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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1944年5月，囚犯们被用来装载牲畜的闷罐车押运，前往纳粹集中营。每个车厢中塞进去90个人，车厢牢牢上着锁，车上便桶里的排泄物由于太满而溢出来，大小便的恶臭充斥着运送的路途，挥之不去，让人无法呼吸。
这是一支运送被放逐的犹太人的车队，整整四天，四十辆一模一样的囚车昼夜不停地前行。车队先是穿过斯洛伐克，接着穿过中央政府的管辖范围，把我们载向未知的目的地。我们只是第一批数百万被宣判死刑的匈牙利犹太人当中的一部分。
车队经过塔特拉之后，穿过了卢布林（Lublin）和克拉科夫（Krakau）。这两座城市在战争期间被当做重组营，它们还有一个更确切的名称：集中营。在这两座城市，所有反对纳粹的欧洲人被集中起来，按人种分类，最后遭到灭绝。
经过克拉科夫之后不到一个小时，车队在到达一个重要的地方之前停了下来。当我看到几个哥特体字母拼出了我们从未听说过的“奥斯维辛”（Auschwitz）这个单词之后，我心中隐约觉得不寻常的事情要发生了。
透过囚车的缝隙，我注意到车队发生了一些变化。一直跟随我们的纳粹党卫军换成了其他人，车上的工作人员也离开了车队。从别人断断续续的谈话中我捕捉到一些端倪，我们将很快到达此行的终点。
车子随后又发动起来。20分钟之后，伴随着从车头发出的一声长长的、尖锐的哨声，整支车队最终停了下来。
透过车上那条缝隙，我看到一片荒漠般的情景，土地是微黄色的黏土，就像西里西亚东部的那种，上面间歇点缀着几棵绿树。混凝土电线塔并行排列，绵延到天际，其间布满了高高的带刺的铁丝网，铁丝网上面有着明显的标示“高压请勿靠近”。这些电线塔与铁丝网围成一个个巨大的方形广场，每个广场上都有覆盖着绿色沥青纸的营房，它们有规律地排列着，在广场中间划出长长的规整的道路。路网与遍布两旁的营房一眼望不到边，直到视线的尽头。
营地里，囚犯四处走动，有些人身穿粗麻布条纹囚服，有些人穿得破破烂烂，有些人在搬运厚木板，有些人则挥舞着镐头和铁锹。在远处，还有一些人正在将粗壮的树干抬上卡车。
沿着带刺的铁丝网，每隔三四十米就有一个高高的瞭望塔，每个瞭望塔上都有一个党卫军警卫，以及一台架在三脚架上的机枪，警卫站在机枪旁边，随时准备射击。这就是当时的奥斯维辛集中营，或者用日耳曼人的话来说，叫“KZ”（全称为“Katzet”），你知道的，他们什么都喜欢用简称。一开始看到的景象无法令人心生鼓舞，但至少当时的好奇心胜过了恐惧。
我看了看与我一起进来的人，我们这个小组里有26名医生，6名药剂师，6位年轻的女士，我们的父母、孩子和亲戚，以及一些老年人。他们或者坐在行李上，或者坐在车的隔板上，面无表情，精神萎靡，他们的脸上透露出一种不祥之兆，就算是刚到陌生地方的兴奋感也不能打消他们的疑虑。几个孩子睡着了，有些醒着的孩子用力地咀嚼着我们仅剩的食物，其他的孩子没的可吃，只能用舌头舔舔已经干裂的嘴唇。
沉重的脚步声在外面嘎吱嘎吱响起，大声的命令打破了枯燥的等待。牢牢锁着的车门终于被打开，伴随着缓缓滑开的车门，我们已经能够听到传来的对我们的命令声。
“所有人下车！只能拿随身行李，所有大件行李都留在车上！”
