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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上，无敌舰队战败的故事也被视为一个国家遭逢危机又自我救赎的故事——经历了危机和救赎的是 16 世纪末叶的英格兰，它面对和挫败的对手是腓力二世的西班牙，一个势不可挡的强国，一个自封的罗马教会的捍卫者。在时人和后代的眼中，这座由童贞女王统御的小岛竟然击败了西班牙和天主教反宗教改革阵营的庞大势力，可谓天意使然的大事，对于英国和其他国家的新教徒而言，这场胜利也提供了有目共睹的凭据，证明了上帝绝不会抛弃他孤苦无依的子民。
胜利的喜讯传来后，一场举国同庆的感恩节与伊丽莎白一世登基 30 周年的纪念庆典一道被安排在了 1588 年 11 月，感恩节的日程包括为期一周的祷告仪式、布道宣讲和列队巡游，与此同时还伴有明亮的篝火和四处回响的教堂钟声。这是一场为天降救赎举办的庆祝典礼，为了共同纪念这起伟大事件，英格兰和起义的荷兰诸省还打造了许多纪念章，其中的一枚刻画了无敌舰队被“新教之风”吹散的景象，还烙有“上帝吐纳风雨，他们因之溃散”的字样。这场突然笼罩西班牙无敌舰队的劫难极大地巩固了 16 世纪晚期正在英格兰呼之欲出的一种国家自我想象，在这种想象中，这是一座蒙神祝福的岛屿，一处崇奉新教的自由乐土。
17 年后，在伊丽莎白的继承者詹姆斯一世即位之初，又有一幕显然彰显了天降救赎的好戏再次确认了这种想象。1605 年 11 月 5 日，盖伊·福克斯（Guy Fawkes）的火药阴谋被破获。11 月恰恰是伊丽莎白登基的月份，这位女王留在人们记忆中的光辉在当时与日俱增，此时披露罗马天主教会的惊天密谋刚好提供了新的凭据，证明上帝一直在照看他的这片国度。随着教皇和敌基督的势力又一次遭到挫败，一项年度庆典自 1605 年开始设立，旨在每年提醒英格兰的男女牢记这两次都称得上无与伦比的天恩，为此他们有必要永远忠于信仰的事业。
最后，好像是为了再三强调上帝将非凡的祝福赐予了这个国度似的，奥兰治的威廉——在另一阵“新教之风”的助力下——于 1688 年 11 月 5 日在托尔湾登陆，他将要履行身为光荣革命捍卫者的使命，而这场革命最后确保了新教和自由的决定性胜利。在一个团结的英国威严地迈步向前的进程中，它其实是怀着骄傲的自信依次超越了西班牙和法兰西两大帝国，直到在这世上远迈群伦，它坚信自己是一个尤其得到垂青的国家，它的宗教、自由无不安如磐石，它的舰队也好似有铜墙铁壁。不过等到 1888 年，当击败无敌舰队的第三个百年纪念日在各地分散的庆典中度过时，典礼本身已经无甚必要了。大不列颠已经统治了海洋。无敌舰队的故事早已被重述了无数次，19 世纪的一批杰出史家，如 J. A.弗劳德
、J. K.劳顿
、朱利安·科贝特
等人，在重述时还补充了新的文献证据，而今这个故事早已深刻地烙印在国家记忆之中。
饶是如此，到了维多利亚时代
晚期，世界又迅疾地发生了巨变，这将激烈地改变英国及其世界帝国的前景。1940 年的情景一如 1588 年，这个国家的生存再度命悬一线，某个奉行侵略的强国正咄咄逼人地跨越欧洲大陆，迫使一个又一个国家在其显然不可阻挡的侵略势头之下屈服。两起事件相隔几个世纪，却又如出一辙，此间的张力让一位年届不惑、曾经在哈佛大学接受学术训练的美国史学家加勒特·马丁利心绪难平，很快，当他的祖国加入战争并与英国并肩作战时，他也即将前往美国海军服役。“写一本有关西班牙无敌舰队战败的书，”他的序言如此开篇，“一定早就有人动过这个念头，而我第一次产生这样的想法，是在 1940 年 6 月，那时全世界的目光又一次转向了英格兰的海岸及周边海域。”19 年后，即马丁利逝世前的第三年，《西班牙无敌舰队的战败》
（
The Defeat of the Spanish Armada
）
——在美国发行的版本简称《无敌舰队》
（
The Armada
）
——将会付梓，批评界和大众读者的好评随即如潮涌至。“这部书，”英国历史学家 J. H.普拉姆
