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来没有人这样在高尔夫球场上给我指示方向：“对准微软或IBM。”我正站在印度南部班加罗尔（Bangalore）城市中心KGA高尔夫球场的第一杆的位置。我的搭档告诉我要对准微软或IBM的时候，他指的是远处第一洞之后的两栋熠熠生辉的玻璃钢材建筑。当时，高盛公司的大楼还没有完工，否则他肯定还会以它为标识为我指示方向。惠普和得州仪器公司的写字楼位于后九洞的方向，顺着第十洞的方向。有趣的还不止这些。开球区的记分员来自爱普生公司，我们的一个球童戴的是美国3M公司的帽子。球场外的交通标识是得州仪器公司赞助的，而路边必胜客的广告牌上印着热气腾腾的比萨饼，大标题是：“无比美味！”这里不是美国的堪萨斯州，但也不像是在印度。这是新世界，旧世界，还是下个世界？

我曾经像哥伦布探险一样来到印度的“硅谷”——班加罗尔。为了寻找到达印度的捷径，哥伦布没有像当时的葡萄牙探险者那样朝东南方向绕过非洲，而是率领着他的尼娜号（Nina）、平塔号（Pinta）和圣玛丽亚号（Santa Maria）一直向西穿过大西洋，穿越一片未知的海域，最终到达他认为的东印度群岛。当时，印度和香料群岛一直以盛产黄金、珍珠、宝石和丝绸著称，那里有着无法相信的财富。当时的伊斯兰国家隔断了从东方到达印度的陆上交通，如果能找到到达印度的海上捷径，无疑将会让哥伦布和支持他的西班牙君主迅速积累起财富和权力。哥伦布在起程的时候显然已经相信地球是圆形的，因此他确信向西航行可以到达印度。不过，他算错了距离，他以为地球要小得多。他也没有料到在他到达东印度群岛之前会遇到一大片陆地。他把在新世界里遇到的土著人称作“印第安人”。不过，即便是他没有到达真正的印度，他也可以对支持他的西班牙国王斐迪南和王后伊莎贝拉说，他已经证实“地球确实是圆的”。

为了到达印度，我从美国出发，经由法兰克福一直向东飞行。乘坐在汉莎航空公司的公务舱中，从座位扶手弹出来的屏幕上通过GPS定位地图让我清楚地知道飞机前进的方向。哥伦布发现了印第安人，我在准时而平稳着陆后也看到了很多印度人。哥伦布远航是为了寻找印度的财富，他寻找的是他那个时代的财富：贵重金属、丝绸和香料。我到印度同样是为了寻找财富，我寻找的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财富：软件、智慧、复杂的算法、高级技工、呼叫中心、传输协议、光学技术的突破。哥伦布在发现新大陆后热衷于将印第安人变为他的奴隶，从而获得了大量的免费劳动力。我只是想要知道为什么我遇到的这些印度人会夺去我们的就业机会，为何印度会成为美国和其他工业化国家服务和信息科技的外包地。

哥伦布的舰队有3艘船，100多个船员，而我只有来自探索时报频道 的一个报道小组，只够坐得下两辆敞篷车。我们请来的印度司机们正赤着脚开车。可以这么说，在我起程时，我认为地球是圆形的，但我在印度的所闻所见动摇了我的信念。哥伦布以为自己找到了印度，其实意外地到了美洲大陆。我虽然到了真正的印度，但却发现在这里遇到的很多人都更像美国人。在印度，很多人都取了美国名字，我在印度的呼叫中心听到的都是美国口音，在印度的软件实验室看到的都是美国的技术。

哥伦布归国后向国王和王后汇报说，地球是圆的。他也因这一发现而名垂史册。而我回到美国时，只是悄悄地和我的太太分享了我的发现。

我悄悄地在她耳边说：“亲爱的，我发现这个世界是平的。”

我怎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呢？我想一切都是从印度软件公司Infosys的会议室开始的。Infosys是印度信息产业的一颗明珠，南丹・奈利卡尼（Nandan Nilekani）是该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他可以称得上是印度信息产业最有思想和最受人尊敬的领袖。我和探索时报频道的工作人员一起来到了距离班加罗尔市中心40分钟车程的Infosys的园区，去参观这家公司并采访奈利卡尼。通向Infosys公司的道路坑坑洼洼，牛群、马车和载客摩托车在我们的敞篷车旁边横冲直撞。但是一进入Infosys的大门，你就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一个巨大的游泳池被卵石和修剪一新的草地环抱，旁边是一块广阔的草坪，周围有好几家餐馆，还有一个健身俱乐部。几乎每一个星期都会有新的玻璃钢材建筑拔地而起。在有的办公楼里，Infosys的员工在给美国或欧洲的公司编写特定的软件程序，而另一些办公楼中，他们的同事在给欧美跨国公司运作后台支持系统：从计算机维护、特定的研究项目到回答世界各地客户的电话，他们几乎什么都做。各个办公楼的安全检查都非常严格，门口装有摄像头，如果你在为美国运通公司工作，那你就不能进入为通用电气提供服务的那栋楼。年轻的印度工程师，不管是小伙子还是姑娘，轻快地在楼和楼之间穿梭，胸前悬挂的ID卡来回晃动。一位年轻人看上去能处理我的税收申报，另一位似乎能修我的电脑，再一位也许设计了我的电脑！

接受完采访，奈利卡尼带领我们摄制组参观了Infosys的全球会议中心，这是一个木制镶板的大房间，看起来有点像某个常青藤大学法学院的阶梯教室。房间一端的墙壁镶嵌着一个巨大的屏幕，天花板上悬挂着很多用于远程会议的摄像头。奈利卡尼自豪地说：“我们会议室的这个屏幕可能是亚洲最大的，它是由40块数字屏幕拼到一起的。”这的确是我见过最大的纯平显示器。他继续解释说，Infosys可以通过这个超大屏幕召开虚拟会议，让其全球供货链的每一个关键成员随时都能参加会议，所以美国设计者们可以同时与印度的软件程序员和亚洲的制造商一起商谈项目，“我们坐在屏幕前就可以和纽约、伦敦、波士顿、旧金山的合作伙伴一起进行实时对话。或许我们要在新加坡实施项目，那么新加坡人也可以在这儿看到现场直播。……这就是全球化。”在屏幕的上端有8个时钟，可能会最形象地概括Infosys的工作时间，即一年365天，一周7天，一天24小时。8个时钟分别标出了美国西区、美国东区、格林尼治标准时间、印度、新加坡、中国香港地区、日本和澳大利亚的当地时间。

奈利卡尼说：“外包仅仅是当今世界所发生的重大变革的一个体现。过去几年中，全球科技投资大规模增加，特别是在科技泡沫的时候，数以亿计的美元被用于铺设宽带、海底光缆等。”他接着谈到，计算机变得越来越便宜，越来越普及，软件的发展也突飞猛进：电子邮件，像Google这样的搜索引擎，以及能够分解工作环节的专门软件，工作环节被分解之后就能将一部分发送给波士顿，一部分发送给班加罗尔，一部分发送给北京，远程开发变得更加得心应手。当所有这些变革在2000年左右突然集中到一起时，奈利卡尼接着说：“他们创造了一个可以将知识工作和知识资本自由传送的平台。这一平台可以将各种工作任务分解、分配、生产并最后组合到一起。这给我们的工作，尤其是那些依赖智力的工作，带来了崭新的自由。在班加罗尔我们不过是把这一变化发挥到极致。”

我和奈利卡尼一起坐在他办公室外边的沙发上，等待着摄制组调试他们的摄影器材。就在这个时候，奈利卡尼说了一句令我终生难忘的话。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有这样的说法。他试图总结所有这些变化的含义。他说：“汤姆，当今世界的竞技场已经被夷为平地。”他的意思是说，像印度这样的国家已经准备好了参与全球知识型工作的竞争，这是前所未有的。美国最好做好准备。美国将受到挑战。不过，他坚持认为，这种挑战对美国是有益的，因为只有当人们受到挑战的时候，他们才能处于最佳状态。在我离开Inf‐osys园区回到班加罗尔的路上，我反复回味那句话：“世界的竞技场已经被夷为平地。”

奈利卡尼的意思是，世界正在变得平坦……变平？变平？天啊，难道他在告诉我，世界是平的？

500年前，哥伦布运用当时简陋的航海技术进行环球旅行，他安全返航并告诉世人，世界是圆的。500年后，我在班加罗尔，却听到曾经在印度顶级高等学府接受教育，熟知当今最先进技术的工程师告诉我，世界是平的——平得就像他召开全球远程会议所用的那块大屏幕。更为有趣的是，他还把这看成是件好事，是人类发展史上的里程碑，认为这是印度和世界发展的绝好机遇——我们让这个世界变平了！

在敞篷车的后座上，我潦草地在笔记本上写下这句话：“世界是平的。”落笔的瞬间，我已经意识到这揭示了我在班加罗尔2周的拍摄过程中所有见闻的幕后真相：全球的竞技场变平了，世界变平了。

我为我的发现既感到激动，又感到恐惧。作为一名记者，我很激动地发现自己找到了一个能够更好地解读头条新闻和世界变化的角度。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这样的时刻：越来越多的人会发现他们能够找到越来越多的合作对象和竞争对手，人们将和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人互相竞争和合作，人们将会在越来越多的工作岗位上互相竞争和合作，人们的机会将越来越平等。将他们联系在一起的是电脑、电子邮件、网络、远程会议和各种新软件。这是奈利卡尼告诉我的，也是我在印度之行和更多的旅行中发现的。这是本书要谈论的内容。当你相信世界是平坦的之后，你会发现很多事情都不再难以理解。我个人还非常激动的是，世界在变平这一事实意味着，我们将地球上的各个知识中心统一到了一个单一的全球网络中，如果政治动荡和恐怖主义不从中作梗，这将带来一个繁荣而充满创新的时代。

认识到世界是平的，也让我充满了恐惧，无论是从个人的角度还是从职业的角度。从个人的角度来讲，我认识到，这个平坦的世界不仅仅是让程序员和计算机高手获得了合作的机会，基地组织和其他恐怖组织同样会感到如鱼得水。平坦的竞争平台不会仅仅吸引各行各业的创新人才，给他们激情和力量，同样，愤怒、失意的人们甚至是人类的败类同样会更容易集结起来。

从职业的角度来说，我也感到十分恐惧，因为我认识到，世界变平的过程是发生在我的睡梦过程中的，我错过了这一过程。我不是真的睡着了，但是我在忙碌之中错过了它。“9・11”事件之前，我一直在探索以凌志车为体现的经济一体化和以橄榄树为体现的民族主义力量之间的冲突。后来我在1999年出版了《凌志车与橄榄树》一书。但是“9・11”事件之后，橄榄树问题成了我全力研究的对象。我几乎整日奔波于阿拉伯国家和伊斯兰世界。这些年中，我迷失了全球化的踪迹。

