就是国内犯罪，当涉及国际刑法的时候，才产生国际犯罪的问题，国内犯罪与国际犯罪的区分才具有理论意义。
国内犯罪是指违反国内刑法的行为，因而，根据各国刑法可以确定其犯罪行为。国际犯罪是指违反国际刑法的行为，由于对国际刑法理解上的差别，国际刑法的范围与种类并不像国内刑法那样具有确定性。通常认为，犯罪最初都是国内刑法上的犯罪，国际犯罪是从涉外犯罪、跨国犯罪中发展起来的，因而国际犯罪与国内犯罪有着密切联系。涉外犯罪是指具有涉外因素的犯罪，包括主体涉外，例如犯罪主体是外国人；客体涉外，例如被害人是外国人或者危害的是外国财物；犯罪地涉外，例如域外犯罪
，等等。涉外犯罪虽然具有涉外因素，但由于这种犯罪认定的标准是国内刑法，因而它与国际犯罪仍然是有所不同的，两者不可混淆。
至于跨国犯罪是指犯罪跨越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度的犯罪。与此相类似的，还有跨境犯罪，指犯罪跨越两个或两个以上地区的犯罪。跨国犯罪的跨国性，使之具有涉外犯罪的性质，但跨国犯罪又具有不同于一般涉外犯罪的特点，即犯罪行为跨越不同的国度。这种跨国犯的最狭义的表现是隔地犯，即犯罪行为实施地与犯罪结果发生地分别在两个不同国度，其中一项在本国领域内而形成的跨国犯罪。
从广义上说，犯罪行为本身在不同国家实施，例如跨越多个国家贩运毒品，或者同一犯罪分别在不同国家实施等。上述涉外犯罪与跨国犯罪现象的存在表明：犯罪不可能局限在一个国家的域内，随着国际社会交往的增加，必然会出现与各国相关的犯罪。正是为了维护国际公共秩序，有必要把某些对国际社会的犯罪视为国际犯罪。国际犯罪是从涉外犯罪、跨国犯罪中发展起来的。相对于国内犯罪而言，国际犯罪具有独立性与依从性。国际犯罪的独立性，是指国际犯罪作为一种危害国际社会的犯罪，其所违反的不仅是有关国家的国内刑法，而且是国际社会通过缔结国际公约的形式制定的国际刑法规范。由于目前国际刑法适用基本上采取间接执行模式，因而国际刑法规范只有通过国内刑法才能适用，国际犯罪也需要在国内刑法中得以确认，这就是所谓国际犯罪国内化。因此，国际犯罪又具有对国内犯罪的依从性。在这个意义上说，一个国家的刑法中确认的国际犯罪，同时必然是其国内犯罪。由此可见，国内犯罪与国际犯罪的区分是十分相对的，应当看到两者的密切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