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突破力

我们都知道，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任何一种语言的语法规则与语义内涵，都是使用该语言的全体社会成员约定俗成的产物。因此，为了能够顺利地完成言语交际任务、传达信息、交流思想、沟通情感，使用该语言的所有社会成员都必须遵守该语言相关的语法规则，按照使用该语言的全体社会成员约定的语义内涵使用相关的词语。否则，各说各话，大家都不遵守既定的语法规则与语义内涵，势必就成了鸡同鸭讲，彼此都不知所云。如此，语言就难以发挥其作为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的作用了。

以语言为工具进行交际，一般说来有三种境界。第一种境界是交际者（communicator）将所要表达的意思说得非常清楚、非常明白，没有任何歧义或丝毫的模糊，不会给受交际者（communicatee）造成困惑或误解。比方说，有人说：“十二点了，我肚子饿了”，听话人马上就能明白他的意思：说话人是想吃饭了；第二种境界是将所要表达的意思说得生动形象、通俗易懂，或是让人觉得印象非常深刻。比方说，林语堂曾在台北的一个毕业典礼上讲话，批评在他之前讲话的各位长官演讲太冗长，说了一句名言：“绅士的讲演，应当是像女人的裙子，越短越好。”这句话所要表达的真意是说：“演讲应该简洁明了，冗长啰唆，只会招人厌弃。”由于说话人运用了比喻表达法，不仅表意显得生动形象，道理浅显易懂，而且，对他人的批评也显得婉转含蓄，充分体现了绅士风度。又比方说，李白曾有两句诗说：“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表达的是他怀才不遇的愤激之情，给人的印象特别深刻，读之令人情不自禁地为其一生不得志的遭遇而生发深切的同情。这是因为诗人运用了“夸张”表达法。如果不用“夸张”表达法，说成“白发三尺三，缘愁似个长”，虽然符合客观实际与逻辑情理，却不能感人深切；第三种境界是将所要表达的意思以一种艺术化的方式呈现，传递给接受者的不仅有情意，还有一种美感或是情感愉悦。

第一种境界，只要交际者具备基本的语言运用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会娴熟地运用相关语法规则，懂得逻辑推理的基本格式，就能将心中所思、所想清楚明白地表达出来，让受交际者有一个清楚的了解。也许有人会认为，“讲清楚”、“说明白”在言语交际中是不需要什么努力就能做到的，算不上是一种言语表达的高境界。其实不然。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有些人言不达意，甚至言不由衷。心里想的说不出来，或是心里想的是这个意思，说出来的却是另一个意思。这就是“讲不清楚”、“说不明白”的表现。所以，我们认为，“讲清楚”、“说明白”也是一种很高的言语表达境界。臻至这种境界，需要交际者有一定的“说明力”，即基本的语言运用能力与逻辑思维能力。

第二种境界，则需要交际者有相当好的语言修养，具备创意造言的智慧与建构修辞文本的技巧。唯有如此，才能将所要展露的情感圆满地予以呈现，将所要阐明的道理说得浅显易懂，将所描绘的情景表现得生动形象，将所要强调的语意予以突出强化，从而给接受者留下深刻的印象。臻至这种境界，则需要交际者具备一定的“表达力”。本丛书有一本叫《表达力》，就是专门讨论这个方面的。

第三种境界，则不仅需要交际者有良好的“说明力”，还要在具备“表达力”的基础上展现其“突破力”。

所谓“突破力”，是特指说写表达中交际者突破遣词造句的常规语法范式或是约定俗成的语义规约所创造出来的一种异乎寻常的语言效力。这种语言效力，源自交际者创意造言的智慧，源于交际者情意表达的艺术化呈现，它传递给接受者的不仅有情意，还有一种美感或情感愉悦。

从理论上说，语言作为人类一种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其基本功能就是传达信息、沟通情感、交流思想，只要我们在言语交际中将所要传达的信息、所要沟通的情感、所要交流的思想“讲清楚”、“说明白”，也就够了。也就是说，在言语交际中，交际者只要具备了一定的“说明力”就可以了。那么，为什么在实际语言生活中，交际者还要追求“表达力”与“突破力”呢？

这是因为，一方面，人是情感动物，有喜、怒、哀、乐等情绪，有爱、恶、欲、求等心理；另一方面，人是社会的人，而非孤立的人，每个人都是某一特定社会群体中的一员。因此，作为言语交际的主体，每个人以语言为工具进行交际时，就不可能由着自己的性子，随着自己的喜、怒、哀、乐等情绪，遂行自己的爱、恶、欲、求等心理而有什么说什么、有什么写什么，而是必须抑制自己的情感，调整个人的情绪，充分考虑受交际者的情感，甚至是迎合受交际者的心理，选择应该怎么说，怎么写。当他想宣泄自己喜、怒、哀、乐等情绪时，就必须考虑到受交际者的感受与心理，控制好自己的情绪，选择恰当的表达方式，将某种情感平和含蓄地表达出来，而不能只顾自己说得畅快、写得痛快；当他想向他人传达某种信息时，就必须考虑受交际者的接受能力，选择受交际者能听得懂、看得懂的表达方式，将所要传达的信息清楚明白地传递给受交际者，而不能自说自话，视对方为无物；当他与他人交换意见、交流思想时，必须考虑受交际者的思想状况，有的放矢，选择恰当的表达方式，将所要交流的思想、观点或主张表达出来，说服受交际者欣然接受，而不能强人所难。

