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这本优秀回忆录的作者是米克洛斯·尼斯利，他于1901年6月17日出生在特兰西瓦尼亚一个名叫萨姆列欧的小镇。当时，特兰西瓦尼亚还属于哈布斯堡帝国治下的匈牙利。在一战即将结束的那段和平时期，萨姆列欧划归罗马尼亚，改名为西姆洛·西尔瓦尼埃。1940年，它又重归匈牙利——当时纳粹德国的盟国。但在二战末期，这座小镇再次回到罗马尼亚。小镇上大部分居民都是罗马尼亚人或匈牙利人，但还有一小群犹太人在此定居，尼斯利一家就属于这个群体。1920年，米克洛斯高中毕业后，就到科洛日瓦（今日罗马尼亚的克卢日－纳波卡）的匈牙利大学城学习医学，随后在德国北部的基尔继续求学。他曾一度因为经济原因放弃学业，但1927年又进入西里西亚的布雷斯劳大学，并于1930年毕业。他长时间在德国学习，所以能够熟练运用德语，后来他也从中受益。

1930年，尼斯利回到家乡瑙吉沃劳德镇（现名奥拉迪亚），开始全科医师的职业生涯。在这之前，他的博士论文就一直专攻法医病理学，主要是从自杀死者的身上寻找死因的相关证据。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他运用这项技能为警方和法院做了大量尸检，成为远近闻名的法医病理学家。他经常受邀前往罗马尼亚的很多地方进行尸检，识别那些不同寻常或颇有争议的死因，积累了宝贵的经验。1937年尼斯利结婚生下一个女儿后，举家搬到罗马尼亚北部的上维谢乌镇（匈牙利语：费尔索维索）。1939年，他曾去美国访问。当时，卡罗尔国王独裁统治下的罗马尼亚排犹氛围日盛一日，他剥夺了超过三分之一的犹太人的公民身份，并使他们丧失了养家糊口的职业。 尼斯利曾慎重考虑过是否移民他国以躲避灾难，但最终他抱着乐观的态度回到国内，继续从事他的职业。从长远来看，这个决定不明智。1940年9月，纳粹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签署协议，决定将北特兰西瓦尼亚从罗马尼亚划给匈牙利（这两个国家都属于轴心国集团）。迫于德国的压力，匈牙利政府通过了一系列排犹法律。尼斯利先是搬到都拉，后又来到塞宾塔（匈牙利语：扎普隆卡），他再次回到北特兰西瓦尼亚。在做全科医师的同时，他继续以法医病理学家的身份为法院和警察提供帮助。那时，匈牙利半数以上的医生都是犹太人，政府也不得不承认犹太人的服务不可或缺。

然而，随着战事的发展，就像欧洲大陆其他很多地方一样，中东欧所有犹太人的境遇日渐危急。1933年，希特勒的纳粹党掌握了德国政权，随即采取各种措施强迫德国犹太人移居国外。纳粹政权将德国一战战败的责任推给犹太人，把他们视为重建帝国之路上的严重威胁。当时，德国人正在缔造强大的国家，想要再次发动征服欧洲的战争。1939年9月，战争最终爆发。德国先是快速攻占了波兰的大部分地区， 1940年又侵入法国和西欧的其它地区。1941年6月，希特勒入侵苏联，占领了波兰的剩余地区、波罗的海诸国、乌克兰、白俄罗斯和俄罗斯的很大一片领土。这些地区犹太人人口众多。当时，在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的领导下，美国开始倾全国之力援助英国和苏联对抗纳粹德国。因此，希特勒愈加深信自己那偏执的幻想：世界犹太人正在敌人背后操纵各种阴谋诡计。纳粹德国针对虚构的阴谋论展开强大的宣传攻势。同时，下令入侵苏联，屠杀共产党人和犹太人。这项命令是由海因里希·希姆莱提议的，他时任警察部门和纳粹党卫军的首脑。希姆莱煽动群众不分青红皂白地屠杀犹太人，无论在哪里发现都格杀勿论。从1941年秋天开始，为加快屠杀进程，他们开始使用毒气车大肆杀戮。在1941年至1942年的冬季，纳粹建造了固定的毒气设施。很快，全欧洲的犹太人都被聚集起来，送往集中营。其中，只有极少数身强力壮或具备一定专业技能的犹太人才被当作奴隶劳工，得以苟活一时。

