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严歌苓（1958— ）是当下著名旅美华文女作家，如果从1978年发表处女作童话诗《量角器与扑克牌的对话》算起，她至今已经从事创作实践39年。从最初写诗、写剧本到后来一直从事小说创作和编剧，39年间严歌苓为读者留下大量优秀的文本，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此外，作为好莱坞专业编剧，她将小说创作和影视结合起来，又进一步扩大了她的影响力。

最近几年她的多部中长篇小说都先后被改编成影视作品在中国热播，比如《一个女人的史诗》《金陵十三钗》《第九个寡妇》《小姨多鹤》《铁梨花》《幸福来敲门》《娘要嫁人》等。从此，严歌苓的小说作品以影视的方式走入千家万户，并进入大众文化的视野。其实，早在20世纪90年代，她的小说《少女小渔》《天浴》等就被改编成电影，产生了很大反响并获得多项大奖。

在中国当代文坛，严歌苓的作品频频获得各种级别的文学大奖和进入文学排行榜，比如：1999年《拉斯维加斯的谜语》获上海文学奖；2000年《人寰》获上海文学奖；2000年《谁家有女初长成》获《北京文学》“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排行榜”中篇小说第一名并获中国小说学会“2000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中篇小说第四名；2001年《白蛇》获第七届《十月》中篇小说文学奖；2004年《拖鞋大队》名列《北京文学》年度中篇小说榜首；2006年《金陵十三钗》获《小说月报》第十二届百花奖和《中篇小说选刊》优秀小说奖；2006年《第九个寡妇》获《中华读书报》“2006年度优秀长篇小说奖”和新浪读书网“2006年度最受网友欢迎长篇小说奖”；2008年《小姨多鹤》获《当代》长篇小说“五年最佳小说”和新浪网络盛典年度作家，并获中国小说学会“年度小说排行榜长篇小说组第一名”；2009年《赴宴者》获《当代》年度长篇小说奖；2009年《小姨多鹤》收录于新中国60年中国最具影响力的600本书和获首届“中山杯”华侨文学奖最佳小说；2011年《陆犯焉识》获中国小说学会年度长篇小说排行榜榜首；等等。可以说她在当代文坛的影响是很大的，而且这种影响仍然在蔓延，中国大陆几乎掀起了一股严歌苓热。

而且，这种影响力是世界性的，并非限于中国大陆，从时间上要远溯至20世纪90年代。在某种意义上，她在文学上的影响是先在中国大陆之外产生的。1991年《除夕甲鱼》获台湾洪醒夫文学奖；同年《少女小渔》获台湾《“中央”日报》第三届文学奖短篇小说一等奖并获亚太国际电影节最佳编剧奖；1992年《学校中的故事》获香港《亚洲》周刊小说奖第二名；1993年《女房东》获台湾《“中央”日报》第五届文学奖短篇小说一等奖；1994年《海那边》获台湾联合文学奖短篇小说一等奖；1996年《天浴》英译本获美国哥伦比亚艺术学院最佳实验小说奖；1998年《天浴》获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编剧奖；1998年《人寰》获第二届台湾《“中国”时报》百万小说大奖；1999年《天浴》获美国影评人协会奖；2006年 The Banquet Bug （《赴宴者》）获华裔美国图书馆协会“小说金奖”，并获美国亚马逊网站五星级图书和英国BBC“睡前一本书”荣誉；等等。

严歌苓确实获得了很可观的文学实绩，而且其影响力和影响范围也正在不断扩大。学界对其作品的研究也有近20年的历史，已经积累了相当可观的研究成果。这两个方面是对其进行进一步研究的前提和基础，也能体现出对其研究的价值。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严歌苓的创作就引起了研究者的浓厚兴趣，尤其是21世纪以来严歌苓研究的热度不断升温，至今仍然是研究的热点。就已有研究类型来看，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文学史层面。

