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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三天里，我没有任何任务。我继续享受给医生分配的口粮，但我把大量的时间花在无聊的事情上，要么就是躺在床上伸直手脚，要么就是坐在离F营不太远的体育场的看台上。没错，就算是奥斯维辛也有体育场。但它只提供给第三帝国的日耳曼囚犯使用，他们在营地的不同部门中担任办事员的职务。
到了周日，体育场就会成为开展各类体育活动的娱乐中心，但在平时，这里几乎没什么人，空旷安静。一道铁丝网将体育场与1号焚尸场分隔开来。我急切地想知道，在高大的烟囱附近到底发生着什么，那里的火焰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我坐的地方一般看不到什么。接近铁丝网的主意也不太明智，瞭望塔上的机枪手会在有人无意走入禁区的时候毫无警告地开枪射击。
不过，我看到有一队穿着便装的人在焚尸场的院子里列队集合，就站在那座红砖建筑物前，大概有200个人，一个党卫军警卫站在他们前面，看起来像是在点名。我猜，这应该是日间执勤队在替换夜间执勤队。因为一个囚友告诉我说，焚尸场是24小时运转的，他还告诉我说，在焚尸场工作的小分队叫做特别派遣队，其含义就是做着特别工作的派遣人员而已。
他们好吃好喝，穿着便装而不是囚服。他们不可以离开焚尸场的地界，每隔四个月，当他们已经对这个地方非常熟悉，并且享受到一切特权之后，他们就被屠杀了。从集中营建立到现在，所有特遣队员的命运都是一样的，这就是为何这么多年来，这座集中营里发生的事情从来没有外泄的原因。
我返回12营区的时候，门格勒博士刚到。他驱车到来，营地的警卫列队欢迎，他把我叫过去，然后示意我上了他的汽车。这次没有警卫跟着我们，我还没有来得及和我的同事打个招呼，我们就离开了营区。汽车停在营地指挥部前，他让森特·凯勒博士把我的档案卡拿出来，接着汽车又行驶在崎岖不平的道路上。
大概12分钟之后，我们穿过了铁丝网围起来的大迷宫，然后驶进了一扇戒备森严的大门，也就是从一个营地驶进了另一个营地。直到这个时候，我才知道这个集中营的规模多么庞大，范围多么广阔。几乎没人能有机会察觉这件事情，因为绝大部分人就死在他们被送进来的营地里，再没有出去的机会。后来我才知道，在特定的时期，奥斯维辛集中营密封的铁丝网里关押了超过10万人。
门格勒博士突然打断了我的沉思，头也不回地说：“我带你来的地方不是疗养院，但你会发现这儿的情况也不算太糟糕。”
我们离开营地，绕着犹太营卸货坡道开了大约300米远。在铁丝网围墙的保护下，一扇防弹钢板大门在警卫的身后缓缓打开，我们开了进去。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宽大的院子，地上覆盖着青草。碎石小径与松树的树荫将这里掩映得非常惬意。但就是在这个地方，在院子的尽头，矗立着巨大的红砖砌成的建筑物，耸立着冒着火舌的烟囱。我们身处焚尸场中，面前是营地的数座焚尸炉之一。我们还坐在车里，一个党卫军跑过来，向门格勒博士敬礼。然后我们继续前行，穿过整个院子，开进了焚尸场的大门。
“房间是否准备好了？”门格勒博士问警卫。
“是的！长官！”那名警卫回答道。
在门格勒博士的带领下，我们向那间房间走去。
刚才提到的那间屋子的四壁刚刚被粉刷完毕，阳光透过一扇巨大的窗户，将屋内照得亮亮堂堂的，但窗户却装上了防护栏。在看过营地的简陋之后，这里的装修使我大吃一惊。一张白色的床，一个白色的壁橱，一张巨大的桌子和几把椅子。桌子上铺着红色天鹅绒的桌布。水泥地板上铺着质地精良的地毯。我脑中突然有了这样的景象：特遣队员们粉刷了墙壁，然后摆放好之前由护卫队送来的桌椅家具。我与门格勒博士一同穿过一条漆黑的走廊，来到另一个房间。这是一间明亮的现代化的解剖室，墙壁上有两扇明亮的窗户。红色的水泥地板正中央是一个水泥基座，上面安放着用磨光的大理石制成的解剖台，旁边配备了几个排水槽。在解剖台的尾端安装了一个清理池，镀镍的水龙头散发着银色的光芒。在墙边，还有三个陶瓷的水槽。墙壁被粉刷成浅绿色，窗户同样安装着防护栏，而且覆盖着一层金属网，以阻挡苍蝇、蚊子等飞虫。