这些设施中最大的一处是位于奥斯维辛（或称作奥许维茨）的综合集中营。当时的奥斯维辛在上西里西亚东部，靠近德国和波兰的边境线，1939年纳粹德国入侵波兰后被并入第三帝国。1940年，纳粹把旧的劳工营改造成集中营，用来关押波兰的反纳粹分子。随后这里迅速扩展，面积增至40平方公里。1941年秋天，纳粹在这片土地上又建造了一处更大的营地。该营地位于距比克瑙（又名比尔克瑙）的奥斯维辛老营地2公里处。新集中营的主要目的是大规模灭绝犹太人。从1942年3月开始，纳粹通过火车将欧洲各地的犹太人押送到这里，押送的车厢是用来运牲口的，没有暖气，也不供给吃喝。犹太人被卸下后，纳粹就将他们分为有用的和没用的两部分。那些“没用的人”就被送进特别建造的毒气室中杀害。在战争结束时，至少有110万人死于集中营，也可能是150万人，其中大约90%是犹太人。绝大多数人都在从1942年春天至1943年夏天这一年多的时间内遇害。

在这之后，屠杀的速度大大放缓。但最后还发生了一波大规模的杀戮：屠杀匈牙利犹太人。他们在那之前躲过了希特勒的灭绝性驱逐，仍然存活于世。虽然是德国的盟国，但在前奥匈帝国保守的海军上将米克洛斯·霍尔蒂强力独裁统治下，匈牙利一直抵制希特勒试图将大批犹太人交由德国党卫军“重新处置”的要求。所谓重新处置，就是将犹太人转移到奥斯维辛的毒气室杀掉。霍尔蒂和他的政治盟友认为德国的要求侵犯了匈牙利主权。也许，更重要的是，在1943年苏联红军在斯大林格勒重创纳粹德国后，他们日益确信同盟国将最终战胜轴心国，而拒绝交出犹太人有可能赢得同盟国的信任。在苏联红军进入邻国罗马尼亚后，匈牙利背叛德国的迹象日益显露。1944年3月，德国军队占领匈牙利。在推翻霍尔蒂政权后，他们扶植了傀儡政府，并迅速采取各种措施摧毁犹太人在整个国家中的的公民权利和社会地位，为大规模驱逐犹太人做准备。在阿道夫·艾希曼的率领下，一支纳粹党卫军开进匈牙利，着手驱逐行动。艾希曼本人正是“欧洲犹太人最终处置计划”的最高负责人。匈牙利警察把各城镇和村庄的犹太人聚集在一起，关押在营地或犹太人聚居区。从那里，他们再被赶上开往奥斯维辛的火车。匈牙利的犹太人总数近80万人，超过43.7万人被押往奥斯维辛。在到达奥斯维辛的人群中，只有10%的人被认定可以从事体力劳动，其余90%的人都被送往毒气室，遭到杀害。

米克洛斯·尼斯利就是这幸运的百分之十中的一员。1944年5月16日，尼斯利和妻女一同被捕，被送到乌克兰的一个犹太人区。5月22日，他们被装在一列长长的运牲口的火车里，目的地是奥斯维辛。5月27日，他们抵达集中营。 当时尼斯利刚刚40岁出头，身体健康、强壮。于是，他和其他几百名囚犯被送往莫洛维茨附近的一个建筑工地干活，IG法本公司正在那里建造一家生产合成橡胶的工厂。这是一段小插曲，也许为了简化故事内容，他在回忆录中省略了这一部分。5月29日，尼斯利在集中营得到了一个囚犯编号：A－8450。经过两星期的检疫隔离后，他开始在“197号水泥班组”工作。然而，党卫军当局很快就发现他是一名病理学家。6月27日，他和另外两名囚犯被转移到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执行医疗任务。最初，他在集中营第12营区的一个用来验尸的小房间工作。在展现了医疗技能后，7月初他被转移到营地外的新住处，邻近铁路和“卸货坡道”。新来的人正是在这里被决定生与死。大楼内有新建的、设施齐全的医疗中心和解剖室。1943年7月以来，这座大楼就被称为“1号火葬场”。这是一处综合设施，里面有一间毒气室、一座用来处理尸体的焚尸炉以及其他各类设施，包括特遣队员的生活区和“特殊小组”犹太人囚犯的生活区。他们的工作就是从毒气室把受害者的尸体搬出来，从尸身上收集党卫军想要的东西（如头发和金牙），然后火化尸体、处理骨灰、打扫毒气室，准备再一次使用。有时，他们也不得不和受害人一同进入毒气室，为安慰他们而一直留到最后一分钟。

