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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的研究表明，新兴的面子研究逐步突破了传统语用学中的面子范畴，将面子的研究纳入社会、文化、认知多维视角中。这一重要转向不但从本质上弥补了先行研究西方英语种族中心论的不足，将面子具化到各特定的社会文化范畴中加以探讨，还将语言使用者这一主体因素纳入重要考察范畴，关注其心理、认知等内在因素对体现面子的言语行为的影响。社会文化因素可以说是影响交际者面子言语行为的外部因素，而心理认知可以看作影响交际者面子言语行为的内部动机。可见，新兴的面子研究视角突破了传统模式的局限，使我们得以从多元视角深入地认识解读面子言语行为运作的过程。
先前沿用传统语用学模式的面子研究模式将面子议题局限于礼貌的框架中，这种范式一是不适合现今交叉学科的发展需求；二是正如长久以来关于这一话题的争议，东方文化背景下的面子研究有其文化特殊性，礼貌原则框架下的面子理论无法解释东方文化特性的面子。新近的研究关注到面子言语行为的复杂性，注意到言语行为交际者的心理认知是影响面子微观层面的机制，或者说是内部驱动机制，而社会文化因素是其影响宏观层面的外部机制。正是个体的心理认知机制与宏观的外部机制共同作用才使得面子言语行为的运作模式更有理据。因此，近期兴起了面子研究的多元理论视角如面子构建理论（face constituting theory）、身份理论（identity theory）、文化特性视角（culture-specific）以及不礼貌原则（impoliteness principle）等。下面我们将从交际互动与面子、身份特征与面子、特定文化与面子以及言语行为的不礼貌与面子四个方面对近期面子研究的最新进展进行概述。
近期研究表明，重新关注Goffman的面子研究再次升温。Goffman提出的面子动态性以及构建于人际交往中的相互磋商使得交际互动视角下的面子研究有了理论依据。然而这一视角下的研究并非这两年才出现，只能说是近期呈快速发展的趋势。早在2000年，Spencer-Oatey就提出了关系管理模式（rapport management theory），认为语言主要有两个功能，一是传递信息，二是管理协调社会关系。关系管理模式包括面子管理和社交权管理两个方面：面子管理分为特质面子和身份面子；社交权管理分为平等权利和交际权利管理。特质面子和平等权利属于相对独立的个体层面；而身份面子和交际权利则属于相对依赖的社会层面。在此理论基础之上，Spencer-Oatey（2005，2013）随即展开了一系列的相关研究，并进一步将面子与关系管理模式架构在一起研究。她认为人们在社会团体中处于或和谐或冲突的人际关系中，因此她将其称为关系管理模式。正如Fraser & Nolan （1981.96）所言，任何感觉都不是生来就是礼貌或不礼貌的。同理，任何礼貌、不礼貌和面子交往以及关系等都不会自动生成于交际当中。这是一个动态的交际模式，需要交际者们不断地依据某些因素加以调节与管理（Spencer-Oatey，2005.96）。在人际交往中人们同时也在不断评价彼此的关系是在加强还是重建抑或减弱，这种动态的评价成为“行为期待、面子敏感要素以及交际互动需求”这三个关系管理模式中的关键环节。面子敏感要素的评价和面子行为离不开交际者对其行为的预先期待，正因为有了某种预设的行为期待，交际者才会选择不同的行为方式，以尽力满足其交际互动的需求。显然，这一运作模式不是静止的，而是一个发展变化的连续体，即在交际互动中，双方根据不同的动态变化适时调整交际行为以最大限度满足所预设的行为期待和需求。Spencer-Oatey（2005）并没有否定面子与礼貌的关系，并承认面子、礼貌、需求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关联，然而不难看出在交际互动中分析面子更符合人际关系的社会性和动态性，这一观点与Locher & Watts（2005.5）的想法不谋而合。他们认为关系框架下的面子研究要比Brown & Levinson礼貌框架下的面子研究更加全面。关系工作框架包含各种形式的口语交际行为，礼貌或不礼貌言语交际仅是关系工作框架的一部分。而任何的人际交往互动都离不开交际者的面子协商行为，因此相对于礼貌体系下的研究而言，关系工作框架更为合理和全面。