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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起来走一公里路去吃牛肉面，下午骑摩托车到黄河边转转，晚上则目睹流浪歌手如何引得路人驻足。那是整场旅行中最惬意的时光。兰州就像一首典型的西北民谣，沉重、破败、荒凉，却能让你毫不费力地融入它的浪漫中，仿佛双耳灌入了经年的西风和黄河的水。
日子十分清闲，近乎百无聊赖。幸而阿摇也到了兰州。他背着一把吉他和一个音箱，那架势，像是准备在大西北开一场流浪演唱会。阿摇是我的好友，在我出发之前，他又一次辞职了，因为琴弦不能再继续生锈。近五年来，这个浪漫主义者一直在寻找生活的平衡。他对民谣创作有着狂热的幻梦，想要那些在深夜酒后谱写下的歌曲飘荡在大街小巷，却不得不一次次说服自己以摄影为生。如今，一切因冲动而改变，“民谣之城”兰州便是幻梦开始的地方。
我们毫无悬念地住在了一起。老板得知后索要两倍房费。在我多番交涉之下，他终于看出来我和阿摇都属于典型的无业青年，除了不切实际的理想之外一无所有，只把房费从四十元提到了六十元。我不想过多谈论钱财，但我也无法刻意回避现实，流浪的日子的确是清贫寒酸的。杰弗雷·乔叟曾说：“贫穷之境况，害人真不浅。”我反倒觉得年轻时的贫穷，从长远来看不失为人生乐趣。这自欺欺人的心理暗示，总是给我以莫大的安慰。
实际上，自出发以来我没有任何收入，积蓄一天天减少。旅途之漫长，让我感受到了久违的慌乱。为此，我开始反复做开支计划，比如全程要花掉多少钱，哪些地方可以尽量节省。阿摇和我一样落魄，不过他却有一个街头卖唱计划——流浪歌手在马路边弹奏吉他，琴盒摆在前方，好心的路人经过，随手丢进去一份善意。善意足够多，便可以支撑生存。
在来兰州之前，阿摇已经在大理和昆明的街头唱了半个多月。“唱一晚上，情况好的话，一天的房费、饭钱、烟钱应该没问题，或许还可以买酒喝。”在拥挤的房间里，阿摇摆弄着从大理一路扛过来的弹唱设备，“而且，这种生活才能激发创作灵感。待在屋子里，是写不出来歌的。”
真是个振奋人心的计划。为此，我和阿摇颇为严肃地研究了兰州地图，最终得出结论，中山桥是最好的卖唱场所。那儿有一个黄河边的小公园，傍晚时分人们喜欢沿着河边散步，场地似乎也比较宽敞。我们去实地勘察之后发现，情况比预计的还要好——工作日的下午依然游人如织。
中山桥离招待所有十公里远。我负责骑摩托带阿摇去卖唱地点，唱完后再骑摩托带他回来。第二天下午，我们便兴冲冲地骑了过去。选了一处有树荫遮蔽的栏杆，在旁边摆放好话筒支架、吉他谱支架、音箱、吉他包。阿摇抱着吉他坐在音箱上，咳嗽了几声，便唱了起来。
夕阳西下，我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点燃一支烟，当一个安静的听众。在远离故土的大西北，尽管没有酒，音乐也是慰藉风尘的好东西。
西北偏北，羊马很黑；
你饮酒落泪，把兰州喝醉；
把兰州喝醉，你居无定所；
姓马的母亲在喊你，我的回回，我的心扉。
阿摇沙哑的歌喉唱出一曲《西北偏北》，正好与脚下的兰州以及身后的黄河应景。琴声在飘扬，空气里、阳光中，都是关于新生活的憧憬。人们起初只是投来好奇的眼神，渐渐地，不少人围在了他的身边。几个发型怪异的青年靠着栏杆，探出脖子去看吉他谱上的音符，他们也仿佛有了文艺的气质。
硕大的吉他包敞开，里面横七竖八地躺着几张事先准备好的一元纸币。更多的人只是匆匆路过，一如黄河的水静静流淌。直到半个小时后，一个孩子走过来往里面投了一张纸币，她的母亲在远处微笑。后来，重复这个动作的人越来越多，年轻的情侣、梳着大背头看起来有故事的中年男子、烫了头的时尚阿姨、穿丝袜的妖娆女郎……琴盒里的纸币很快就有了几十张。
阿摇在中山桥边卖唱，引来一伙年轻人围观、喝彩。流浪的民
往往是歌者的一句词触到了听者的心，才有了驻足和赏赐。街头卖唱最大的艺术魅力正在于此。那几十张纸币并不只意味着几十块钱，而是几十个抚摸心灵的瞬间。或许城市里的灵魂更觉孤寂，或者音乐和流浪者的韵味使人暂时忘却了忙碌。大多数打赏者在走路过程中听到歌声，停下来听一会儿，放进一张纸币后继续自己的路。你也可以小坐一会儿，然后拍拍屁股走人。没有门票，也没有收费标准，打赏纯属自愿，就开放性而言，街头艺术更像是真正的艺术。