特遣队员的人数在不同时期各有不同，大约在400人至1000人之间。1944年夏天，随着匈牙利犹太人的到来，特遣队的规模迅速扩大。特遣队员是从新来的人和主营地长期关押的囚犯中挑选出来的，都是身强力壮的男人。由于他们目击了大规模屠杀，最终都难逃被送进毒气室的命运。第1批特遣队员是在1942年12月2日被处理的，1944年至少实施了四批这样的集体屠杀行动，最后一批的时间是11月26日。就在苏联红军进攻前夕，特遣队员还曾帮助党卫军销毁了有关集中营使用毒气杀人的证据。尼斯利记录了至少12批特遣队员的集体记忆，每一批特遣队员都被后继者杀害，当然其中也包括一些个体死亡。当时，特遣队员生病的概率很高：例如在1943年，平均每周就有10个特遣队员被党卫军从1号火葬场的医务室带走杀掉。对任何一种反抗的处罚都非常残忍：拒绝参与就意味着死亡，在很多情况下还要首先经历野蛮的虐待和折磨。

在相对舒适的生活条件下，特遣队员们比其他囚犯更容易密谋逃跑或策划反抗计划，特别是其中有一些人还曾在法国或波兰参加过抵抗运动。1943年的大规模越狱计划由于大量党卫军增援部队的到来而夭折。1944年，在集中营快要走到尽头之时，人们又做了一次尝试，但20名特遣队员最终在储藏室中被党卫军用氰化物毒死。10月7日，另外300名将要被投入毒气室的囚犯再次进行抵抗，他们向党卫军投掷石块和铁条，随后将4号火葬场移为平地。有一些人成功突围，逃到拉杰斯科的农庄。但党卫军发现了隐匿在谷仓里的部分逃亡者，把他们活活烧死。剩下的人则被活捉，最终也难逃一死。集中营的警卫们将机枪对准了火葬场四周的逃亡者。他们杀掉了其中一部分人，而将剩下的人赶到室内。党卫军死了3人，伤了至少12人。在接下来的三天，425名特遣队员死于非命。其中包括一些女性，她们曾将炸药从自己工作的地方偷偷带到营地送给特遣队员。不过，他们中最终有人成功地把一些揭露屠杀过程的照片偷带出去，在临死前交给波兰的地下抵抗组织。尼斯利关于这些事件的记录成功地捕捉到一些要点，但由于他对起义缺乏全局的视角，他的记述就不可避免得存在片面性和令人困惑的地方。然而，鉴于事后有关特遣队的争论，这场起义的意义就非同小可。

在奥斯维辛期间，尼斯利和特遣队员住在一起。很长一段时间内，他的书事实上是有关特遣队员存在和工作的唯一记录。他的职责是为特遣队员提供医疗服务，当然也为火葬场的党卫军士兵提供医疗服务。但他的主要职责是病理学家，对集中营的医生约瑟夫·门格勒负责。门格勒对尼斯利的工作能力很赏识，是他在集中营的靠山和保护者。门格勒生于1911年3月16日，在集中营的幸存者口中，他是个声名狼藉的人物。门格勒负责指挥“筛选”囚犯。他站在铁路卸货坡道那里，制服一尘不染，鞋子闪闪发亮，决定着每个人的生死。但尼斯利是以完全不同的身份与之相遇的，他是门格勒的科学助手。因为约瑟夫·门格勒不仅是党卫军的医生，也是一位医学研究者。他在早前完成的人类学博士论文中研究了四个不同种族的下颌构造。这和他本人利益攸关，因为他的两颗牙齿中间有一条自然形成的裂缝，而且他总共少两颗牙齿。他觉得这可能是由遗传原因导致的。

门格勒的这项研究引起了一位德国顶尖科学家的注意，他就是奥特马·冯·傅舒尔男爵。 傅舒尔的职业生涯生动地诠释了在纳粹当政前后医学、种族和政治之间的纠葛。傅舒尔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曾是一名中尉军官。在大战临近结束的时候，他加入了一个反犹太人的学生兄弟会组织，并曾参与1920年那次臭名昭著的针对假想的共产党叛乱分子的大屠杀。从医学系毕业后，傅舒尔专门研究遗传学，主要对双胞胎进行比较研究。他出版了大量科学著作，顺理成章地获得了法兰克福大学的教授职位。在那里，他牵头成立了一个新研究所，主要研究种族卫生学。从1935年开始，纳粹政权设立了很多同类研究所。1942年，傅舒尔成为威廉二世皇家人类学、遗传学和优生学研究所的负责人。这个坐落于柏林的研究所久负盛名，是威廉二世皇家学会（1945年之后更名为马克斯·普朗克学会）支持的众多科学研究中心之一，拥有充沛的资金。 按照今天的标准来说，这是一家主流科研机构：研究所曾一度接受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很多国际会议邀请傅舒尔参加，他的研究成果被国际科学出版物广泛转引。然而，傅舒尔在骨子里反对犹太人。他曾在1944年提出：“政治上的当务之急是寻求从整体上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新方案。”