写道，“无可挑剔，是一部大多数史家都会不惜耗费半生心血以求完成的杰作。”
自从 1959 年出版以来，马丁利的《无敌舰队》不仅旋即跻身畅销书之列，而且一版再版，当读者们渴望寻找关于 1588 年划时代事件的叙述类作品时，这部著作依然是最常出现在推荐书单上的第一选择。我们该如何解释本书在数十年中经久不息的畅销和长销呢？马丁利是一位深具职业素养的历史学家，他的研究专长本来是一个相对深奥晦涩的题目——“16 世纪的欧洲外交和国际关系”，在这个领域他将发表另一部经典作品——《文艺复兴时期的外交》 （ Renaissance Diplomacy , 1955） 。马丁利的研究使他对相关时段史料——无论出版与否——的掌握造诣非凡，他曾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准备编纂一部纵贯 16 世纪上半叶英西关系史的多卷本史料集。不过在一丝不苟的学究式研究之外，他还是一位胸中燃炽着雄心的历史学家，他想要写作能够吸引和感染公众的作品，而在平常的学术机构中，这样的作品罕如凤毛麟角，与此同时，他还要以完美无瑕的学术成就作为支撑是书的立论之基。他在 1942 年第一次得偿夙愿，一部成功的传记《阿拉贡的凯瑟琳》 （ Catherine of Aragon ） 在该年问世。他还将再次如愿以偿，而这一次，出现在他笔下的无敌舰队甚至博得了更加轰动的反响。
只需读一读《无敌舰队》开篇的第 1 章，看看有关 1587 年 2 月 18 日苏格兰的玛丽女王在福瑟林格受刑伏诛的生动描写，我们就能体会到马丁利是一位何其擅长讲述故事的大师。他在摹画细节、呈现戏剧效应等方面委实别具只眼，而类似的神来之笔还会在书中层出叠现，对 1588 年巴黎街垒日战斗的描写可谓才华横溢，对同年 8 月英、西舰队的海上持久战的描绘也令人过目难忘，后者还展现出了马丁利对海军事务细节的精通。他在勾勒人物性格上同样才气过人，例如文中对行将老去的腓力二世的刻画，身在埃斯科里亚尔修道院的腓力操劳国事，“双眼布满血丝，筋骨疼痛，手指僵直”，他宵旰忧劳，“将重任加诸己身，做起了西班牙帝国的头号职员”。在马丁利的书中，16 世纪的欧洲在我们眼前栩栩如生。值得一提的是，这样的妙笔也出现在了另一位史家费尔南·布罗代尔
的作品中，两人同处一个时代，虽然彼此间风格路数迥然，但布罗代尔那部在《无敌舰队》面世十年前首次出版的《腓力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也以僻处埃斯科里亚尔修道院的这位孤独君王为主人公，为我们留下了一幅难以忘怀的肖像画。马丁利作品中的细节描写、人物性格刻画，谋篇布局上的布景与闪回，并没有阻遏和毁坏故事的内在动力与连贯性。他有一个伟大的故事要讲给世人，他以明晰、凝练、深邃的笔触，出色地完成了叙述。
因此，仅就对于这一段著名历史插曲的勾画和再创作而言，马丁利的《无敌舰队》不仅在当时，而且至今仍然无与伦比。但是在另一方面，和布罗代尔的《腓力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不同，该书在历史学意义上的新颖程度还可以再作商榷。《无敌舰队》展现了令人钦佩的清澈文笔，就无敌舰队一役做出了专家式的权威论述，却似乎并没有为既有的故事框架带来实质性的改变。对此或许只有一点例外，这便是马丁利就梅迪纳·西多尼亚公爵的历史评判所做的翻案，1588 年以后的几个世纪里，梅迪纳·西多尼亚在指挥无敌舰队期间的表现只为自己招来了无穷无尽的蔑视和非难。马丁利是一位决心要为过去的历史人物讨回公正的史家，而历史上与公正无缘的失败者至少与胜利者一样为数众多。在马丁利充满同情的描述下，梅迪纳·西多尼亚是一位按良心办事而且富有才干的统帅，马丁利讲述了公爵一路上遭逢的可怕难题，描画了他在主公下达的时常前后违忤的命令中左支右绌，欲兼得而不可为的挣扎状态，日后彼得·皮尔森（Peter Pierson）曾就公爵及其作战生涯开展过一项资料翔实的研究，马丁利为梅迪纳·西多尼亚所做的辩护在皮尔森出版于 1989 年的《无敌舰队的指挥官》 （ Commander of the Armada ） 一书中得到了有力的印证。