一曲《再回首》后，我留意到一个发福的中年男人朝阿摇走了过去。他掏出一张二十块的纸币，晃了晃，丢进琴盒里。“给我再唱一遍吧，如果唱得好，我再给你一张。”他的语气里有不容拒绝的强势，阿摇便又唱了一遍，但完全没有了之前的感觉。当歌曲以“只有那无尽的长路伴着我”收尾时，男人没有说话，又丢了张二十块便快速离开了。每一个听者所能听到的，不只是歌曲，还有他的生活惯性以及处世心态。
阿摇一直唱到晚上十点，直到唱不动了，我们才骑摩托回招待所。在那间散发着穷酸味的小黑屋里，阿摇认真地数吉他包里的钱。有几张五块的，中年男人那两张二十块的，还有许多一毛的，最多的是一元纸币。最后，这一晚上一共唱来了一百二十块。
“比大理要好些，”阿摇说，“今天不是周末，人也不多。”旅馆里堆满了行李，我们侧卧在床上，像观赏自己的影子一样看着对方。窗外突然飘起了雨，淅淅沥沥，雨点儿击打在少了一块玻璃的窗户上，让人感觉整个身体彻底放松了。阿摇从包里摸出一瓶“红星”二锅头，他皱着眉头抿了一口，把酒瓶递给我，我摇了摇，也喝了一口。就这样你一口、我一口地喝着，没有人说话，只有辣涩席卷口腔后的爽快。
我想到了那句“你饮酒落泪，把兰州喝醉”，但此刻我们有的是笑容，况且你永远喝不醉兰州，只能喝醉你自己。我们很快就喝完了一瓶，将六十张一元纸币叠得整整齐齐，当作房费给了旅馆老板，老板勉强笑着收下了。我们用剩下的钱出去买了两份炒面、十个肉串、几颗蒜头，以及两包软盒“红梅”。
流浪以令人舒适的方式进行着。每一次卖唱，都让我见到形形色色的灵魂，他们随着琴声飘荡，用一张张纸币作为感谢。一些路人甚至会听上一个小时，等到阿摇休息时，走过去递给他一瓶矿泉水。我们感受着城市的善意，阿摇的歌声里多了些感激的意味。
但卖唱也不都是温馨浪漫的，因为城管是街头艺术的“天敌”。在黄河边唱了三天后，我们就遇到了麻烦。那天是周末，人特别多，琴盒很快就鼓起了一堆纸币，不时会有风把一两张吹到外面，我便小跑过去捡了丢进去。按当前的良好形势，收摊儿时估计会有三百块收入。阿摇卖力地唱着，我知道他的脑子里一半是歌曲的意境，另一半肯定是关于黄河扎啤和烤羊排的幻想，我们垂涎它们已经很久了。这时一个年轻城管径直走了过来，他跟阿摇说了几句话。十秒钟后，阿摇已经开始收拾设备。
“他说你再唱，这些东西全没收了。”阿摇低着头拔下音箱线，场面一度十分尴尬。那天晚上琴盒里只有七十块，我们没有喝酒，烟也只买了一包，没说几句话便蒙头大睡。第二天，我们只好放弃黄河边的这片宝地，继续寻找适合的场地。兰州大学的保安很有包容精神，他甚至对阿摇说，“你放心唱，学生们爱听，我们不会管的。”但后来，大学旁的一家眼镜店投诉了阿摇，老板娘觉得琴声影响了她的生意。于是我们不停地换地方，越换越偏僻，收入也越来越少，生活日渐拮据。
但我和阿摇没有沮丧的心情，我们热爱这座城市，也热爱流浪本身所面对的难题。如果流浪卖唱只是为了生存，那倒不如重拾记者的老本行。关于这一点，我们都遵循了顺其自然的法则——不去设想生活方式的现实意义，而是去追求它精神价值的最大化。它也许能和现实产生微妙平衡，也许很快就会被现实摧毁。平衡的最好结果是，阿摇成了一个优秀的民谣歌手，他在流浪生活中创作的歌曲大受欢迎。摧毁的最坏结果是流浪无法继续，只能回归现实。我们不会去想它无法继续的场景，也不会去想它世俗层面的成功场景。我们只是存在着，歌唱着，创造不同的生活，并贪婪地享受着。
兰州的街头活跃着大量流浪歌手，他们中的一些可能会对我们的观点嗤之以鼻。一天晚上，我和阿摇在收摊儿回去的路上，碰到了一个街头歌手。他梳了一个象征艺术的马尾辫，在农业银行自动取款机前弹唱。与阿摇不同，他的肢体语言要丰富得多，会随着歌曲的节奏扭动身体，脸上的表情也更加丰富。这极大地取悦了观众，从琴盒里的纸币数量便可以判断出来。
等他休息时，阿摇上前搭话。阿摇想和他交个朋友，听听他写的歌，交流一些民谣创作方面的感想，但歌手很快就把话题转向了现实。“这个地方太穷了，一天唱下来才三四百块钱，唱了半个月了，一张一百块都没见过。在成都，最多的时候，一晚上能有上千块”，歌手喝了一口水，“我不喜欢兰州，过几天准备走了。”
阿摇接了话，“我倒是挺喜欢兰州的，虽然这几天被城管到处赶，赚不到钱。”歌手抱起了吉他，他像面对一个不可理喻的傻子那样说道：“朋友，你是刚出来唱吧。唱歌赚不到钱，还唱什么，那样是没有明天的。”随后，像赶工一样，他趁着还有晚归的路人，继续弹唱流行歌曲。
