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欣闻书稿即将出版，我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记忆瞬间回到十多年前迎新会的场面，一个聪明伶俐女孩的优美舞姿至今让我记忆犹新。也许从那时起，就注定我们结成师生关系的缘分，她读本科、上硕士，再到攻读博士学位，都成为我的学生，自然可以对她说道说道。刚入师门时，我并不看好她，怕她坐不住“冷板凳”。然而出乎我所料，她“坐板凳”可连续不动，专注问题可废寝忘食，遇到问题不耻下问，四年就完成论文获得博士学位。博士毕业，她释放出爆发力，不但获得国家社科基金，而且学术成果不断，这让我刮目相看。如果说她的学术生涯刚刚起步，那么这一步走得扎实而坚定。在我看来，她在学术方面的快速成长没有什么秘诀，与众不同的是她的毅力和执着。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学术研究已成为她的一种生活方式。这个女孩就是本书的作者周凌副教授。

作为老师，每当看到学生在研究领域取得进步，几年的辛勤汗水酿成沉甸甸的科研成果，不禁为之感到欣喜。语用学研究的话题很多，她选择跨文化语用学关注的面子问题，意在尊重经典，推陈出新，亦满足我所愿。

面子研究，长期备受关注而经久不衰。西方社会学家Goffman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提出了具有社会学意义的“面子”（face）和“面子交往”（facework）概念。随着语用学研究的进展，Brown & Levinson于80年代系统地提出了礼貌理论，建构了礼貌—面子的理论范式，面子和礼貌便成为语用学领域研究的重要话题之一。近些年来，面子、交际和社会互动的交互关系，俨然成为语用学研究一个宽广的领域。研究视域的扩大，必然带来理论视角的变化和研究方法的创新，当今面子研究的关注点已从普遍意义的面子转向文化特性的面子。本书正是适应了这种转变，以其独特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视角研究汉语文化特性的面子。据我所知，此类研究尚不多见。

面子概念源于古代汉语，根植于中国文化之中。汉语中，面子作为普遍意义的概念有两种体现形式——“面子”和“脸”。面子和脸在汉语中形成了诸多固定的搭配形式，如有面子、有脸、没面子、没脸、丢面子、丢脸、给面子、不要脸，等等。面子和脸相伴而生、相依而存。这些形式足以满足中国人特有的交际需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中国这个面子文化的国度里，社会交往、人际关系、人情往来都可以用面子加以诠释。这与英语语言文化中的面子概念（face）形成鲜明对照。

然而，长期以来，自文化巨人林语堂、鲁迅等之后的中国学者，虽然关注到面子概念对于体现中国文化特征的重要性，但尚未对汉语文化特性的面子做过系统研究，更没有提出过反映中国文化特性的面子理论。而带有西方英语种族中心色彩的礼貌理论长期在学界占有统治地位，所提出的礼貌—面子范式影响至今。在西方人的眼里，面子是公共的自我形象（public self-image），在交际中为了减缓对面子的威胁，往往采用相应的礼貌策略，这种目的和手段式的分析与解释不适于汉语文化中的面子概念及面子行为。在英语文化中，面子和礼貌可能相伴相随；而在汉语文化中，面子和礼貌虽然相互联系但并非相互依存。那么，汉语文化中的“面子”和“脸”两个概念有何异同？它们在人际交往中是如何表征的？面子的表征受哪些因素的影响？汉语中是否存在“积极面子”和“消极面子”？如何界定汉语中一般意义的面子概念？这些问题正是本书力图要回答的问题。我不想对本书涉及的内容作更多的评述，但读者翻阅本书便会发现，其内容丰富、视角宽阔、方法独到，对今后的同类研究具有启发性和引导性。

当今的语用学研究已经跨越了单一语言层面的藩篱，研究范围不断扩大，研究视角开阔多元，跨界研究显然成为一种发展趋势，这样的发展趋势带来的结果将有利于彰显语言研究的价值。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下崛起，随着经济的增长，我们需要增强文化软实力，让世界了解中国，了解中国文化。文化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石，而语言文化是这座基石的根基。语言中蕴藏着诸多文化概念，代表着长期积淀的社会文化价值。汉语中，面子是最典型的文化概念，理解面子概念的表征，对于让世界了解中国文化、增强跨文化理解，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也正是本书研究工作的价值所在。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面子文化承载厚重。有人视面子为社会关系学研究的对象，面子被看作人情运用技巧。本书关注的是语言使用中的面子表征，从语用学的视角揭示面子表征的社会文化价值系统。面子就像一张无形的网，连接着你我他，制约着每个人的交往行为，维系着社会的和谐。礼貌和面子在汉语中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采用西方的礼貌—面子范式很难对汉语中的面子概念予以解释。因此，我希望本书的出版能引起更多读者的兴趣，为共同探究汉语文化特性的面子而努力。我也希望并坚信作者会在这一领域继续耕耘，产出更多丰硕的成果以飨读者。

张绍杰
2016年岁末于东北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