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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我觉得状况还可以，我还能忍受。门格勒博士希望我能够作为一名医生开展工作。我可能会被派往德国的某一座城市，代替那里的德国籍医生，因为他随军服务，他的工作内容涉及病理学与法医学。当然，更令我充满希望的是，因为有门格勒博士的指示，所以我可以穿舒服的便装，而不用穿囚服。
虽然已经过了午夜，但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还没感觉困倦。我认真地听着营房首领说的每一个字。他知道集中营的完整组织结构，知道每个营房的指挥官的名字，知道哪些囚犯工作在重要的岗位上。我就是在这个时候知道奥斯维辛集中营并不是一个劳工营，而是第三帝国最大的集中营。他也和我讲起了每天发生在医院和营房中的“筛选”，就是数以千计的囚犯被装上卡车，运往几百米远的焚尸炉被灭绝。
从他的讲述中，我慢慢了解到营房中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每个营房都分成好多层，在这个狭窄的空间中要塞进800至1000人。由于肢体无法伸展，所以他们睡的时候朝着各个方向，层层叠叠，一个人的脚可能在另一个人的脑袋、脖子或者胸口上。他们互相推搡着，只为了争取哪怕一寸的空间，好让自己睡得不那么难受，完全丧失了人类的尊严。就算是这样，他们也根本睡不了多长时间。凌晨3点，起床号就会响起，然后警卫就会挥舞着橡胶棒，把他们从所谓的“床”上驱赶起来。睡眼蒙眬中，所有囚犯从营房中走出，互相用手肘推搡着挤作一团，又很快在营房外列队等候。紧接着，就开始了集中营中最不人道的项目：点名。所有的囚犯排成五排，有人负责在旁边维持秩序。营房的看守按照身高把囚犯们排好队，高个子站在前面，矮个子往后站。接下来，另一个看守到了，他是负责当天值班的看守，他一来就挥舞着拳头乱打一通，把那些高个子推到后面，又把一些矮个子揪到前面来。终于，营房的首领到了，衣着得体，肥头大耳。他也穿着监狱的囚服，但他这一套要干净和平整许多。他停顿了一下，傲慢地扫视着队列，看是否已经一切就绪。一般来说，这个时候当然还没准备好，所以他就开始冲着那些站在前排的人们挥舞拳头，比如有几个人正在用手扶眼镜，他把他们推到后面去。你要问为什么？没人知道。甚至可能都没人去想为什么，因为这里是集中营，没有原因，甚至没有人去问原因。
点名的过程持续数个小时。他们来来回回要点十五次名，从前到后，从后到前，从左到右，从右到左，用任何他们能想到的顺序点名。如果有一行没对齐，那么整个营房的囚犯都要蹲下一个小时，这可不是简单的蹲，他们的手要举过头顶，他们的腿因为疲劳和寒冷而不断地打战。就算是在夏天，奥斯维辛的黎明也是非常寒冷的，囚犯们薄薄的粗布灰囚服根本没有办法防雨，也没法抵御寒冷。不管是冬天还是夏天，点名都从半夜3点开始，一直持续到早晨7点，这个时候，党卫军到了。
营房的首领真可谓是党卫军的走狗，他们一般是普通刑事罪犯，肩上佩戴绿色的徽章，用以和其他普通的囚犯区分。首领立正时把裤腿踢得啪啪作响，向党卫军汇报他所管辖的人员名单。接下来就该党卫军检查营地的囚犯了，他们数了数列队数，然后把数字记录在随身携带的本子上。如果营房中有人死掉了，那么尸体也得列队迎接检查，不光要点名，还要查看身体，这个时候，就由两个活着的囚犯扶着站立的尸体，尸体全身赤裸，直到整个点名项目结束。一般情况下，一天会有五六个人死去，有时候会多达十个人。所以，无论是活人还是死人，囚犯的规定人数必须对上，无论是实际人数还是记录的人数。特遣队的工作就是把死尸扔到焚尸炉里去，如果有的时候由于死掉的人数太多，而特遣队又没来得及马上把尸体送去焚化，那么这个死人就要在点名的时候出现好多天，直到特遣队把它送去火化。只有那时，才能把他的名字从名册上划去。
当我知道这一切之后，我对于自己当时大胆出列的行为一点儿都不后悔。正是由于我第一天就被选出来当了医生，我才不至于在混乱中失去性命，才能逃脱陷入污秽的隔离营的命运。
多亏了我的便装，我才能够保持人类的尊严，在这个夜晚我才能够安稳地睡在医疗室的床上，医疗室所在的第12号营房也被称为“营地医院”。
早晨7点的时候，起床号吹响了。我这个部门的医生和“医院”里所有能行动的人员都在营房前集合，站成一排，等待清点。这一过程大概两三分钟就会结束。他们也会清点那些卧床不起的病人，或是在前一天晚上死去的人。同样，在这里，死人也被活人架着迎接检查。
我们就在自己的房间里吃早餐。这时，我遇到了我的两个同事利维博士与格拉斯博士。利维博士是12号营房的首席医生，他是斯特拉斯堡大学（University of Strasbourg）的教授，格拉斯博士是他的助手，是萨格勒布大学（University of Zagreb）的教授。他们两位医生都是非常优秀的医务人员，因技术精湛而闻名整个欧洲。
虽然这里几乎没什么药品，也缺少必要的仪器，甚至连最基础的消毒与灭菌环境也无法保障，而且他们自己也身陷囹圄，但他们无视劳累与危险，尽力照顾每一个病人，缓解他们的同胞所受的痛苦。
在奥斯维辛，就算是一个健康的成年人，在经历了三到四周的饥寒交迫、污秽环境、风吹日晒以及不人道的高强度劳动后，身体也会垮掉。更别提那些刚入营时身体就有疾病的人了。在这样的环境下，囚犯常常会怀念入营以前的正常生活，医生也是如此。他们全身心地奉献出熟练的专业技能。他们为所带领的医疗队做出了很好的榜样，医疗队由六名医生组成，他们都是来自法国或者希腊的年轻的医生。他们已经在这里待了三年多，这三年来，他们忍受了很多，每天吃的是夹杂着锯末的野生栗子夹心面包，他们的妻子与孩子、亲戚与朋友刚到这里就被屠杀了，更准确地说，是被焚烧了。要是当时他们也被“筛选”到右手边的那一组去的话，那么可能经过两到三个月的痛苦的折磨，他们就会在火中化为灰烬。
在克服了绝望、放弃、冷漠之后，他们怀着极大的奉献精神去尝试帮助那些将命运托付在他们手中的死囚。也正是因为这样，所以这座营地医院里的囚犯们被称为“活死人”。只有那些病入膏肓的囚犯才会被送到这里来。他们大多数骨瘦如柴，已经严重脱水，极度虚弱，嘴唇干裂，面部浮肿，并伴有无法治愈的痢疾。他们的身体上到处都是巨大的恶心的毒疮，很多都已经化脓溃烂。这就是集中营里的病人，这就是医生们不得不关心和安慰的病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