2004年2月的班加罗尔之行让我重新找回了思路，我意识到世界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当我关注喀布尔和巴格达的橄榄树时，全球化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如果您将《凌志车和橄榄树》与此书放在一起时，您会发现全球化经历了3个伟大的时代。第一个时代从1492年持续到1800年，我称其为全球化1.0版本。这一阶段肇始于哥伦布远航开启新旧世界间的贸易。全球化令世界的规模从大号“缩水”为中号。全球化1.0版本讲述的是国家和实力的故事。也就是说，当时全球一体化的进程取决于一国的实力以及其应用形式，即一国有多少马力、风力和后来的蒸汽动力。在这一时期，受到宗教影响或帝国主义影响（或两者的结合），国家和政府利用暴力推倒壁垒，将世界的各个部分合并为一。在1.0版本下，主要的问题是：我的国家在全球竞争中处于何种地位？我如何走出国门，利用我的国家的力量和其他人合作？

第二个时代或可被称作全球化2.0版本，这一时代从1800年左右一直持续到2000年，中间曾被大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打断。这个阶段让世界的规模从中号“缩水”为小号。在这一时期，推动全球一体化的主要力量是跨国公司，这些公司到国外去的目的就是要寻找市场和劳动力。荷兰和英国股份公司的扩张和随后的工业革命带动了跨国公司的海外投资。在这一时代的前半阶段，铁路和蒸汽机带来了运输成本的下降并推动了一体化的进程，而后半阶段的全球化进程则得益于电话、电报、电脑、卫星、光纤电缆和初期互联网等带来的通信成本下降。

正是这个时代让我们看到了全球经济的诞生和成熟，各国之间有充足的商品和信息的流动，这才出现了真正的全球市场，商品和劳动力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套利。这一时期全球化的进程取决于硬件的突破——从早期的蒸汽船和铁路到后来的电话和大型计算机。在2.0版本的情况下，主要的问题是：我的公司在全球竞争中处于何种地位，它有哪些机遇可以利用？我怎样通过我的公司同他人开展合作？《凌志车和橄榄树》讲的是这个时期的巅峰。各种阻碍全球化进程的壁垒都开始倒塌，全球化和反对全球化的运动掀起新的高潮。但是，尽管如此，在看似密集无缝的全球一体化当中仍旧有很多障碍。别忘了，当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1992年当选美国总统时，除政府和学术机构之外没有什么人使用电子邮件。我在1999年写《凌志车和橄榄树》一书时，网络和电子商务才刚刚开始。

当然，它们还是发展了，在我睡着的时候发展了。这就是为什么我在这本书里要论证我们在2000年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全球化3.0版本。3.0版本将这个世界从小号进一步缩小到微型，并且将竞技场夷为平地。如果说全球化1.0版本的主要动力是国家，2.0版本的主要动力是公司，那么3.0版本的动力来自于个人，个人获得了新的机会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参与竞争和合作，这也带来了全球化3.0版本的独特特征。能够让个人自由参与全球竞争的不是马力，也不是硬件，而是软件和网络。这些应用软件和全球光纤网络的结合拉近了我们的距离，使我们变成了彼此的邻居。

这些结合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基础，能够使我们以极高的运转速度、以巨大的运转规模，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实时的联系、计算和合作，并且跨越了空间和语言的障碍。这也是3.0版本的真正特色所在。现在，每个人都要问的问题是，我怎样才能融入全球竞争？我怎么能够通过自己和其他人开展合作？

3.0版本和以前两个版本的不同不仅在于它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小，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平，它给每个人带来的机会也不相同。全球化的1.0版本和2.0版本中，主要的参与者是欧美的个人和企业。尽管中国在18世纪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但西方的国家、企业和探险者却主导着全球化的发展方向。这种情况将一去不复返了。在3.0时代，不仅个人会越来越多地参与全球化，而且全球化的主导力量也将越来越多元化，不再仅仅是西方人，不再仅仅是白人。在这个平坦的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的人们都得到了新的力量。全球化使得人人都能够参与，不同人种的合作真正变得丰富多彩，犹如天边彩虹。

（尽管让个人积极参与是全球化3.0版本最重要的特点，但与此同时，大大小小的企业也还在当今的全球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2.0版本下，只有大的跨国公司才能真正参与到全球化的进程中，但在当时即使是这些企业的发展也受到通信和基础设施的限制。现在不同了。现在公司无论大小，均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和越来越多的伙伴，以越来越多的形式合作。我将在本书稍后更加详细地讨论这一点。）

毫无疑问，当我离开奈利卡尼的办公室时，我对“平坦的世界”只有最模糊的认识，那天晚上我坐在宾馆房间的阳台上考虑问题的时候忽然想到，我应该集中精力将所见所闻写成一本书，这样我就能理解世界是怎样变平的并了解这对国家、公司和个人的意义。于是我拿起电话，拨通了家里的号码，告诉我的妻子安：“我打算写一本书，书名叫‘世界是平的’。”当时她既感到好奇，又感到可笑——也许更多的是感到可笑。不过，最终我用事例说服了她。我希望同样也能说服你，亲爱的读者。现在让我先带你们回到我印度之行的开始，我将给你们讲述几个例子，告诉你们世界是平的，不是圆的。

杰瑞・拉奥（Jaithirth“Jerry”Rao）是我在班加罗尔最早见到的几个人之一。我在莉拉宫（Leila Pal‐ace）宾馆和他谈了不到几分钟，他就对我说，他可以从班加罗尔为我解决纳税申报和所有其他的财务问题。我迟疑地说：“不用了，谢谢，我在芝加哥已经有一个财务顾问了。”出于礼貌，拉奥只是笑了笑：在美国会计工作大量外包的情况下，他可能就是我的那个财务顾问，或者是我的财务顾问的财务顾问。

拉奥是印度孟买人，他的公司孟菲斯（Mphasis）承接了美国各州和联邦政府的很多财务外包工作。他说：“我们已经和美国很多中小规模的会计师事务所达成了协议。”我好奇地问：“比如说我的财务顾问？”他笑着回答说：“是的，我们有很多像您的财务顾问那样的客户。”拉奥的公司开发了一套先进的软件，能够将工作程序实现标准化的流程，这可以让税收申报的外包变得简单而便宜。拉奥解释说，以我为例，首先会有一个美国会计将我的一些相关材料扫描到电脑服务器里，包括我去年的税收申报、我的收入证明表（W2）、经济负担表（W4）、纳税表格（1099）、奖金和股票收入等，该服务器可能在加利福尼亚，也可能在得克萨斯。“如果您的财务顾问准备将这些业务外包，他知道您肯定不愿让国外的人知晓您的姓氏或社会保障号，所以他在将工作外包给我们时就会隐去这些信息。印度的会计师会（通过输入密码）直接从美国的服务器中提取这些材料，然后完成您的税收申报，在此期间他根本不知道您是谁。我们对数据和客户隐私是严格保密的。印度会计师可以在电脑上看到数据，但他不能下载和打印，我们根本没有设定这些程序。如果他有不良企图，他最多只能试着拿脑子记。我们的会计师在工作时连纸和笔都不能带到办公室里。”

我对这种外包服务的发达程度感到好奇。拉奥说：“美国的那些注册会计师们根本不用呆在办公室里。他们可以坐在加州的海滩上给我们发邮件，对我们说，‘拉奥，你很擅长纽约州的税收申报，汤姆的申报就交给您了。索尼亚，你和你在德里的同伴负责华盛顿和佛罗里达州的几个税收申报。其他的几个申报较为复杂，我就自己完成吧。’顺便告诉你，索尼亚是在她自己家里工作的，公司根本不用付给她费用。”

2003年美国大约有2.5万项税收返还是在印度完成的。2004年这一数字达到了10万项。2005年有望升至40万项。10年后，你也许会发现美国的会计师们将最基本的税收申报工作都外包出去了。

我问拉奥：“你们怎么和美国那边建立联系的？”

“我和荷兰朋友杰伦・塔什都曾在加州为花旗集团工作。我是他的上司，有一次我们一起从纽约返回公司，在飞机上我告诉他，我准备辞职。他说，‘我也是。’我们两个异口同声地说，‘为什么我们不合伙办自己的公司呢？’于是，在1997年和1998年，我们筹划了一个主要给大公司提供高端网络服务的商业计划。不过，两年前，我参加了拉斯维加斯的一次技术会议，一些中等规模的美国会计师事务所告诉我说，他们很希望像大公司那样在印度建立大的税收外包机构。于是我们就开发了VTR（虚拟税收空间，Virtual Tax Room）软件产品，让这些中等规模的公司可以很容易地外包税收申报。”

拉奥继续说：“这些中等规模的公司获得了更为平等的竞争平台。它们可以享受以前只有大公司才能享受的规模优势了。”

我问：“可是，这对美国人意味着什么呢？是不是美国的妈妈不应该再让她们的孩子学会计了？”

拉奥说：“并不是这样的，我们承接的只是简单枯燥的工作。你知道准备税收申报需要什么吗？根本就不需要创造性。因此美国公司才会将此项工作外包。”

“什么会计工作还会留在美国国内呢？”我问道。

拉奥回答道：“那些继续在美国从事会计工作的人将会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些具有创造性的复杂工作上，比如税收规避、减免所得税和处理客户关系等。他们会对国内客户说，‘我们已经将简单的工作外包了，现在我们应该谈谈怎么管理您的房产、怎么为您的孩子做长远打算。’这意味着美国的财务顾问将有更多的时间和客户商讨他们的理财方案，而不是像过去那样要么长年像没头苍蝇一样乱转，要么忙于整理档案，根本没有时间和客户打交道。”

从美国杂志《今日会计》（Accounting Today）的一篇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出，这确实是未来的发展趋势。堪萨斯州曼哈顿市布墨咨询公司的总裁加里・布墨这样写道：“过去的税收财季中一共有10万例个人纳税申报被外包，如今外包的业务已经拓展到了基金、合伙公司和企业。过去3年外包业务迅速发展的主要原因是，国外公司在系统、程序和培训方面进行了大量投资。”印度每年新增7万名会计专业的毕业生，如果他们为印度本地公司工作，每个月的起薪仅为100美元。借助于高度发达的通信手段，这些年轻的印度人一旦接受了严格的培训，他们就能很快掌握标准化了的会计模式，他们很快就会被培养成具备西方会计师基本素质的人才，但所花费的钱远远低于在西方培养一个初级会计师的费用。一些印度会计师事务所甚至直接通过远程电话的方式与需要将业务外包的美国公司联系，连差旅成本都节省了。布墨得出结论说：“会计这一行业正处于变革期，那些故步自封的企业将遭到淘汰。而通过领导能力、创造能力和人际关系创造价值的企业将改变这一行业，并且强化它们和客户的关系。”