我们跳下了车，然后转身接住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因为车厢离地面太高了，接近1.4米。警卫让我们沿着轨道排成一列。站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名年轻的党卫军官，制服非常精致合身，一枚金色的徽章优雅地点缀在他的翻领上，他的军靴闪闪发亮。虽然我对纳粹的各种军衔等级并不太熟悉，但从他的臂章推测他应该是个医生。后来我才知道他是集中营党卫军的首领，同时也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主任医师”，门格勒博士。作为集中营的“医生筛选者”，他在这里等待每一趟运送囚犯的列车。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才真正明白在奥斯维辛，所谓的“筛选”是什么意思。在随后的各个阶段里，有的人幸运地经历了“筛选”而未死，但有的人却命运不济。
一开始的时候，党卫军根据性别快速把我们分成两组，只让14岁以下的孩子跟着他们的母亲。恐惧很快淹没了我们，但警卫却用一种慈父般和蔼的语气回答了我们焦虑的问题：“没什么可担心的，按照惯例，他们只是去洗洗澡，消消毒，然后回来与你们团聚。”
当警卫给我们分组的时候，我有机会四处看看。在夕阳的余晖下看到的景象，与我在车里透过缝隙看到的景象有所不同，要更加怪异并且充满危险。有个东西一下子就吸引了我的眼球，那是一个用红砖砌成的巨大的方形烟囱，下粗上细。它立在一幢双层建筑上面，看起来就像是奇怪的工厂烟囱一般。烟囱顶端的四个角上都装着避雷针，避雷针中间冒出的巨大火舌使我吃了一惊。我甚至想象，大概只有地狱里煮饭才需要这么大的火焰吧。突然，我意识到我是在德国的地盘上，这里遍地都是焚尸场。我在这个国家生活了十年，从医学学士到医学博士，我清楚地知道，在德国，再小的城市都配备了焚尸场。
所以，这座“工厂”应该就是焚尸场。不一会儿，我看到了第二个带着烟囱的建筑物，然后，在灌木丛后又发现了第三座。这时候，一阵微弱的风卷杂着烟气向我吹来，瞬间，我的鼻子里、喉咙里全都是令人作呕的味道，我知道那是焚烧肉体、烤焦毛发的味道。那里有太多值得深思的地方，但容不得我多想，第二阶段的“筛选”已经开始了。我们站成一队，男人、女人、儿童、老人依次通过筛选委员会。
“医生筛选者”门格勒医生做了个手势，所有人被分成两组一字排开。左手边的一组是老人、残疾人、病人以及带着14岁以下儿童的女人；右手边的一组由身强力壮的男性和女性组成，因为他们可以干活。在右手边的队伍末尾，我看到了我的妻子与我14岁的女儿，我们不能再通过言语和对方交流，只能简单地做做手势。
那些身体过于虚弱、上了年纪以及疯疯癫癫的人都被送上一辆有红十字会标识的“救护车”。我所在的这一队中，有一些年龄比较大的医生询问他们是否也可以进那种车里，但没人答复他。“救护车”离开后，左手边的一组按照警卫的指示，排成五列，从侧面离开了。几分钟后，我们的视线被浓密的灌木丛阻断，他们消失于灌木丛后。
右手边的一组留在原地。门格勒博士命令所有的医生向前迈一步，这样形成了一个新的队伍，大约有50人。他又问有谁曾在德国的大学学习过，谁具备完备的病理学知识，并且精通法医，他命令这些人再向前一步走。
“请仔细考虑，”他补充道，“你们必须能够胜任这项任务，要是你们名不符实的话……”他那威胁的手势使我们不敢多想，我瞥了我的同伴们一眼，他们可能被吓傻了。这有什么关系！我已经在心中作好了决定。
我走出队列，举荐了自己。门格勒博士问了问我的身高，在哪里就读，我的病理学导师是谁，我是如何习得法医学知识的，我实际操练多久了等等。很明显，我的回答令他很满意，他立刻让我出列，并命令其他人回到队伍中去。现在，我必须声明一个我当时还不知道的事实，那就是左手边的队伍和“救护车”在随后几分钟驶进了焚尸场的大门，那些车上的人无人生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