此外，认为面子与关系密切关联的还有Arundale，他明确指出面子是交际者之间建立的人际关联关系（2010.2078），或者说是在交际互动联合共建中与他人建立的关联以及在对立张力中与他人的分离（2010.2103）。Arundale（2006）的面子构建理论（face constituting theory）基于“面子具有互动性”的哲学命题，目的在于解释面子是如何在人际交往中呈现和构建的，其中交际的联合共建模式（conjoint co-constituting model of communication），明确了交际双方相互制约对方对会话的理解和推进，其共建的过程可以产生非累加（non-summative）的交际效果；而面子的实质是体现交际双方的互动关系，这种关系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交际者在会话中联合共建的。为了进一步说明面子与人际关系框架的密切关联，Spencer-Oatey（2013）提出关系辩证论（relating dialectic theory，RDT），表明RDT与面子理论相互补充的关系，并用relating代替先前的relation和relationship，更加关注关系的动态性及人际关系的多边性。她认为关系辩证论可以是解释“关系”的有效模式，然而却无法解释交际者为什么会做出不同的行为选择，是出于何种目的等，这时面子理论就可以从动机心理等角度解释关系二分论所不能解释的问题，如人们的不同选择、评价等。Spencer-Oatey认同Arundale将RDT引入面子的语用研究中，但是她不同意Arundale将面子与relating合并看待，同时也不赞同他的共建论重视relating而轻视或忽略个体自身内在冲突。
相对于理论支撑下的交际互动面子研究，诸多实证研究依据不同语料及实例样本，如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玩笑、嘲讽、调侃等话语，探讨交际互动与面子的关系。此外，非传统语言中的面子及其比对研究也逐步受到关注，如土耳其语、津巴布韦所使用的英语与英语本族语的交际（Haugh，2010；Geyer，2010；Ruhi，2010；Grainger，Mills & Sibanda，2010），表明了“面子”概念或面子行为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依据不同情境、立场在交际互动中动态构建的。虽然交际是动态变化的，面子在交际中可能会被修正更改，但是总的说来，面子还是相对稳定不变的，如荣誉和尊严是面子具有的内在特性（Sifianou，2011）。多文化语境下的面子互动研究影射着民族学视角对交际互动下的面子研究的必要性，这一视角有助于丰富我们在交际互动中理解面子（Samra-Fredericks，2010）。
总之，面子相对于个体的其他所有物而言（如双腿、自行车等），具有较大的差异性，人们在走路或骑车时，双腿或自行车才有归属感。面子则不同，面子是在交际互动中生成构建的（O'Driscoll，2011.24），正如Locher & Watts（2005.12）所言，面子在个体与他人交际中产生并属于交际互动中的个体。因此在交际互动中解读面子具有重要意义。
身份理论与面子的研究近年来呈现逐步升温的态势，体现出跨学科范畴交叉研究的新动向。Blitvich，Bou-Franch & Lorenzo-Dus（2013.97-98）认为对面子的研究无论是从文化视角对原有理论的批判性研究（Matsumoto，1988；Ide，1989；O'Driscoll，1996；Terkourafi，2008）还是再挖掘Goffman对面子内涵的解读（Bargiela-Chiappini，2003；Locher & Watts，2005）抑或是从社会建构论的视角进行解读（Arundale，2005，2006，2009，2010，2013），都不能忽视近期身份理论与面子研究所引起的重要反响。