然而，作为增进历史性理解方面的一项贡献，本书的真正力量还不在于此。马丁利最突出的成就表现在他没有仅仅把无敌舰队的故事局限于英国，或者英西双边关系的历史剧本中，而是将此事置于全欧洲这场大戏之下，这场历史剧不仅涉及伦敦和马德里，巴黎、布鲁塞尔和罗马也都深深地卷入了戏剧冲突。在这里，身为精研外交的历史学家，作者回到了自己的本行。在此前没有任何历史学家曾经获得过彻底成功的地方，马丁利成功了，他揭示了一张覆盖欧洲大陆的盘根错节的多边关系网——譬如，发生在法国，以吉斯公爵夺取巴黎为最高峰的一系列事态发展，原来与腓力的无敌舰队终能扬帆起航彼此息息相关。凭着高超的技艺，他在编织一个复杂故事的千丝万缕时做到了条分缕析，将英格兰的事业放在了更为寥廓的欧洲语境下予以论述，无敌舰队一役也被纳入新教势力与天主教反宗教改革阵营相互对抗的宏大叙事之中，变成了这场囊括寰宇的全面战争中的转折时刻。从另一重角度来看，这场战役甚至成了后来在 1940 年春夏之际臻于顶峰的另一场全面战争的预演。
不可避免地，本书对 1588 年诸多史事的解读在收获教益的同时，也存在某些疏漏之处。在回首这段历史时，很明显马丁利将视线更多地锁定在欧洲的场景上，从而牺牲了故事中大西洋的历史维度。整个故事或许更适宜从德雷克完成于 1577 年至 1580 年的环球航行开始起笔，是这次周游而非苏格兰的玛丽女王在 1587 年的死刑处决，让利益遍及世界的西班牙帝国感到了真切的威胁。同样，对 1587 年至 1588 年的全神贯注还制约了故事另一端的叙述视野，这个故事无论如何不应该以 1588 年无敌舰队的战败和溃散而告终。新的入侵舰队将会在 16 世纪 90 年代再度向不列颠群岛进发，未来十年里，西班牙权势的骇人程度在同时代人的眼中似乎并不逊色于从前。
当然，1588 年这一战确实导致了一些重要的后果。征服英格兰的宏图大计在该年落空，对西班牙人和英国人的集体意识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就西班牙而言，这暗示着因为自己的罪过，上帝已经转而与他的选民彼此敌对。这种意识连同此后接连不断的挫折和战败，为西班牙的国民心理蒙上了一层挥之不去的失利阴影，直至 20 世纪的最后数十年才得以云开雾散。另一方面，对英格兰来说，这场大捷则宛如一针强心剂，在全体国民的心中奠定了胜利的意识，这种集体意识不仅在汉诺威
和维多利亚时代结出了辉煌的硕果，还让英国人在面临德国 1940 年发起的猛攻时，能够举国上下坚定一心，勇于成为这场泰坦之战
中活下来的那一个。
时间又到了 1988 年，庆祝击败无敌舰队的第四个百年纪念日来临，当一场令人印象深刻的庆典展览在格林威治的海军博物馆（Naval Museum）拉开帷幕时，看上去无敌舰队的故事终于耗尽了它对国民情感的所有号召力。就像马丁利本人首先期冀的那样，当年涉事的各方都已各领褒贬，得其所哉。伴随英国的国民心理自 20 世纪中叶以来的变迁，多数时候，无敌舰队一役已然难以在集体意识中唤起共鸣，故事的遗音余韵正随尘埃落定。结果便是，无敌舰队的战败作为一起遥远的历史事件，到今天不过意味着按时重放的富有戏剧性的文献纪录片而已。而马丁利早已通过卓越的叙事技巧将英格兰当年的伟业雕琢成一部好戏，在全欧洲的舞台前方上演，其实他才是这条路的先行者和奠基人。虽则如此，1940 年那场黑暗和光明的伟大角逐尚且距今未远，现实的呼应更为马丁利戏剧化的历史重塑灌注了动人心扉的力量，仍将继续感染读者与之同行，并确保他对于 1588 年这段往事异彩纷呈的召唤能够不断吸引新的读者展卷共赏。
J. H. 埃利奥特
写一本有关西班牙无敌舰队战败的书，一定早就有人动过这个念头，而我第一次产生这样的想法，是在 1940 年 6 月，那时全世界的目光又一次转向了英格兰的海岸及周边海域。
