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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距离本书中描写的那段不可思议的往事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尽管我们做了很多努力，使人们不要忘记希特勒统治下的12年里发生的人类耻辱，但是事实上，看见并且经历集中营黑暗岁月的人已经为数不多了。
沧海桑田，变化万千。历史的长轴可以把我们每个人变得很渺小，也可以把一些很微小的事物汇集到一起，形成一件有很大影响力的事情。亲身经历者终将逝去，再伟大的人和事也终将变成沧海一粟，所有的事情都将离我们远去。博物馆再雄伟，也无法重现真实的情景；纪念物再真实，也无法自己诉说当时的故事。这就是为何米克洛斯·尼斯利博士的这本著作在成书半个世纪之后还有着尤为重要的意义。这种意义的重要程度甚至超出了它第一次刊登在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主办的月刊《摩登时代》（ Les Temps Modernes ）上的意义。这本书是最早出版的一批以集中营为题材的书之一。在那个时代，由于作者立场的道德模糊性，很多关于奥斯维辛主题的书刊都不愿意提及集中营里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一点布鲁诺·贝特尔海姆在序言中也有所表述）。不过本书仍然被《纽约时报》评为“一本让读者了解奥斯维辛的绝佳作品！”本次再版，应读者的要求增添了一些介绍背景的文字。
1944年3月中旬，德国人入侵了匈牙利，之后匈牙利的所有犹太人都被一纸限制令软禁在家。希特勒曾在1933年上台后推行了一套预防性拘留政策，用来恐吓和控制那些可能会动摇新政权的人。这项政策一经出台就被长期使用，限制令就是其中的一款。随后，驱逐犹太人的政策大行其道。1944年4月，尼斯利博士一家与其他犹太人一样，从他们生活的城市奥拉迪亚（Oradea）被运往奥斯维辛。纳粹用运牲畜的车来运人，借此一步步地羞辱他们，贬低他们。尼斯利博士一到奥斯维辛就与他的妻子女儿分开了，并被臭名昭著的约瑟夫·门格勒（Josef Mengele）博士选去承担集中营的所有医疗工作。就这样，尼斯利成了一名特遣队员。所谓特遣队指的是这样一群人，他们与其他囚犯不同，被区别对待并享有一定的特权，在集中营内从事特定的工作，因此特遣队又被叫做“活死人小分队”。尼斯利所在的这支特遣队是由860名男性囚犯组成的，他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专业技能，而且身体素质较好，比较健壮。只要他们还活着，他们就比别人相对自由一些，但实际上，他们从被选为特遣队员到被杀死为止，只活了四个多月。在短短四个多月之后，他们立刻被处死，并被一批新的特遣队员取代。纳粹当局通过这种方式来保证“死亡工厂”中的事情不被泄露出去。
他们曾经非常接近成功。一开始，集中营所有的纳粹党卫军都发过誓，不把他们在集中营的见闻说出去，他们的人数从1940年4月建营时的少量人员发展到1945年1月的数千人，之后集中营被解放。此外，德国当局在1944年就彻底销毁了送往奥斯维辛的所有犹太人的名单，并在随后几个月里销毁了一切犯罪记录。1945年初，苏联军队逼近奥斯维辛的时候，其他的罪证要么被烧毁，要么被转移到西边其他集中营。1月中旬，纳粹党卫军匆匆处决了数千名囚犯，并于1月18号凌晨仓促逃走，只留下无人看守的集中营。根据尼斯利博士的描述，集中营里剩余囚犯中的一大部分人利用人去楼空的间隙依次逃出了奥斯维辛，因为他们害怕纳粹会在苏军进攻前将他们全部杀掉。当苏军于1945年1月27日占领奥斯维辛的时候，发现了大量受害者的尸体，与此同时还有7000多人被困在奥斯维辛，这其中绝大部分人都是由于身体太虚弱而无法逃脱。因此，无论纳粹多么努力地想毁掉一切有关集中营的证据，最终都会失败。这是由于以下两点原因：一是犯罪行为太过恶劣，受害人数众多；二是德国人的官僚主义作风。所以，真相终将披露于世。
在过去30到40年间，有数百部关于纳粹集中营的档案或作品问世，既有奥斯维辛指挥官鲁道夫·赫斯（Rudolf Hoess）的自传，也有集中营幸存者的个人记录。在我看来，这些作品中达到顶峰的是达努塔·采奇（Danuta Czech）的《奥斯维辛编年史，1939—1945》（ Auschwitz Chronicle, 1939-1945 ）这本书，书中甚至详细记录了在集中营每一天发生的故事，可谓是同类作品中的一座丰碑。