我和阿摇悻悻而归，又一次躺在招待所的床上，四目相视，像极了《巴黎伦敦落魄记》里为一日三餐而精疲力竭的小角色。居无定所有浪漫主义色彩，但在现实的维度下，又随时可能因为某个因素终结。这是流浪最精彩的地方，也是最令人遗憾的地方。我们很快就理解了那位歌手，没有现实支撑，一切梦想都显得天真无知。我们所不认同的，并不是卖唱不应该赚更多的钱，而是不能因为赚不到钱就讨厌一座城市，或者把赚钱当作最大的目的。当流浪只作为满足现实欲望的工具时，流浪本身的内涵也就不存在了。
我们不再谈论他了，但他在谈话中提到的“明天”却一直挥之不去。糟糕的境况让我们下意识地焦虑起来，明天会怎样？我们要一直这样唱下去、穷困下去吗？我们在想这个问题，关于时间和未来的问题。
“又下雨了，明天估计唱不了了”，阿摇剥一颗歪蒜，丢进口中咀嚼，随后灌一口二锅头。
“没事，唱不了咱们可以买饼吃嘛，一块五一个，一天吃四个就饱了。”我说。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显然，我已经是无比焦虑的，这份焦虑来自未知的明天。
“嗯，大饼好。不过，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去想明天会怎样，这个东西让人头疼，一点意义都没有。”阿摇被酒和大蒜辣得龇牙咧嘴，“自我从大理出来，时间就已经不存在了，我给它判了死刑。”
我也喝了一口，有一种强烈的同感涌上来，像囚犯变身成了法官，手里举着审判现实的小锤。人类所发明的时间观念究竟意味着什么？假如我把精力放在找份工作、买个房子、开个储蓄账户，并且在一些稳定的事情上投资情感与金钱，那么时间就是我的钥匙；假如我决定颠覆过去的生活，把兰州、广州、兖州、南美洲都喝醉，流浪在世界所有露着锋芒的角落，时间便已经死去，至少它不会像往常那样控制着我的生活。
一旦我们想着明天或者未来一段日子该干什么，我们就会失去现在的愉快。阿伦·瓦兹在《心之道》中讲了一个通俗易懂的案例——当一个人知道自己在两周后得做一个外科手术，尽管他现在感受不到任何疼痛，他的周围充满着家人和朋友的关爱，但他的感觉却被还未发生的事情占据了。在这两周里，他的脑子里想着那场手术，感到持续的恐惧，这使他既无法享受此时此刻生活的乐趣，又对解决问题毫无帮助。倘若我们去幻想明年会不会遇到爱情，以后是否可以出人头地，我们现在的一切都变成了对未来的牺牲。
一天有二十四个小时，有时这一天你其实只活了五分钟，因为只有在这五分钟里，你才真正地活在此时此刻的感觉里。人们常说快乐的时光显得短暂，然而最好的时光是没有时间的概念，它悄然流逝，与过去和未来的生活毫无联系。假如阿摇设想流浪半年之后应该达到某种状态，并朝着这个状态去努力，我相信他一定会成功。但整个过程必定要丢失太多乐趣，因为过程中他会不断地被预设的结果控制。等到他实现了预设的目标，他又会去设定下一个目标，于是丢失更多的生活乐趣。
这是一个十分无趣的循环，衍生出人类的共同困境——被未来所困扰。流浪如果有意义，它最大的意义便是对这种困境的颠覆。它只在一个模糊的主题下漫无目的地存在着，不设定具体的目标，更别提细致的安排。它在乎当下的喜怒哀乐，当问题来临时会去思考解决办法，但绝不会提前做无谓的设计。因为美好的事物，总是顺其自然。
阿摇自然也有他的流浪主题：在街头卖唱的生活中创作民谣歌曲。他没有去规定自己创作多少首，更没有设计类似“在7月之前，至少要创作出三首原创歌曲”的目标。他只是开始了这场生活，遇到城管便去迁徙，生存不下去可能会换一座城市，但他不会为此而担忧、惊慌、焦虑。当他有酒时，更不会去想这些。一个人在喝酒时被还未到来的未来弄得郁郁寡欢，那是对酒的不尊重。
那晚我们总共喝了三瓶，阿摇在睡前弹了几首他自己写的歌。他是那么专注，好像不是在旅馆里，而是在一片被炮弹炸出的废墟中弹奏。而我，也从旅馆的床上飞到了废墟的中央，去做他唯一的听众。现实的时空里，那几首歌大概也就十几分钟的光景，在忘却时间与未来的维度里，阿摇的一生已经浓缩其中。
给时间判了死刑，流浪才能继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