我们离开解剖室后又到了另一个房间，工作室。那儿有豪华的椅子和装饰画。在房间的正中，有一张盖着绿色桌布的大桌子，周围环绕着几把舒适的扶手椅，桌上还有三台显微镜。房间的一角开辟成藏书丰富的书室，摆放着最新版本的书籍。房间的另一角则是一个柜橱，里面整齐地存放着白色的工作服、围裙、毛巾和橡胶手套。简而言之，这里是任何一座大城市病理学研究所的翻版。
我看着这一切，由于害怕而感到浑身无力。在我刚才经过大门的时候，我就意识到，我已经走在了死亡的路上，一条很长的死亡之路将引领我走向地狱。我感到我已经迷失了。
现在我明白了发给我便装的含义，这是特遣队的制服，一支由“活死人”组成的特遣队！
我的首领准备离开了，他安排警卫尽可能满足我的要求，前提是在“实验”需要的情况下。整个焚尸场的党卫军对我没有任何管理权。厨房必须为我专门准备食物，我可以从党卫军仓库领取亚麻的换洗衣物。我还有权使用指挥部大楼里专为党卫军理发的地方清理头发和胡须。我也不需要参加每天早晚的点名。
我除了在实验室与解剖室工作外，还需要负责焚尸场全体人员的医疗工作，这包括大约120名党卫军以及860名特遣队囚犯。药品、医疗器械、医用敷料都由我来安排使用，数量充足。因此，为了让他们能够得到良好的医学照料，我需要每天前往焚尸场“看望”各种病患，有的时候需要一天查看两次。在早晨7点至晚上7点之间，我需要奔走于四座焚尸炉之间。我每天得写一份报告，向党卫军指挥官和特遣队二级小队长墨斯菲尔德汇报每天的生病人数、卧床不起的人数以及紧急救护的人数。
在听到我的职责与权利的时候，我几乎瘫痪了。在这种情况下，我恐怕是集中营里最重要的角色了吧，要是我不在特遣队就好了，要是这一切都没有发生在“1号焚尸场”就好了。
门格勒博士不辞而别。无论一个党卫军官或士兵的职位有多低，他都不需要向一个集中营囚犯打招呼。我锁上解剖室的门后离开了那里，从现在起，这里就是我的地盘了。
我返回自己的房间，坐了下来，想要理清我的思路。这一点也不容易。我从很久以前开始回想。我在家中无拘无束的景象又浮现在我的眼前。我能看到整洁的小房子，洒满阳光的阳台与宜人的房间，在那里，我曾在我的病人身上花了很长的时间，努力医治他们，在得知我能够为他们带来舒适和力量之后，我备感欣慰。在那里，我也与我的家人度过了幸福的时光。
我已经与他们分开一周多的时间了。他们去哪儿了？是不是迷失在这座巨大的集中营中，无名无姓，像其他人一样被这个地狱吞噬了？我的女儿是不是还和我的妻子在一起，还是她们也已经分离？我的父母又怎么样了？我曾想给他们一个幸福的晚年。我的亲妹妹又在哪里？在我们的父亲生病的时候，我曾像对待自己的女儿一般照料她。那些照顾他们、帮助他们的日子虽然愉快，但却一去不复返了。我对他们的命运没有丝毫怀疑。回想起开往奥斯维辛的四十辆车，他们当然就在其中一个车厢里，停在装卸犹太人的站台。门格勒博士随便挥了挥手，我的父母就被分到左边一列，我妹妹也被分在那一列，即使她被命令站到右边去，她可能也会跪着乞求能够回到我们的母亲身边。这样，她就会如愿以偿，用眼眶中的泪水表示感激。
我到来的消息像是野火般迅速传遍了整个焚尸场，被分配在这里的党卫军和特遣队员们都来拜访我。最初来的是两个党卫军士官，他们个子非常高，样子看起来很好斗。我知道我所表现出来的态度会左右他们以后对我的态度。我回想起门格勒博士走时交代的话：我只对他负责。因此，我把这次拜访当做一次出于礼貌的私人会晤，所以我没站起身来立正迎接。我和他们打了招呼并请他们坐下。
他们在房间的中间停了下来，然后上上下下地打量我。我感觉到这一刻的重要性，这将是我留给他们的第一印象。对我来说，我刚才的行为举止是礼貌的，他们僵硬的面部肌肉微微有些放松，然后他们漫不经心地坐了下来。
我们聊天的范围极其有限。我此行如何？我在集中营里的任务是什么？这些问题他们都不能问，因为答案会让他们感到窘迫，而政治、战争和集中营中的情况则是我不能开口询问的。不过，我倒没怎么觉得困扰，因为我在战前的德国待了这么多年，积累了大量的谈资。他们一定会惊异我的德语说得这么好，或者至少注意到我比他们更加有礼貌。我很快就意识到，虽然他们在我面前极力掩饰，但我的一些表达是他们没办法理解的。我非常了解他们的国家，懂得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他们生活的家园，懂得他们的宗教信仰和道德理念。所以聊天对我来说不算太困难。我有一种感觉，这次测试我也通过了，因为他们离开的时候带着笑容。
