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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子问题的研究主要包括面子概念和面子交往两个方面。从中西方的研究结果来看，面子在两种不同的文化语境下具有较大的差异性。汉语言文化背景下的面子与礼貌之间并非西方研究中“目的—手段”的关系，因此，这一经典模式对于阐述特性文化中的面子问题不适切。下面我们将对这种不适切性展开细致的分析，并针对特定文化下面子研究的不足提出研究汉语文化特性的面子的必要性。
Brown & Levinson（1987）经典礼貌—面子模式具有西方英语种族中心论倾向，即他们的理论完全建立在西方英语文化的礼貌和面子概念基础上，该理论认为减缓对面子的威胁、不干预他人的自由是礼貌，维系个人的公共形象是面子。人际交往是满足人们的面子需求，为了保全面子不受威胁则需要采用不同的礼貌策略。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他们才提出礼貌—面子的模式，并且认为礼貌现象具有跨文化的普遍性。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提出的解释礼貌和面子的模式具有西方英语种族中心论倾向。学界对此质疑最多的是二人这一模式中对消极面子和消极礼貌的划分与定义（Matsumoto，1988，1989；Ide，1989；Gu，1990；Mao，1994）。
如前所述，Brown & Levinson（1987.61）将面子划分为消极面子和积极面子。消极面子则主要指个体期待自我的形象或活动不受他人的干扰、限制和阻碍；积极面子主要指个体希望自我在公众面前的形象被理解、接受和认同。据此他们将礼貌划分为消极礼貌和积极礼貌。诸多学者认为具有西方英语文化中心论倾向的消极面子和消极礼貌概念在东方文化中无法适用（Gu，1990；Mao，1994；Lee-Wong，2000；Song，2012；Matsumoto，1988，1989；Ide，1989；陈融，1986）。汉语中的面子与礼貌完全是两个独立的概念（见2.2.2）。虽然汉语中的面子也有消极与积极之分，然而这种消极面子和消极礼貌的概念与西方文化中的定义有着本质上的区别（见6.2）。西方较为崇尚自我中心主义的观点使消极面子和消极礼貌得以运作。如他们往往视反复邀请和劝说为强加于人，是妨碍了个体自由、干扰他人的行为。而这一点恰与中国人的观念相反，在汉语言文化语境下，中国人往往视再三的邀请和劝说为真诚与礼貌的行为，因为听话人常在说话人首次提出邀请时隐晦地表示出想要接受但又担心会给他人带来麻烦。如，A邀请B周末到家里做客或在席间A劝B再多吃一些等，B也会客气地婉谢或拒绝，A通过双方的言语交流能够判断出B的真实想法并会采用再三邀请的策略，B往往会将A的反复劝说看作客气的、真诚的而不是强加、妨碍其自由的行为。Brown & Levinson（1987.67）认为人们交际中总会包含一些威胁面子的言语行为（face threatening acts）。也就是说，交际双方的话语总会不同程度地使对方或自己的消极面子和积极面子受到威胁或损害。因此，在交际中人们就会采取相应的礼貌策略如积极礼貌策略、消极礼貌策略和间接礼貌策略来保全对方和自己的面子。正是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西方文化中所理解的消极面子和消极礼貌以及威胁面子的情况与汉语言文化背景下的不尽相同。因此，消极面子与消极礼貌这一对概念不适于解释汉语中的“面子”概念及面子交往问题。
有关文化特性的面子研究有力地回应了Brown & Levinson（1987）面子—礼貌经典模式的普遍性观点。社会文化特性下的面子研究不仅对揭示不同文化间面子概念的差异性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跨文化交际的顺利进行起着推动促进的作用。首先，这一视角下的面子研究承认了不同文化背景下面子的差异性，也就是说，面子作为研究对象可能隶属于不同的分析层面。其次，基于文化特性的研究有效地弥补了西方英语种族中心论的不足，平等地对待各文化背景中的面子概念和面子行为。最后，这一研究不但注重不同文化特性下的面子，还关注某一特定文化范畴内交际者的内在差异性及变化性，这样能够有效地避免以偏概全。
尽管从当今的发展趋势可以看出，多视角、跨学科交叉、特定文化的面子研究已成为该领域的主流（参见2.4）。然而，关于汉语言文化特性面子的研究及其他语言文化特性面子的研究相对不多。
纵观国内外面子研究，我们发现先行的研究内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其一，研究礼貌与面子的关系。即礼貌是怎样具体作为一种交际策略和手段来维护面子的。在西方礼貌原则框架下，面子的保全与威胁离不开具体的礼貌策略，如何保全面子不受威胁是礼貌与面子关系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有研究指出，礼貌认知语境的营造既可以维护说话人的面子又可以挽救听话人的消极面子（何玲梅、夏决芬、曹耀萍，2006；陈融，1986）。然而，正如前面指出的那样，由于西方的消极面子概念与汉语中的概念不同，此类研究很难揭示汉语中面子的特性。
其二，研究“面子”与“脸”概念的内涵。在汉语文化语境下，二者与“羞耻”“尊严”“人情”等概念密切相关。同时二者除相似性之外还存在各自的独特性，如“脸”指的是社会对个人道德品格的信心，而“面子”和“脸”大不相同，它可以出借、争取、添加、敷衍等。中国社会文化背景下存在着一张无形的关系网、人情网，面子与人情唇齿相依。因此中国人脸面观形成的心理动因与脸面观的社会表征离不开汉语言文化社会中特有的“人情观”（Hu，1944；翟学伟，2004；金耀基，2006；王轶楠、杨中芳，2005等）。虽然这些研究表明，中国学者已经注意到汉语言文化中面子的特性，但他们的结论似乎不能全面反映中国人面子的特征。尽管有人试图提出解释汉语文化特性的面子交往的模式，但此模式尚未得到广泛认同（黄光国，2006；翟学伟，2004，2011）。