如果说这个想法有令我痴迷的地方，那是因为虽然已有不少人就这个题目著书立说，可是把那场海战置于更广阔的全欧洲语境中予以重述，看起来仍然饶有趣味，这种视角曾一度受到青睐，不过自从 1914 年以前的和平年代开始，战役和语境之间的纽带便在人们的视野中逐渐瓦解了。在马汉
和一系列帝国理论家的塑造下，1588 年的那场战役在人们心中似乎变成了一场制海权之争、一场意在争夺通往亚洲和美洲的新航路的现实较量。从这些观点来看，为经济利益而战既正当又理所当然，为彼此冲突的思想体系而战，为维护信仰的相对正确而流血，则显得荒诞不经和骇人听闻。
然而 1588 年的人们会对此持有异议。对他们而言，英国和西班牙的舰队在英吉利海峡上的碰撞是一场末日决战的开端，决战双方分别代表光明与黑暗，即将迎来最终的殊死搏斗。身处哪个阵营取决于你的立场，整个欧洲大陆已经被清晰的鸿沟一分为二，虽然多数国家名义上未曾参战，可是真正意义上的中立国并不存在。欧罗巴大陆的每一寸土地都在屏息谛视海峡中的战斗，因为人们能够真切地感受到，战争的结果不仅将要决定英格兰和苏格兰、法兰西与尼德兰的命运，还将决定基督教世界未来将何去何从。意识形态之战从来都是具有革命意义的战争，它们不费吹灰之力就能逾越国境，而且在参战人群的想象中，至少就他们的意愿来看，这将会是毫无保留的全面战争。站在 1940 年的历史关口，当然要比以往的某个时刻，例如 1890 年，更容易理解这一点。
西班牙进攻英格兰是大陆军事强国企图建立欧洲霸权的首次尝试，在现代历史上，这个模式还将一次次地反复重现。早在 1940 年，我就曾构思过一本小书，它将以标准化的叙述为基础，主要致力于提出多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基于，或者说让人觉得都是基于西班牙成功入侵英格兰所引发的。不过，在我的设想尚未取得深入进展的时候，它就不得不因为其他事情的干扰而暂告中止了。在得以回归该计划前，我收获了些许新知——诚然，这不过是些浮光掠影的认识，但委实要比一位久坐书斋的中年历史学家所能期待的丰富得多——其中的一些涉及海战和两栖联合作战，另一些则与无敌舰队当年驶过的水域有关。
等我终于有时间再次回到无敌舰队的命题时，完成这本书已不再是一项紧迫的任务，不过着手写作的想法仍在召唤着我，因为书中的战役不仅仅是西班牙和英格兰的海上决斗那么简单，它实则是现代历史上第一次重要国际危机的焦点所在。由于时间很充裕，我决定这一次从原始文献入手，注重蒐求档案资料和印刷品，对于即将提及的地点，我尽可能多地实地参观乃至故地重游，之所以这么做，既不是因为我坚信这套程序更加纯正，也不是为了得出什么惊人的新发现，原因其实很简单，这就是我喜欢的工作方式。除此之外，我从迈克尔·刘易斯
教授发表在《水手之镜》
（
The Mariner's Mirror
）
上的系列文章《无敌舰队的火炮》（“Armada Guns”，第 XXVIII-XXIX 卷，1942—1943）中获益良多，该文向我展示了，只要拥有崭新的视角和若干新鲜的材料，就依然能够在公众熟知的老生常谈中铺就另一条新颖而重要的阐释路径。还有吾友伯纳德·德沃托
的《决定之年》
（
The Year of Decision
，1943）
和《横渡宽广的密苏里河》
（
Across the Wide Missouri
）
，刚脱下戎装不久，我便开始拜读这两部书的手稿，我渴望复原 16 世纪末那一帧帧彼此串联的历史画面，使之如德沃托笔下落基山西麓的历史那样跃然纸上，但我很好奇自己的成功能否达到老朋友的一半。
最后，我终究没能发现什么前所未闻的惊人阐释，不过对未出版材料的钩沉和对已出版文献的再度检视，倒是令我得出了些许宛似零珠碎玉的新证据，它们削弱了一些既有观点，又使另一些得到夯实。还是拜这段艰辛的基础工作所赐，时不时地，我确乎听到了袅袅如诉的音符，看到了触手可及的映像，它们赋予这一段人尽皆知的故事以新的活力。故而，虽然这里的文字大抵与当下通行的学术观点并无二致，我仍奢望它能充分展现出论述重点转移和史料细节增订上的努力，以证明这并不完全是一次旧调重弹。