言语交际之所以要考虑表达方式，要考虑受交际者的情感与心理，这与言语交际的功能有直接关系。我们都知道，只要是一个正常人，他的言语就不可能是自说自话，而是“有所为而为”，即有特定的交际目标。而要实现其特定的交际目标，就必须有受交际者的配合。说得通俗点，就是说，交际者怎么说、怎么写，当然都可以；但是，受交际者是否乐于接受，这是受交际者的事，不是由交际者说了算的。要想让受交际者欣然接受，并产生思想或情感共鸣，就要看交际者是否具有创意造言的智慧，言语表达是否有突破力，能否深切扣动受交际者心弦，令其产生深切的感动，或带给受交际者以某种审美享受或情感愉悦。例如，写游子在异乡的孤寂之情几乎是中国文学特别是古代诗词的“母题”。正因为如此，中国古代诗词中有关这方面的名句也就特别多。如唐人诗句中，就有诸如：“长江悲已滞，万里念将归。况属高风晚，山山黄叶飞”（王勃《山中》），“二月江南花满枝，他乡寒食远堪悲”（孟云卿《寒食》），“孤灯然客梦，寒杵捣乡愁”（岑参《宿关西客舍寄东山严许二山人时天宝初七月初三日在内学见有高道举征》），“故山归梦远，新风客愁新”（钱起《长安落第作》），“关门不锁寒溪水，一夜潺湲送客愁”（李涉《再宿武关》），“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杜甫《登楼》），“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杜甫《登高》），“还家万里梦，为客五更愁”（张谓《同王征君湘中有怀》），“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王建《十五日夜望月寄杜郎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李白《静夜思》），“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崔颢《黄鹤楼》），“外地见花终寂寞，异乡闻乐更凄凉”（韦庄《思归》），“乡心正无限，一雁度南楼”（赵嘏《寒塘》），“乡泪客中尽，孤帆天际看”（孟浩然《早寒江上有怀》），“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孟浩然《宿建德江》），“行人无限秋风思，隔水青山似故乡”（戴叔伦《题稚川山水》），“一夕高楼月，万里故园心”（白居易《江楼闻砧》），“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张继《枫桥夜泊》）等。宋、金、元、明诗人的作品中同样也有这类名句，如：“无端一夜空阶雨，滴破思乡万里心”（宋·张咏《雨夜》），“萧萧梧叶送寒声，江上秋风动客情”（宋·叶绍翁《夜书所见》），“野岸柳黄霜正白，五更惊破客愁眠”（宋·欧阳修《沐河闻雁》），“醉梦入江南，杨花数千里”（宋·严参《看雪》），“新诗淡似鹅黄酒，归思浓如鸭绿江”（金·完颜寿《思归》），“自叹不如华表鹤，故乡常在白云中”（金·高士谈《晚登辽海亭》），“书生半醉思南土，一曲灯前唱鹧鸪”（元·杨允孚《滦京杂咏》），“万山秋叶下，独坐一灯深”（明·何景明《十四夜》）等。清人纳兰性德《长相思》词有“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这样的句子，也是写异乡孤寂之情。以上这些诗句，虽然都道出了人类共同的恋乡思乡情感，都有打动人心的力量，不过，按照上面我们所说的言语表达的三种境界，上面所列举的诸多名句，都只是属于第一种境界或是第二种境界，尚未进入第三种境界。比方说，唐代诗人王维的诗句“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无论是知名度，还是千百年来被人们引用的频率，都是很高的。但是，就言语表达本身来看，它并没有突破汉语语法既有的规则与范式，也未悖逆正常的逻辑思维定势，仍是中规中矩的遣词造句。也就是说，它没有体现出什么创意造言的智慧或曰技巧。因此，它所臻至的只是言语表达的第一种境界，即“讲清楚”、“说明白”的境界，体现出的是“说明力”，而非“表达力”与“突破力”。上引诸多诗句，实际都与王维的这两句诗相似。它们之所以能成为千古名句，事实上只是因为诗人们（交际者）将人类共同的羁旅乡思情感体验“讲清楚”、“说明白”了，让人有一种“心有戚戚焉”而已。至于唐人李涉《再宿武关》诗中“关门不锁寒溪水，一夜潺湲送客愁”二句，则算是达到了言语表达的第二种境界。因为这两句诗运用了“拟人”修辞法，不仅清楚地交代了诗人乡思深切、夜不能眠的事实，而且形象地再现了诗人“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孤寂之情，读之令人印象深刻，具有深切感人的力量，具备了我们上面所说的“表达力”。

应该说，上面我们所列举的名句，都有感人的力量，但大多与李涉的诗句相似，只具有程度不等的“表达力”，还说不上具有“突破力”。在表达乡思离愁的孤寂之情方面，真正具有“突破力”的，最有名也最为人所熟知的，便是元代作家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这首小曲不仅真切地写出了漂泊他乡的游子孤寂无助的心情，而且还别具一种凄美动人的意境，画面感十分鲜明，语义张力特别大。因此，它给予接受者的不仅有情意，还有一种审美享受。这便是我们上面所说的“突破力”。那么，这首小曲为什么会具有超越“说明力”与“表达力”的“突破力”呢？这是因为作者在表达游子背井离乡的孤寂之情时运用了一种独特的表达法：列锦。“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三句，每一句都没有一个动词，也没有一个介词、连词等其他虚词，纯粹以名词连续铺排的形式构句。三句共九个名词依次排比，虽然从构句上看不符合汉语语法规范，却使语义表达的张力大大扩张。三个名词铺排句就像三个经过剪辑处理过的电影镜头，构成了一幅无限凄凉的秋日画卷，营造出一种令人无限感伤的意境，以画面呈现的形式将游子漂泊异乡的孤寂之情形象生动地再现出来。正因为有此三个名词铺排句构成的画卷作铺垫，所以，后两句直白的主旨说明：“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才会有撼动人心的力量。可见，列锦表达法的运用是马致远作品具有“突破力”的关键。

二、表达法

所谓“表达法”，乃是“一种为了达到某种特定表达效果而对语言资源进行合理有效调配的语言运用模式。它既是一种语言运用的策略，也是一种行之有效的修辞方式” 。

表达法，是人们在长期语言实践中创造出来的，是语言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产物。每一种民族语言都有一定数量的表达法，其中，有些表达法是人类各种语言所共用的表达法，如比喻、比拟、引用等，汉语中有，英语、德语、法语和日语等其他各种语言中也都有。有些表达法则可能是某种民族语言所特有的，比方说析字表达法，只在汉语中有（日语中也有“米寿”、“白寿”等词汇，也属于“析字”，那是因为日语使用了汉字的缘故），其他民族语言中都不可能出现。因为这种表达法与汉字是表意文字的性质有关，与汉字形体可以自由拆分与组合的特点有关。如汉末孔融《离合作郡姓名字诗》：

渔父屈节，水潜匿方。与时进止，出寺弛张。吕公矶钓，阖口渭旁。九域有圣，无土不王。好是正直，女固子臧。海外有截，隼逝鹰扬。六翮将奋，羽仪未彰。龙蛇之蛰，俾它可忘。玫璇隐曜，美玉韬光。无名无誉，放言深藏。按辔安行，谁谓路长。