我对拉奥说：“你的意思是说，如果你是个美国人，不管你的职业是什么——医生、律师、建筑师、会计师——那么最好学会如何取悦顾客和打动人心，因为所有能够数字化的职业现在都可以外包到国外最聪明或最廉价的生产商那里，当然也有既聪明也廉价的生产商。”拉奥回答说：“每个人都必须知道自己的价值增值在哪里。”

我又继续提出自己的疑问，如果我只是一个平庸的会计师呢？如果我毕业于普通州立大学，成绩平平，取得注册会计师资格后就在一家大的会计师事务所工作，做的工作也很平凡，很少能够有机会见到客户，公司只让我做一些后台工作。但是我得承认自己干的是一份体面的工作，公司对我也基本满意。这场变化又会怎样改变我的生活？

拉奥说：“这是个很好的问题。我们现在正经历一场大的科技变革，如果你生活在像美国这样处在科技前沿的国家，那就很难预测未来会发生什么。但是如果你是在印度，那就比较好预测了。10年后，我们将从事美国人现在在做的事情。我们可以预测未来，但我们却落后于你们。美国人总是处在技术创新的浪尖，你们决定着未来的方向……所以很难预测你所描述的那个会计师未来将会发生什么。我们不能忽视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坦诚地面对变革，讨论应对之策。任何可以数字化的工作，任何可以被分解的价值链都可以将一部分业务外包出去。有人会说，‘你说的没错，但你不能从外包地给我上一盘牛排。’不错，但我却可以为你预订一张桌子，不管你在地球上的什么地方吃饭。我们会对你说，‘弗里德曼先生，我们为您订了张靠窗的桌子。’换句话说，我们可以将你的整个就餐过程分解并外包一部分业务。如果你读一读经济学的教科书，它们会告诉你：商品是用来交换的，但是服务的生产和消费却要在同一个地方完成。虽然将整个理发业务外包是不太可能的，但我们却可以将预约业务外包。您需要理个什么发型？更喜欢哪个理发馆？所有这些都可以由一个遥远国度的呼叫中心完成。”

当我们结束谈话时，我问拉奥他下一步准备干什么。他劲头正足。他告诉我，他正和一家以色列公司谈判，这家公司精于数据压缩技术，通过他们开发的技术，可以让CAT扫描的数据在通过网络传送时更快捷精确，这样你就可以很容易地向住在地球另一端的医生征求意见了。

在我和拉奥交谈过的几周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校长比尔・布罗迪（Bill Brody）给我发了一封电子邮件，内容如下：

亲爱的汤姆：

我应邀在霍普金斯继续教育医学会议上讲话，给放射学者做报告（我过去曾经是一个放射科医生）……我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我想你可能会很感兴趣。在美国很多中小规模的医院中，很多放射科医生将CAT扫描的读片工作外包给了印度和澳大利亚的医生。多数情况下是因为医院在晚上或周末没有足够的人手。有的放射科医务人员是将图像从医院传输到自己家里，或是他们正在度假的Vail（希腊著名海滩）和Cape Cod（美国国家自然海滩），这样他们就可以全天候提供诊断。不过小医院显然是把扫描图像传给了海外的放射科医生，印度、澳大利亚的白天正好是美国的夜晚，这样向海外传输图像就能够更好地提供下班之后的诊断。CAT和MRI（磁共振）的影像本身已经是数字格式，可以通过网络传递，因此可以在世界上任何地方看这些影像都没有问题……我想在地球另一端的医生们都在美国接受过培训，并且取得了相应的执照和证书……美国医生将他们雇用的这些印度同行叫做“夜鹰”（Nighthawks）。

你最好的朋友比尔

谢天谢地，我只是一名记者，不是什么会计师或放射科医生——对我来说，不会有什么外包压力。然而不久后，我就听说了路透社在印度建立分部的事情。在班加罗尔时，我没有时间去拜访路透社在当地的办公室，但是我却找到了路透集团的首席执行官汤姆・格洛瑟（Tom Glocer），这位将新闻供应链部分外包的先导者给我讲述了他的经历。

路透社在全球拥有197个办事处，共有2300名记者，服务的对象包括投资银行家、金融衍生品交易商、股票经纪人、报纸、广播、电视和网络等。在网络泡沫破裂后，很多客户开始缩减开支，路透社一方面为了降低成本，同时也为了提高效率，开始思考：哪些地方是我们必须派驻记者的？我们能否也将记者的工作分解，部分工作留在伦敦和纽约，其余的也外包到印度？

格洛瑟从路透社最基本的工作下手：每时每刻公布的公司收益变化和相关的商业消息。他举了个例子：“埃克森美孚公布了最新的收益数字，我们需要以最快的速度让世人知道这条消息。我们的消息会是：‘美孚本季度每股赢利39美分，略高于上个季度的36美分。’这里制胜的关键是速度和准确。我们不需要做很多分析，只需要以最快的速度反映这条消息。在公司公布数字后的几秒钟内就应该以快讯的形式反映出来，再过几秒钟后就应该列出该公司最近几个季度的收益表格。”

反映公司收益的快讯对新闻业的意义就像香草对冰激凌业务的意义一样——在这个平坦的世界上这是随处都可以生产的基本商品。冰激凌真正的增值部分是巧克力酱、樱桃和奶油，新闻业真正的增值部分是在接下来的5分钟里，你需要一个真正的记者完成对这条快讯的评论文章，其中要包括该公司的声明、业内最顶尖的专家的评论，甚至是该公司竞争对手的看法。格洛瑟说：“这需要更高水平的新闻采编能力：这样的记者必须是老手，他知道该请谁一起共进午餐，知道谁是最好的业内分析人士。”

网络泡沫的破灭和世界的变平迫使格洛瑟重新思考路透社发布新闻的方式——是否可以将采编工作分解，并且将低附加值部分外包到印度。他的主要目的是缩减路透社的总工资支出，但又要保住尽可能多的好的记者岗位。格洛瑟说：“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尝试在班加罗尔雇用6名记者，让他们做快讯和表格，以及其他所有我们能够让他们在班加罗尔做的工作。这些雇员都有会计专业的背景并且接受过路透社的培训，但是他们的工资水平、福利和休假完全和当地标准一样。印度是个绝佳的招聘人才的地方，你不仅能够招聘到技术人才，而且能够招聘到金融人才。”当一家公司发布其收益数据的时候，首先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将这些数据发送到主要的通讯社，如路透社、道・琼斯、彭博（Bloomberg），格洛瑟说：“在得到公司的基本财务数据后，媒体之间就要看谁的处理速度更快了。虽然将数据发送到班加罗尔会有1秒钟左右的时滞，但你会发现班加罗尔的工作质量和在伦敦、纽约没什么两样。唯一的区别是，班加罗尔的租金和工资支出是在西方国家的1/5。”

尽管是经济的压力和世界变平的现实迫使路透社走出了这一步，但是格洛瑟却试图将这视为追求完美而必须做的。格洛瑟说：“我想我们能够把低端的报道放在世界上其他地方，做得更有效率。”而这会使得路透社乐意保留下来的那些记者更加注重高附加值的深度报道，也有利于他们实现自身的价值。“假设你是路透社驻纽约的记者，你觉得哪种生活更有意义？把公司的数据填写在屏幕的表格中还是做有深度的分析？”当然是后者。将新闻通讯外包到印度也让路透社扩大了它的报道范围，过去路透社出于成本考虑根本不报道一些小公司，因为纽约记者的工资成本太高了，他们不可能雇很多记者。但是现在他们在印度的班加罗尔却可以做这件事情，因为纽约一名记者的工资足以在印度雇用几名记者。截至2004年夏天，路透社已经将班加罗尔的工作人员扩大到了300名，格洛瑟计划进一步将当地的员工扩大到1500人。在这些人当中，有一部分是路透社的老员工，他们在班加罗尔负责培训工作，也有那些往表格中填写数据的工作人员，但大部分当地的员工在做的是更为专业化的数据分析工作，分析股票市场上的数据。

格洛瑟还谈道：“我们的很多客户也在外包业务。比如，很多投资公司已经将最基本的投资分析业务外包到班加罗尔。”过去，很多大的华尔街公司每年都花费数百万美元用于聘请高级分析员。这一支出一部分由股票经纪部门承担，他们可以将分析成果和最好的客户分享，另一部分由投资银行部门承担，这些部门靠把公司说得天花乱坠的分析拉拢这些公司的银行业务。华尔街丑闻爆发之后，纽约州总检察官斯皮策（Eliot Spitzer）加大了对华尔街的调查力度，投资银行业务和股票经纪业务被要求严格分开，这样分析师们就不能再靠吹嘘公司业绩来拉拢他们的投资银行业务了。可是这样一来，华尔街的投资公司就必须降低它们的市场分析成本，因为现在这一支出只能由股票经纪部门承担了。这就更激励这些公司将一部分分析业务外包到诸如班加罗尔这样的地方。班加罗尔一名分析员一年的报酬大约为1.5万美元，而在纽约或伦敦，这一数字为8万美元。除了工资成本差异外，路透社还发现印度雇员的金融知识相当丰富，而且工作的积极性也很高。路透社最近还在曼谷设立了一个软件开发中心，格洛瑟称，欧美公司都只顾争夺班加罗尔的人才，忽视了这块“绿洲”。

我为这一趋势感到内心的撕裂。我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美国合众国际社做通讯员，因此我深知通讯员们面临的生存压力。无论在事业上还是在经济上，他们都是底层的苦力。但是，假如25年前我在伦敦合众国际社做通讯员时，它就能将一些低端业务外包，那它现在可能还是一家相当不错的通讯社 。

“裁员是个非常敏感的问题。”格洛瑟也承认这一点。他已将路透社的全部员工裁减了将近1/4，但没有大幅度解雇记者。他认为，路透社的员工是可以理解这种做法的，唯有这样做，路透社才能生存并重新兴旺。“他们深通世故，经常出外采访。他们看到了我们的客户也在做同样的事情。他们知道故事的发展就是这样的。重要的是要敢于说出来我们要做的事情，而不是编造出好消息欺骗他们。我坚定地相信古典经济学家所说的，工作应该由做得最好的人来做。当然，对于一些雇员来说，寻找到新的工作机会并不容易。他们需要的是再培训和足够的社会保障。”