既然本书的写作并非专供学界方家的探讨，而是服务于对历史感兴趣的任何读者，书中便没有附加脚注。但考虑到部分研究这段历史的学生兴许会在翻阅之余，对于文中的判断和立论的背景稍感好奇，我先在文末附上了一份总体说明，解释了本书主要依据的史料和已出版的著作，接着对每一章涉及的主要文献作了简要注解，任何与大众观点抵牾的新见解，其后都列有专门的论据介绍。
我的档案踏勘工作得到了资金支持，包括一笔富布莱特助研奖学金和两份来自约翰·西蒙·古根海姆基金会的津贴。我曾觍颜得到众多图书馆员、馆长、档案保管人的鼎力相助，他们来自英格兰、欧洲大陆本土或美利坚，此处恕不一一。对于我和我的学生，西曼卡斯综合档案馆（Archivo General de Simancas）的里卡多·马达莱诺博士（Dr. Ricardo Magdaleno）及工作人员帮助良多，本人铭谢在心，一刻不能淡忘，一并需要致谢的还有路易斯·B·赖特博士（Dr. Louis B. Wright）和华盛顿特区富尔杰莎士比亚图书馆（Folger Shakespeare Library）的其他工作人员，感谢你们的理解与合作。受益于海军中将 J. T. 菲尔斯特纳（J. T. Furstner）的热忱鼓励，以及荷兰海军史专家、莱顿大学教授 T. H. 米洛（T. H. Milo）的专业辅助，我在荷兰的短暂停留得到了远远超乎事先设想的收获。我的朋友艾达（Ida）和利奥·格肖伊（Leo Gershoy）阅读了大部分手稿，并给出了颇为有益的建议，爱德华·麦克（Edward Mack）仔细阅读了每一行内容，此前三十年，他正是这样不辞辛劳地几乎读遍了我的所有作品。查尔斯·H.卡特（Charles H. Carter）先生同样巨细无遗地审阅了全部书稿，还帮我制作了索引。我要感谢美国海岸和土地测量局潮汐和洋流研究处提供的潮汐表，还有我的同事哥伦比亚大学天文系教授扬·施尔特（Jan Schilt）以及海顿天文馆的休·赖斯博士（Dr. Hugh Rice），后者为我解答了有关英吉利海峡上的暴雨和汐流等方面的疑问。在研究和写作的每一个阶段，我都理所当然地受益于妻子的全心参与，因而对笔者而言，正如往常一样，本书有几分属于我，就有几分属于她。
书中提及的所有日期，除非特别标注，否则概为新历，也就是说，书中依据的是每个人现今正在使用的格里高利历
，虽然它直至 1582 年才由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公布，但到 1587 年已经被西欧大部分地区采用。当然，这些地区中不包括英格兰。在保守主义的坚定支配下，英国人抵触改革，在超过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他们的春分继续安排在 3 月 11 日，而没有像海峡对岸那样移至 3 月 21 日。结果英国的历史学家一直声称英格兰、西班牙舰队的第一天交锋发生在 1588 年 7 月 21 日，与此同时，西班牙人却从来都将这一天记为同月的 31 日。
这使得任何在此落笔的史家，但凡兼涉英格兰和大陆事务，难免进退两难。一些史家以类似 7 月 21/31 日的书写形式规避上述难题，然而大多数人单是看到众多日期并存便已然心生排斥，更不要提这些日期还要装扮成纷争的派系了。为此，既然在随后的叙述中，发生在英格兰和大陆的各起事件之间的顺时性常常颇为重要，而在两种历法之间往来切换又实在易生混淆，在新旧两种历法之间做出抉择对我来说就是一种必要之举了。我选择使用新历，因为它更符合真实的季节走向，而在某些季节，十天已经足以造成光照程度的变化，并直接影响到人们对天气的预期。倘若有些读者对于以大陆历法体系记载英格兰的事务感到烦扰，只需减去十天，就可以恢复旧历的原貌。当然，每个礼拜的日子依然如故。周日仍旧是周日，无论在罗马还是伦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