在傅舒尔履职柏林前很久，他就把门格勒招入麾下。傅舒尔同意指导门格勒的医学博士论文，后者最终于1938年获得博士学位。门格勒的论文是关于牙齿和上鄂的畸形问题，这令他惴惴不安，经常联想到其他遗传畸型疾病，例如侏儒症。然而，战争爆发后门格勒不得不中断研究。从1937年以来，他就是纳粹党员。1940年，他应征入伍，主动提出为武装党卫军提供医疗服务。到奥斯维辛后，他担任了党卫军一级突击中队队长一职，大概相当于“上尉”（根据职位规定，他只能佩戴银色肩章，而不是尼斯利在回忆录第2页误记的金色肩章）。 在此之前，他曾于1941年至1942年间在苏德战场上服役，因为将两名德国士兵从熊熊燃烧的坦克中拖出来而获得十字勋章，荣立一等功。他随后在战役中负伤，病退回到柏林。在那里，他再一次遇到傅舒尔，并继续完成他的教授资格论文，那是他获得的第二个博士学位，也是谋取德国大学教职的先决条件。作为傅舒尔的学生和助手，门格勒是声名显赫的科学研究团队中不可缺少的一员。但作为一名党卫军官，他也需要奉命行事。1943年5月，他来到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成为吉普赛人营区的一名医疗军官。1944年8月1日，他成为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的首席医疗军官。

门格勒依然执着他的论文研究。当看到那些双胞胎时，他很快意识到集中营的工作为他的研究项目提供了非常理想的条件。一般说来，他的导师傅舒尔专攻的双胞胎研究面临很大的困难，那就是双胞胎事实上不会同时离世。但在集中营里，门格勒可以确保双胞胎同时死亡。而且，他通常会把那些从卸货坡道筛选出来的双胞胎安排在营地内的一块特殊区域生活，拿他们做实验。实验很痛苦，有时甚至会致命，而实验的副作用则包括致聋等严重后果。后来，这项研究被证实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他事实上无法辨认出一对双胞胎是否完全相同。有的时候，两个年龄和外貎看起来差不多，但实际上是兄弟姐妹的人会被他误认为双胞胎。 门格勒也参与了其他实验，如向傅舒尔提供“眼球异色”（指两只眼睛呈现不同的颜色）囚犯的眼球；只要发现这样的情况，他就马上将其处死。有时，他的囚犯助理会把两只来自不同囚犯的颜色不同的眼球包得紧紧的交给他，但却没有告诉他实情。门格勒还尝试针对坏疽性口炎的多种治疗方法，这种疾病是由严重的营养失调引起的，会造成面部剧痛。他研究的目的只是为了完成报告，而不是治疗患者，即使治疗取得了成功。一旦证明了他的观点，治疗就会被终止。另一项实验是向囚犯的眼球内注射染料，试图改变眼球的颜色。这一过程不但非常疼痛，会造成伤害，而且从科学角度来说也没有意义。

