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后,当我的车轮在江汉平原上伴着轰鸣飞驰时,速度头一次达到每小时九十公里,那是迄今为止我最快的时速。过了九省通衢之地,便是如雷贯耳的荆州城。一位读者听说我将路过荆州,恰好他又在老家,便邀我一聚。在将近十天的旅行中,我还没有触及任何一个路过的人的生活。这于我而言是再好不过的调剂。我的身体和精神都需要休息,特别是后者。
按照他发来的地址,顺着318国道,我骑到了一个名叫“唐家岭”的地方。周围是典型的乡村田园景象,油菜已经成熟,正待收割。不一会儿,乡间小路上驶过来一辆快散架的钱江摩托。一个留短寸的小伙子坐在上面,骑姿感人。我正诧异着,他捏了刹车,在我三米前停住:“超哥,我家就在前面,鸡已经杀好了。”
这是我第一次和素昧平生的读者见面。我们之前几乎没有交流过,除了他邀请我来做客时简单聊了下距离、时间和地点。我也挺纳闷,为什么一个陌生人愿意招待另一个陌生人?
“好啊,你带路。”说着我便跨上摩托,但这车太高了,趔趄了一下,几乎倒地。此时不知哪来的一股妖风,将一个塑料袋吹来,恰好缠在我的鞋上,挥之不去。我差劲的技术还不足以展现骑士风采,尴尬地发动摩托,跟着他前行。
读者叫李俊贤。我一直记不住这个名字,直到两天后离开他家时,才备注了他的姓名。没几分钟,就到了李兄家门口——乡下的一栋三层房舍,门口停着挖掘机,周遭相当宽敞。把车停在后院,李叔给我发了根“红金龙”,最地道的湖北烟。
“我这就做饭”,放置好行李后,李兄去厨房忙活了起来,“我妈在外面帮人烧饭去了,在家是我做饭了,不知道你几点到,所以一直没烧。鸡早就杀了,待会儿做个土鸡火锅。”
“我快到了时应该给你发个消息的。”我点燃那根发软的“红金龙”,坐在竹制的小椅子上,有种回家的感觉。趁着李兄做饭的工夫,我和李叔聊了会儿,从庄稼收入到农村副业再到村庄拆迁。当三盘菜上桌时,已是晚上八点。鸡肉火锅、青椒炒腊肉和一盘煮蚕豆。这个时候,主人大都会说些“没什么菜,招待不周”之类的客套话,但李兄在此基础上引申出了另一个境界,他接着说:“平时家里也就是这么吃的。”没有客套,也没有刻意为了面子而去招待,使人轻松愉悦。
李兄是1991年出生的,学中医,从长江大学毕业后便去了广东工作。打拼几年后,最近辞了工作,回老家休整。我很享受和他聊天。通常来说,两个陌生人见面,往往会扯上一些能显示能力的话题,避免暴露自己的弱势,从而获取心理优势。我和李兄虽然相识不过一个小时,却能像老朋友般作倾心的交谈。用他的话说便是:“我觉得人嘛,多一点真诚,少一点套路。”
“其实我挺迷茫的,工作了几年,反而不知道以后怎么发展。”李兄在院子里洗手时说,“还是得稳定下来,不能在外面漂了。”这个时代无数年轻人正在进行相似的抉择,故作深沉的人称为灵与肉,不爱浮夸的人称为漂与稳。
“你有女朋友了吗?”我问他。
“没有,超哥你呢?”
“我也没有啊。”
李兄曾经有一段长达五年的爱情,然后从最熟悉的人到最陌生的人。“可能她现在孩子都能打酱油了吧,”李兄笑笑,“等我在荆州或者武汉找份工作,再娶个老婆,人生也就这样了。你说是吧,超哥?”
找份工作,再娶个老婆,大部分人选择的人生剧本,研究透了,便如同美剧《西部世界》里的接待员。只不过接待员们是被动安排的,人类则是主动选择的。谈及这个话题,总免不了老生常谈。我本想适时打住,但出于对李兄的尊重,索性做一个刚好及格的倾听者。
中医在国内这几年被黑得体无完肤,李兄的工作不好找,工资也不高。李兄说像荆州这种非省会城市,中医院很少公开招聘,一般都是走关系。“我们这边很黑,给多少钱,安排什么工作。二十万元可以在荆州市区医院上班,有编制,明码标价,童叟无欺。”李兄说,“从广州回来就是为了这事。我还没想好,其实二十万元买一份工作是不亏的,但我总觉得这样过一辈子没什么意思。”
我可以随时在身边找到很多个李兄,他们是一张张毫无二致的面孔。显然,从我的角度,李兄不是个有故事的人。后来我无意间在李兄家放杂物的小黑屋里,发现了一大堆书,大都是医学教材,但有一本地理书放在了最中间、最易拿到的位置。书已经很旧了,内容是全球二百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人文地理介绍,扉页上有两个手写的字——“咸鱼”。
“啊,这个啊,以前我的外号就叫咸鱼,”李兄看了眼地理书,带着点戏谑的口气说,“做人没有梦想,和咸鱼有什么区别,你懂的。”
晚饭后,李兄给我腾出了一间房,就在他卧室的隔壁,床垫很软,还有Wi-Fi。“去旅馆住还不如在我家住,”李兄说,“唉,超哥,我发现咱们聊着聊着,都不知道该聊什么了。”我点头表示同意,因为聊得都是现实,而现实的话题最容易打住。李兄也有一辆摩托车,骑得很熟练。当他坐在床边和我聊天时,我开玩笑说不如骑着摩托去环游世界吧,顺便给水深火热的各国老百姓免费看病,开启一位老中医的全球义诊。
