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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子问题的研究一直以来都是跨语言文化研究中的核心议题，对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面子概念，学界一直争议不断。西方学者Goffman最早于1955年提出面子概念，将其定义为“个人成功地获得社会团体中他人对自己的正面评价”（1967.5）；并进而提出面子交往（facework）概念，即泛指一切与面子相关的行为。然而Goffman对面子概念的提出到分析都是基于社会学的视角。直至Brown & Levinson（1978，1987）正式将这一概念引入语言学的研究范畴，并提出了经典的礼貌—面子模式，语用学界才开始把面子作为重要的研究话题。Brown & Levinson将礼貌策略作为实现保全面子的手段，其具体理论不但详尽列出各种策略，而且进一步对礼貌和面子作了积极与消极的划分。正如Leech（2014）所言，一种理论越详细就越容易产生分歧。其中的消极面子与消极礼貌之分，常因西方英语种族中心论而备受争议。在这一经典理论的基础上，有学者提出自己不同的解析视角，如O'Driscoll（1996）提出的面子三位性、Scollon & Scollon（1995，2001）的面子矛盾体，以及Ting-Toomey（1988）和Ting-Toomey & Kurogi（1998）的面子协商理论等。其目的无疑是改善先行理论备受争议之困境，然而，从实践来看，仍无法合理解释东方文化背景下的面子问题。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交叉学科界面研究的日益兴起，面子作为独立议题逐步走进学界的视线中。从交际互动视角、身份理论、社会文化特性以及近期兴起的不礼貌研究中都涌现出与面子问题相关的探讨，佐证了这一议题跳出礼貌框架体系的可行性及合理性。
随着西方相关理论的不断发展，研究视角的日益演变，更为细致全面的汉语言特性的面子研究迫在眉睫。与西方面子概念和理论相比，中国人的面子具有别样的属性，是中华上下五千年文化传承与积淀的产物，已然超越礼貌—面子模式中“手段—目的”的关系。首先，汉语文化特性的面子倾向于在口语交际中明示，即具有表征的明示性；其次，汉语文化特性的面子表征受到社会、文化、认知多维度因素的影响，具有社会、文化、认知多重属性，具体可体现为表征的自我性、他我性和超我性，以及文化的基因性、人际的相互性、表征的多维性；再次，汉语文化特性的面子虽可作积极与消极之分，然而消极的含义却与西方的消极面子相差甚远；最后，汉语文化特性的面子（一般意义的面子）表现为基于身份特征与社会文化要素相关的概念集合。具体而言，是指基于身份特征，根据社会、文化价值，自我和他人对面子表征或面子诉求所作出的评价。
既然西方经典模式已无法全面准确地阐释汉语文化特性的面子表征，在相关理论的发展以及视角的转变基础之上，在符合汉语文化特性的理论框架下，解读中国人的面子问题势在必行。本研究意在探究汉语中面子的表征问题（MIANZI representations），具体考察汉语文化背景下社会交往中面子概念是如何使用或呈现的，并不是在具体的言语交际互动中考察面子行为，即交际面子（face interaction）。换言之，交际面子并不是我们要研究的对象。本研究试图通过对多源语料中“面子”和“脸”明示性表征的分析，发现“面子”和“脸”的概念异同，并据此界定汉语中不同于西方学者提出的“积极面子”与“消极面子”的概念，进而抽象提炼出汉语中面子表征的特征，最终解释和建构汉语文化特性中一般意义的面子概念。
本研究中“面子”一词的使用表示三种不同的概念：一是用来表示普遍意义的概念，即跨语言文化中普遍存在的概念，使用在一般的表述之中。例如：面子问题是语用学研究经久不衰的问题，也是备受关注的问题。这里使用的“面子”就是普遍意义的概念。二是用来表示体现“面子”和“脸”的整体概念，即汉语中一般意义的概念。例如：本研究关注汉语文化特性的面子，具体研究汉语中面子的表征问题。这里使用的“面子”指的是汉语中一般意义的“面子”，既不是单指“面子”，也不是单指“脸”，而是一个统合的概念。由于联系上下文可以区分这两种意义的概念，所以本研究不作任何标记。三是用来区分与“脸”相对应的概念，这时在行文中加引号。例如：汉语中存在“面子”和“脸”两个概念。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不涉及汉语中面子的次范畴概念，如赏光、争光、屈尊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