为了更好地说服手下员工，路透社美国分部的主管大卫・史勒辛格送给所有的编辑员工一份备忘录，其中包括这样一段话：

不可避免的外包

我在康涅狄格州的新伦敦市长大，19世纪这里曾经是重要的捕鲸中心。到了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鲸鱼早已经销声匿迹。当地最大的雇主都和军方有关，这是因为当时处于越战时期。我们同班同学的父母很多是在美国海军、海岸巡逻队以及为海军服务的电子船舶公司工作。战争结束后，这个地方再次被改变。时至今日，这里是以大型的赌场（比如Mohegan Sun和Fox‐woods）以及制药业（比如辉瑞Pfizer制药公司）闻名。老的工作没有了，新的工作又出现了。过去的手艺不顶用了，新的手艺会吃香。这个地方变来变去，这里的人也变来变去。新伦敦绝不是特例。多少家磨坊早已经关门，多少家鞋厂已经搬迁到其他的地方。多少个曾经是纺织业中心的城镇，如今都从中国购买服装。改变是很难的。对那些没做好思想准备的人来说改变是最难的，对那些不愿意改变的人来说改变是最难的。但是改变也是自然的，它不是什么新鲜事。有所变化是至关重要的。现在人们谈起离岸经营就情绪激动。人们争论的是美国的就业机会是否被转移到了印度、中国和墨西哥。在美国历史上，这种辩论并不少见。新伦敦的潜水艇工作消失了，马萨诸塞州的制鞋业迁走了，北卡罗来纳州的纺织业衰落了。工作会被转移到那些生产效率更高的地方。最终的结果是，新伦敦也好，新贝德福德也好，纽约也好，这些城市受惠的程度胜过班加罗尔和深圳，因为这里的资本和劳动力得到了释放，可以从事更加精深的工作。最终产品会变得更加便宜，这给消费者带来的好处大过给企业带来的利润。虽然要让那些失去工作机会的人理解这些并不容易，他们总是会觉得千里之外的工人用低得多的工资抢走了“他们的”工作。但我们确实应该在感到痛苦的同时也看到新的机遇。每个人，每家公司都应当适应他们的经济命运，就像我们在磨坊、鞋子作坊和工厂工作的祖辈曾经做的那样。

“显示器着火了？”

你知道印度的呼叫中心是什么样子吗？我和摄制组在班加罗尔制作关于外包的纪录片时，曾在当地一家印度人开的“24/7”呼叫中心呆过一晚上。这个呼叫中心占据了数层楼，共有20多个房间，1800名工作人员。一些人负责向外打电话，推销从信用卡到电话记录等各种产品。另一些人负责接电话，处理各种事情，包括为欧美航班的乘客寻找丢失的行李、为美国的消费者解决电脑问题等。这些电话都是通过卫星和海底光纤电缆转接过来的。呼叫中心的大房间中被分隔出来很多小格子。年轻人形成一个个小的团队，为不同的公司服务。在角落的那个小格子可能是为戴尔（Dell）集团服务的，而另一个小格子插着微软的旗子。他们的工作环境跟保险公司有点像，虽然我敢肯定有些呼叫中心就是血汗工厂，但24/7绝不是。我跟那里的很多年轻人都进行了交谈，发现他们中大多数人都把所有或部分工资交给父母。事实上，这些人的起薪比他们的父母到退休时候的工资都高。一踏入全球经济的门槛就能够得到这样的工作，应该说是很好的了。

班加罗尔当地时间晚上6点钟左右，我呆在呼叫中心的微软工作区。很多年轻人刚刚开始工作，这是为了赶上美国时间黎明的开始。我问身边的一个年轻人：“你们这里为给美国客户解释软件问题最长的通话时间为多少？”

他不假思索地回答道：“11个小时。”

“11个小时？”我惊讶地问道。

“11个小时。”他再次肯定。

我没有办法核实他说的是否属实。但那天晚上我听到的很多对话都让我认可了他们的服务态度。带有印度口音的接线员竭力模仿英美人的语调，不管对方的话语有多么粗鲁和具有挑衅性，这些印度年轻人都会保持谦恭而礼貌的语气。

一名女接线员：“下午好，我可以找一下……”（对方已经粗鲁地挂断了电话。）

一名男接线员：“我是杰瑞，要我帮忙吗？”（印度呼叫中心的接线员都按照西方人的习惯取了英文名字。这当然是为了让他们的欧美客户不感到别扭。一些人取的是很大众化的名字，而另一些人则颇具创意，下面就是一例。）

一名女接线员：“我的名字叫常青藤・树林（Ivy Timberwoods，这里是意译），我给您打电话是想……”

另一名女接线员：“您可以告诉我您社会保险号码的最后4位数吗？”

一名女接线员对客户问题的回答让我感觉她在从曼哈顿的写字楼内向窗外看：“是的，我们在第二大道74号有分店，在列克星敦大街54号也有分店。”

一名男接线员在向美国客户推销他自己可能永远都买不起的信用卡：“这种信用卡收费的年度百分比是最低的……”

一名女接线员在帮助美国客户解决了电脑故障后说：“没问题了，先生，谢谢您，保重，再见。”

一位女接线员的电话刚刚被客户挂断：“喂，喂，您好，您好……”

另一名女接线员因为电话打得太早而向美国客户道歉：“非常抱歉，晚上我再给您打电话……”

一名男接线员在努力说服美国客户购买机票信用卡：“贝尔女士，您是因为信用卡太多了，还是因为不喜欢坐飞机呢？”

一位女接线员在帮助客户解决计算机故障：“好了，现在按下数字3，然后按回车键……”

另一名女接线员的客户似乎连1秒钟也等不及：“好的，夫人，我明白您现在很着急，我在尽力帮您解决……”

那位女接线员的电话再次被客户挂断：“肯特女士，我不是要你……”

她的电话又一次被挂断：“我想告诉您……喂？”

这个多次被挂断电话的女接线员最后感慨地说：“今天我真是倒霉透了。”

还有一位女接线员接到一位碰到电脑故障的女士的电话，不过这个难题她连听都没听说过：“夫人，您的机器出了什么问题？显示器着火了？”

印度现在大约有24.5万人在从事接线员的工作。这种工作在美国薪水不高，也不太体面，可在印度这种工作不仅薪水很高，而且也颇能得到人们的尊重。24/7呼叫中心的士气一直很高，那里的年轻人经常很高兴地在一起谈论他们接到的一些稀奇古怪的电话。

女接线员C.M.梅克纳告诉我说：“我经常接到一些古怪的电话，他们询问的问题和我们的业务一点关系都没有，有的人说他的钱包丢了，有的只是想找人聊聊天。我就会跟他们说，‘好，也许你应该在床下或平常放钱包的地方找一找。’”

女接线员N・绍迈艾哈说：“我的一个客户让我嫁给他。”

24/7呼叫中心的S.孙德负责Delta公司的丢失行李找寻业务，她说：“我现在还记得一位得克萨斯州的老太太打来的电话。她在电话里面边哭边说。她换了两班飞机，结果丢了行李，里面是她女儿的婚纱和结婚戒指。我替她感到难过，但我也无能为力，因为具体的情况我也不清楚。”

她告诉我：“大部分丢失行李的顾客都比较容易激动。他们只会说，‘我的行李去哪了？我现在就要找回行李！’我们会向他们询问姓名。可是他们还是很激动地说，‘我的行李在哪儿？’有的还会问我是哪个国家的。我们会告诉他们是印度，他们有时候误以为是印第安纳州。有的连印度在哪里都不知道，我只好告诉他们，印度是紧挨着巴基斯坦的那个国家。”

但是，大部分电话都是枯燥乏味的。不过，这个行业的竞争却相当激烈。这不仅是因为工资水平在当地较高，而且是因为年轻人可以利用晚上工作，白天继续上学，所以这是提高未来生活质量的踏脚石。

24/7呼叫中心的创建者和所有人之一卡纳安（P.V.Kannan）说：“我们在班加罗尔、海得拉巴（Hyderabad）和晨奈（Chennai）有4000多名员工。最初，他们每个月拿到手的工资大概是200美元，半年后就能涨到300～400美元。我们还提供人寿保险和整个家庭的医疗保险，包括其父母和未就业的子女，再加上交通补贴和午饭、晚饭。”

这样算下来，公司为每个接线员支付的成本最初在500美元左右，半年后这一数字将增加到600～700美元。而且每个人还可以根据工作表现获得奖金，奖金收入有时和他们的基本工资一样高。卡纳安说：“我们的员工中有10%～20%的人还利用白天时间攻读商业或计算机学位。有1/3的员工进修商业或计算机课程，尽管并不拿学位。在印度有很多年轻人20多岁时继续学业，自我提高是人生重要的一课，家长和公司都会积极支持。我们在周末开设有全天的MBA课程。每个员工每周工作5天，每天8小时，每天有两次15分钟的休息时间，一个小时吃午餐或晚餐的时间。”

我问卡纳安，他的员工最大的抱怨是什么。他回答说是看不到事业前景。不过，在卡纳安看来，接线员仍有很多机会可以得到提拔。他们可以被晋升为接线员小组的监工、负责很多小组的主管、最后成为经理人员，有的接线员也可以担任培训员和客户联络员。那么这种外包工作对印度来说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卡纳安认为，这些工作让印度的年轻人找到了自尊和自信。他们可以为全世界的客户解决问题，得到不错的薪水，并且每天都能和美国人、加拿大人和英国人进行专业对话。他们在很年轻的时候就能够开始专业的生涯，这是他们的父辈无法想象的。24/7呼叫中心每天收到700份应聘简历，最终只有6%的应聘者能得到雇用。

以下是24/7呼叫中心对班加罗尔一所女子大学的应聘者面试过程的一些片断：

招聘者1：“早上好，同学们。”

应聘者们一起说：“早上好，女士。”

招聘者1：“我们受一些跨国公司的委托为它们招聘工作人员。今天主要为霍尼韦尔（Honeywell）公司和美国在线招聘办事员。”

数十名女学生排着队，拿着她们的申请表，等待着坐在桌子后面的考官面试。

招聘者1：“你想找什么样的工作？”

应聘者1：“我希望这份工作和会计有关，这样我可以随着工作经验的积累而不断成长。”

招聘者1：“你应该在说话时更自信一些。你太紧张了。我希望你能尽力改变这一点并和我们保持联系。”

招聘者2：“请简单介绍你自己。”

应聘者2：“我通过了SSC和Second P，而且成绩优异。”（分别相当于美国的GPA 和SAT 考试分数）

招聘者2：“请讲得慢一点。别紧张。”