这本是一句饭后的玩笑话,李兄却顿时心血来潮,连说“这个可以有”,比如给南美洲贫民窟的孩子们义诊,顺便向全世界传播中医。我便打开谷歌地图,在地图的东边,中北美的南面,有一片被切·格瓦拉点燃的大陆。“是啊,你可以像切·格瓦拉那样,环游南美洲。他当时也是医生,沿途给人治病。你也可以带上药箱,用中国的传统医学,去给拉丁美洲的各国人看病嘛。”
我接着说:“你看,现在中国人相当不自信,对外国人怎么看我们非常敏感,像中医这种传统医学,在国内反而不受待见。我相信,如果你去南美洲义诊,做得好,一定会让人们重新认识中医。”
“这个好啊,我很想这么来一趟。”李兄盯着地图看,眼里放着光,像一条跃出水面的鱼。我愣了一下,仿佛看到了他的初心——学医悬壶济世,而不只是为了毕业后找份工作、娶个老婆。
“超哥,你下次要是去南美洲,就带上我吧。真的,我觉得这个非常有情怀。”李兄有点儿激动,为了表示庄重甚至站了起来。但随即他又像说错了话似的补充了一句:“等我稳定下来,有机会的话……”
大多数人在说“有机会的话”时,其实是在说永远没有机会。那一刻,我和李兄都知道了,他不可能开启环游南美洲的中医义诊。他需要考虑的因素太多,家庭的期待、事业的稳定、婚姻的幸福等,这些可以被统称为所谓的苟且。“我也有过一些梦想,但你知道,现实就是这样的。”平时不抽烟的李兄也点上了一根,笨拙地朝天花板吐出一大口。
也许,每个人都有过仗剑走天涯的梦想,但现实的无奈却也如刀锋般凌厉。自然,这种说辞也成了通用的借口。我倒觉得,李兄之所以无法开启环游南美的旅程,主要是因为他的信念还不足以支配行动。我们习惯于夸大现实的阻力,并借此缓和失落,给妥协以恰当的理由。其实只要稍作努力,看似不可能的事情就会迎来转机。李兄已经工作好几年了,有较为丰富的实践经验,他如果真的前往南美洲,很可能会成为中医传播者。其间需要克服的种种困难,绝不比花二十万元在荆州买一份工作要多,在这个创业大潮风起云涌的时代,其前景则要广阔得多。
“咸鱼”的确耐人寻味。一条从湖里捕捞的鱼分明已经死去,却因为盐避免了腐烂,使它看起来依然活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给自己冠以“咸鱼”的称谓,试图通过自我嘲讽找到安慰。从社会稳定的宏观角度来看,李兄这样的“咸鱼”应当越多越好。但对个体而言,每一个人都会显得平庸、相似,波澜壮阔的人生只会出现在电影里。绝大部分人不同的只是脾气和爱好,而不是鲜明的个性和丰富的创造力。我们时常听说某个残疾人做出连正常人都无法完成的惊天事迹,这说明他有着常人所没有的旺盛生命力,而平庸的本质正在于生命欲望不够澎湃。
我在李兄家待了整整三天,一起游玩荆州城,采摘尚且酸涩的枇杷。我们再也没有谈及关于义诊的话题,好像那次谈话根本没有发生过。但我知道,心里装着两个不同世界的李兄,永远忘不掉地图上的南美洲。因为当咸鱼看到了湖泊,“他的心儿便是把悬挂的琴,轻轻一拨就铮铮有声”。
在我离开荆州时,李兄打算把那本地理书送给我,我没有接受。我希望他把这本书保留着,偶尔翻开南美洲的地图,哪怕只是在想象中去发现安第斯山脉、巴拿马运河、亚马孙平原以及潘帕斯的风吟鸟唱。
李兄注定会选择被他称为“苟且”的生活,它的确是安稳、平庸、没有激情的。但我越来越觉得它适用于李兄的个性,也适用于大多数人。在追求幸福的道路上,一个骨子里热衷安稳的灵魂不该为了追求狂放而去狂放,与之相反,一个天生豪迈的人则不该顺应世俗而冷却热血。我固然希望人与人的差异越大越好,但我更希望每个人都能根据自身的个性,谨慎地选择生活方式。正如叔本华所言:“所以,我们必须选择与我们个性相匹配的地位、职业和生活方式。”
与叔本华的“三分法”(人的个性、人的身外之物、人的外部评价)不同的是,我把人的特质主要分为两个层面——个性和道德。在个性层面,李兄是一条不折不扣的“咸鱼”。至少,那条在想象的世界里褪去了盐的咸鱼,心里曾装着一片生动的水域。他愿意招待我这个陌生人,并称为“情怀”,也会因联想到可以为穷人义诊而振奋不已。
告别荆州时,我终于知道之前那个问题的答案了。为什么一个陌生人愿意招待另一个陌生人?因为这两个有着不同个性、选择不同命运的陌生人,心中都有“义”。在荆楚文化的发源地,在天下之腹,在地理和历史意义上最为接近“义”的城市,遇见李兄,比起看到商人在护城河边建起的八十米高的关公像,更像是来到了荆州。前路漫漫,我得继续出发。李兄们,去做一条有情怀的咸鱼吧,哪怕现实如盐,腌制苟且。
甘肃平凉地区黄土高原风貌,荒凉、赤裸的中国西部呈现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