虽然以此看来，迈进奥斯维辛的大门就等于走向死亡，但尼斯利博士却奇迹般地活了下来。透过他的眼睛，我们仿佛亲眼看见那些特殊的时刻，通过他以一个目击者这样独特视角的记录，我们可以重温一个帝国的缓慢瓦解，而这个疯狂的、宏伟的帝国曾被人们认为会统治万代。作者质朴的笔触缓缓打开了一段历史的画卷，从被送往集中营开始，经过1944年到1945年初漫长的大屠杀，最终收尾于纳粹统治垮台后的仓皇出逃。我之所以使用“质朴”这个词来形容这本书的写法，是因为尼斯利博士自己曾表达出这样的意思：“在我经历那些恐怖得根本无法想象的事情的时候，我的身份是医生而不是作家，现在我要把它记录下来，也只会站在一个医生的角度，而不是站在一个记者的角度。”文字上的点滴不足不影响整部作品的严肃性，比起文字修辞来，更重要的是书中那段历史记录的真实性。
即便是在今天，米克洛斯·尼斯利仍不愿相信他自己度过的那些黑暗岁月，因为人性本善，谁都不愿面对痛苦与斗争。那些欺压与折磨、贬低与堕落，那些对同类做出的残暴行为是人人都想远离的，然而正义与邪恶就差一小步，一旦迈出这一步，身后就是万丈深渊。即使到现在，仍有一些人不相信曾经发生过的一切，包括五六百万犹太人在内的一千两百万人被屠杀，他们觉得这段历史是伪造的，或者有些夸大其词。持有这种观点的人数量不算多，更多人则不愿重提这段尘封的往事，宁愿它沉睡在记忆当中。当有人知晓了这些故事并愿意传播它的时候，其他人会纷纷站出来询问：反复重提这些事到底有什么意思？为什么要翻旧账来挑起仇恨的火种？为何要带着愤怒的眼光回顾往事，而不是宽容过去，远眺未来？问得好，那些亲身经历的受害者会告诉你答案！美国著名作家迈耶·莱文（Meyer Levin）曾这样写道：“那些纳粹暴行的受害者留下了他们亲身经历的记录，虽然不完整但却真实，他们用指甲在墙上刻下了只言片语，希望人们后来看到的不只是一串冰冷的统计数据，而是血淋淋的现实。我们有责任倾听他们的一切。”
一开始，在那些幸存者们刚被解救出来的几年里，那些经历过集中营灾难的人们常常会被要求讲述他们的经历。然而回忆这些事情太痛苦了，所以他们想都不愿想，更别提写下来了。那段时间应该是他们治愈心灵的创伤，好好享受生活的日子。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的面纱一点点被揭开，越来越多的人愿意讲述那段沉痛往事，因为这样可以让“世界不会忘记”。总结起来，人们最常问起的问题就是：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到底是谁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的？答案可能不是那么容易得到的。在“二战”末期的时候，西方各国的领导人对于希特勒统治下的国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是知情的，就算不知道细节，也肯定知道大概的轮廓。但是从最近几十年发生的事情来看，依靠他国力量平息暴行的可能性太小了。
除了以上的问题，还有一个问题是很尖锐而又绕不开的，布鲁诺·贝特尔海姆在序言中也提到了这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犹太人会自愿被限制、被捕、被驱逐，就算是被杀掉也没有任何反抗？具体来说，为什么14支特遣队中只有一支在临死前起义暴动？就算知道自己时日无多，就算知道继任者们会把自己送入焚尸炉，他们还是没有奋力一搏，而是继续扮演等待被处死的“活死人”。我认为这些问题的答案最好由读者自己去寻找，而不是全部听信沃尔特·拉克（Walter Laquer）的观点。他在达努塔·采奇的著作前言中提道：我们应当牢记大屠杀中的两个完全不同的要素。欧洲的许多犹太人聚集而居，形成了自己的小社会。日耳曼民族里毕竟出现了巴赫、贝多芬、康德、歌德、席勒，试问：这样的民族能“坏”到哪里去？希特勒虽然阴差阳错上了台，但注定会垮台。拉克和其他一些人都提到了下面这件事，在奥斯维辛的另一处集中营里，关押着1.3万多名苏联战俘，他们的体格更加健壮。如果可以的话，他们本应该起义，为自由而战。但是这1.3万多人只有92人活了下来，他们也没有进行暴动。原因很简单，在这场不公平的游戏中，所有集中营的受害者，包括犹太人、吉卜赛人和战俘，在统治者的强权面前都是无能为力的。
保守估计，约有1200万人在纳粹集中营遇难。这其中绝大部分被无情地杀害，也有很多人死于饥饿、病痛或自杀。数目之大令人难以置信。尼斯利博士这部作品的重要性不在于它有多么深刻的见解，而在于它用大量的史实直接呈现下层社会的生活写照。借用布鲁诺·贝特尔海姆的一句话来结束这段文字，“它所讲述的故事虽然骇人听闻，却值得一遍又一遍重提，直到这些故事的意义能够被我们这个时代认可。”
理查德·西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