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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研究生那会儿，有几件事挺难忘的：一是在食堂，王逸舟、赵士林几位博士与一外校的舌战。我去晚了，见那人说话有点不利索，老是重复，却能以拙破巧，任凭你的唇枪舌剑。我问身边的哲学系队友：“谁啊？”他有点上火地说：“就是最近火了的，北师大搞文学的那主儿。”
还有1987年元旦，北京八大艺术院校业余比赛选手过来联欢，有个唱得特别好的，一问是冠军，再问，叫刘欢。亚军是宋柯，后来和我踢了好几年球。
那时文史哲与经济片争学生会主席，搞得跟阶级斗争似的。唯一不影响双边关系的，就是我们玩球的，管你丫的谁上位？争个球啊！
研究生院就那么点人，都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文学系的崔子恩很爱和我打招呼：“小弟啊……”他们不懂球的人，喜欢叫我马拉多纳。我那时只崇拜马拉多纳，他那种横冲直撞的风格，彰显着男人该有的肆无忌惮。
班里的老周力挺的普拉蒂尼，在1984年的欧洲杯上，可是大大出了一把风头。对决终于来了：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当时，我俩各领一拨，要是东北话怒吼，准是我们马派；要是湖南话大笑，那肯定是普派。后来，每次见面，我都要提这事，老周总是愿赌服输地说：“那是马拉多纳的世界杯。”我虽然兴奋得跟过年似的，可损失却十分惨重。
社科院那年与南加州大学搞了个英语培训中心，我有幸考上了，分在一班。由于上课在建国门总部，我有时不去，一位后来做了领导的老大哥劝过我：“改革跟你有多大关系啊！还是先要把英文学好。”培训一年后，中心发个证书，说是可以顶托福来用，所以，想出国的同学都很重视。
考试前一天凌晨，是法国队与巴西队的世纪大战，这必须看啊！那是一场世纪大战，我看完十分兴奋，心想甭睡了，天亮后直接去建国门参加考试吧。谁知中间打了个盹，醒来一看表：哎哟，上午九点半了，怎么赶也来不及了。我找陈老师商量补考，美国老师Peggy也替我说好话，但还是不行。
我对足球是真爱，上大学那么穷，还订了一份《足球报》。“五·一九”那天，我和储贺军几个，拿了张板凳，站在后勤学院食堂的窗外，张望里面的一台小黑白电视。输给香港后，我郁闷得吐血，还给年维泗写了封信，力陈足协改革的意见。
多年以后，新的足协领导上任，他孩子的补课老师也是我儿子的班主任，领导让他找一家民营研究机构，为中国足球做份一揽子的改革方案，结果阴错阳差地找到了我。抛开以后的“叉腰肌”那些事儿，我感觉这人还是真心要做事的。我想了想，推荐了天则经济所。
据说，我那俩同学，去了跟老谢谈得很是投缘。不过，看到国家队这些年的表现，估计也没啥用，这不，十二强还没打完，高洪波就下去了，急三火四地请来了里皮教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