下一步就是对被录取者的培训。这不仅包括学习如何接听和拨打某公司客户的电话，而且还要参加“口音矫正班”。在口音矫正班上，英语老师将告诉新雇员如何遮掩他们很明显的印度口音，并换成美国、加拿大和英国口音，这取决于他们在具体工作中接触的对象。坐在旁边观察整个过程的我兴致盎然。我旁听的那个班在培训如何讲美国中部地区的方言，学员们被要求一遍又一遍地读一段课文，这是专门用来训练他们软化“t”音并学会卷舌音“r”。

他们的老师是一个已经有8个月身孕的年轻女子，穿着传统的印度纱丽。很神奇的是，她可以很自如地在英国、美国和加拿大口音之间转换。她说：“还记得我第一天教你们美国人怎么发‘tuh’这个音吗？它听起来和‘duh’音差不多，你们不必像英国人那样读得那样清晰。我不会这样说：‘贝蒂买了一点黄油’或‘往电话机里插一个硬币’（这时她讲的是英国的口音），我们应该这样说：‘贝蒂买了一点黄油’或‘往电话机里插一个硬币’（她用美式英语重新说了一遍）。我先给你们读一遍，然后我们一起读，好吗？‘Thirty little turtles in a bottle of bottled water.A bottle of bottled water held thirty little turtles.It didn’t matter that each turtle had to rattle a metal ladle in order to get a little bit of noodles.’”（这段话有些像绕口令，大意是“30只小乌龟在一瓶瓶装水里，一瓶瓶装水里容纳了30只小乌龟。每只小乌龟为了得到一点面条必须摇动一个金属小勺，这并没有什么关系”。）

“好了，谁先读呢？”老师问道。接下来学员开始轮流用美国口音读这段绕口令。一些人一开始就成功了，而另一些人，我只能说，如果他们负责Delta航空公司丢失行李部门的呼叫服务，你肯定能听出来他们不是在堪萨斯州。

旁听了半个小时后，我问老师是否能让我试一试，让学生们听听原版口音。我来自明尼苏达州，带有明显的中西部口音，我的口音听起来就像是电影《冰雪暴》（Fargo）中的角色在说话。老师欣然应允。我就开始读那段绕口令：“30只小乌龟在一瓶瓶装水里……”

学生们听得非常兴奋。没想到我竟能因讲话带有明尼苏达口音而得到喝彩。你可能觉得为了在这个平坦的世界里竞争，让一些年轻人改掉他们自己的口音真是可笑。但是在你对此大加嘲笑之前，看看这些年轻人为了在社会上立足、尽早加入中产阶级的热切渴望吧。他们说，如果纠正口音能够帮助他们在社会的阶梯上向上攀登，那就这样做吧。

Infosys也有自己的呼叫中心业务，其首席执行官奈利卡尼说：“这是一个竞争压力很大的环境。我们的呼叫中心每周7天，每天24小时都工作。你白天上班，晚上上班，第二天早上起来接着上班。但他们面临的压力不是被疏离的压力，而是成功带来的压力。他们必须面对成功的挑战，适应高压生活的挑战，而不是担心是否会有挑战的挑战。”

这也是我和呼叫中心的很多接线员谈话后的感觉：和所有其他现代性的扩张一样，外包也在挑战传统的模式和生活方式。不过，印度人经受了这么多年贫穷和官僚主义的折磨，他们急于改变现状，多工作一些时间似乎是可以忍受的。而且，对于受过良好教育的印度人来说，在班加罗尔努力工作要比试图在美国开始新生活容易得多。在这个平坦的世界里，他们可以留在印度，拿到在当地来看相当丰厚的薪水，并且不必远离自己的家庭、朋友和亲人，也不必去适应新的文化和饮食。结果，这些工作反而能够让他们更好地做一个印度人。24/7呼叫中心的人事主管安尼・尤尼克瑞桑对我说：“我完成MBA学业后参加了GMAT考试。本来我是可以去美国的普渡大学学习的，但当时没有足够的钱作学费，最后只好作罢。现在虽然我有这种经济能力了，但很多美国企业都进入了班加罗尔，在印度就可以进入跨国公司工作，因此已经没有必要再去美国。在这里我可以享受印度的米饭和森巴（sambar，一种传统的印度汤），没有必要去努力适应凉拌卷心菜和冻牛肉。既有印度美食，又可以在跨国公司工作，两全其美，为什么还要到美国去呢？”她在班加罗尔拥有一所公寓和一辆车，即使是在美国也算相当不错的生活水平了。

如果你能在24/7呼叫中心走一圈，你会发现所有的电脑使用的都是微软操作系统，芯片都是英特尔的，电话是朗讯（Lucent）的，空调是开利（Carrier）的，甚至连饮用水都是可口可乐的。除此之外，24/7呼叫中心90%的股份都是由美国投资者持有的。因此，尽管美国近些年来将一些服务工作外包给了印度，但美国公司对印度的出口却从1990年的25亿美元上升到2003年的50亿美元。美国的一些服务业工作转移到了印度，但是印度高速发展的经济创造了更多的对美国商品和服务的需求。

去的还会再来。

9年前，当日本汽车大量出口美国时，我曾写过一篇专栏文章，讲述了我和9岁女儿奥利一起在电脑上玩游戏时发生的故事。游戏的名字是《卡门・圣地亚哥在哪儿？》（W here in the World is Carmen Sandi‐ego？）我想提醒她，卡门去了底特律，于是我问奥利：“汽车都是在哪儿制造的啊？”没想到她连想都没想就说：“日本。”

噢！

我在参观班加罗尔的软件设计公司Global Edge时又想起了这个故事，这家公司营销部门的经理拉杰什・拉奥（Rajesh Rao）告诉我，他刚刚给美国一家公司打过电话，希望能争取到商业机会。拉奥刚刚介绍自己是一家印度软件公司，电话另一端的美国主管就说：“Namaste”，这是印地语的常用问候。拉奥说：“几年前，没有多少美国人愿意和我们谈生意，但现在他们都很热情。”一些人甚至知道怎么用印地语问好了。我在想，如果有一天我有了一个外孙女，告诉她我要去印度，她也许会问我：“外公，那是生产软件的地方吗？”

我想我会回答她，不完全是。每种新产品——从软件到小饰品——都要经过一个生产周期，包括基本研究、应用研究、孵化期、开发测试、生产、应用、技术支持和后续设计等。每个阶段都是专业化和独特的，印度、中国和俄罗斯都没有足够的人力和智力可以为一家大型美国跨国公司解决整个生产过程，但是这些国家都在不断提高它们的研发能力。美国一家研发公司Sarnoff的研究人员S.切鲁库里称，创新也在走向全球化，由单一跨国公司处理整个生产过程的旧的生产模式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越来越多的欧美公司开始将研发外包到印度、俄罗斯和中国。

根据卡纳塔克邦——著名的班加罗尔市就位于这个邦——的政府信息技术管理部门所提供的资料，美国思科公司（Cisco System）、英特尔公司（Intel）、IBM、得州仪器公司（Texas Instruments）和通用电气公司（GE）的印度分部已向美国专利管理部门提交了1000来项专利申请。单是得州仪器公司的印度分部就已获得225项美国专利。“英特尔位于班加罗尔市的工作团队正在开发专用于高速宽带无线技术的微处理器芯片，计划于2006年开始投放市场”，在2004年底发布的一项陈述中，卡纳塔克邦主管信息技术的官员这样说。他还说，“在通用电气公司位于班加罗尔市的约翰・F・韦尔奇技术中心（John F.Welch Technology Centre），工程师们正在开发新型的航行器发动机、传送系统以及合成树脂。”事实上，在过去的这些年中，通用公司常常把在美国为其工作的印度工程师调回印度，来整合公司的全球研究工作。现在，通用公司甚至把非印度籍雇员派到班加罗尔市工作。维韦・保罗（Vivek Paul）是维普罗科技公司（Wipro Technologies）——另一家杰出的印度科技公司——的总裁，但他立基于硅谷来接近维普罗科技公司的美国顾客。在来到维普罗公司之前，保罗管理着通用公司在密尔沃基（美国威斯康星州东南部港市）地区的造影扫描仪（CAT scanner）商务。那时他的一位法国同事管理着通用公司在法国的扫描仪专用发电机商务。

“最近在一次航班上我与他不期而遇，”保罗说，“他告诉我，他已经迁到印度去主管通用公司的高能科技研究。”我告诉维韦，我很高兴听到像他这样一位印度人——过去主管通用公司在密尔沃基市的造影扫描仪商务，而现在管理着维普罗科技公司在硅谷的咨询商务——告诉我他以前的法国同事现已迁到班加罗尔市为通用公司工作这样的事。这呈现出一个平坦的世界！

每次当我认为自己找到了最不可能外包到班加罗尔的工作时，我就会发现另一个更加不可能的工作。我的朋友维沃克・库尔卡尼曾是班加罗尔专门负责吸引外资的政府官员，他2003年从那个职位退下来时就设立了一个名为B2k的公司，其中一家子公司叫Brickwork，是专门为跨国公司那些繁忙的主管们提供个人行政助理的远程服务的。假如您是一家公司的总裁，您要在两天后做主题演讲并需要一份幻灯片的讲演稿，那么Brickwork就会为您做所有的调研工作，制成幻灯片，并及时地将所有材料用电子邮件发给您，绝不耽误您的演讲。

库尔卡尼解释说：“当你在纽约结束一天的工作时，你可以给地球另一端的个人行政助理分配工作任务，等到第二天早晨你开始上班的时候，所有的任务都准备就绪。由于时差的存在，你晚上休息的时候他们会在做你分配的任务，第二天早上你就能收到完成的工作了。”库尔卡尼还建议我在印度雇一个远程助手协助我完成本书的调研工作，“他或她还可以帮你完成各种整理工作，当你醒来时，你会在邮箱里发现已经完成的摘要。”我告诉他，没有人会比我多年的工作助理玛雅・戈尔曼更适合我，而她就坐在离我10英尺（1英尺=0.305米）外。

雇用这种远程个人行政助理的成本为每月1500～2000美元。Brickwork一般会从印度大学的毕业生中物色人选。印度有这么多优秀的大学毕业生，你完全能够雇用到出色的人才。就像Brickwork的介绍材料中所说的那样，“印度每年的大学毕业生多达250万名。印度的商学院每年会培训出8.9万名MBA毕业生。此外还有更多的能干的家庭主妇进入劳动力市场。印度巨大的人才库能够为跨国公司提供各种高素质的人才。”

库尔卡尼说：“我们收到的反馈很好。”Brickwork的客户群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美国的医疗保健咨询机构，它们经常需要处理很多数据和准备幻灯片形式的讲演稿；另一类是美国的投资银行和金融服务公司，它们需要精美的宣传手册，用各种图表解释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或并购能够带来的收益。以并购报告为例，Brickwork会帮助它们准备对市场总体环境和趋势有关的报告，这部分内容很容易从网上获取资料，格式也基本上是标准化的。库尔卡尼说：“投资银行决定这些交易的合适价格。我们做的都是些低端工作，那些需要很高判断力和丰富工作经验的事情将由他们自己完成。”Brickwork雇员参与的项目越多，他们获得的知识就越多。库尔卡尼说：“我们的理念就是不断学习。你会不断接受挑战。学习是没有止境的……谁能干些什么也是没有止境的。”

