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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是年年说“最困难”，权威人士定调中国经济L形运行；另一边是专家年年说拐点，学者月月拿着统计数据各抒己见，争论从未停止过。就新周期的争论，关乎两个核心，一是怎么看中国当下，二是如何预判中国未来。然而，似是而非的观点大量存在，误导着人们对形势的判断，既看不懂当下，也看不清未来，找不准方向。
自2008年以来，中国GDP增速一路下滑，鼓噪中国经济衰退的声音甚嚣尘上。然而，国内经济指标却持续好于主流市场预期，2016年中国GDP增速以6.7%打破崩溃预言，2017年前三季度更以6.9%的增长昭告：中国仍是世界经济最强劲的发动机。于是，中国经济到底是好还是坏，竟然成为最大悬疑。
这期间，围绕“新周期”的争论最为激烈。有专家以供给出清与需求复苏为由，认定中国走完增速换挡，“我们站在新周期的起点上”，结果“一石激起千层浪”。支持者认为中国经济真的复苏了，新产能的投资和替换或带来新周期。而反方则辩称“没有新周期，只有老故事”，“不要用显微镜来寻找经济周期拐点”，语言极为犀利。更有甚者，认为把周期股等同于新周期是张冠李戴，并呵斥其别有用心，或是券商炒题材的惯用伎俩罢了。就连国家统计局发言人都开腔：中国经济不存在短期反弹的周期，因为当下经济增速绝非很多人认为的很差，而是很好。于是，从专家到官员，新周期之争愈发不可收拾，乃至2017年8月26日《人民日报》专门发文，不可就“事”论“势”，特别不赞同通过炒概念、炒说法，去吸引眼球，造成不良导向
。总之，各说各话，吵来吵去，反而让人愈发糊涂了：中国究竟处于什么周期？
其实，十八大早就给出“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重大判断，但也难挡专家们醉心于起点、拐点之说。究其根由，专家之所以对景气度过敏，一是太看重眼前变化，过分纠缠于表象的起伏。尤其对统计指标反应过度，且不说数据只是对过去的反映，并不代表未来趋势，仅是诸多传统指标并未涵盖新经济就已如“盲人摸象”，还偏偏一看到数字反弹就说拐点，随短期数据翩翩起舞，恰恰是对趋势的误导。二是内心纠结，既有对终极真理的偏执，又带有个人的价值取向，还烙着华尔街共识的印记，却在非典型的中国处处受挫，以致潜意识里就是批判精神，看不懂中国而只能精神分裂。于是，专家只看自己想看的，对长期问题视而不见，仅根据月度数据的短期变化就预测周期，如此肆意取舍又怎能真正描绘准中国的周期？
经济周期理论发源于西方，经典的五大周期
均是对西方经济史的观察总结。且不说，以过去的工业思维线性推导，早已不适应互联网时代，仅是非典型的中国，又岂是西方经典周期所能生搬硬套？毕竟，中国仅用30年就走完了西方的300年，是几重文明几重天在同一时空重叠纠缠，再加上中国特有的国情，脱胎于计划经济，靠土地财政搞城市化建设，经典周期又怎能解释如此复杂的中国模式？更何况，谈经济周期，首先就要区分趋势和波动，趋势代表方向、斜率，波动在于过程、离散度。正因经济始终在波动，若新周期要成立，其前提就应是趋势（波动围绕的轴线）发生了变化。但实际上，关于周期的争论，在2016年也曾碰到过，当时就有专家以经济数据的反弹宣称中国经济迎来U型反转，但事后被证伪。因为迄今中国经济仍靠房地产、基建投资和负债拉动，仅房地产投资增速就从2015年的1%增至2017年上半年的8.5%，2016年房地产对GDP增长的贡献率高达36%。中国“调结构”的长期性、改革的艰巨性、环境的复杂性都未发生实质性改变，因此，若简单以反弹就轻言新周期，显然将误判中国。