身份理论是继角色理论和符号互动理论之后发展起来的又一社会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理论（Stryker，1987；Tajfel & Turner，1986；Turner，et al.，1987），虽然不同学者对身份作出了各样的理解阐释，然而他们普遍赞同身份的非给定性，即身份不是给定的，是自我找寻、自我设定、自我解释的集合，每一个身份都代表着特定的角色。Simon（2004）指出身份可以理解为是围绕着自我定义或者自我阐释，包括不同系统表征的一个社会心理过程的代名词，因此说身份概念是一个解读自我的强而有力的工具而并非一个具体的简单名称。他认为早期的角色理论过于强调社会结构的决定性作用，而符号互动论又在一定程度上未能充分认识到社会结构的影响作用，身份理论的出现恰好能够弥补二者的缺陷。它可被看作分析自我与社会互动的相对平衡的理论模式。一方面，身份理论承认社会人的互动建构性；另一方面，身份理论能够呈现出社会结构不同层面对个体身份建构的影响作用。越来越多的礼貌研究学者们将面子问题与身份理论结合在一起。面子与身份的研究可以说是为（不）礼貌研究与现代社会学趋向研究开了先河。在借鉴Simon的自我方位模式以及心理学家Schwartz（1992）的社会价值量表的基础上，Spencer-Oatey（2005）主要从身份面子的视角解读面子敏感要素，一方面是交际个体的特质，另一方面则是社会身份面子中他人、集体对其行为的关联互动评价。Spencer-Oatey （2007.639）注意到面子的研究无可避免地与自我概念相关联，且这一方面的研究都和身份概念相关。在Simon（2004）的自我方位模式以及Brewer & Gardner（1996）的理论模式基础上，她进一步将“面子”与身份相结合，从自我面子、他人面子和集体面子三个层面进行分析，为进一步阐析人际交往中的面子提供了崭新的视角。人际交往离不开面子行为和身份构建的运行机制，同时个体的身份特性如权势、距离等对人们的面子理解和面子行为的选择有着一定意义上的影响（Holtgraves，2009）。Kozin（2009）赞同先行研究对面子特定个体属性的解读，认为面子是个体在所处特定的社会团体中的呈现，而面子管理与身份的建构是一个协同共建的过程（Miller，2013.76）。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面子管理可被看作身份建构的一个部分。此外，关系工作可被理解为身份建构的另一个部分，同时身份建构又是促进关系交往运作的必要过程。通过对访谈语料的分析以及多层面的讨论模式，她指出身份与面子是两个概念不能合并为一，英语为非母语的交际身份不是构成面子威胁或支持的内在因素。交际者的身份映射是在与他人的交际互动中通过关系工作模式共建的。
Haugh & Bargiela-Chiappini （2010.2073）认为现今越来越多的研究倾向于将身份理解成是根植于交际互动中的，因此身份的特征较先前少了些许的稳定性、持久性；而越来越多的文化主位观将面子固化在没有受到挑战威胁的模式下，故面子在跨文化交际中显现得相对稳定、持久。他认为人类学视角的面子研究仍不多见，因此我们需要更多的实证性的研究证据来揭示面子在长久人际关系中的产生和维系（Haugh，2013.6）。此外，Hall & Bucholtz（2013）也认为面子与身份的理论研究和实证调研亟待继续进行，并指出（2013.130）面子行为既具有关系性又具有情感性，是身份建构的基础。Joseph（2013）通过对英格兰口语对话语料的分析验证，从交际双方的面子行为和身份行为出发，厘清面子和身份的关联与区别。并提出相对于说话人的意图而言，听话人的理解更为重要，是面子和身份实证研究中的核心要素。
由于面子—礼貌模式受到普遍质疑和批驳，越来越多的学者逐步开始关注文化特性的面子（culture-specific face），将面子具化到各特定的社会文化中加以考察，探究特定文化中的面子特性，从本质上弥补了先行研究存在西方英语种族中心论的不足。Bargiela-Chiappini（2009）认为文化特性下的面子研究值得学界予以重视，文化本体论的重新解读及其在面子行为运作中的核心地位对日后社会文化特性下的面子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这也是我们进一步全面掌握理解面子理论的必经之路。