门格勒的实验严重违反了医学和临床研究中普遍接受的道德标准。无论是门格勒，还是他的导师傅舒尔，亦或是人数众多的医学研究者们，他们都未经集中营囚犯的同意而把他们当作实验品。这些人是在纳粹的胁迫、甚至鼓励下才这样做的。相反，他们无视囚犯的人格尊严，根本不把他们看作人类。因此，在利益面前，他们不会因给囚犯带来极度痛苦、甚至死亡而感到良心的谴责。门格勒和其他大多数研究人员有两点区别：首先，他只想进行纯科学研究，而不去实际应用。他不像其他集中营管理者那样对囚犯采取高温高压和冷水浸泡等手段，以模拟战争实效。其次，其他实验常常导致受试者死亡，而门格勒则是故意杀死囚犯，以便在他们的尸体上进行所谓的科学研究。他还会挖出囚犯的眼球，用来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因为他的研究需要与囚犯医生合作开展，而这些人非常害怕因做错事而招来杀身之祸，这就导致他们通过伪造和欺骗来掩盖自己的错误。在通常情况下，自由的研究者会如实记录下研究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就像尼斯利认识的其他纳粹德国的医学科学家一样，门格勒与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签订了灵魂契约，这最终会摧毁研究的科学有效性，也违背了他们发誓要遵守的每一条道德守则。 作为一名病理学家，米克洛斯·尼斯利的工作是解剖尸体，而这些死尸都是在集中营死去或是被门格勒下令杀死的。他自己并没有参与屠杀，也没有被命令参加那些违背伦理道德的医学实验。但作为一名技艺娴熟的法医病理学家，他知道有一些尸体是刚刚被门格勒下令杀死的，如同他在回忆录中牵动人心的一章中所描述的那样。作为奥斯维辛的一名犹太人囚犯，他知道如果胆敢批评或置疑，就会丧失生命。在回忆录中，尼斯利有关与门格勒关系的描述显示了他如何小心翼翼行事，如何避免逾越囚犯身份，如何努力维护医生伦理。换句话说，“以一名医生身份”写作，就是作为一个不带情感的医学观察者。这或许会使他超脱那些他所描述的令人麻木的恐怖事件。这本回忆录的临床医学特性和事实性本质恰恰是它的价值所在。道德说教和事后谴责都于事无补。在回忆录中，他曾不止一次描述了克服恐惧的艰难。在很多时刻，这些实验工作都违背尼斯利本人的意志，令他厌恶门格勒。这些时刻更加震撼人心，因为它们太稀少了。

在战争的最后阶段，随着苏联红军从东方而来，门格勒在奥斯维辛的工作才告一段落。到其他集中营工作后，他又加入了一个军事医疗小组。在战争结束时，这个小组的人员被美国军人俘虏。门格勒编造了假名字，转入地下，在巴伐利亚州当起了农场工人。1949年，像很多人一样，他在提洛尔走私者的帮助下逃过阿尔卑斯山，在亲纳粹的南提洛尔地区（今天位于意大利北部）获得了一本假护照。 凭借这本假护照，门格勒从热那亚的红十字会获得旅游签证，随红十字会来到阿根廷。在那里，他又开始行医为生。由于做了太多非法堕胎手术，很快吸引了警方的注意。1962年，阿道夫·艾希曼在阿根廷被绑架偷运出国，在以色列接受审判，并被处以绞刑。在这之后，门格勒逃往巴拉圭，当时那里正处于亲纳粹的独裁者阿尔弗雷多·史托斯纳尔统治下。再之后，他又来到巴西的一个偏远地区，在那里遇到了自己的儿子罗尔夫。罗尔夫对他的父亲一无所知。门格勒曾告诉他：“我一生未曾亲自伤害过任何人”。两年后，也就是1979年2月7日，他在海里游泳时溺亡，也许是因为中风。1985年，他的墓地被找到，尸骨被重新掘出。1992年，他的身份得到DNA测试的确认。

在尼斯利回忆录中，他还提到一些党卫军军官或合作者。其中一人是泽农·森特凯勒博士，他是波兰籍的囚犯医生，负责集中营的医疗服务。森特凯勒因为经常殴打囚犯而臭名远扬，其他囚犯医生都认为他已经精神错乱。他是战后唯一一名受审的囚犯医生，在那之后他的命运就晦暗不清了。 弗里茨·克莱恩是集中营的一名医生，既负责医学实验，也负责从卸货坡道上筛选囚犯。1944年末，他被任命为德国北部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的首席医疗军官，因此应对集中营的生活环境负主要责任。当英国军队到达时，发现那里的生存条件令人发指。他和其他军官因此都被起诉。法庭宣判克莱恩死刑，他并没有上诉。按照律师的说法，克莱恩称屠杀犹太人的经历“使他无法再活下去”。前集中营的军官表露懊悔之情非常罕见，他就是其中的一人。1945年12月12日，克莱恩被执行绞刑。 二级小队队长莫勒是在第13章中首次提到的那个极度凶残的党卫队军官，原型实际上是党卫军一级突击中队队长奥托·莫尔。他在集中营的各个岗位都显露出才干，从1944年5月起成为奥斯维辛火葬场的负责人。莫尔曾带领集中营的囚犯从格莱维茨附近的奥斯维辛行军到巴伐利亚州的达豪集中营，后来被美国军队俘获。1945年12月13日，莫尔在达豪的战争罪法庭接受审判，被判处死刑，于1946年5月28日执行。 二级小队队长莫斯菲尔德（实际上是埃里希·莫斯菲尔德）是特遣队的负责人，他也被美军逮捕。1947年1月23日，他经审判后被处以终身监禁。之后，他被引渡到波兰。因为按照规定，战犯必须在他犯下罪行的国家接受审判。在对门格勒博士的罪行作证后，莫斯福尔德在1947年12月22日被波兰克拉科夫的一个法庭判处死刑，于1948年1月28日执行。

