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父亲给我上的音乐启蒙课；第一次尝试作曲；骨科学习；我对医学的憎恶；赶赴巴黎。
我在前面说过，当我十二岁时，音乐便如同爱情一样，已向我展示了其真谛。或许更确切地说，我在那时已开始尝试作曲。因为在这之前，即使是初见乐谱，我也可以随它轻声吟唱；我甚至可以演奏两种乐器。父亲承担起我音乐启蒙教育的责任。
在我翻动抽屉时，竟偶然间找到一只竖笛，我立即尝试着吹奏，想要吹出熟悉的马尔勒布鲁
旋律，结果是徒劳一场。
父亲实在是无法忍受这讨厌的嗓音，赶来请求我让他休息一会儿，直到最后他答应教我竖笛的指法并教我吹奏《英雄曲》为止——这是我选择的曲目。事实上，他没费任何力气便教我学会了吹奏。仅仅两天之后，我便可以在家中自如地吹奏马尔勒布鲁的旋律了。
不是吗？或许您已经发现，这时我已经擅长用管乐器创造出辉煌的效果！一个纯粹的传记作者绝不会错过机会得出这样一个睿智的结论的。这使得父亲非常乐于教我识谱。他向我解释这门艺术的基本规则，使我透彻了解了音乐符号的意义和作用。不久，他又送给我一只长笛，用德维耶纳（Devienne）方法教我吹奏，就像以前教我吹竖笛一样，他仍然不辞辛劳。我在学习时也是怀着极大的热情，竟在短短的七八个月之后便对长笛的演奏较为熟练了。父亲非常希望我能够发挥已表现出的禀赋，便说服了家境较为殷实的邻居同他联合，以便能从里昂请来一位音乐教师。这个计划获得成功。塞莱斯丹歌剧院的一位第二小提琴手——他还会演奏单簧管——愿意屈尊定居在我们这个尚未开化的小城，并尝试以音乐来教化这里的居民。如果我们能够确保他所辅导的学生的数量，以及确定他指挥国民卫队军乐队所得的薪水，他便会乐此不疲。他名叫安培尔，每天教我两节课。我拥有堪与女高音歌手相媲美的漂亮嗓音。很快，我对识谱便如醉如狂，并且已经成为一名颇为不错的歌手；甚至还能用长笛吹奏出德鲁埃（Drouet）最为复杂的协奏曲。老师的儿子比我年长几岁，已是一个技艺娴熟的圆号手，对我很有好感。一天早上，他来找我，我正要前往梅兰。
“你就要走了，为什么不和我道别呢？”他问我，“让我们拥抱一下吧，也许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他奇怪的神情，以及他离开我时那种庄重的样子，令我吃惊。但因为我很快就要再见到梅兰，见到依旧魅力四射的埃丝黛尔，这巨大的快乐便使我很快忘记了这件事。然而当我回来时，却听到了多么悲伤的消息！几乎在我走的同一天，小安培尔——我的小伙伴，仅仅在他的父母离开的几分钟的时间里，便在家中自缢身亡。从来没有人了解他自杀的真正动机。
我在旧书堆中曾找到过拉莫
的一本关于和声的著作，该书已被阿朗贝尔作了评论和简化。然而，我却是白白浪费了许多个夜晚来阅读这些晦涩的理论，竟然根本不能体会其中的含义。事实上，只有在掌握了和弦的基本原理之后，只有在对各种体系所赖以存在的实验物理问题做了广泛的研究之后，才能够理解作者的真谛。因此，只有真正通晓和声的人才能真正理解这部著作。然而，我仍旧渴望作曲。我将二重奏改编为三重奏和四重奏，然而却难以找到和弦及低声部——这两者之间本应有共同的基调才对。不过，我们这些爱好者每周都要演奏普莱耶尔的四重奏，而每次我都认真聆听。后来，我又设法搞到了一本卡特尔的《论和声》，它使我似乎在一夜之间便理解了和弦的构成及衔接的秘密所在。因而我很快就写了一部有关意大利主题的六乐章乐曲——我写这一曲子是因为我有一本意大利主题的合集，其和声的效果似乎差强人意。我因此受到巨大鼓舞，以致斗胆创作了一部长笛、两把小提琴、中提琴及低音提琴的五重奏。后来，我，我的老师和三个音乐迷演奏了这一作品。
这部五重奏取得了成功，只有父亲似乎是唯一不以为然的人。两个月后，我又创作了一部新的五重奏。父亲希望在我尝试对该作品进行合奏之前，先听到长笛的部分。因为根据本地音乐爱好者的习惯，他们能够从第一小提琴来判断一部四重奏的优劣。于是，我为父亲演奏。当演奏到某一段落时，父亲对我说：“这段倒还不错，有点音乐内涵。”但是，这部五重奏所包含的内容显然比第一部更为丰富，因而也就更难于演奏，所以我们这些音乐爱好者甚至连敷衍般地演奏一下都做不到。尤其是中提琴和大提琴在排练时更是困难重重。