这首诗共二十二句、八十八个字，其所要表达的意思，根据宋人叶梦得的研究与解说，只是为了离合出“鲁国孔融文举”这六个字。 这种“析字”表达法的运用，虽然明显带有文字游戏的意味，却突显出表达者锐意创新的努力与汉字本身可以大做文章的潜质。应该说，“析字”表达法的创造，乃是深深植根于汉语、汉字这一肥沃的土壤之中的。如果没有汉语、汉字，这种表达法就无由产生。正因为如此，“析字”虽带有一定的游戏意味，却在汉语发展中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甚至在特定语境下，还有超乎寻常的语言效力，如宋人黄庭坚《两同心》词有曰：

你共人，女边着子。争知我，门里挑心。

这四句词，是“写一个女子不满男子与别的女人相好而郁闷的心情” 。但词人却没有直白本意，而是以“析字”表达法替女子代言，婉约含蓄地倾诉了其内心的苦闷之情。因为“女边著子”，即“好”字，乃合“女”、“子”二字而成；而“门里挑心”，则为“闷”字，是合“门”、“心”二字而成。合二句而成意，即谓：“你背情与别的女人相好，教我如何不郁闷。”这样的表达，可谓婉转含蓄，怨而不怒，最能体现中国传统诗教“温柔敦厚”的要求。

又如南朝宋人刘义庆《世说新语·捷悟》有曰：

杨德祖为魏武主簿，时作相国门。始构榱桷，魏武自出看，使人题门作“活”字，便去。杨见，即令坏之。既竟，曰：“门中活，阔字，王正嫌门大也。”

这段文字，说的是杨修与曹操斗智的故事。杨修奉曹操之命监修相国门，门快造好时，曹操前往视察，觉得门造得太大，过于招摇，遂令杨修重建。但是，曹操命令杨修重建却没有明言，而是在造好的相国门上题了一个“活”字。杨修思而得其意，立即让人拆了重修。曹操对杨修监造相国门的工作表示不满，既没有明言批评，也没明言下令重修，但杨修却心领神会，迅速替他完成了任务。这是因为，交际者曹操是个聪明人，受交际者杨修也是一个聪明人。曹操创造性运用“析字”表达法，给足了杨修面子，杨修迅速解读出曹操“析字”表达法的真意而予以默契配合。结果，主宾皆欢喜。也因为如此，二人的这一言语交际才成为千古传诵的文坛佳话。

再如清代词人褚人获的《坚瓠集》卷二“巧对”里有这样一段文字：

有三女而通于一人者，色美而才。事发到官，出一对云：“三女为奸（姦），二女皆从长女起。”一女对云：“五人张伞（傘），四人全仗大人遮。”官薄惩之。

这则故事，说的是中国古代有三个女子不守妇人之德，大家通同一气与同一个男子私通。东窗事发后，被移送官府依法追究刑责。三个女子到案后，问案的官老爷见了她们，却并未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惊堂木一拍，大声喝问道：“你们三人共通一男，伤风败俗，何人为首？”而是像不经意般自言自语道：“三女为奸，二女皆从长女起。”当大家还在感到困惑时，其中的一个女子早已应声回答道：“五人张伞，四人全仗大人遮”。结果，问案的官老爷听了非常高兴，遂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对三个犯案女子略为批评教育了几句，就赦免了她们的罪行，让她们回家了。那么，这样一桩在中国古代性质非常严重的伤风败俗之罪，问案官老爷怎么就这样处理了呢？犯案的三个女子怎么就能这样被轻易地免罪了呢？究其原因，只是因为问案的官老爷询问案由不直说，而是运用了“析字”表达法，通过汉语“奸（姦）”字的离合，以陈述句“三女为奸，二女皆从长女起”来代替疑问句“你们三人作奸犯科，何人为首”，既展露了才学，又展示了风雅。而那个回话的女子则如法炮制，也以“析字”表达法表意，通过离合汉语“伞（傘）”字，同时关合官老爷的话做成了一个下联：“五人张伞，四人全仗大人遮”，在“不著一字”的情况下，含蓄地向官老爷求了饶、认了罪。问案官老爷喜欢炫才示雅，而回话女子则也有才可炫、有雅可示，双方一拍即合，彼此就成了知音。试想，这怎能不让官老爷法外施恩呢？

如果要说“析字”表达法特殊的语言效力，其实，远不止如上所说的几个方面。下面我们不妨再看几个例子。南朝宋人刘义庆《世说新语·简傲》中记有这样一则故事：

嵇康与吕安善，每一相思，千里命驾。安后来，值康不在，喜出户延之。不入，题门上作“凤（鳳）”字而去。喜不觉，犹以为欣，故作。“凤（鳳）”字，凡鸟也。

这段文字，说的是三国魏末名士吕安（三国魏镇北将军、冀州牧吕昭次子）与当时文坛巨子嵇康相善。吕安非常重视与嵇康的友情，每当想念嵇康时，就不远千里，驱车命驾，前往造访。有一次，吕安赶到嵇康府上时，正好嵇康出门了。嵇康的兄长嵇喜见吕安远道而来，连忙出门相迎。可是，吕安听说嵇康不在家，就不肯进门。临走时，在嵇府门上题了“凤”字而去。嵇喜见吕安题“凤”字于门上，以为是在赞扬他为人中之凤，于是大喜。后来，嵇喜才知道，原来吕安不是赞扬他，而是在骂他，说他不及其弟嵇康，只是一只“凡鸟”而已，所以，他不肯应嵇喜之邀而入嵇府稍坐。我们都知道，骂人不好，文人乃是雅士，当然更不应该骂人。可是，吕安骂嵇喜，《世说新语》却将之作为文坛佳话予以记载，这是因为吕安骂人有水平，骂得典雅，骂得风趣。之所以显得典雅，显得风趣，乃是因为吕安题字运用的是“析字”表达法，是就“凤（鳳）”字形体做文章，即将“鳳”字离析为“凡”、“鳥”来骂人。类似的例子，在汉末民谣中也有。如《后汉书·五行志一》记载的一则民谣说：“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后有按语说：“千里草为董，十日卜为卓”，这明显也是运用了“析字”表达法，意思是诅咒奸臣董卓祸国殃民，活不了十天。