其三，中西方面子的对比研究。主要体现为对消极面子这一概念在汉语言文化语境下的不适切性的探讨。顾曰国先生（1990，1992，2011）提出西方的face与中国的“脸、面”存在一定的差异，礼貌原则在中华文化环境下存在着一定的不适切性，并在提出适合汉语文化特性的礼貌原则基础上，展开对“面子”“脸”与求同原则的研究。中国人的面子观念与面子行为的形成渊源和运作模式离不开中国社会特有的文化属性，如儒家的礼、伦理（家庭本位）和人伦。中国人的面子呈现多样性，且身份的多样性折射出面子的多样性（李军、宋燕妮，2004；文旭、吴淑琼，2007；He & Zhang，2011；刘乃实、熊学亮，2003；王宇，2005）。可见，开展对比研究有助于区分中西方“面子”概念，尤其反映出西方的消极面子概念无法适用于汉语面子概念的解释。但是这些学者并没有提出如何结合汉语的面子交往界定消极面子的概念，更没有试图建构体现汉语文化特性的面子概念。
其四，除了汉语，不同文化语境下的面子研究，还集中探讨了土耳其语、希腊语、波斯语、日本语、韩国语、泰国语等文化语境下的面子不同于西方文化语境“face”的特性，也进一步印证了特定社会文化语境下面子研究的重要性与必要性。研究结果表明，多数东方文化背景下的面子理解有很大的相似性，如中国、日本、韩国等文化语境下的面子观都与西方英语种族中心论的观点相悖，认为面子不仅是个体行为，更重要的是所处社会团体对其的评价与认同（Matsumoto，1988；Lim， 2009；Terkourafi，2009；Zhou，2012，2014）。而在跨文化言语行为交际中的面子行为所引起的交际冲突则进一步说明不同文化特性的准则与期待是影响面子概念、面子行为的重要因素。毋庸置疑，社会文化特性的面子研究不仅对揭示不同文化间面子概念的差异性意义重大，而且对于二语习得者在跨文化交际中的面子行为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参见2.4.3）。然而从研究的结果来看，不同文化语境下的面子特性研究还存在着较大的发展空间。
上述这四个方面的研究表明，无论是先行研究的数量还是深度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不足。需要指出的是，开展文化特性的面子研究更需要实证研究证据的支撑，这方面也是先行研究中的不足。因此，基于实际证据开展汉语言文化的面子特性的实证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上文谈到特定文化下面子研究不足的问题，也指出了关于汉语文化特性的面子研究的匮乏问题。为了弥补该领域研究的不足，探究特定文化的面子特性，适应当今面子研究的发展趋势，本研究认为有必要开展对汉语文化特性的面子的研究。
一是对汉语文化特性的面子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揭示“面子文化”社会中的面子特征，深入理解中西方“面子”概念的差异，澄清汉语中“面子”概念和“礼貌”概念的不同，进而证明基于英语语言文化的礼貌—面子理论解释汉语面子交往的不适切性，同时也可提供经典理论不具普遍性的证据。文献研究表明，面子既具有社会属性，也兼备文化属性，同时又附有认知属性，具有多重属性。换言之，面子与社会、文化、认知密切关联，社会因素、文化因素及认知因素都不同程度地影响着面子行为（周凌、张绍杰，2013，2014）。随着相关研究的纵深发展，面子问题的研究已由早期礼貌原则下积极面子与消极面子的本体探讨逐步发展成为对面子的跨学科多视角研究，而多数国内学者的研究仍停留在基于Brown & Levinson礼貌—面子模式的研究之上。汉语言文化背景下的面子具有自身的特性，如面子概念主要通过“面子”和“脸”表征，而这二者之间又存在着相似性与差异性。汉语中的面子与礼貌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研究表明，中国人的面子通常与社会准则、文化价值以及个人或他人的评价与反馈等联系在一起（虽然面子不能完全等同于这些概念）。因此，将面子研究纳入礼貌的体系框架下解读不适于汉语言文化语境。
二是对汉语文化特性的面子的研究适应当今朝特定文化面子研究转向的发展趋势，可以回应国际学界对特定文化面子研究的期待。通过对面子的特性研究能够深化对面子的跨文化普遍性理解。近年来国外对面子的研究视角逐步转向特定文化下的面子研究（参见2.4.3），从特定文化语境下对面子加以考察能够有效地弥补先行研究中西方英语种族中心论的不足。文化本体论的面子研究对重新解读“面子”概念、理解面子交往的运作模式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是通过对汉语面子概念内涵的理解，有助于对中华文化内涵的理解，克服跨文化交流中的障碍，对于全球化背景下的世界多元文化的交流也有着积极的实践意义。汉语的“面子”概念无法用“目的—手段”的交往观来解释。这一文化特性下的面子已作为华夏文化历史传承中文化基因要素的重要部分，悄然融入人们的生活，并受到社会观念及文化准则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它甚至制约着中国人在人际交往中的行为。因此，对汉语文化特性“面子”概念的全面理解不但能够深入理解本民族文化，而且有助于对跨文化交流中的异国文化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