囚犯的命运截然不同。当苏联红军攻近的时候，党卫军竭尽所能地摧毁了集中营。1945年1月19日，他们带领大约5.8万名囚犯离开集中营，向西强行军，只留下了7000多名老弱病残的囚犯。有一些特遣队劳工趁乱成功逃脱。在强行军中，有很多人死于半路，还有人被党卫军射杀。尽管如此，仍有4.3万名囚犯最终到达西部的另一处集中营。这些人国籍不同，绝大多数都是奴隶劳工。 尼斯利就在其中，他跟随队伍，时而步行，时而乘坐火车，于1945年1月25日到达奥地利的一座集中营——毛特豪森集中营。1月29日，他又被转移到多瑙河畔的梅尔克修道院附近的一个附属集中营。最后，于4月7日到达上奥地利州的艾本塞劳动营。5月6日，美国军队解放了这座劳动营。两天之后，战争结束了。在整个过程中，党卫军不断用各种野蛮手段对付囚犯，直到最后时刻，其中就包括残忍的点名制度。与此同时，尼斯利的妻女被带到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她们在那里获得解放，随后回到家乡奥拉迪亚。一家团聚后，尼斯利重操旧业，又做起了医生，但没有再当病理学家。奥斯维辛的经历已经让他受够了。

战争结束后，当协约国开始追究那些仍然活着的纳粹战犯时，尼斯利表示愿意做目击证人。这些战犯包括IG法本公司的官员和集中营的医生。1947年9月，他前往纽伦堡。在那里，他宣读了证言。10月8日，他又签署了宣誓书。尼斯利的证词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证据，这些证据涉及用毒气屠杀囚犯，虐待体弱多病的囚犯，以及门格勒的人体实验等。这些证词被报纸连续刊登，并被冠以“我是纽伦堡的证人”这样的标题。 但这并不是他第一次描述在奥斯维辛的经历。在战争结束后，他一回到家就开始记录自己的故事，并于1946年3月完成。同年，他的回忆录在罗马尼亚出版。次年，出版了匈牙利语译本，书名是“我是门格勒博士在奥斯维辛的病理学家”。这本书随后被译成多种语言。1960年，这本书在英国上市，是再版的版本。如今，尼斯利已不在人世，他于1956年5月5日死于心脏病发作。

尼斯利回忆录的英文版出版于1960年，由布鲁诺·贝特尔海姆作序，序言在这一版也予以重印（作为序三）。贝特尔海姆既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研究纳粹时代的专家，但他亲身经历过纳粹主义的恐怖。1903年8月28日，他出生于奥地利的犹太人家庭，曾在维也纳学习哲学和艺术史。大约在1936年至1937年间，他开始跟随理查德·斯特巴学习有关精神分析理论的课程。后者是西格蒙德·弗洛依德的门徒，对艺术和艺术家的精神分析兴趣浓厚。 1938年3月，纳粹入侵奥地利，国民中的绝大部分人都赞同将这个阿尔卑斯山下的小国并入第三帝国。入侵之后，由奥地利纳粹分子及其支持者领导的反犹太人暴力行动随之兴起，很多人遭到逮捕。作为纳粹的对手，贝特尔海姆也在其中，1938年5月28日，他被盖世太保抓获，送进达豪集中营。6月3日，他到达集中营，被分类为政治犯和犹太人。一路上，他都遭到党卫军的殴打，在残忍的折磨下苟活下来。9月23日，他又被送到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根据后来撰写的回忆录，贝特尔海姆在那里遭受到了更粗暴地虐待，他只有把自己与那个环绕身边的恐怖世界分离开来，假装一切只是一场恶梦。事实上，在记录集中营的经历时，他甚至使用第三人称提到自己。