“析字”表达法除了用来不着痕迹地骂人外，在中国古代还被用作为某些政治目的造势或寻找天意根据的语言效力。如《三国志·魏书·文帝纪》有记载说：

易运期谶曰：“言居东，西有午，两日并光日居下。其为主，反为辅。五八四十，黄气受，真人出。”言午，许字。两日，昌字。汉当以许亡，魏当以许昌。今际会之期在许，是其大效也。易运期又曰：“‘鬼在山，禾女连，王天下。’臣闻帝王者，五行之精；易姓之符，代兴之会，以七百二十年为一轨。有德者过之，至于八百，无德者不及，至四百载。是以周家八百六十七年，夏家四百数十年，汉行夏正，迄今四百二十六岁。又高祖受命，数虽起乙未，然其兆徵始于获麟。获麟以来七百余年，天之历数将以尽终。帝王之兴，不常一姓……”

这段文字记载，说的是“曹丕取汉而代之的依据。其中‘言居东，西有午，两日并光日居下’，是以析字的方法合‘言’、‘午’为‘许’，合两‘日’为‘昌’，含蓄地道出以许昌为政治中心（也就是以曹氏为中心）的天意。‘鬼在山，禾女连，王天下’，也是析字。合‘鬼’、‘禾’、‘女’而成‘魏’，直言不讳地宣扬‘魏王当坐天下’的意旨” 。这是典型的利用“析字”表达法而进行其政治图谋的表现。类似的情况，在其他朝代也有。如唐末诗人皮日休的《打油诗》：“欲知圣人姓，田八二十一。欲知圣人名，果头三曲律”，也是非常明显地以“析字”表达法遂行其政治图谋的例子。因为“田八二十一”，合的是“黄”字；“果头三曲律”，合的是“巢”字。因此，“整首诗的意思就是一句话：‘黄巢是圣人。’言外之意就是：‘既然黄巢是圣人出世，那我们大家就拥戴他，跟他一起造反吧。’虽是赤裸裸地宣扬造反，但因运用了析字手法，表意含蓄，且耐人寻味，所以就易于传播，成为黄巢造反的最佳广告文宣” 。

其实，“析字”表达法，在中国古代不仅可以在实现阴谋家的政治权谋中发挥作用，而且，还可以作为对政敌进行政治迫害与打击的工具。如《新唐书·裴度传》有这样一段文字记载：

宝历二年，度请入朝，逢吉党大惧，权舆作伪谣云：“非衣小儿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驱逐。”以度平元济也。都城东西冈六，民间以为乾数，而度第平乐里，直第五冈。权舆乃言：“度名应图谶，第据冈原，不召而来，其意可见。”欲以倾度。天子独能明其诬，诏复使辅政。

这段史实，说的是唐朝后期名相裴度在唐宪宗时替朝廷平定淮西节度使吴元济叛乱，对维护唐朝中央政府的权威立下巨功。但到唐穆宗时，却被李逢吉设计排斥外迁，李逢吉反而入朝为相。唐穆宗暴疾而亡后，唐敬宗即位。裴度要求入朝觐见，李逢吉惧怕裴度得到唐敬宗的信任而得势，因而深感不安。为了阻止裴度入朝觐见唐敬宗，李逢吉遂阴结张权舆，令其作谶言伪谣而欲离间唐敬宗与裴度的君臣关系，以左右唐敬宗的决策。幸亏唐敬宗颇为圣明，识破了李逢吉的险恶用心，力排众议，诏令裴度再度入朝为相，主持朝政。上引张权舆诬陷裴度的谶言伪谣：“非衣小儿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驱逐”，运用的也是“析字”表达法，“离析裴度之姓为‘非’、‘衣’，离析淮西节度使吴元济之姓为‘天’、‘口’，意在告知唐敬宗，裴度虽然平定割据藩镇的乱臣吴元济有功，但并非出于国家利益，而是私人恩怨” 。很明显，这是典型的以“析字”表达法进行政治斗争的例子。

除了上述诸多方面外，在中国古代，“析字”表达法还有一种独特的语言效力，就是用以“阐发表达者的学术思想或政治理念” 。如汉朝董仲舒《春秋繁露·天道无二第五十一》有曰：

是故古之人，物而书文，心止于一中者，谓之忠；持二中者，谓之患；患，人之中不一者也。不一者，故患之所由生也。是故君子贱二而贵一。人庸无善，善不一，故不足以立身；治庸无常？常不一，故不足以致功。诗云：“上帝临汝，无二尔心。”知天道者之言也。

董仲舒上述这段话对“忠”、“患”二字义的解说，运用的也是“析字”表达法，其意是要阐发他宣扬的哲学思想。与此相类的，还有《左传·宣公十二年》记楚庄王对“武”字的解说（楚子曰：“非尔所知也。夫文，止戈为武。”），也是“析字”表达法的运用，意在通过离析“武”字的字形阐明其政治与军事观点。“虽然从纯文字学的观点来说，‘止戈为武’式的解释也许不足为凭，但从修辞的角度看，以‘析字’的方法推阐自己的观点，也不失为一种很有创意的表达方式” ，能发挥其他表达法难以企及的语言效力。

除了“析字”，汉语中还有很多独特的表达法，也都是汉民族人在长期的语言实践中创造出来并经由无数人运用而逐渐稳固下来的。例如，我们在《表达力》一书所说到的“回环”表达法、“错综”表达法、“双关”表达法、“藏词”表达法、“顶真”表达法、“叠字”表达法等，都是汉语所特有的表达法。至于中国古代诗、词、曲等韵文中最常用的“对偶”表达法、“协韵”表达法，虽不能说为汉语所独有，但至少在其他语言中运用没有汉语这样频繁，而且有自己的特点。以上这些表达法，我们在《表达力》一书中都详细论述过，它们在言语交际中所发挥出来的独特的语言效力也是有目共睹的，兹不赘述。

本书所说的表达法，主要是指与言语交际的“突破力”相关的表达法。具体说来，主要有“列锦”表达法、“转品”表达法、“序换”表达法、“倒装”表达法、“别解”表达法、“拈连”表达法、“同异”表达法、“倒反”表达法、“仿讽”表达法、“降用”表达法、“移时”表达法、“歧疑”表达法、“旁逸”表达法等。这些表达法，因其突破了汉语遣词造句的常规语法范式或是约定俗成的语义规约，因此，在言语交际中都能产生超乎寻常的语言效力，不仅能有效地将所要表达的情意传递给受交际者，而且，还能给受交际者一种美感经验或某种情感愉悦。

