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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发轫于美国的供给学派是“供给侧”经济研究的先声，并在大约10年时间里成为日后有名的“里根经济学”的基础之一。供给学派的诞生建立在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基础上。凯恩斯主义的核心是注重需求侧的管理，通过刺激需求达到经济调控目的，其典型工具是货币政策。尽管凯恩斯主义被一再证明在短期内确实行之有效，但长期来看，一味扩大需求会导致持续通胀，进而导致经济停滞。这正是里根和撒切尔夫人20世纪80年代分别在美国、英国上台时面对的局面。
供给学派主要政策
资料来源：海通证券研究所。
在当时的冷战背景下，美英的通胀和经济停滞具有格外的政治放大效应，因此引发了学界和政界的反思。供给学派针对凯恩斯主义的弊端，提出了通过提高生产能力促进经济增长，而不是通过刺激社会需求促进经济增长的主张。基于这个基本认识，通过减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成为供给学派最鲜明的口号。
里根上台后，于1981年将供给学派的主张结合货币学派的主张一起运用到经济管理中，并分解为削减不包括军费在内的财政开支，对企业和纳税个人实施大规模减税，减少对企业的干预，严格控制货币供应量等措施。这是“供给侧改革”的第一次大规模实践。
从里根经济学的实践效果看，总体是正向的。里根提出“经济复兴计划”，降低税率，减少政府干预，缩减政府开支，紧缩货币供给。其中，个人所得税边际税率从70%降至28%，提高了可支配收入，增加了劳动供给意愿，也推动消费上行；而企业所得税率从46%降至33%，直接提高了企业盈利，也提高了企业投资意愿。里根经济学大获成功，令美国经济迎来“大稳健”时代，也为美国长期经济增长打下了坚实基础。
不过，杂糅供给学派和货币学派的里根经济学，也有负效应。例如，减税计划导致里根执政期间赤字从一度平衡走向失衡，因为大企业受普遍减税的益处更多，里根时期美国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
自克林顿时期以来，出于平衡赤字的考量，供给学派失去了实践舞台。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全球主要经济体重拾凯恩斯主义，着重用货币政策刺激需求。到今天，其弊端再次凸现：欧洲没有因为货币刺激解决债务危机，日本“安倍经济学”边际效应递减，货币战隐患出现。这说明，无论哪种经济思维，都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灵丹妙药。这也意味着，中国新提出的“供给侧改革”，必然要汲取国际实践的经验教训，做出符合自身实际情况的选择。
无论是供给学派、货币学派还是凯恩斯主义，在各国的经济管理中都不可能单项使用。
20世纪80年代美国、英国等国的供给学派思维实践，尽管能为中国的“供给侧改革”提供借鉴，但无论在内涵上还是路径上都会有很大不同。这是由以下几个因素决定的：其一，中国进行“供给侧改革”的经济形势与里根时期不同。里根推行供给学派主张时，美国经济增长率为负，通胀率为两位数。而今天的中国经济仍保持着在主要经济体中相对高的增长势头，通胀风险尚未出现。其二，国际背景不同。里根对供给学派的应用，有冷战这一重要考量。而今天的国际背景没有冷战因素，各经济体之间的融合程度达到空前水平。其三，发挥空间不同。经济形势的差异，决定了中国实施“供给侧改革”具有更大的空间，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偏灵活的货币政策使用的空间更大。这意味着中国实施“供给侧改革”，交叉运用各种政策工具的空间更大。其四，着力点不同。里根时期的“供给侧改革”，一个主要着力点是“减”，减少福利开支就是其重要组成部分。而中国的“供给侧改革”主要着力点在于“改”，例如在福利开支方面，从目前的政策运用看，不仅不可能减，相反会继续增加社会福利的投入。
最关键的是，中国具有与美国不同的经济管理传统，面对的是不同的经济现实情境。什么是中国的经济现实情境？一方面，供给侧不足的弊端已经凸显。在投资面临边际效益递减、出口面临外部环境不稳定考验的情况下，刺激消费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三驾马车”中最重要的一驾马车。然而，网络消费和出境消费的迅猛增长表明，消费内需已得到足够的刺激，关键在于没有转化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内需，许多消费力转为外需。不强化供给侧管理和改革，就无法聚集经济增长的动能。另一方面，现实中还存在供给侧不足的许多因素，制约了经济增长。例如，许多低效或无效产业、企业占据了过多的生产资源，只能“赔本赚吆喝”；旧的调控手段限制了正常的消费内需；滞后的制度因素抑制了企业活力……
这决定了，尽管在减税、减少政府干预、防止货币发放无序增长等方面，中国的“供给侧改革”很可能与美国的供给学派理论和实践有相似之处，但不会是供给学派理论的照搬照抄。中国的“供给侧改革”，只能且一定是针对中国经济现状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