和哥伦布不同的是，我并没有因发现印度的班加罗尔而停止对“平坦的世界”的探索。从印度回到美国后，我决定继续到东方去寻找例证。之后不久，我就到了东京，并有幸见到了曾在麦肯锡日本公司担任顾问的具有传奇色彩的大前研一（Kenichi Ohmae）。如今大前研一已经有了一家自己的公司。做什么呢？不做咨询了。他说他正在把技术含量较低的日本工作外包给中国的呼叫中心和服务供应商。我惊奇地问道：“外包到中国？日本不是曾侵略中国近50年，中国人不是仍然很恨日本人吗？”

大前研一对此并不否认，不过他也指出，中国的东北地区仍然有很多能讲日语的中国人，这里有很多日本文化的痕迹，比如寿司和卡拉OK。东北的港口城市大连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大连对于日本就像班加罗尔对于美国和其他说英语的国家一样重要：这里已经成为外包的中心。中国人也许永远不能原谅日本在20世纪给中国带来的灾难，但现在中国人更关注的是如何在21世纪领先于全球经济，因此他们肯下功夫提高日语水平，承担日本外包的所有工作。

2004年初大前研一就告诉我：“在大连招募员工很容易。大连附近大约1/3的人在高中时就学习日语，因此很多日本公司都愿意到这里来。”大前研一的公司外包的主要是数据输入工作，他们将手写的日本文件通过扫描、传真或电子邮件从日本发到大连，当地雇员用日文把这些资料录入数据库。他的公司已经开发出一种软件程序，可以将需要输入的数据分成不同的部分，这样就可以根据员工的特长，分配给在日本或中国的雇员录入，最后在东京的总部重新整理数据库。大前研一的公司甚至和7万多个家庭妇女签订了这种用工合同，她们有的熟悉医学，有的熟悉法律，可以在家中完成这些工作。这家公司最近还将服务对象拓展到了房地产领域的电脑辅助设计。大前研一说：“日本的建筑公司在和顾客商讨设计方案的时候，大多是在纸上画出平面草图，很多日本的房屋设计公司并不使用电脑。”这些手绘的设计图首先被送到中国，转换为数字版后再发回日本建筑公司，最后形成建筑蓝图。大前研一说：“我们聘请的都是中国最好的数据运营商，他们一天可以处理70张这样的房屋设计图。”

70年前残暴的日本军队占领了大半个中国，毁坏了无数中国的房屋。70年后，中国人在为日本的家庭制作电子版的房屋设计图：也许这个平坦的世界还有希望……

我想亲眼看看这个中国的班加罗尔——大连，所以我继续东行。大连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不仅仅是因为它是个中国城市。这里有宽阔的林荫大道、美丽的绿化带、众多的科研院校和广阔的软件园区，这里毫不逊色于“硅谷”。1998年我到过大连，但这次故地重游时，我差点认不出这个地方了，因为这里增添了太多的新建筑。大连距北京约1小时航程，这里是诸多中国现代化都市的缩影——当然，中国仍然有很多其他落后和衰落的城市。很多中国的城市正在崛起，它们竭力争取的是知识密集型的商业机会，而不仅仅是大规模的制造业。大连的大楼上的标志可以证实这一点：通用电气、微软、戴尔、甲骨文、惠普、索尼和埃森哲。这些跨国公司在亚洲地区的后台支持工作、软件研发工作都在这里完成。

大连的地理位置十分优越，距离韩国和日本都只有1个小时航程。此外它还拥有大量精通日语的人才，网络宽带十分普及，有许多公园和一个世界一流的高尔夫球场，这些都令其成为日本企业青睐的外包市场。日本企业在本国雇一个软件工程师的工资在大连除了可以雇3个软件工程师之外，还可以再雇用一屋子呼叫中心的接线员（1个月的起薪为90美元）。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会有大约2800家日本公司会选址大连。

大连华信计算机技术有限公司（简称DHC）是本地最大的软件公司之一。公司的美国/欧盟项目总经理刘军告诉我：“我带了很多美国朋友到大连来，他们对中国高科技的发展速度感到惊讶。美国人并没有认识到他们面临的挑战，不过我对他们迎接这一挑战的能力充满信心。”在6年内，这家软件公司的雇员数量从30人猛增到了1200人。

现年49岁的大连市市长夏德仁精力充沛，他曾经是一所大学的校长（中国在举贤荐能方面确实颇有建树，精英管理的文化传统源远流长）。在一次宴请当中，夏德仁市长向我描述了他的宏伟计划和目前的进展。他介绍说：“大连共有22所高校，在校大学生共有20万人。”其中学生中一半以上是工科或理科学生，即使是那些学历史或文学的文科生也都有一年时间专门学习日语或英语，并能够熟练运用电脑，只有这样他们才有好的就业前景。大连市民当中一半以上的人可以在办公室、家庭或学校里上网。

夏市长还说：“最初日本企业在大连只做一些简单的加工工业，慢慢地他们开始将研发和软件开发也转移到这里。过去一两年中，美国的软件公司也开始将软件业外包到大连。我们将逐步赶上印度。大连的软件产品出口每年都在以50%的速度递增。中国正成为拥有大学毕业生最多的国家。虽然总体来看，中国人的英语水平不及印度，但由于我们人口更多，因此我们可以挑选出最聪明、英语最棒的学生。”

迄今为止，日本政府从来没有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在华犯下的罪行向中国正式道歉，大连人民会愿意为日本人工作吗？夏德仁市长这样说道：“我们永远都不会忘记日本侵华的历史，但在经济领域我们将只关注经济问题，特别是在谈到软件外包业务时。如果美国和日本企业选择在大连建厂，我们认为那是个好事。我们的年青一代正努力学习日语，掌握了这门工具，他们就能够和日本的对手竞争，就可以为自己谋得高薪职位。我个人感觉，最近几年中国年轻人比他们在美国和日本的同龄人都更有雄心壮志，但他们还没法和我们这一代人相比。我们这一代人在上大学之前都要到边远地区锻炼，去农村、工厂和军队，经历过艰苦生活的磨炼。所以我们这一代人在意志力方面要胜过年青一代。”

夏市长对这个世界的看法直接而形象。尽管翻译可能漏掉了他的一些观点，但是他确实看到了世界的变化，而美国人也应该看到这一点。这个共产党的官员向我解释：“市场经济的规则就是，如果某个地方拥有最丰富的人力资源和最廉价的劳动力，全世界的企业和商机都会到这里来。在制造业方面，中国人最初是雇员，为外国制造商打工，几年之后，我们学会了所有的生产流程，我们自己也开始办公司。软件行业也是一样。这就像盖大楼一样，今天，你们美国人是设计者和工程师，发展中国家只是泥瓦工，但是我希望有一天我们也成为建筑师。”

我继续东行。2004年夏天我在科罗拉多州度假。在那之前，我曾经听说过一家叫捷蓝（Jet Blue）的航空公司，这家公司成立于1999年，专门提供廉价的机票。但我不清楚它们的航线，我需要乘坐华盛顿到亚特兰大的航班，但不知道航班的时间，于是我就给它们打电话。说实话，我给它们打电话还有另外一个目的：据说捷蓝已经将它整个的机票预订工作外包给了犹他州的家庭主妇，我想证实一下。于是我拨通了捷蓝的订票电话：

“嗨，我是多利。要我帮忙吗？”听起来这应该是个已经当祖母的人。

我问道：“我想从华盛顿到亚特兰大，你们飞这条航线吗？”

多利回答说：“对不起，我们只有从华盛顿到劳德代尔堡的航班。”

我继续问道：“那从华盛顿到纽约呢？”

多利回答：“非常抱歉，我们也不飞那条航线。不过我们有从华盛顿到奥克兰和长滩的航班。”

“我可以问您点别的事情吗？您现在是在家吗？我听说捷蓝的员工都在家办公。”我试探地问道。

多利愉快地回答：“是的，我是在家。”（我后来从捷蓝公司打听到，她的全名是多利・贝克）“我现在坐在我们家二楼的房间里，可以看到窗外阳光明媚的风景。5分钟前有人打电话问了我同样的问题，他们说，‘天啊，我以为您会告诉我您在新德里。’”

我接着她的话问道：“那您住在哪里呢？”

多利很高兴地说：“犹他州的盐湖城。我们有一个两层小楼，我很喜欢在这里办公，特别在雪花纷飞的冬天，我也可以舒服地待在家里办公。”

我问道：“您怎么得到这份工作的呢？”

她说：“他们不公开招聘的，是别人口头告诉我的。我曾经在州政府工作过一段时间，退休后我觉得自己应该做点别的。我很喜欢现在的工作。”

大卫・尼勒曼（David Neeleman）是捷蓝的创始人和首席执行官。他将这种雇佣方式称作“家包”（homesourcing）。捷蓝现在有400名像多利这样的雇员，她们在盐湖城地区的家中工作，既完成了机票预订工作，又没有耽误照看小孩、锻炼、写小说和做饭。

几个月后，我在捷蓝的纽约总部拜访了尼勒曼，他向我解释了“家包”的好处。事实上，他在莫里斯航空公司（后来被西南航空公司收购）工作时就开始了这种实践。尼勒曼说：“莫里斯航空公司一共有250名这样的雇员。由于她们的工作热情比较高，服务态度也比较好，完成的工作量比非‘家包’员工要高出30%。所以当我成立捷蓝时，我说，‘我们要把所有机票预订工作都包给这些家庭妇女。’”

尼勒曼这样做也有其个人原因。作为一个摩门教徒，他认为如果更多的母亲可以和孩子待在家里并且拥有一份带薪工作，整个社会将会变得更好。所以他将“家包”地点选在了盐湖城，那里有很多信仰摩门教的妇女，很多人都是家庭主妇。这些人每周工作25小时，而且每个月都要到捷蓝在盐湖城的地区分部接受4个小时的培训，及时了解公司的最新动态。

尼勒曼还说：“我们不会外包到印度的。在这里我们可以得到更高的服务质量……有些公司情愿外包到印度，我始终无法理解。可能是因为他们总想有人在他们面前听差，或是派一些头儿去管人。我们在这里获得的高效率已经远远超过本地工资和印度低工资的差别。”