三、突破力与表达法的关系

在《表达力》一书中，我们曾经说过，“特定的‘表达力’是通过特定的‘表达法’才能获得的。也就是说，‘表达力’与‘表达法’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对应关系，虽‘无一定之律，而有一定之妙’” 。同时，我们也曾明确指出，一般说来，能够臻至“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境界，具有“婉约蕴藉”表达力的，主要对应“双关”、“折绕”、“讳饰”、“藏词”、“留白”、“用典”、“推避”、“讽喻”、“镶嵌”、“析字”等表达法；能够臻至“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境界，具有“传神生动”表达力的，大体说来，主要对应“比喻”、“比拟”、“摹状”、“示现”、“飞白”等表达法；能够臻至“整而不滞，错综灵动”境界，具有“视听美感”表达力的，主要对应“对偶”、“排比”、“回环”、“错综”等表达法；能够臻至“发蕴飞滞，披瞽骇聋”境界，具有“强化印象”表达力的，则主要对应“夸张”、“反复”、“设问”、“精细”、“层递”、“异语”等表达法。

其实，本书所说的“突破力”，情况亦然。根据研究与分析，我们认为，特定的“突破力”也是需要通过某些特定的“表达法”才能获得的。也就是说，“突破力”与“表达法”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对应关系。根据我们的观察，能够臻至“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境界，具有“新异灵动”突破力的，一般说来，主要对应于“列锦”、“转品”、“序换”、“倒装”等表达法；能够臻至“寄妙理于豪放之外”境界，具有“出人意表”突破力的，主要对应于“别解”、“拈连”、“同异”、“倒反”等表达法；能够臻至“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境界，具有“幽默风趣”突破力的，主要对应于“仿讽”、“降用”、“移时”、“歧疑”、“旁逸”等表达法。

不过，应该指出的是，上面我们所说的“突破力”与“表达法”之间的对应关系只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也就是说，这种对应关系是就一般情形而言的，并非说除了上述几种表达法之外，就没有别的表达法也具有突破力。事实证明，语言运用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也是一种非常复杂的思维活动。交际者的语言运用之妙，往往存乎一心，很难一概而论。因此，在实际言语交际中，上述对应关系就会出现一些例外。下面我们先来看一个例子：

汽车夫把私带的东西安置了，入座开车。这辆车久历风尘，该庆古稀高寿，可是抗战时期，未便退休。机器是没有脾气癖性的，而这辆车倚老卖老，修炼成桀骜不驯、怪僻难测的性格，有时标劲像大官僚，有时别扭像小女郎，汽车夫那些粗人休想驾驭了解。它开动之际，前头咳嗽，后面泄气，于是掀身一跳，跳得乘客东倒西撞，齐声叫唤，孙小姐从座位上滑下来，鸿渐碰痛了头，辛楣差一点向后跌在那女人身上。这车声威大震，一口气走了二十里，忽然要休息了，汽车夫强它继续前进。如是者四五次，这车觉悟今天不是逍遥散步，可以随意流连，原来真得走路，前面路还走不完呢！它生气不肯走了，汽车夫只好下车，向车头疏通了好一会，在路旁拾了一团烂泥，请它享用，它喝了酒似的，欹斜摇摆地缓行着。每逢它不肯走，汽车夫就破口臭骂，此刻骂得更利害了。骂来骂去，只有一个意思：汽车夫愿意跟汽车的母亲和祖母发生肉体恋爱。骂的话虽然欠缺变化，骂的力气愈来愈足。

——钱钟书《围城》

这段文字，是写小说主人公赵辛楣、方鸿渐等一行五人从上海前往国立三闾大学路上所乘汽车的状况。这个故事情节，若是放在一般作家笔下，可能只要这样几句话就干净利落了：“这辆汽车太过破旧，性能很不稳定，开起来状况不断，汽车夫只得开开修修，气得破口骂娘。”真的这样写，倒也简洁明了。不过，就文字的表达效果看，就平淡得如同一杯白开水，毫无韵味可言了。要想让读者继续读下去，恐怕很难；要想带给读者一种愉悦的审美享受与美好的阅读体验，恐怕更是不可能了。

钱钟书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懂得小说语言不同于记叙文，不能只在“讲清楚”、“说明白”的“说明力”层次上用力，还必须在追求“表达力”与“突破力”上努力。为了使小说语言表达鲜活生动，使故事情节显得血肉丰满，让读者一读便会历久难忘，作者运用了三种表达法。“一是比拟，将无生命的汽车当作有性格、有情感、有脾气的人来写：‘这辆车久历风尘，该庆古稀高寿’、‘而这辆车倚老卖老，修炼成桀骜不驯、怪僻难测的性格’、‘前头咳嗽，后面泄气，于是掀身一跳’、‘这车声威大震，一口气走了二十里，忽然要休息了’、‘这车觉悟今天不是逍遥散步，可以随意流连，原来真得走路’、‘它生气不肯走了’、‘请它享用，它喝了酒似的，欹斜摇摆地缓行着’。二是比喻，写汽车性能不稳的样子是‘有时标劲像大官僚，有时别扭像小女郎’。这些比拟、比喻策略的运用，使本来平淡的汽车性能不稳、破烂不堪的情状鲜活生动，意趣横生，令人拍案叫绝。三是折绕，将汽车夫骂汽车的粗话折绕地写成：‘汽车夫愿意跟汽车的母亲和祖母发生肉体恋爱’，含蓄蕴藉，而又幽默诙谐，令人忍俊不禁。”

前文我们已经说过，“比喻”表达法与“比拟”表达法一般都具有形象生动的表达效果。上引文字之所以读起来形象生动，趣味横生，就是因为有“比喻”与“比拟”两种表达法的运用，所以才有“传神生动”的“表达力”产生。除此之外，上引文字还给读者留下另一种阅读感受——幽默风趣，油然而生一种愉悦的审美享受。这是为什么呢？主要是因为上引文字中还运用到另一种表达法“折绕”。所谓“汽车夫愿意跟汽车的母亲和祖母发生肉体恋爱”，其意就是中国人爱骂的“三字经”。由于作者是采取迂回曲折的方式来表述“三字经”的内涵，所以，表意上就显得含蓄典雅，有余味曲包的韵味。同时，“肉体恋爱”的新异表述别具创意造言的智慧，读之让人油然而生一种大出意料的惊喜，不经意间便收获到一份轻松愉悦的阅读审美体验。可见，“折绕”表达法的运用在这里已经突破了“表达力”的层次，而进入到了“突破力”的境界。