在纽约朋友的担保下，贝特尔海姆于1939年5月11日来到纽约。在余生中，他一直试图用被纳粹监禁的经历来描述对极权主义、专制主义及人类变态行为的理解。他最有名的一本书是1960年出版的《被启示的心灵》，书中详细分析了他在达豪集中营和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那段岁月。与此同时，他在其他的作品中也运用弗洛依德的思想去讨论儿童发育，特别是儿童的自闭症现象。他把这种状况与集中营囚犯的状况联系在了一起。贝特尔海姆经营了一所为有心理问题的儿童开办的学校，他的自闭症理论曾广泛影响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人。他将问题归结于孩子的生活环境，比如母亲的冷漠和父亲的失责，但现在已很少有人再坚持这个理论。在妻子去世后，贝特尔海姆也因中风而身体残疾，智力也受到损害。1990年，他把塑料袋套在头上自杀了。贝特尔海姆的思想遗产存在很大争议。他以前的学生曾起诉学校，指控学校的教师广泛存在恃强凌弱和体罚学生的行为，而国际精神分析学界对其方法的有效性也一直存有争议。

贝特尔海姆为米克洛斯·尼斯利回忆录撰写的序言体现了两点：一是认为作者有关集中营经历的回忆存在很多问题；二则与当时的时代氛围有关。他的很多观点都很牵强，其中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关于犹太人的判断。他认为，欧洲犹太人之所以没有与命运抗争，是因为他们被一种集体的“死亡本能”支配。相信弗洛依德学说的人可能会认为这种“死亡本能”使贝特尔海姆抑郁症反复发作，最终导致他在1990年选择自杀。但这个概念没有任何医学或心理学基础，纯粹是弗洛依德式推测的产物。那些死去的犹太人有可能采用贝特尔海姆的办法，佯装这一切都是虚构的；但他们也肯定知道抵抗就意味着死亡，尼斯利在书中对这一点解释得很清楚。

在回顾历史时，贝特尔海姆认为，欧洲的犹太人本可以反抗党卫军。他们之所以没有这样做原因很多：犹太人缺乏宗教、政治及社会团结；他们对身处环境的严重性认识不足；他们缺乏武器弹药；在经历了长时间的折磨、侮辱、暴力及失去家庭和财产后，他们自甘堕落；他们营养不良、身体虚弱，在去集中营的路上缺医少药。一些人的宗教信仰就是忍受痛苦，而另一些人则害怕反抗行为会招致残酷的报复，这些通常都很合理。贝特尔海姆的苛评显示出他对实际状况一无所知。然而，这不仅仅是道德傲慢的产物，也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人们在纽伦堡审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处于沉默状态。在那之后，公众才又一次对纳粹屠杀犹太人的那段历史进行讨论。

贝特尔海姆把对这个问题的想法写进了尼斯利的回忆录和其他出版的文章中，这个观点是在他1960年阅读了《安妮日记》之后首次提出的。那本书记录了一个德国犹太人家庭的生活，他们躲藏在纳粹占领下的阿姆斯特丹。贝特尔海姆觉得他们应该买一把枪，在警察搜查时就开枪射击。这种英雄式的自我牺牲是不切实际的，它本身就代表着某种死亡的意愿。然而更普遍的观点是，1960年在耶路撒冷对阿道夫·艾希曼的审判触发了这一历史性回忆，那时他刚从阿根廷被绑架到以色列。随着大量幸存者在证人席说出了他们在奥斯维辛和其他地方的经历，大屠杀才第一次作为特殊的犹太人事件暴露在世人面前。与看起来无穷无尽的犹太人幸存者提供目击证明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法国和其他被占的欧洲国家则开展了广泛的庆祝活动，这些地方的全国性反纳粹行动成了毋庸置疑的神话。德国犹太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在她著名的作品《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中描述了审判过程，她在作品中因推测称犹太人是“温顺地来到坟墓”而招致犹太人组织的严厉批评。但实际上，她辩解道，犹太人没有反抗无可厚非；在任何残忍的极权统治下，不反抗都是不可避免的。艾希曼一案的检察官曾一而再、再而三地询问那些目击者他们没有反抗的事实。但阿伦特却说，这只不过表示他从未理解犹太人在野蛮、恐怖的统治下根本无法反抗。她认为，这样的置疑也许只是一种宣传，是想把以色列人所谓的自信的英雄主义和离散犹太人的“温柔顺从”进行比较。