2004年5月9日《洛杉矶时报》刊登了一篇关于捷蓝的文章，文中提道：“1997年，美国的公司雇员中有1160万人都有部分时间在家中办公，现在这一数字已经上升到2350万人，这相当于美国劳动力的16%，与此同时，主要在家中工作的自由职业者的数量也从1800万人上升到了2340万人。在一些人的眼中，家包和外包并非不同的策略，它们都是同一目的的不同实现形式：哪里能够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公司就会到哪里去。”

这也是我所见所闻的感受：盐湖城的家包和班加罗尔的外包是一个硬币的两面：都是把业务包出去。我所学到的新事物就是，公司和个人几乎可以把工作包到任何地方。

我继续旅行，一直到了伊拉克。2004年秋天，我陪着美国参谋长联席会的主席——理查德・迈耶（Richard Myers）将军视察伊拉克的热点地区。我们先后到了巴格达、美军在费卢杰（Fallujah）的总部和位于巴比伦省外围的第24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简称MEU24）的营地，这里是所谓的逊尼派三角 的中心。MEU24的营地有点像阿帕奇要塞（Fort Apache，在19世纪后半期，美洲土著阿帕奇部落曾强烈抵制殖民者对他们领土的入侵——译者注），周围都是充满敌意的伊拉克逊尼派穆斯林。就在迈尔斯将军忙于与军官和士兵们见面时，我得闲在军营里到处走动，最后竟然走进了作战指挥中心，我立刻被指挥中心巨大的纯平电视吸引住了。电视屏幕上放映的内容好像出自头顶上的投影电视装置。屏幕上放的是一群人在一栋房子的后面移动，而屏幕右边不停滚动出现的对话好像是对电视图像的讨论。

我问旁边那个正在笔记本电脑上仔细监控所有图像的士兵：“这放映的是什么？”他解释说，这是美国“掠夺者”（Predator）无人驾驶飞机在用高性能的电视摄像机拍摄伊拉克的村庄，并将实时图片传送回他的电脑和这个屏幕上。这架无人驾驶飞机和摄像机都是由美国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的Nellis空军基地的专家掌控的。确实如此，在伊拉克上空飞行的无人驾驶飞机是由拉斯维加斯控制的。这些视频图像同时被MEU24、位于坦帕市的美国中央司令部、美国中央司令部在卡塔尔的地区总部、五角大楼甚至中央情报局同时观看。遍布世界各地的这些分析人士也在网上交换对电视内容的看法，他们在网上的对话记录不停地闪现在屏幕的右端。

我还没有来得及表达自己的惊讶，一个和我一起来的军官说，这种技术已经“碾平”了军队里的等级制度。下级军官甚至刚入伍的士兵都可以掌握大量的信息，他们可以操作电脑并对采集来的信息做出决定。当然，一个中尉没有得到上级的指示肯定是不能命令开火的，但是那个只有高级军官才能知晓全局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军人的战场也被夷为平地。

我把这个故事讲给了我的朋友尼克・伯恩斯（Nick Burns），他当时是美国驻北约的大使，并且还是美国棒球红袜（Red Sox）球队的忠实球迷。尼克告诉我，2004年4月他在美国中央司令部位于卡塔尔的地区总部出席一次会议，美军中央司令部指挥官阿比萨德（John Abizaid）将军就坐在他的对面，在他的身后是4台纯平电视。前面3台放映的是“掠夺者”无人驾驶飞机从伊拉克的不同地方拍摄来的实时图像，尼克专注看的是最后一台，里面放的是红袜对扬基（Yankees）的棒球比赛。

汉堡包和薯条也变平了

于是我继续东行，一直回到我在马里兰州贝塞斯达市的家。等我终于在房间里坐定时，我感觉我的头在眩晕。然而，各种可以验证“平坦的世界”的消息又陆续传到我的耳边。有的消息可能会让那些家里有孩子在读大学的父母寝食难安，不知道他们的孩子该如何应对：比如，福里斯特市场调查机构（Forrester Research Inc.）预测说，到2015年美国将有300多万服务和专业工作外包到国外。而最让我错愕的是2004年7月19日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的头版文章《想要外包的薯条吗？》。

在密苏里州吉拉多角市（Cape Girardeau）的55号州际高速公路附近有家麦当劳店，在那里你可以得到质优高效的服务，虽然帮你订餐的人并不在餐厅内，甚至不在密苏里州。事实上，帮你订餐的是科罗拉多州的一家呼叫中心，距离这家餐厅有1450千米。呼叫中心通过高速的网络，将顾客的订单传给准备食品的厨师。看起来即使是餐馆服务工作也不能排除被外包的可能。

吉拉多角市麦当劳餐厅的老板香农・戴维斯一共拥有12家麦当劳连锁经营店，他将其中4家的订餐业务外包给了科罗拉多州的那家呼叫中心。后者的所有人是麦当劳的另一家特许经营商史蒂文・比加里。戴维斯这样做的目的和所有寻找外包业务的商人是一样的：降低成本、提高速度和减少差错。

廉价、快捷和可靠的通信线路使得科罗拉多呼叫中心的工作人员可以很方便地同密苏里州的顾客进行交谈，为他们照一张电子快照，将他们的订单显示在屏幕上以确认没有出错，然后将订单和照片发送到密苏里州的餐厅厨房。比加里说，订餐一旦取走，照片就被销毁了。而取走汉堡的人可能永远不会知道，在他们动身取订餐之前，他们的订单早已穿过了两个州。

戴维斯说，我10年前就梦想过这样干，所以一有机会我就马上付诸实施。比加里很乐意帮助戴维斯实现梦想，他的呼叫中心只征收微薄的费用。

文章还提到，麦当劳公司也注意到了这种外包经营的创新，它开始在伊利诺伊州其公司总部附近的3家分店做实验，不过使用的软件和比加里（Bigari）的并不相同。麦当劳负责信息技术的副总裁吉姆・萨平顿（Jim Sappington）表示，将这种外包业务应用到麦当劳在美国的1.3万家餐厅，还是个很遥远很遥远的事情。不过，除了戴维斯外，明尼苏达州和马萨诸塞州的另外2家麦当劳的特许经营店也将它们的订餐业务外包给了比加里。比加里认为，这一体系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它将客户的照片和订单联系在一起，提高了准确率，加快了服务的速度，抱怨也减少了。文章得出结论说：“在快餐领域，时间真的就是金钱。工作流程即使只缩短了5秒钟也非同小可。”比加里说，他已经将免下车服务（drive‐through）的取餐时间缩短了30多秒，现在只需要1分零5秒，这比麦当劳普通餐厅的2分36秒缩短了一半时间还要多。他们的取餐窗口前每小时经过的车辆有260辆之多，比开展呼叫中心业务前增加了30多辆……虽然呼叫中心接线员比普通雇员的平均工资每小时要多出40美分，但总体来看他所支付的工资成本下降了1个百分点，同时餐厅的销售额也大幅上升。经过其他公司的测试，在比加里开展呼叫中心业务之后，其窗口取餐业务的差错率还不到所有订单的2%，而在此之前，这一比例为4%。事实上，尽管比加里掌管的其中7家麦当劳店除了提供呼叫中心订餐服务外，也有柜台服务，但多数顾客即使是坐在就餐区内也宁愿通过呼叫中心订餐，他们用手机订餐，用信用卡支付。

我继续东行，到了我家朝东的起居室。我的妻子（Ann），曾经是一年级的阅读老师，她给我看了一篇文章，里面谈到美国的家长和孩子正通过网络将家庭辅导外包给印度人。2005年10月美联社发自印度科钦（Cochin）的一份报道讲述了这个故事：

黎明尚未到来。天色如墨，几颗稀疏的星星在天上闪烁。住在印度南部科钦的科扬卜罗斯・纳米多来到了一个安静的郊区，开始了她的工作。现在是凌晨4：30。她端着一杯咖啡，坐在自己的小隔间里面开始工作。她有20多位同事，每个人都有一个小隔间，里面放着电脑和耳机。在7000英里（1英里=1.609千米）之外的芝加哥郊区小镇格伦沃（Glenview），夜幕刚刚降临。一个14岁的男孩普林斯顿・约翰坐在电脑边，光着脚丫，等待着上他的几何辅导课。这个中学一年级的小男孩戴上了一副耳机，点开电脑上的软件，就可以和他远在天边的辅导老师纳米多通话。

这被称为电子辅导（e‐tutoring）。这又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现代的通信设施，加上人数众多的受过高等教育、工资低廉的亚洲人已经把外包的领域不断扩展，渗透到美国人的日常生活。

上千名美国的中学生现在都在接受印度人的辅导。

纳米多问：“你好，普林斯顿，怎么样，你考得怎么样？”

普林斯顿回答：“喂，我很好。我考得很不错。”

纳米多为一家叫做成长之星（Growing Star）的公司工作。这家公司在加利福尼亚的弗里蒙特和印度的科钦均有办公室。普林斯顿和他12岁的妹妹普丽西拉每周两次通过网络接受数学辅导。

普林斯顿的辅导课很快开始了。一份几何试卷出现在他的电脑屏幕上。辅导老师和学生互相交谈，打字输入有关的信息，并用一个数字化的“铅笔”做习题、改错误。普林斯顿在一个很像鼠标垫的板子上写字，他写的东西就出现在纳米多的电脑屏幕上。普林斯顿还可以用扫描仪将他课本上老师布置了作业的那几页发送给纳米多。普林斯顿说，“我们开始吧。”于是他们开始讲解什么是平行线和补角。

电子辅导是在3年前出现的。现在有数千名印度老师在辅导美国学生数学、科学和英语。他们的工资是每小时15～20美元，而在美国请一个家教每小时需要付40～100美元。普林斯顿的母亲贝西・皮尤斯坦非常满意，她说她的孩子们两年前开始接受电子辅导，现在每门功课都是A或B。

辅导课快结束了。纳米多布置了课后作业。普林斯顿抗议了：“又有作业呀。好吧，好吧，做作业。没有作业的生活该有多好啊。”

