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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春天，我到社科院经济所面试，是第一次去北京。在火车上，我已记熟了路线，下来便上了103路公交车。首发站有座，但没过两站，我就让给了一个中年人，想起来，那家伙还没我现在大呢，连声谢谢都没说，估计也是一外地人，没必要跟我客气。
大学时的老乡魏辉，比我高两届，两年前就考入了社科院，导师是朱绍文和黄范章，研究方向是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说。辽大时，他跑万米，每天不跑完都睡不着觉；我则爱踢球，见天地泡在球场上。原本连点头之交都算不上，后来，他跟我们八〇级学数学，我们很快就混熟了，毕竟我是数学课代表啊。
魏哥见到我特开心，说：“咱辽大后继有人啊！”问我这届考来了几个，我说工经二班有个邢国均，听说七九政经有个魏志强，经济片应该就三位。他也扳开了手指头：八一级的左大培、崔丕胜，八三级的郑秉文、皮树义等。
那时，社科院研究生院分三个地儿，总部和老生在玉泉路的十一学校，八三级在解放军政治学院，八四级新生都去了后勤学院。上课则看情况，或去总部，或在后勤学院，有时还去老师家。至于新闻所，在《人民日报》那边，基本与我们没什么交集。
报到那天在十一学校，可把我乐坏了，那球场老棒了，标准的一个大场，摆小场的地儿也有的是。可等我一到居住的后勤学院，顿时傻眼了：就一个操场，全铺的大水泥块子，正前方耸立一观礼台，右上边是个红色的大五角星。
我在辽大养成了一个毛病：下午一过三点就坐不住，浑身发痒，必须去活动，有课都上不好。那时，我们两个同学一专业、俩导师，学得特杂，所以，社科院容易出通才。工经、农经的组成经济二班，世经的叫三班，经济所、财贸所的叫一班。
我们寝室一共四个人，都是性情中人，见我憋得够呛，便帮忙凑钱买了个足球。学经济思想史的老黎来自南开，贵州土家族，长得像外国人，踢球也猛，自称凑数的，但分拨时很受欢迎；真说起来，老大周欣虽是个狂野球迷，但几乎没踢过球，有时被拉来，帮着守守门。
秉才是镇江人，吉大经济系的，性格内向，属于标准的书生，平日里苦读经典，有一天静极思动，跑到场上胡抢乱踢，一通地撒野。忽然，他闭着眼睛一个起跳，正好顶在我眼镜上，俩镜片顿时就跟蜘蛛网似的，稀碎稀碎的。还好我眼睛就只是有点肿，并没大事。
我们班有个叫济光的，河北雄县的，也是二十岁，比我还好动，大雪天都得出去跑几圈。他是头号积极分子，一到下午就各个寝室砸门，拉人到操场，摆上小门就踢开了。要说学员一个爱足球的都没有，那不可能，但待了一年，愣是没见到一个来踢的，他们顶多在楼下打打羽毛球，还挺欢实的。
第一年课程紧张，不少同学经常要跑到所里，所以经常凑不齐人，或者刮风下雨的，大家窝在屋里不出来。我和几个小哥们儿照旧闲不住，对着墙上固定的某一处，轮流练习脚法，嘭嘭嘭地，不时发出欢呼。
后勤学院对社科院很尊重，知道都是研究生，那时候本科录取率也就百分之五六。可有回检阅，院长在观礼台上，指着背景墙大发雷霆：“这到底怎么回事？看看看，把墙都踢出花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