当时我只有十二岁半。有一些传记作者曾写到，甚至最近还认为，我直到二十岁时才识得音乐符号。显然，他们是完完全全搞错了。
不过，在这两部五重奏创作几年之后，我将它们付之一炬。但奇怪的是，很久之后，当我在巴黎写作我的第一部交响乐作品时，父亲所赞许的第二种五重奏中的那个段落又重现在我脑海里。于是，我将它写入这部交响曲。这部分即为《宗教法官序曲》的快板开始后不久由第一小提琴奏出的那段降 A 调旋律。
可怜的安培尔在他的儿子悲惨地，莫名其妙地自杀之后，返回了里昂。我想他现在已经过世了吧。但很快他的继任者便来到了拉科特-圣安德烈市。这位后来者技艺更为娴熟，名叫朵兰，是考尔马尔的阿尔萨斯人，几乎会演奏各种乐器，尤其擅长单簧管、低音提琴、小提琴和吉他。他给我最大的妹妹上吉他课。她有一副好嗓音，但是造物主却没能同时赐予她任何乐感。不过，她仍然喜爱音乐，虽然从来不能识谱或哪怕是揣读出一首浪漫曲。我也去听了她的吉他课，并且自己也很想上。直到有一天，朵兰，这个正直而独特的艺术家，突然对父亲说：
“先生，我实在无法继续教授您儿子吉他课了！”
“为什么呢？是您不知怎样教我的儿子，还是他太懒惰而使您很失望？”
“都不是。不过这确实很可笑：他竟然和我弹得一样好！”
因此，在竖笛、长笛和吉他这三种庄严而无与伦比的乐器的演奏方面，我竟然超过了我的老师！而又有谁敢否认我选择这三种乐器的合理性呢？是否真的存在自然之神奇伟力，将我推向具有管弦乐效果的、米开朗基罗式的音乐之玄妙的境地！！啊，我亲爱的长笛、吉他和竖笛！！！我从此以后再没有学习演奏其他的乐器，然而这些对我已是足够受益的了。噢，不，我犯了一个小小的错误——我还会敲鼓。
然而，父亲却不想让我进行钢琴学习，否则很可能我已经成为一名“令人生畏”的钢琴家了，就像其他无数卓越的钢琴家那样。父亲根本就不想让我成为一名艺术家，他显然是害怕我会过于迷恋钢琴以致不知归路，而这远非是他所希望的。因此，我很少有机会练习钢琴，虽然这种日常的练习在很多场合会对我有所助益。但是，大量令人生畏的重复练习确实也构成了某种平庸与乏味——钢琴正是为每天这种平庸与乏味的发生提供了机会。所以，我认为这种平庸与乏味是可耻的，并且认为它们的创造者们在失去了音乐的瑰丽变幻之后，在只剩下一支笔和一张纸的情况下，是无论如何也创造不出任何乐曲的。鉴于此，我是真的情不自禁要去感谢父亲强加给我的这种偶然性（指没学钢琴），因为正是它使我认识到实现安静地、自由地作曲的必要性，并且使我免于受到由于手指的习惯性动作而对创作所产生的束缚与压制——这种压制对于创作思维是非常危险的。同时，它也使我不受诱惑——因为有这样一些东西，它们的音色或多或少地会对某些作曲家产生诱惑。显然，会有难以计数的“俗不可耐”的爱好者会对我的见解表达他们的异议与遗憾；不过，没关系，我不会在意这些。
在我少年时代所尝试创作的各部作品中几乎都笼罩着一缕深切的忧伤，我的所有旋律都是小调曲式。我知道这个缺点，却难以避免。或许这是由于梅兰的那段浪漫的爱情深深地藏在心底，成为一抹难以驱除的阴影造成的吧。在这种无奈与痛苦之中，我不停地阅读《埃丝黛尔与内莫兰》。所以，我极有可能将这部田园牧歌中的多篇浪漫的爱情故事谱成乐曲，或许那其中的索然无味对于我来说却是温柔甜美。——我难以将其遗忘！
在我创作的乐曲当中，有一首是根据我的一段自白而写就的，基调非常忧伤。这段自白表达了我在离开梅兰那森林那热土以及那玫瑰色的小皮鞋时的绝望心情。在那不绝于耳的脚步声中，那片森林和热土是多么地荣耀，那一双狡黠的明眸又是怎样地将之照亮
；而那双玫瑰色的皮鞋——我那恶毒的美人！今天，这首苍白无力的诗歌就在我的面前，沐浴在伦敦春天的阳光之下。而我在此时却难以摆脱深深的忧虑，一种致命的不安将我笼罩，我的内心怒气难消：在伦敦我竟也发现了与其他地方相同的障碍，令人可笑至极！下面是我诗歌的第一节：