尽管我已经到家了，但是我还是继续向东。我到了华盛顿的市中心，就在我办公室的旁边。2005年秋天的一个下午我采访了美国商务代表罗伯・波特曼（Rob Portman）大使。他的助手艾米・M.威尔金森（Amy M.Wilkinson），一个白宫工作人员，告诉了我一个不同寻常的故事。美国和阿曼刚刚完成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双方同意消除关税和贸易壁垒。不同寻常的是，波特曼是通过电视会议的方式和阿曼商业和工业部长迈克博勒・宾・阿里・素丹（Maqbool Bin Ali Sultan）签订的这个协议。波特曼在美国，而素丹是在阿曼的首都马斯喀特（Muscat）。威尔金森女士描述了当时的情景：“在我们的会议室有大约30名媒体记者，个个拿着笔记本电脑。波特曼大使站在房间前面的讲台上。他的形象被投影在一个数字化的电视会议屏幕的半边。阿曼商业工业部部长和围坐在圆桌边的阿曼记者们被投影到屏幕的另外一半。波特曼大使先讲话。阿曼部长接着讲话。然后是回答问题的时间。美国的媒体向波特曼提问。然后我们转向阿曼的记者，请他们提问。他们也问了他们的部长几个问题，然后一个美国记者同时向波特曼大使和迈克博勒・宾・阿里・素丹部长提问。接着，美国记者纷纷向阿曼部长提问，阿曼记者也向美国大使提问。最后，（在屏幕一边的）波特曼伸出手和阿曼部长‘虚拟握手’。这看起来挺滑稽，有人忍不住笑出声了。不过效果确实不错。这种会议能够让更多的人参加，否则我们必须整个使团飞到那边去，阿曼方面也是一样。数字化的会议使得每个人都不会筋疲力尽，而且坐在‘虚拟桌子’边上的人皆大欢喜。”

几个月之后，我打电话给我的股票经纪人，瑞银的Mark Madden。他让我先等一会儿。我等他的时候，电话里一直播放着瑞银的广告。广告说，全球市场变得和人们更加贴近，而且越来越紧密，由于这种变化，瑞银的服务只在两个地方：“每一个地方”和“就在你身边”。

瑞银的广告这样说：“金融的解决方案是没有边界的。我们在全球各个市场都有投资分析师。我们拥有世界范围内的财富管理、资产管理和投资银行方面的专家。你的瑞银财务顾问可以借助这一资源的网络，为您提供最优的服务。我们已经把世界缩小到了可以管理的程度。”

我喜欢他们的提法。一个公司提供的服务只在两个地方：“每一个地方”和“就在你身边”。这准确地把握了平坦的世界对公司的影响：一方面，公司必须比以前更加全球化，同时，也必须更加人性化。

我在美国还遇到一些可以说明世界变平的例子，不过和经济学没有关系，但却和我的职业有关。2004年大选之前，我参加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王牌主持人鲍勃・希弗（Bob Schieffer）主持的周日早间新闻节目《面对国家》（Face the Nation）。那几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各大媒体上都受到关注，因为拉瑟（Dan Rather）在名气很大的《60分钟》节目中报道说，越战期间布什总统的空军服役证明是伪造的。

节目之后，希弗给我讲述了一周前他遇到的奇事：那天他录完节目走出直播间时，一个年轻的记者在路边等他。这并不奇怪，因为各主流媒体——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国家广播公司、美国广播公司、福克斯和CNN——周日早间都会有访谈节目，它们会派记者到其他媒体直播间门口等待节目结束后采访出席访谈的嘉宾。但是这个年轻人并不是这些主流媒体派来的，他很礼貌地介绍自己是一个网站InDc Jour‐nal.com的记者，希望能问希弗几个问题。出于礼貌，希弗表示同意。这位年轻人就用一个希弗不认识的设备开始了采访录音，紧接着他又表示希望能拍张照片，可是希弗并没有看到他带的照相机——他根本不需要专门的照相机，一部手机就帮他解决了问题。

“第二天早上我登陆了他们的网站，不仅看到了一篇报道、我的照片，还发现已经有了300篇相关评论。”尽管希弗对这种网络媒体的迅速发展并不少见多怪，但他仍旧对这位年轻人如此高效率、低成本的独行侠式的报道方式感到吃惊。

我对这个故事产生了很大兴趣，于是我联系上了这位年轻人，他名叫比尔・阿尔多利诺（Bill Ardoli‐no），是一个很善于思考的年轻人。我在网上对他进行了采访，首先从他用的设备问起。

“我用一个很小的MP3播放器兼数字录音笔（长3.5英寸，宽2英寸，1英寸=2.54厘米）进行录音，用一个单独的小数码相机拍照，这些当然比不上融数码相机和录音笔于一体的手机方便。我一直随身携带这些设备，因为你随时都会遇到新闻。”

阿尔多利诺说，这个MP3播放器花了他125美元，主要功能是播放音乐，也可以当作录音设备，将声音存成WAV格式，然后可以在电脑上播放……基本上，采访必备的录音设备只需要大约100美元，如果你工作中还需要图片，那就再花200～300美元买个照相机，400～500美元就能买一个很好的录音笔兼数码相机。但是要想做采访工作，花200美元添置设备已经足够了。

是什么让他创立了自己的新闻网呢？

阿尔多利诺说：“我已经厌烦了主流媒体那种片面、独断的信息采集方式。”阿尔多利诺自称是“中间偏右的自由主义者”。他说：“独立采编和博客都是市场力量的反映，因为现在的信息来源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我最早的独立采访对象是华盛顿特区的反战团体，事实上很多媒体都没有正确地反映这些社会团体的性质。我采编的新闻由于观点新颖、视角独特而得到迅速传播。对希弗的采访在24小时内点击次数达到了2.5万次，我所创下的最高纪录是24小时内点击次数达5.5万次，那是我对拉瑟门事件的披露……我当时采访了第一位对丹・拉瑟的报道质疑的专家，没想到48小时内《华盛顿邮报》、《芝加哥太阳时报》、《纽约时报》等都要求对他进行采访。”

他继续说：“发现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造假的过程是非常快的。很多人都在不屈不挠地寻找事实。媒介的传播速度和开放性让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难以应付无数无形中存在的新闻监督员……我总是想以写作为生，但很讨厌美联社的那种写作风格。博客的存在让人们不必对着电视大叫大嚷，让他们有了畅所欲言的机会。我觉得博客实际在充当新闻采编和评论的供给系统，他们一方面在密切关心主流媒体的动态，另一方面也在给后者提供基本信息。就像你在本书中谈到的很多情况一样，事情都有好坏两面。多家媒体的存在可能会导致新闻报道不一致的情况，但它也打破了垄断，更好地确保了公众获得信息的真实性。”

就像我很偶然地听到希弗和阿尔多利诺的故事一样，也许你也会在某一天遇到一些事情，他们会告诉你，旧的等级制度正被碾平，世界也在变平。我翻阅着2005年6月25日的《金融时报》，忽然看到这则新闻《Google寻找更多的天才》。这则报道写的是Google打算把传奇的技术天才路易斯・蒙尼尔（Lou‐is Monier）从eBay挖过来。蒙尼尔在eBay负责新技术开发。真正吸引我的是报道中的一段话：“蒙尼尔先生最初是在一封电子邮件中把打算离开eBay的想法告诉了博客约翰・贝特尔（John Battelle），贝特尔很快就在他的网站Battellemedia.com上公布了这一新闻。”也就是说，一个顶尖的博客公布了这一消息，而传统的媒体巨人《金融时报》不得不引用贝特尔个人的网站作为最权威的信息来源。

研究政治和技术的相互关系的专家迈卡・西弗赖（Micah L.Sifry）在2004年11月22日的《国家》（The Nation）杂志中提到：“自上而下的政治一去不复返了。过去，竞选、机构和新闻界都是依靠大资本支撑的与世隔绝的权力中心，但是现在和旧制度不同，出现了很多能够让个体更疯狂、更能亲身参与、更能直接满意的东西。”

阿尔多利诺和《金融时报》上的报道只不过是两个例子。世界正在以更快的速度变平，并且在改变各种规则、角色以及相互的关系，而社会科学还没有对此做出足够的研究。就像我要在下一章中谈到的那样，我们将进入一个阶段，让我们可以看到几乎一切事物都能数字化、虚拟化和自动化，那些采用新科技手段的国家、公司和个人将获得惊人的收益。我们将进入一个阶段，让更多的人可以接触到这些科技手段，他们可以是创造者、合作者甚至是恐怖分子。真正的信息变革即将开始，我称其为全球化3.0版本，但我相信这个全球化的新时代与前两个全球化的版本存在着质的差异，所以我强调世界已经从圆的变成了平的。不管你在地球的什么地方，你都会发现，等级制度正遭到来自社会底层的挑战，或者正从自上而下的关系变成更为平等和合作的关系。

曾担任克林顿政府商务部高级官员、现为私人战略咨询师的大卫・罗特科普夫（Daivd Rothkopf）表示：“全球化曾是我们用来描述政府和大企业关系变化的词汇，但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意义更广阔也更为深远的现象。”全球化并不仅仅是政府、企业和个人相互交流的方式，也不仅仅是机构间相互影响的方式，它意味着新的社会、政治和商业模式的出现。罗特科普夫补充道：“全球化涉及社会的最根深蒂固的方面，甚至会影响到社会契约。你所在的政治实体中存在着那些在虚拟空间的新工作，存在着能参与全球分工合作的工人，存在着在世界多个地方同时生产的产品，谁来监管工作？谁来征税？谁从税收中获益？”

如果我对平坦世界的说法是正确的，那么这将像古滕堡（Gutenberg）印刷术、民族国家的兴起和工业革命的发生那样被当作全球最基本的变革之一。就像罗特科普夫提到的那样，每次变革都会影响个人角色、政府角色和形式、创新方式、妇女地位、战争方式、受教育方式、宗教和艺术的表达方式、科学研究的开展方式等。“历史上总有一些分水岭式的事件，它们带来的变革是彻底的、多层面的，它们的意义在当时也是很难预测的。”

如果平坦世界的前景让你对未来感到不适，你的感觉没有错，很多人和你的感受是一样的。历史上的每次技术变革都给这个世界带来了深刻的变化，但是世界变平的过程和以往的变革有着质的不同。印刷术的引进用了数十年的时间，而且在更长的一段时间内，这种新技术只影响到地球上很少一部分人。工业革命也是这样。世界变平的过程比前两次全球化发生的速度更快，影响的人也更多。转变的过程速度越快、范围越广，其带来的破坏就可能越大，因为权力从旧主人转移到新主人手中的过程是无序的。

过去数年一些无法利用这些变化而在市场上遭受失败的高科技公司给所有的企业、机构和国家敲响了警钟：它们现在面对着无法回避甚至无法预测的挑战，但是却缺乏适应这些挑战所必需的领导、灵活性和想象力。不是因为它们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也不是因为它们不够精明，而是因为变化的速度超过了它们。

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巨大挑战是如何让人们不要受制于这些变化，如何让人们不落后于这些变化。这些都不容易实现，但这却是我们的任务。这是不可避免的。本书就是要提供这样一个思考问题的框架，并且让我们最大限度地从中受益。在本章中，我介绍了我是怎么发现世界在变平的。下一章中我将讨论世界是怎样变平的。 nV/0dDr2yMt/BZgy3hgq9CnVCu/PlhnUwTnufjidAcoSdSkc2r60o6vFN7yHBRP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