在Pike（1967）从人类学角度提出“emic-etic”概念基础上，Watts，et al.（1992）提出first order politeness （politeness 1）和second order politeness （politeness 2），为面子与社会文化特性的研究奠定了基础。Eelen（2001.32）进一步将理论延续发展，把politeness 1细化为行为中的礼貌和概念中的礼貌（politeness-in action and politeness as a concept）两个层面。Haugh（2012）赞同这种细化的层级划分，认为first order内部因素较为复杂，自身还可划分出不同的层次，如“emic concepts and emic practices”，这与Eelen（2001）的想法有异曲同工之处。这些重要的理论观点为文化特性下面子的研究奠定了有力的基础。
Journal of Politeness Research 2012年第8期在专栏中探讨了中国社会文化特性的面子，细化emic face在汉语言文化背景下的运作。专栏中的论文多为emic practices的研究，从不同视角及实例展现中国人面子的特性，为深入理解中国人的面子文化提供了新的途径。Kádár & Pan（2012）开篇即回溯了“面子”“脸”“颜”的历史渊源，肯定了汉语言文化背景下面子—礼貌研究的重要意义，并认为这一特定文化语境下的研究仍值得学界广泛关注。为了更为生动有效地探讨中国社会文化背景下的面子特性，诸多学者以不同的语料样本为基础，通过对商务谈判实例、聚餐party自然语料的录音和DCT问卷、访谈等口语语料以及《论语》和小说的书面语料多向度分析面子的社会文化特性。研究表明中国人的面子与礼貌是不同的两个概念，面子受等级权势观念的影响，在汉语文化背景下含义丰富，如“人情、原则、要求、人际关系、情感、人品、文本、情景、权力、义务”等在不同语境下都可以反射出面子的含义。面子行为不仅是以他人为中心的，还包括自我中心、自我呈现。话题和交际者身份关系的不同会带来不同形式的人称选择。我们通常认为中国人的面子观和西方面子论的最显著区别是中国人有集体主义倾向，西方人有自我中心主义。然而近期研究表明，中国的独生子女一代更加注重self-image，倾向于自我中心主义。年长的一代则恰好相反，即独生子女一代和老人们对self的理解不同。这种对比研究揭示出同一文化范畴内的群体差异性影响着面子特性的理解（Hinze，2012；He，2012；Pan，2012；Lee，2012；Ruhi & Kádár，2012）。
此外，土耳其语、希腊语、波斯语、日语、韩语、泰语、中文等不同文化语境下的相关研究结果充分体现出不同于西方文化语境的面子特性，也进一步印证了特定社会文化语境下面子研究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如面子行为在跨文化言语行为交际中的冲突说明不同文化特性期待与准则尤为重要。韩国人的面子论与日本、中国等多数东方文化背景下的面子理解有很大的相似性。他们同样反对西方英语种族中心论，认为面子不仅是个体行为，更重要的是所处社会团体对其的评价与认同（Matsumoto，1988；Lim，2009；Terkourafi，2009；Zhou，2012）。社会文化特性下的面子研究不仅对揭示不同文化间面子概念的差异性意义重大，而且对二语习得者在交际中正确认识个体的交际身份特征，抛离书本中“模板身份”起到促进推动作用（Haugh，2007）。
社会文化特性下的面子研究与传统意义上的跨文化对比研究不同，正如Haugh（2012.116-117）所言，想要对面子/（不）礼貌研究有一个清晰的认识，首先我们要避免进入误区，那就是我们所要研究的目标对象本身就不在一个层面上，即可能会出现我们研究的对象根本不同的情况，那么研究的结果就可想而知。现今这一视角更为关注面子的认识论和本体论研究，只有深入地了解特定社会文化下的面子特性，才能打开思路多轨迹地阐释first-second order of face and（im）politeness，全面地从人际性和互动性来解读面子和（不）礼貌（Haugh，2012.123-128）。
