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其他人分开之后,独自待了一会儿,我想到了我在德国奇妙又曲折的命运,我曾在这片土地上度过了我生命中最快乐的日子。
现在,我头顶的天空月朗星稀,微风徐徐吹过,令人精神焕发,只不过,偶尔还会从第三帝国的焚尸炉中飘来尸体燃烧的气味。要是它没有卷杂着尸体燃烧的气味该有多好!
混凝土电线塔顶端的数百个探照灯射出了令人目眩的光线,仿佛织成了一张网,在这张光网后面,我感觉空气也变得凝重了,仿佛厚厚的面纱包裹着集中营,在这张面纱下面,只能看出营房的轮廓。
现在,运我们来的车上已经没有人了。有些身着囚服的人出现了,他们把我们留在车上的大件行李搬下了车,然后放在旁边的一辆卡车上。随着夜幕缓缓拉启,40节车厢慢慢地消失,直到完全融入周围黑暗的夜色当中。
门格勒博士给党卫军下达最后一个指令后,就钻进了小汽车,坐在驾驶室里,并示意我也上车。我上车以后,坐在一个党卫军官身旁,然后我们就出发了。小车疯狂地沿着泥泞的道路向前奔驰,整条路都是被碾压出的车辙和雨后的水洼,车身剧烈地上下晃动。车子越开越快,明亮的探照灯在我们身边飞快地掠过,不久之后,车子在一扇装了防弹钢板的大门口停了下来。门格勒打了个手势,一个党卫军哨兵跑过来,打开了大门,让这辆他们很熟悉的车进去。我们沿着主路继续往前开,道路两侧都是军营,几百米后,车子在一栋看起来比较好的建筑物前再一次停了下来。通过入口处的标志我知道这里是“营地指挥部”。
进入指挥部以后,我看到几个人正坐在办公桌前工作,他们的眼睛中露出深邃、精明的目光,面容精致,身着囚犯的制服。他们看到我们进来以后,马上站起来,立正站好。门格勒博士走向其中一个人,他大约50多岁,头顶光光。由于我站在一个党卫军中队长身后几步远的地方,所以没有听清他们聊些什么,只看到那个人频频点头。后来我才知道,他是F营地的医生,森特·凯勒博士。按照他的要求,我走到另一张办公桌前,桌子后面也坐着一个囚犯办事员,他翻了翻抽屉,找出一些档案卡,然后问了我几个问题,把问题的答案记录在档案卡上,另外记录一份放到一本厚厚的文件簿里,然后把档案卡递给了一名党卫军警卫。随后我们离开了这间屋子。经过门格勒博士的时候,我微微鞠了一躬。
看到我的行为以后,森特·凯勒博士克制不住地提高了音调,看似无意却又充满了讽刺意味地说:“这种客套在我们这里就免了吧,在集中营里,你只要做好你自己的工作就好了,不需要这种客套的礼节。”
一个警卫过来,把我带到了另一个营房,营房的入口处写着“浴场及消毒”,在这里,我和我的档案卡被交给另一个警卫。这时候,一个囚犯过来拿走了我的医用包,搜了我的身,然后让我脱掉衣服。一个理发师过来先把我的头发理光,然后又全部剃掉我身上的其他毛发,随后把我送到了浴室。他们用氯化钙溶液帮我洗头,有一些液体跑到我的眼睛里,烧得很难受,以至于有好几分钟我都无法睁开眼睛。
在另一个房间里,我的衣服被换成了厚重、几乎全新的外套和一条条纹长裤。他们把我的鞋在一个盛着氯化钙溶液的容器里浸泡了一会儿,然后还给了我。我试了试新衣服,发现还挺合身(不知道在我之前,哪个倒霉蛋穿过这套衣服)。在我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又有一个囚犯过来拉起我的左手袖口,核对了一下我的档案卡上的数字,用一个装满蓝色墨水的器具在我的胳膊上熟练地印上一组文身记号。一连串小小的、淡蓝色的斑点立刻显现出来。
“你的胳膊可能会有点儿肿,”他安慰我说,“但一周之后就会消肿,那时候,数字就会看得很清楚了。”
所以,我,米克洛斯·尼斯利博士已经不再存在于这个世上了,取而代之的是集中营囚犯,A8450号。
突然我的脑中浮现出另外一幕,十五年前,在布雷斯劳(Breslau)弗雷德里克·威廉大学医学院(Medical School of Frederick Wilhelm University)的毕业典礼上,院长一边把我的学位证书递给我,一边握着我的手祝我前程似锦,并送上了这样一句话:“这是来自评审委员会的祝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