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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来我一直在研究我的同胞。我算不上很了解他们。我自然不会凭一张脸就毫不犹豫地雇下一个佣人，不过我认为我们大多就是凭着面相来评判我们遇见的人。我们从下巴的形状、眼睛的神色、嘴巴的轮廓做出自己的结论。我不知道这么做经常是对还是错。小说和戏剧往往与真实生活不符，那是因为写这些东西的作家们，或许出于需要，让笔下的人物表里如一，他们不敢冒险把人物写得自相矛盾，那样的话人物就变得无法理解了，尽管我们大部分人就是自相矛盾的。我们每个人都是相互矛盾的品性胡乱拼凑的一团。逻辑学书籍会告诉你，说黄色是管状的或者感激比空气重是荒谬的；但在构成自我的那种不协调的混合体中，黄色很可能是一匹马和大车，而感激是下个礼拜当中的一天。每当有人跟我说他们对人的第一印象永远正确，我就会耸耸肩。我认为他们要么缺乏眼界，要么就是过于自负。从我这方面说，我发现我认识别人越久，他们就越令我困惑：我最老的朋友恰恰是些我可以说一点儿都不了解的人。
想起这些是因为我在今早的报纸上读到爱德华·海德·伯顿在神户去世的消息。他曾是个商人，多年来一直在日本做生意。我不太认识他，但我对他很感兴趣，因为有一次他让我大吃一惊。若不是听他亲口讲出来，我决不会相信他会做出那种行为。更令人惊愕的是，无论外表和举止，他都会让人想到一种十分明确的类型。如果真的有人表里如一，那就是他了。他个头矮小，身高只有五英尺四多一点，非常纤瘦，一头白发，红脸膛上满是皱纹，长着一双蓝眼睛。我估计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大概六十岁。他总是穿得整洁朴素，适合他的年纪和身份。
虽然他的办事处设在神户，伯顿却常来横滨。我一度偶然在那里待了几天，等待一艘船，在英国人俱乐部被人介绍给他。我们一起打桥牌。他牌打得好，人也很大方。他的话不太多，无论打牌时还是之后我们在一起喝酒，但他说的话都很通情达理。他有一种沉静的冷幽默。他似乎在俱乐部里颇有人缘，随后，在他走了以后，他们形容他是个数一数二的人物。碰巧我们两个都住在格兰德酒店，第二天他请我跟他一起吃饭。我见到了他的妻子，胖胖的，上了年纪，笑脸盈盈，以及他的两个女儿。这显然是个和睦而感情深厚的家庭。我觉得伯顿最打动我的是他的仁慈之心。他那双温和的蓝眼睛里有一种很讨人喜欢的东西。他的声音十分轻柔；你很难想象他会气愤之下抬高嗓门；他的笑容也很亲切。这个人吸引你的注意，因为你在他身上感受到他对身边的人真正的爱。他确有魅力，但他身上没有任何虚情假意：他喜欢他的牌戏、他的鸡尾酒，他能意有所指地讲一则粗俗故事，年轻时还曾是个运动员。他是富人，而且是靠自己挣下每一分钱。我认为让你喜欢他的一个原因是他矮小而又脆弱；他激发了你保护他人的本能。你会觉得他连一只苍蝇都不忍伤害。
一天下午，我正在格兰德酒店的休息室闲坐。那是在地震之前，休息室里放着几张皮扶手椅。你可以看见窗外一片宽阔的景致，港口上拥塞着频繁往来的船只。几艘大客轮开往温哥华和圣弗朗西斯科，或者取道上海、香港和新加坡去欧洲；还有各国的不定期货轮，破旧不堪，饱受海水侵蚀，以及一艘艘船尾上扬、挂着彩帆的平底帆船和数不清的小舢板。这是一片繁忙而令人兴奋的景致，但我说不出为什么，这景致又让人感到心定神闲。这里有一种浪漫的气息，让你忍不住伸手触摸。
伯顿走进休息室，马上就瞧见了我。他在我旁边的椅子上坐下。
“你觉得来点儿喝的怎么样？”
他拍手叫来一个侍者，要了两杯杜松子汽水酒。侍者端上来的时候，一个人从外面街上走过，看见我便招了招手。
“你认识特纳？”我点头打招呼的时候，伯顿问道。
“我在俱乐部见过他。人家说他靠国内寄钱过日子。”
“我想是吧。我们这儿有很多这种人。”