将严歌苓的文学创作入史，这是对其创作的充分肯定；同时，也是对其价值的充分肯定。这种形式往往是将其编入教材，于是这种研究就有了入史和传播的双重功能。就这类研究来看，严歌苓往往是被重点介绍的一位作家。比如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教程》，将严歌苓列入“新移民华文作家群”中来讨论。书中如此评价：“无论是质量还是产量，严歌苓堪称海外新移民文学群体的典范。” 在另一部教材中，也将严歌苓的创作划入“新移民文学”中来定位。书中对严歌苓做了如此评价：“在美国华文文学中独树一帜”“将90年代以来的北美华文文学，带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当然还有其他例子，但无一不是对其充分肯定。

第二，硕博士论文层面。

就近几年的情况来看，这类研究十分活跃，且数量呈上升趋势。严歌苓研究成为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的热门选题。不过整体而言，这类研究良莠不齐。有些博士论文最终以学术专著形式面世。

第三，期刊论文层面。

这是呈现最为丰富的一种研究类型。就中国知网来看，专门研究严歌苓的论文每年以百计递增。如果将报纸期刊的研究文章包括在内，应有数千篇之多。可谓洋洋大观而又泥沙俱下。

第四，学术专著层面。

这个层面一般是将严歌苓的创作纳入某一类型或主题中来进行论述，也即首先建构起一个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大框架，然后将其填充到应该放置的章节来进行讨论，或者是选入论文集。这类著作是比较多的，在此可略举几例：《世界华文文学与中国》（张炯，花城出版社，2012）、《玉树临风》（杨匡汉，花城出版社，2012）、《华文文学的大同世界》（刘登翰，花城出版社，2012）、《乡愁以外：北美华人写作中的故国想象》（高小刚，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中华文化母题与海外华文文学》（杨匡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8），等等。这类研究相当有价值，学理性很强，对严歌苓研究极具启发性。

然而，严歌苓研究仍然需要突破。毕竟，目前严歌苓研究明显存在一些不足和缺失，简要来看，至少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理论先行，理论自足，对文本重视不够。理论演绎自成另类文本，文学作品似乎只是其中适时适度的点缀，这种做法成为多年来文学研究的一种范式。中国文学研究从多年前的“去中国化”回归到“再中国化”，我们有必要暂时不事事依赖理论，而是回到作品文本中做一些客观和感性的考察。

第二，单篇作品评论较多，综合性的整体研究缺少。严歌苓是个热门作家，多年来一直都是文坛的兴奋点，每有新作品问世，迅即掀起热潮。于是，单篇作品评论如潮出现。这种趋时性的研究自然也有一定的意义和价值，但若始终如此，必定形成浮躁风气，且将文学新闻化了。严歌苓有近40年的写作实践，现在缺少的是综合性研究。研究者有必要也必须认识到这点，并付诸行动。

第三，重视作者身份和文化环境的变化，忽视作品中不变的因素。先不考虑严歌苓初期在国内的创作成就，现在的研究一般看重的是严歌苓赴美后的创作实践，似乎从中可以挖掘更多内容。比如用后殖民理论、女性主义理论、文化研究和文化冲突理论以及从中派生出的身份焦虑等，来重点对严歌苓出国后的作品进行解析。对于这类研究，一方面我们承认其已经取得的成果，如果对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宏观意义上的考察，它也确实开阔了研究视野，积累了研究的经验；但另一方面，它又遮蔽了很多原初和本质性的东西，比如文本中存在的真正中国性的和文学性的东西，这说明并非一切都可依赖文本之外的宏观理论。

鉴于以上缺失和不足，笔者想做一次尝试性的研究——基本上抛开各种理论的环绕和纠缠，彻底回到文本本身，从方法上回到文本细读和分析。笔者的目的是，通过对严歌苓几乎所有小说作品进行最为全面的考察（1986—2013年），力图发现严歌苓小说叙事的最基本的元素，以期从叙事源头上找到严歌苓小说好读、耐读、血肉丰满的内在原因。

通过考察和分析，笔者发现最能体现严歌苓小说叙事基本元素的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眼睛”书写、“笑”书写和“吃”书写。这三个基本元素融于严歌苓所有小说作品之中，而且成为小说叙事过程最重要且必不可少的内容。

本书即从“眼睛”书写、“笑”书写和“吃”书写三个方面来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