其实，不仅是“折绕”表达法与“表达力”在对应关系上有例外，其他表达法也有突破对应关系的例外情况。下面我们来看一则有关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妙语生花的故事：

梅贻琦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时间很长，而清华大学从1911年开办起，大约换了十几任校长，有的只做了几个月，有的还没到任就被学生抵制掉了。

有人问梅贻琦：“怎么你做了这么多年？”

梅贻琦答道：“大家倒这个，倒那个，就是没有人愿意倒霉（梅）吧！”

——明山、舒志编《好口才——交际口才365》

说起清华大学，或是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耳熟能详。清华大学，今日已是名闻遐迩的学校。1949年后分居于内地北京的清华大学与台湾新竹的清华大学，今日也都是海峡两岸莘莘学子所向往的高等学府。但是，了解清华大学历史者皆知，清华大学的创建乃是国耻的产物。它的前身是清华学校，开办于1911年。1925年起才逐步改制成大学，并于1928年正式纳归国立大学。老报人徐铸成在《旧清华的生活片断》中记述说，清华大学是“用美国‘退还’庚子赔款的一部分作为基金而创办的。所以，它不归教育部而归外交部领导，董事会的董事有一半是美国人”。“作为留美的预备学校，不仅课程要衔接美国的大学，生活上也要竭力‘学习’美国的生活方式。”

清华大学是中国大学史上的奇迹，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则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传奇人物。今天在内地的许多教育界人士一谈到大学教育，都会脱口而出引用到一句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说出这句名言的，就是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梅贻琦1914年自美国学成回到清华以后，一直服务于清华大学。1928年任代理校长，1931年正式担任校长，连任十七年，是清华大学历史上少见的“终身校长”。也许有人会由此推测，认为清华大学校长职位稳定，是个轻松的职位。其实，情况恰恰相反。清华大学因为特殊的背景，所采用的乃美国式教育模式。因此，清华大学校长的推选与任命模式，跟当时其他国立大学完全不同。清华大学校长不好当，乃是当时教育界人士与清华人的共识。曾经就读于清华大学、后来成为中国现代新闻史上著名报人的徐铸成先生（曾任《大公报》和《文汇报》主笔、总编）就曾著文谈到这一点：

1928年，国民党的势力到了北京，蒋、冯、阎、李（宗仁）四“巨头”碧云寺祭灵，象征着国民党“团结”的顶峰，也成为新军阀分裂、混战的起点。……不久，南京派了与CC有关的“人才”吴南轩当清华校长，显然想抢这块地盘和肥肉，学生会表示拒绝，教授会不予合作。他不顾一切，到校“视事”，好不容易大约维持了半年，只能夹着尾巴滚了。记得他走后，清华学生会还在北京报上登载一个广告，大意是这样写的：“吴南轩先生鉴：台端不告离校，许多手续尚未办清，如台端亲手向本校图书馆借阅的初刊珍本附图的《金瓶梅》全套，迄今尚未归还，望即来校清理。”这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开得可谓“谑而虐”矣。

国民党的党棍们还不甘心，接着派了罗家伦接任清华校长，想以罗的“五四健将”的声望，压住清华的阵脚。但学生并不买这笔账，继续坚决反对；罗大约做了一年的校长，也不得不铩羽而去，被调任为南京中大校长。从此，直到解放，清华一直由梅月涵先生任校长，在此以前，他曾长期任教务长，是一个纯然的学者。

——《罗家伦与吴南轩》，见于《旧闻杂忆》一书

从清华学子徐铸成的这段回忆文字，就可推知当年做清华大学校长之不易的情状了。既然清华大学校长不好做，吴南轩与罗家伦这两位时代风云人物挟国民政府之任命尚镇不住清华师生，结果都落荒而逃，那么梅贻琦区区一书生何以能连任清华校长那么长时间而不鞠躬下台呢？这自然会引起人们的好奇。最后，终于有人忍不住了，就问起了梅贻琦这个问题：“怎么你做了这么多年？”这个问题虽然问得唐突，也不够礼貌，却问得不无道理，因为人人都想知道其中的答案，一抒心中的不解。然而，“这个有道理且人人想知道答案的问题却是不易回答的‘烫手山芋’，接不好，但又推不掉。如果梅贻琦很认真地介绍他做校长的经验，不但几句话说不清，而且显得过于骄傲了，给人不谦虚的感觉，而这种感觉恰恰是中国人最忌讳的，因为中国人历来是视谦虚为美德，《尚书》中早就说过：‘满招损，谦受益。’如果一个大学校长连这个都不懂，那他在人们心目中是个什么形象呢？还不被认为是个自高自大的狂徒？即使他再有能耐，他的这种德行也让人打心眼里反感了。如果梅贻琦谦虚地说：自己运气好。那别人又觉得他这个人不实在，有点不够诚实” 。除此，还有一种办法，就是笑而不答，或是说“无可奉告”。不过，那样会给人一种玩神秘或搞外交的感觉。这对于一个大学校长来说，也是不恰当的。事实上，梅贻琦没有采用上述诸种方法回答问题，而是以“双关”表达法，“运用‘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的策略，利用自己的姓氏把这个问题巧妙地给化解了：‘大家倒这个，倒那个，就是没有人愿意倒霉（梅）吧！’由‘倒人’及于‘倒霉’，并通过谐音双关的表达策略，由‘梅’与‘霉’的同音关系，表面说的是‘倒霉’，实际关涉的是‘倒梅’，从而婉转表达出这样的意思：倒梅某人就好比倒霉，没人想干。不是我梅某人有什么特别的能耐，别人倒不了，而是别人不想倒我而已。表意婉转，态度谦虚，语言又别具风趣，巧妙地解答了用正常语言表达难以解答的问题” 。

前面我们说过，“双关”表达法对应的是“婉约蕴藉”的表达力，但是，这里梅贻琦的回答却别具一种幽默风趣的效果，已经进入了“突破力”的层次。因为梅贻琦运用“双关”表达法，不仅巧妙地回复了提问者的问题，而且通过自我解嘲的幽默，化严肃为轻松，让人有一种轻松愉悦的感受，在会心一笑中领略到其人格的魅力。这里，我们可以再次见到“表达法”与“突破力”之间的对应关系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