“他桥牌打得不错。”
“这些人通常都打得不错。去年有那么个家伙，说来奇怪，跟我一个姓，是我见过的最好的桥牌玩家。我估计你没在伦敦碰见过他。他自称名叫伦尼·伯顿。我认为他大概属于最好的那一类俱乐部。”
“不，我不记得我听说过这个名字。”
“他是个十分出色的玩家。他好像对玩牌有一种本能。这太离奇了。我以前常常跟他玩牌。他在神户待过一阵儿。”
伯顿啜了一口杜松子汽水酒。
“说起来挺好笑，”他说，“他不是什么坏人。我喜欢他。他总是穿着体面，很潇洒的样子。他还算漂亮，长着一头卷发，粉白的脸颊。女人们会对他浮想联翩。他并无害人之心，你知道，他只是放纵而已。他自然是喝得太多。这些家伙总是这样。每季度家里都给他寄些钱来，他靠玩牌还能再赚点儿。他赢了我不少钱，这我知道。”
伯顿和善地笑了几声。我凭自己的经验得知，他在桥牌上输钱会很有雅量。他用自己瘦小的手摸着刮得精光的下巴；条条静脉从手上凸显出来，那手几乎是透明的。
“我估计他破败之后来找我就是因为这个，还因为他跟我同一个姓。有一天他来我的办事处见我，要我给他一份工作。我很惊讶。他告诉我说，家里不再寄钱给他了，他想工作。我问他多大岁数。
“‘三十五。’他说。
“‘迄今为止你都在做什么呢？’我问他。
“‘哦，也没做什么。’他说。
“我忍不住笑了起来。‘我恐怕帮不了你什么忙，’我说，‘再过三十五年来找我吧，到时候我看我能做点儿什么。’
“他没动地方。他变得一脸惨白。他迟疑了一会儿，然后对我说，一段时间以来他打牌交了厄运。他不想一心扑在桥牌上，便玩起了扑克，结果被刮得一毛不剩，现在身无分文了。他把所有的东西都典当了。他付不出旅馆的账来，人家也不再容他赊欠。他已经一败涂地。要是找不到任何事情做，他就只能去自杀。
“我看了他一会儿。我看得出现在他已经完全垮了。他比平常喝得更多，看起来像五十岁。姑娘们见到他这副样子，绝对不会浮想联翩了。
“‘那么，除了打牌你就什么都不能干了吗？’我问道。
“‘我会游泳。’他说。
“‘游泳！’
“我几乎不敢相信我的耳朵；这种回答简直愚蠢透顶。
“‘我代表大学参加过游泳比赛。’
“我隐约揣摩出他为什么说起这些。我认识太多这种上大学时的小宠儿了，没觉得有什么了不起。
“‘我自己年轻时游泳游得相当好。’我说。
“突然间我有了个主意。”
伯顿停顿了一下，朝我转过身来。
“你熟悉神户吧？”他问道。
“不熟悉，”我说，“有一次我路过那里，但只待了一个晚上。”
“那么你也就不知道盐谷俱乐部了。我年轻时就从那儿开始游，绕过灯塔游到垂水湾上岸。三英里多一点儿的距离，由于灯塔周围有急流，游起来很吃力。我把这些告诉那位跟我同姓的人，说如果他能游完这一程，我就给他份工作。
“我能看出他吓坏了。
“‘你说你是个游泳能手。’我说。
“‘我身体情况不太好。’他回答说。
“我没再说什么。我耸了耸肩膀。他看了我一会儿，然后点了点头。
“‘那好吧，’他说，‘你打算什么时候让我做这件事？’
“我看了看手表。十点钟刚过。
“‘这一程要花一个钟头零一刻钟，不会超过太多。我开车十二点半绕到小湾那儿接你。我带你去俱乐部更衣，我们一起吃午饭。’
“‘一言为定。’他说。
“我们握了手。我祝他好运，随后他就离开了。那天上午我有不少事要办，勉勉强强才在十二点半来到垂水湾。不过我没必要那么着急；他压根儿就没出现。”
“他在最后一刻打退堂鼓了？”我问。
“不，他没打退堂鼓。他的确开始游了。但他的身子骨肯定是让饮酒和放浪生活给毁了。灯塔周围的急流完全超出了他的应付能力。我们两三天都没找到尸体。”
有那么一两分钟我什么话都没说。我感到有点儿震惊。随后我问了伯顿一个问题。
“当你提出要给他一份工作的时候，你知道他会淹死吗？”
他温和地轻轻笑了几声，那双友善而坦诚的蓝眼睛看着我。他用一只手摩挲着他的下巴。
“不过，我的办事处当时并没有空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