将永远离开，
我温柔的家园，温柔的女友。
远离他们，
我将在泪水与遗憾之中度过一生。
清澈的河水流淌过我的双眼，
映射出她那轻柔的倩影，
挽留住她那疾行的步伐，
我将永远离开你们！
我为这首诗所谱写的浪漫曲，在我出发前往巴黎之前，就将它连同那几首五重奏及六重奏作品一起烧毁了。然而，当我于 1829 年创作《幻想交响曲》时，这首浪漫曲的旋律又悄然溜进我的脑海。我觉得它非常适合表达一颗年轻的心在初次受到一段没有结果的爱情折磨时所体验到的那种巨大的痛苦。于是，我将它写入这阕交响曲之中。这首旋律即出现在该作品第一乐章和广板之前，由第一小提琴齐奏，命名为《幻想与激情》；我对它未作任何改动。
然而，就在我尝试进行各种音乐创作，在我贪婪地阅读之时，在我热切地研究地理之时，在我真诚地潜心宗教之时，在我经历初恋的酸甜苦辣之时，一个时刻悄悄地临近了——我必须要做好准备去从事一项职业。父亲为我指定了他的职业，根本就没有为我设想一个更好的；而且他早在很久以前就让我隐约看到了这一职业的雏形。
然而，我对医学的情感与他的期望根本就格格不入；而且只要一有机会，我的这种情绪便会迸发出来。虽然我不能清楚地描述我的感受，但我却预感到我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远离病榻，远离收容院，远离医学的讲坛。虽然我的决心还不能使我承认这种幻想，但是似乎我的决心已定——坚决抵制他人的任何将我推向医学的企图。在这一时期，我从《传记集》中读到了格鲁克与海顿的一生，它们使我心潮起伏，久久难平。这是多么美丽的荣耀啊！我喃喃自语，想象着这两个闻名于世的人物的辉煌。这又是多么美丽的艺术，音乐！如果能将她发展壮大，这又是多么幸福！此外，一件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偶然事件也在这方面对我产生了很大影响。突然之间我似乎醍醐灌顶，远远地望见了变幻无常的音乐世界，非常奇特，又非常庄严、凝重。
我从来没有读过大型的音乐总谱。我所了解的音乐作品不过是一些视唱曲，上面有用简谱标记的低音部分；或是长笛独奏；或是歌剧乐曲的片断，只用钢琴进行伴奏。然而某一天，一张写满二十四组五线谱的谱表落入我的手中。看到这么多行的五线谱，我顿悟：它得到如此精巧的运用，会有多少复杂动人的乐器与人声的组合产生！我掩饰不住内心的狂喜，“人们会在那上面写出多么辉煌壮丽的乐曲啊！”从此以后，我的心灵深处对音乐的渴望与日俱增，这更加深了我对医学的憎恶。然而，父亲竟突然之间做出决定，他同样利用了音乐，以便完全摧毁他所说的“我因年少无知而产生的憎恶”，并令我开始医科的学习。在父母面前，我感到莫大的恐惧，以致丝毫不敢承认自己对音乐怀有雄心壮志。
为了能使我很快熟知即将经常出现在我眼前的各种物件，父亲在他的书房中摆满了蒙罗关于骨骼学的长篇论著。书全部都打开着，里面有插图，人体骨骼的各个部位在其中都被精确地描绘出来，与实物的大小接近。
“这是一部名著，”他对我说，“你必须要用心研究。我认为你仍对医学充满敌意；你的那些想法既不符合逻辑，也没有任何基础可言。相反，如果你愿意向我保证以严肃的态度钻研骨骼学，我就会请人从里昂为你买回一支漂亮的长笛，它的所有按键部光彩照人。”
我梦寐以求很久的正是这样一件乐器。我还能回答什么呢？……父亲的建议是庄严而神圣的，我对父亲的尊敬中夹杂着一丝畏惧。他的好意，那种巨大的诱惑，这一切使我深受煎熬。终于，我咕哝着说出一声同意，便跑回我的房间。我躲到床上，身心俱碎。
我竟然要当医生，学习解剖学！还要给人做恐怖的手术！却不能全心全意地去从事我的音乐创作！音乐，你这崇高的艺术，我曾经为你设想过多少伟大与光荣！为了凡尘这痛苦的瞬间，却让我离开幸福的天堂！我真的要离开诗歌与爱情这永恒的天使吗？离开她们那动人的歌声，却要去接近那些肮脏的护士，成为手术台旁一名令人恐怖的医生，整天翻动那些面目狰狞的僵尸，听着病人的惨叫，以及那垂死之人的抱怨与回光返照的游丝般的哀鸣吗？