正因为本书所论述的表达法与突破力之间对应关系只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因此，我们在实际的语言实践中，就应该依托特定的情境大胆地创造，而不必拘泥于本书所说的那几种突破力与表达法之间的对应关系。否则，便会“胶柱鼓瑟”，陷入不可自拔的泥沼之中。只要掌握“无一定之律，而有一定之妙”的原则，就一定能够在修辞文本创造中如鱼得水，游刃有余，使自己的言语表达具有突破力。

四、提升语言突破力的基本途径

一般说来，“只要是一个正常人，他／她都能用语言或文字（文字是语言的记录符号）传达出自己的思想，与人进行沟通交流，表达情感、情绪。但是，有正常语言能力的人，并不都是有语言表达力的人。有的人笨口拙舌，常常言不达意，结果在社会生活中处处碰壁，一生困顿。而有的人则伶牙俐齿，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八面玲珑，行走于社会中春风得意，飞黄腾达。可见，有语言能力并不意味着有语言表达力” 。

同样，有语言“表达力”的人，也未必都具备语言“突破力”。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看到很多人都能熟练运用比喻、比拟、夸张等许多常见的表达法来表情达意，甚至一些小孩子也会运用一些表达法来表达自己的所见、所思。比方说，一个小孩子对他妈妈说：“妈妈，今天我跟爸爸去了南京路步行街，那里人山人海，真热闹啊！”这是运用了比喻表达法，表达了孩子对他当日参观上海南京路步行街的感受，表意很清楚，情感很真切，给其母亲的印象也很鲜明。因此，我们可以说，这个孩子的话具有一定的“表达力”。但是，我们不能说这孩子的话具有“突破力”。道理很简单，孩子的话只是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强烈感受，让其母亲留下了深刻印象，却并没有让其母亲在了解其感受之外获取到某种审美享受或是一份愉悦的情感体验。但是，同样是运用比喻表达法，有些人所建构的比喻文本，则完全不同，既有“表达力”，也具有“突破力”。如：

尼克松一次问周恩来总理：“总理阁下，中国好，林彪为什么往苏联跑？”

周恩来回答：“这不奇怪。大自然好，苍蝇还是要往厕所跑嘛！”

——段名贵编《名人的幽默》

这段文字，说的虽然是四十多年前的故事，但是，只要是在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人，大概都能读懂这则故事，并知道故事的背景。上例中美国总统尼克松提到的林彪，在20世纪60年代与70年代可是个非常了不得的历史人物。“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他可谓是中国红极一时的人物，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而且是被写进中共党章中的党的接班人。可是，他并不甘心久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现有地位。‘文革’中他同陈伯达等结成以他为首的政治利益集团，并勾结江青为代表的另一政治利益集团，阴谋夺取中共中央和国家的最高权力。1971年9月8日，利用手中所掌握的国家军队大权，下达武装政变口令，妄图谋害毛泽东，另立中央。阴谋败露后，与其妻叶群、其子林立果等仓皇乘飞机出逃苏联，结果机毁人亡，葬身于蒙古的温都尔汗。林彪叛党、叛国的事件，不仅震惊了全中国，也震惊了全世界。” 然而，林彪事件刚刚过去几个月，1972年2月，美国第37任总统理查德·米尔豪斯·尼克松（Richard Milhous Nixon，1913—1994）为了抗衡当时世界的另一霸主苏联，冲破重重阻力，以秘密的方式飞抵中国内地访问，为日后中美关系正常化打开了一扇门。尼克松来华后，先后与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进行了会见并谈判，最后中美两国发表了《上海联合公报》，由此开启了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外交的艰难历程。虽然尼克松是为改善中美关系而来，但是中美两国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是不可能因为要共同抗衡苏联而得到弥合的。因此，尼克松当时访华自然不会放过林彪事件来与中共领导人过招。应该说，以林彪当时在中共乃至中国的特殊地位而突然叛逃苏联，这件事无论是对中国人民来说，还是对西方国家来说，都是不可理解的，自然更是中国政府在国际上难以解释清楚的。偏偏这样一个难题，尼克松在访华期间却“哪壶不开提哪壶”，在与中国领导人周恩来的会谈时特意拿出来为难周恩来总理。很明显，尼克松重提林彪事件是别有用心的，是他出于意识形态作怪的心理和作为资本主义大国政治家的一种政治算计。他问：“总理阁下，中国好，林彪为什么往苏联跑？”表面看，似乎只是出于好奇而提了一个问题，实际上“内有深刻的含义，意思是说：‘既然中国的社会主义那么好，林彪那样的高官就不应该逃往苏联的’” 。因此，尼克松提出这个问题，“事实上就是要拿林彪叛逃一事来以偏概全地否定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共产党政府，要出中国政府的丑。因此，尼克松的这个问题，搁谁都难以回答。如果你从政治路线上的分歧去回答，很难对一个不了解中国政治情况的美国总统说清楚；如果不回答，他会作出很多有关中共内部斗争等无端的猜测。再说，你真的不回答问题，一来显得不礼貌，尼克松能够冲破国内那么大的阻力，以秘密的方式飞抵中国访问，中国的总理却以不回答问题的方式待客，似乎不合外交礼仪；二来还可能让尼克松觉得中共内部真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内幕。但是，要老老实实、一本正经地回答这个问题，又是不易让尼克松明白清楚的。毕竟中美由于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和美国对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偏见，双方在政治、思想、理念等方面本来就没有什么共识或共同语言” 。

事实上，尼克松这个刁钻的政治难题没有难倒语言与外交天才周恩来。对于尼克松一本正经的提问，他只以一个十分巧妙的比喻一句带过：“这不奇怪。大自然好，苍蝇还是要往厕所跑嘛！”通过引类搭挂、借此喻彼的策略，将“中国比作美好的大自然，把林彪比作苍蝇，把与中国对立的苏联（当时称为苏修）比作厕所，说林彪叛离中国、逃往苏联就像是苍蝇不喜欢美好的大自然而喜欢污秽的厕所一样，比得新颖独特，而又机趣幽默，使崇尚幽默的美国人不得不佩服；同时，在比喻中又不着痕迹地夸赞了中国社会主义好，贬斥了霸权主义与大国沙文主义的苏联，把林彪的人格也贬得一文不值。这样，既荡开了政治或意识形态问题，又可以活跃外交气氛，体现新中国领导人的外交风采，让尼克松不得不佩服他的政治对手，不得不正视与中国改善关系并共同抑制苏联霸权主义的战略意义” 。