1961年，奥地利裔的美国学者拉乌尔·希尔伯格发表了大部头的实证主义著作《欧洲犹太人的毁灭》，其中也描述了犹太人放弃反抗的事实，并通过阐述犹太人特有的死亡意愿来呼应贝特尔海姆。这样的观点令阿伦特所不齿，她以普遍存在的极权主义下的群体性被动作为回应。“贝特尔海姆先生”，她曾写道，“你所谓的犹太人问题找错了地方。” 然而，这三位作家又被一个更有争议的论点联系在一起，即所谓的犹太人领袖的合作问题，尤其是纳粹在华沙的犹太人区等地方建立的“犹太人委员会”。阿伦特独特的论断引发了学术研究的风潮，随后的研究更细化，方向更多元。但关于犹太人、至少是一部分犹太人在毁灭的过程中与凶手进行合作的观点在60年代初虽然饱受争议，但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一观点主导了贝特尔海姆对米克洛斯·尼斯利在奥斯维辛特遣队中行为的评价。

在《被启示的心灵》一书中，贝特尔海姆认为米克洛斯·尼斯利和安妮·弗兰克的父亲奥托不同。奥托只听从自己的内心，以及他对家庭的爱，而拒绝听从理性的劝说（换句话说，如果他进行反抗，而不只是逃避现实，他们全家都得死），而尼斯利则把理智摆在前面，将自己包裹在病理学专家的外壳内，排除那些心知肚明的事情，也就是当时他正在做错事的想法。“他考虑怎样才能活下来？借助他引以为傲的专业技能，而不考虑这种技能会带来什么后果”。贝特尔海姆指责他成为了“参与者和党卫军罪行的同谋”。 然而事实上，贝特尔海姆对这两本书中的看法都是错误的。奥托·弗兰克实际上带着全家来到中立国荷兰，目的就是逃离德国的迫害，但事态发展难以预料，德国随后就侵入了荷兰。如果让时间回转，让他放弃隐藏全家而存活下去的希望，去做自杀式的牺牲行为，是愚蠢可笑的。同样，尼斯利事实上从未像贝特尔海姆所说的那样自愿帮助门格勒：他没有选择。他也没有参与门格勒的那些残忍的实验，他只是处理实验的结果。此外，在将人种学、生物学和人类学研究所描述成“第三帝国最具资质的医学中心”的时候，尼斯利也并未像贝特尔海姆说的那样是“愚弄自己”。相反，他只是表达一种广泛接受的、实际上是国际通行的关于科学合法性的观点。

贝特尔海姆的观点在美国出版界引起很大争议，这不足为奇。亚历山大·多纳特曾被关押在马伊达内克的集中营和灭绝营，作为一名评论家，他这样写到；“贝特尔海姆是在芝加哥的温柔乡中臆想希特勒的殉难者是英雄还是胆小鬼”。他也许在大屠杀中失去了很多家人，但他在把自己的思想建立在达豪集中营和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经历时，多纳德又写到：“他忘记了，与后期的集中营相比，1938年的集中营就像个避暑盛地。”多纳特曾参加过策划华沙犹太人区起义的犹太人军事组织。整个组织只有六把左轮手枪，而这还是通过波兰的地下组织用六个月时间收集起来的。贝特尔海姆怎能轻易苛责奥托·弗兰克没有搞一把手枪呢？贝特尔海姆已经逃离集中营，在美国开始了新生活。他怎么敢对那些没有享受如此奢侈生活的人进行道德审判呢？贝特尔海姆不相信任何偶发事件；那些没逃出来的人是因为他们遭遇了一系列不幸，他们的失败并不是因为他们不想逃跑。“不惜一切代价寻求事件的意义，有些事件简直超出了人类的理解能力”，贝特尔海姆的传记作者这样写道，“你可能发现，自己主张的真理是无法自己证明的。”

后来，贝特尔海姆把他关于尼斯利、安妮·弗兰克和集中营犹太人的结论当作对现在和未来几代犹太人的警示，意在让他们在面对歧视时就积极抵抗，这个劝诫本身就有问题。与此同时，他也许得在不断回顾中直面自己的内疚，因为他也未曾逃脱被抓和坐牢的命运。 最后，与一位匈牙利病理学家对奥斯维辛经历的全面评价相比，贝特尔海姆的反应更多是为了驱除自己的心魔。读者必须自己判断：尼斯利是一个作恶而不自知的人？还是一个怯懦而不抵抗的人？或者，他在追随犹太人历史学家西蒙·杜布诺夫的教导。当1941年杜布诺夫在里加被执行死刑的时候，他向犹太同胞们说道：“人们，不要忘记，要大声说出来，把一切都记录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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