噢，不！这一切是多么可怖，多么难以忍受——这岂不是要完全搅乱我那原本秩序井然的宁静生活吗？然而，我却不得不去承受。
我的一个堂兄陪我一起进行骨科的学习，父亲把他当作自己的学生。他叫阿·罗贝尔，而今已成为巴黎一位著名的医生。很不幸的是，罗贝尔小提琴拉得非常好，他曾经参与演奏过我的那首五重奏。所以，我们在一起学习的时候，更多的是探讨音乐，而不是研读骨科专著。不过，他自己在家中却进行刻苦的学习，因为谈论音乐并没有阻止他在逻辑推理方面总比我做得更为出色。所以，父亲曾对我进行过严厉的劝诫，甚而对我大为恼火。
无论如何，心甘情愿也罢，外力所迫也罢，虽然只是借助一些人体骨骼的模型，我却居然颇为圆满地学会了父亲所能教给我的全部解剖学知识。那时，我十九岁，在同窗的鼓励之下，决定去涉足更为艰深的医学学习，并在这种意愿的驱使之下，同他一起赶赴巴黎。
写到这里，我要暂时停笔；以后，我会接着叙述我的巴黎生活，以及在那里的艰苦奋斗的历程。我刚刚到巴黎，就要立刻进行这种艰苦的奋斗，并在其后面对各种思想，各种人以及各种事物，我再也没有停止过这种奋斗。我想会有人准许我喘一口气的。
今天是四月十日，二十万英国宪章运动派人士将要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也许在几个小时之后，英格兰就要像欧洲其他地方一样，发生激烈的动荡。这块避难之所因而于我也将难以维持了。我只能静待事态的发展。
已经是晚上八点了。真不幸，宪章派人士竟是十足的革命者！一切都刚刚发生过。这些雄辩家，这些伟大的逻辑家，他们的论证是难以抵御的，并且将会传遍人群中的每一个角落。火炮被架到了论坛之上。它们甚至根本就不必发言，因为它们的外表就足以向任何人传递一个明确的信息：革命是不合时宜的。于是，宪章派人士便四散奔逃！
勇敢的人们！你们精通于暴乱之道，就像意大利人精通作曲一样。爱尔兰人或许更精于此道，但奥康奈尔
却总是告诫他们：要讨论！争论！而不是骚乱！
已是七月十二日；三个月已经悄然流逝。我却无法继续写作我的《回忆录》。我又将重返那个不幸的国家——人们仍把它称作法兰西。但无论如何，它毕竟是我的祖国。我想看一看，艺术家在那一片断壁残垣之中如何过活，或者他将如何死去：因为在那一片废墟之下，艺术之花已被撕碎，并被深深埋葬。永别了，英格兰！
法国，一八四八年七月十六日。终于回来了，故国！巴黎刚刚埋葬完死者。布满街垒的道路又恢复了交通，明天或许就被清理通畅。刚一到达，我就迫不及待地跑到圣安托万街区！多惨的景象！一片破败，惨不忍睹！即便是自由之神的雕像，虽仍高耸在巴士底广场纪念碑的顶端，却也被一颗子弹当胸穿过。大树倾倒，或被截断，房屋摇摇欲坠。广场，道路，河岸似乎仍在一片恐怖的厮杀声中战栗！……在这舐血为乐，疯狂暴戾的年代里，又有谁人去理会艺术！……所有的剧院都关闭了，所有的艺术家都受到了摧残，所有的教师似乎都游手好闲，而所有的学生都四处逃亡！可怜的钢琴家在广场卖艺，历史画家拖着扫帚沿街“绘画”，建筑学家在国家工厂中搅拌着灰浆……议会刚刚投票通过法案，调拨足够的资金使剧院重新开放，并给予最为不幸的艺术家一定的救助。巴黎歌剧院第一小提琴手的年薪还不足九百法郎。至今他们仍艰难度日，以授课为生。我们难道会设想他们能积攒下很多钱财吗？如果他们的学生离去，他们又将怎样？那些不幸的人们，我们不能够将他们流放，虽然他们中的许多人只有在美国、西印度群岛或是悉尼才会有更多的机会养家糊口！这种流放对政府来说代价是昂贵的。而即使要流放他们，他们也应该是罪有应得。可是我们的艺术家们却勇敢地同暴民做斗争，并冲向他们的街垒！
我们就是这样踟蹰于是与非、善与恶、真与伪的令人心悸的困惑之中；我们听人说着这样一种语言，它的绝大部分词语都已偏离了原来的词义；然而并非所有的一切都变得完全疯狂！！！……
还是继续写我的自传吧，我没有能力去做更好的事情。检讨过去，只不过是将我的注意力稍微转移一下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