又有拜访者来到了，这次来的人穿着便装，胡子刮得很干净，衣着也比较时髦，是一名囚警总管
和他的两个手下。这次仍然是一次礼节性的拜访。我了解到他们就是帮我准备房间的人。他们听说我到了，所以过来邀请我一起吃晚饭，见一见其他的特遣队员。
实际上，马上也到晚餐时间了。我跟着他们到了这栋建筑二楼的一间屋子。他们就居住在这里，沿着两边的墙壁排列着舒适的铺位。床是木头的，未上漆，但床上铺的却是丝制床罩，摆放着绣花枕头，闪闪发亮。这些绚丽、昂贵的床上用品与这里的氛围完全不协调。这些东西应该不是给这儿准备的，而是由之前的特遣队员带过来的。特遣队有特权从仓库领取并使用这些物品。
整个房间都被笼罩在耀眼的光芒中，在这里，他们没必要像营房那样节约用电，两排床铺的中间留出了过道。只有一半的特遣队员在屋里活动，另一半大约100多人夜班当值，他们绝大部分在睡觉，其他没睡觉的，也正在读书。这里有很多书，我们犹太民族的确喜欢读书。每个囚犯都会带几本书进来，书的数量和种类取决于他的智力水平和受教育程度。带书进来并且可以读书是特遣队员的另一项特权。在集中营里，如果有人被抓到读书可被判罚20天的单独监禁，就是关在一个刚好容纳一个人站进去的岗亭里。当然，前提是之前的杖刑还没有使他丧生。
让我们为之一振的是面前这张铺着厚厚丝制锦缎台布的桌子，精工细制的瓷盘，还有很多曾属于被驱逐者的银制器具。桌子上堆满了各种各样精致的盘子，盘子里装着所有被驱逐者带进来的好东西，各种腌肉、培根、果冻、好几种意大利香肠、蛋糕和巧克力。通过食物上的标签，我注意到这些食物原本属于匈牙利的被驱逐者。那些易变质的食物在其所有者死了之后就自然而然地留给了仍然活着的继任者，这便是特遣队队员。
围绕桌子而坐的是囚警总管、工程师、司机首领、特遣队长、“拔牙特遣队”以及黄金冶炼工。他们的欢迎使我感到非常亲切。他们把所有的好东西拿出来分享，所有东西都很丰富，因为匈牙利流放者们不断到来，甚至到来的速度不断增长，他们随身带着大量食物。
然而，我却觉得口中的食物难以下咽。倒不是因为食物不好吃，而是因为我无法停止想起与我一同受难的伙伴，来到这里之前，他们也整理和准备了所需物资。他们也曾感到饥饿，但在整个行程之中却一直强忍着没有吃东西，而把仅有的口粮留给他们的父母、孩子以及未来困难的日子。然而，未来困难的日子对他们来说却永远不会到来了，他们的食物现在就摆在我们的餐桌上，焚尸场大堂中的食物一直很丰富。
我喝了一些混有朗姆酒的茶，几杯之后，我放松了下来。脑海里那些折磨我的事情慢慢消散了，我的思维放空了。一股浓浓的暖意浸透了我，酒精的作用如此撩人，像是母亲的手抚摸着我。
我们抽的烟也是“匈牙利进口”的，要知道，在营房里，一支烟与一个面包等值，而在这里，桌子上码放着上千条烟。
我们的交谈越来越投机。波兰人、法国人、希腊人、德国人和意大利人围坐在桌边。因为我们都懂德语，所以德语成了我们的通用语言。在交谈中，我了解了焚尸场的历史。数以万计的囚犯用石块与水泥搭建了这个地方，建成的时候，正是极端寒冷的隆冬时节。每块石头都染上了他们的鲜血。他们夜以继日地劳动，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才按期完成任务。所以，在这座死亡工厂里，建造者们成了第一批受害者。
焚尸场建成已经四年了。无数人被运到这里，从他们爬下车厢的那一刻起，就相当于跨进了焚尸场的大门。现在的特遣队已经是第12特遣队了，我大概了解了之前那些特遣队“统治”时期的英雄事迹。我也不断被提醒一个我已经知道的事实，那就是现在每个特遣队员的寿命最多只能再活四个月。
他们当中如果有人是信仰犹太教的，那么当他们刚刚进入特遣队的时候，就要开始为死亡准备净化仪式了。死亡会准时地光顾他，就如同准时光顾之前所有的特遣队员一样，绝不迟到。
几乎已经到了午夜。围聚在桌前的人已经厌倦了白天的工作与夜晚的酒精。我们的对话变得越来越无趣，一名巡视的党卫军提醒我们，该是睡觉的时间了。我与这些新认识的同伴告别后，回到了我的房间。多亏了朗姆酒和我疲劳的神经，我度过了在这里的安静的第一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