随着研究的不断拓展，面子研究已不再仅仅局限于与礼貌关系的研究，而是更倾向于关注不礼貌现象与面子的关系（impoliteness-oriented face）。这里所指的不礼貌不同于Brown & Levinson礼貌—面子模式中的威胁面子的言语行为，如“请求”作为典型的威胁面子行为不一定是不礼貌的。经典模式中，当威胁面子的言语行为发生时，则要求选择礼貌策略以减缓对面子的威胁，这种威胁面子的言语行为可以看作是一种不礼貌的现象，然而却与新近研究中的不礼貌概念不同。Bousfield（2008.72）将不礼貌定义为有目的性的毫无理由、冲突性的威胁面子的言语行为。Culpeper（2005）先前的定义与Bousfield （2008）相似，他们都较为关注说话人的意图。然而Culpeper（2011.22）后期借鉴了Spencer-Oatey的关系管理模式，淡化了说话人意图的主导作用，将威胁面子言语与对期待行为的挑战以及假定的社会规约作为不礼貌的基础。面子—礼貌模式从其提出到后期的批判、补足等研究始终堪称语用学的经典议题。自不礼貌原则提出后，学者们随即展开面子与不礼貌的相关研究。Haugh（2012，2013）指出面子与（不）礼貌问题的研究应该不仅仅是中国学者的研究热点，而是所有面子礼貌问题研究学者们的关注点。
不礼貌经常与冲突、冒犯等威胁面子的言语行为相关联，近期的研究逐步关注实际场景，如法庭、地方政府工作会议、工作场景等（Harris，2011；Johnson & Clifford，2011；Stewart，2008；Tracy，2008）。此外，语料库及不同语言的语料样本也被纳入面子与不礼貌的研究议题中。相对于真实场景中的研究，语料样本中的重点词语出现的频率、关联度等能更直接、显著地呈现出研究对象的特性。如从语料库中选定20个情感类词语用以分析冒犯性言语行为时，虽然选定的情感词语数量有限，却能表明所选定的情感词语都与面子、社会权势、价值相关联（IŞik-Güler & Ruhi，2010）。在冒犯性话语的语料样本比对研究中，从东西方角度，整体来看，东方国家中国、土耳其与西方国家英国、德国、芬兰的个体面子在不礼貌的冒犯性话语行为中的表现具有显著差异。个体来看，中国和土耳其两个东方国家在冒犯性话语交际中的个体面子不尽相同；西方国家的英国、德国、芬兰也体现出个性特点（Culpeper，Marti，Mei，Nevala & Schauer，2010）。为了更为全面地解读面子与（不）礼貌的关联关系，避免将对“面子”概念的解读局限于某一交往互动中的自我呈现和人际关系中，Bogdanowska-Jakubowska（2011）提出文化面子模式，认为面子行为是面子和社会现实双向构建的社会行为。
学界对不礼貌的界定多倾向于冒犯性、冲突性的威胁面子的言语交际行为（Bousfield，2008；Culpeper，2008，2011），而非赞同性言语行为在交际中也会导致威胁交际者面子的情形出现，但是若将其简单地归结为不礼貌言语行为则忽视了它的复杂性和特殊性（Sifianou，2011）。为了明晰非赞同性言语行为的特性，Sifianou（2011.1560-1562）倾向于区别对待“面子—不礼貌”与“面子—非赞同”。他认为面子言语交际行为涵盖的范畴宽，将面子用于分析非赞同性言语交际行为能够更好地体现这一言语行为的特性，这是不礼貌原则所不能及的。
面子与不礼貌研究的应运而生并非仅仅是面子与礼貌研究的相悖视角，而是言语交际行为的多样性的必然要求。如威胁面子的言语行为多被定义为不礼貌现象，与礼貌原则相比，威胁性言语行为更适宜在不礼貌的框架中解读，而Brown & Levinson的经典框架更多关注的是礼貌的现象（Stewart，2008）。
同时，我们还发现除上述几个方面的发展趋势外，面子问题的研究手段已由早期的以思辨性为主导逐步演进为向实证研究方向发展。如运用实地调查、问卷、语料库、实验等手段对面子和face问题开展研究（Joseph，2013；Harris，2011；Johnson & Clifford，2011；Stewart，2008；Tracy，2008；IŞik-Güler & Ruhi，2010）。随着研究方法的变化，相应的研究工具也日趋丰富，如SPSS、FCA等统计学中的分析软件也被应用到研究工作中。研究方法的演进也带来了语料的变化，早期研究中零散的资料已无法满足实证研究的需要。语料来源途径多样，如工作场景、媒体节目、会议话语、网络交际、日常会话、文学作品等被广泛采用；语料形式丰富，如调查问卷、访谈录音、电子邮件等已被应用到面子的研究中（周凌、张绍杰，2013，2014；He & Zhang，2011；Culpeper，Marti，Mei，Nevala & Schauer，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