前文我们说过，比喻表达法是一个人人都会运用的表达法，甚至连小孩子运用起来也很娴熟。那么，为什么周恩来回答美国总统尼克松提问时运用“比喻”表达法建构的上述一个比喻修辞文本就那么有魅力而被传为佳话呢？其实，其中的道理很简单。周恩来的这个比喻之所以高妙，成为外交史上的经典修辞文本，乃是因为周恩来设喻新颖，创意造言极具智慧，将“林彪爱苏联”（比喻的“本体”）与“苍蝇爱厕所”（比喻的“喻体”）匹配到一起，虽大出人意料之外，但仔细回味却又在人意料之中，因此，尼克松听了不仅哑口无言，而且打心眼里佩服周恩来的机智与幽默，从而在外交博弈中获取到一份意外的审美愉悦。可见，周恩来虽然运用的是平常的“比喻”表达法，却收获了超越“表达力”的“突破力”。

上面的例子说明，与“表达力”存在对应关系的一些表达法运用得有创意，都能取得超乎“表达力”之外的“突破力”，那么本书所论述的那些与“突破力”存在直接对应关系的表达法又是如何呢？下面我们不妨先来看一个例子。

网络上曾有人伪造了一首诗，嫁名宋代大诗人陆游。其诗名曰《卧春》，全文如下：

黯梅幽闻花，卧枝伤恨底。遥闻卧似水，易透达春绿。岸似绿，岸似透绿，岸似透黛绿。

这首伪造的陆游诗，从内容上看是写诗人对于春天的喜爱之情，所写的意境还真有些韵味。这本来已经非常不简单了，可是这位伪造者（其实就是一个修辞者）又在此基础上对假诗进行翻新改造，通过“仿讽”（谐音仿讽）的方式创造出这样一则在网络上广为流传的笑话：说有一个山东籍的语文老师给学生朗读上引这首陆游的《卧春》诗，让学生听读默写，结果有一个学生默写的文字如下：

俺没有文化，我智商很低。要问我是谁，一头大蠢驴。俺是驴，俺是头驴，俺是头呆驴。

这首诗是以方言谐音为手段而创造出来的一个修辞文本，是仿讽表达法的创造性运用。因为仿讽表达法原本只有仿词、仿语、仿句、仿篇（或曰“仿调”）等四种情况 ，从语音的角度予以仿拟则是没有的。这是现代网民的创造，它既清楚地昭示了语言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规律，又说明了作为修辞格的“表达法”是语言运用的产物，在语言运用中会有所发展变化，而并非一成不变。上引这个“谐音仿讽”文本，事实上就是现代语言运用中网民创意造言的结果，表现出了高度的文本创造智慧，读来幽默机智，令人忍俊不禁，不得不佩服其创意造言的智慧。很明显，这种表达效力是一般表达法所不能企及的。因为这个文本不仅深刻揭示了语文教学中方言的使用问题，而且还带给读者一种轻松愉悦的审美体验，早已超越简单的表情达意层次，也不仅仅只是生动形象，而是进入到了具有审美价值的“突破力”境界。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例与“突破力”有直接对应关系的“别解”表达法的运用效果。

三十年代，有一回上海艺文界的名流在国际饭店宴请张大千，稔知他最爱听梅兰芳唱戏，特地邀请梅兰芳作陪。入席时，大家公推张大千坐首席，再三恭请。

“大千先生，您是主客，理应坐首席，这个位子您如果不坐，还有谁能坐呢？”

大师面露诡谲的神情，莞尔一笑：

“梅先生是君子，理应坐在首位；我是小人，该当叨陪末座。”

几句话使众人莫名其妙，当下都愣在现场。梅兰芳很不好意思地赔笑道：

“张大师，今天是上海艺文界合请您，在下奉命来作陪，颇感光荣，何来‘君子’、‘小人’？请不吝指教！”

大千先生好整以暇，从容不迫地说：

“不是有句话‘君子动口，小人动手’吗？您唱得一口好戏，誉满天下！我只不过动手画几笔画而已。所以特地要请您君子上坐，让我小人动手执壶！”

一席话使众人恍然大悟，宾主开怀，于是请梅张二位并排上坐。

——沈谦《张大千小人执壶》

上引这则文字，说的是国画大师张大千幽默机智的故事。众所周知，中国自古以来便号称礼仪之邦，凡事都要讲究礼节。饮食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自然在饭桌上也就少不了排座次的礼节。除此，中国文化还有一个特色，就是提倡谦让。正因为有这么多的文化特点，便有了上面故事中国画大师张大千与京剧大师梅兰芳酒席上互让主宾座次的情节发生。应该说，酒席上互相谦让主宾座次，在中国乃是司空见惯的事，大家都不以为意了。那么，为什么张大千与梅兰芳互相谦让主宾座次会在艺文界被传为佳话呢？究其原因，并非因为这互相谦让的主角是名人，而是因为其中的一个主角张大千的一席话巧妙地运用了“别解”表达法，通过对“君子动口，小人动手”这一汉语习用语固有内涵颠覆性的别解、曲解，在自嘲自贬中让在座嘉宾情绪心理上一起一落，“失之于期待，得之于意外”，从而产生了一种意想不到的语言效力，让大家觉得幽默风趣，不经意间便收获了一种轻松愉悦的审美体验。这种审美体验，便是超越语言表情达意“表达力”之上的“突破力”。

汉语有悠久的历史，汉语修辞也有悠久的历史。数千年来，中国无数贤哲在追求语言表达“突破力”方面进行过不懈的努力，积累了丰富的创意造言智慧，由此形成了许多有效的表达法。只要我们认真汲取先贤前哲创意造言的经验，努力在追求“突破力”上用心尽力，并有意识地借鉴本书所提供的范本，研究不同表达法与“突破力”之间的关系，那么就会有效提升自己言语交际中的语言突破力。这几个方面，应该可以作为提升我们语言突破力的有效途径。 8ltoP6orZYHLtAt+L02BOFTqWJo9pQL3CGRNv3bWK/QvamHo0B67Jc5en9uvTg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