这场就新周期的争论，实质关乎两个核心，一是怎么看中国当下，二是如何预判中国未来。早在1998年看空中国弥漫之际，福卡智库首席经济学家王德培先生参加中国50人论坛时就提出，中国将迎来长达20多年的经济起飞期，理由就在“5（工业化、城镇化、市场空间、区域纵深、劳动力禀赋）+1（改革）”。近20年基本印证了这一预测，即便GDP增速有过几次大波动，也未出现逆转。如今，这一经济起飞期还将延续2～3个年代，如此算来，中国总共将有长达半世纪的长周期。理由有三个：
一是二次城市化。因为中国2016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才57.35%，仅追上发达国家75%～80%的城市化率就足够GDP增长的。单是基建，据G20机构预测2040年中国需求全球最大，占比三成，基建投资或高达26万亿美元。加之，从特大城市扩围到大型城市功能迭代，从县市区域联动到特色小镇以点带面发展，二次城市化都将牢牢地将GDP顶在高位横盘上。
二是新经济。不单IT行业在摩尔定律催促下由加速度进至发飙阶段，仅“互联网+”就已横扫一切，中国7.5亿网民冲在了无现金社会、智慧城市的前沿，单是2016年电商交易额就高达22.97万亿元，同比增长25.5%。如此，从物联网到共享经济，生命经济方兴未艾，人工智能来势凶猛，未来中国显然将在创新驱动、科创如火如荼中实现新老经济的增长替代。
三是“第三条道路”。如果说1992年苏联解体代表计划经济的终结，那么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无疑表明自由市场经济走不下去。这意味，中国登上世界舞台，势必闯出第三条道路。如在科创上就可能一手牵美国模式（金融）、一手抓德国模式（工匠）。而这些年不管是地方经营城市还是市场化改革，中国都采取“政府+市场”的模式，十八大更是明确“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因此，中国经济前有“5+1”的空间尚未完全释放，后有“二次城市化+新经济+第三条道路”的接力，两者叠加基本锁定了未来二三十年高位横飞的基本态势和格局。
如此看中国经济，整体仍处于起飞期，局部波动又岂是新周期？所谓的年年都有拐点，正因对短期波动看得过重，才误把浪花看成浪潮。尤其十九大将从结构转型到深化改革真正落地，绘制中国未来蓝图。因此，在长周期的大势面前，与其计较上下波动，不如忘却周期，以钉钉子精神一张蓝图干到底，从2018年再出发。
2017年三季度经济数据火热出炉，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6.8%，前三季度GDP同比增长6.9%，高于去年的6.7%，如不出意外，今年全年GDP增速将会保持在6.7%～6.9%，完成年初“两会”设定的6.5%左右的增长目标没有悬念。
鉴于GDP指标持续向好，再次引发关于中国经济是否复苏的争论。正方认为经过去库存及供给侧改革，中国经济在新老动能（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推动下动力强劲，已触底反弹，目前处于“L型”的横线阶段，即将开启新一轮上涨周期。反方则认为，看似数据喜人，但仍难掩固投拉动、房地产推动的内在疲弱，具有不可持续性，顶多只能算是下行周期中的一波小反弹，构造出一个短期“头部”，经济下行态势未变。而这一争论继续延伸，变为：中国经济长达20年的增长周期是否到头了？这下把问题搞大了，因为这就演变成了对未来经济的方向性判断。在这一点上做出不同预测，将导致对当下形势截然相反的研判。
关于形势的争论历来有之，不仅有今天的真假复苏之争，也有经济上行、下行之争，软着陆与硬着陆之争，还包括L型与倒L型之争等等，不一而足。围绕这些分歧，学界各持己见，各种理论、分析模型、实证纷纷上阵，不惜争得面红耳赤。这就苦了“吃瓜群众”，听听貌似都很有道理，可究竟谁更接近真相？最可怕的是结果出来往往是“啪啪”打脸，谁也没预测对，形势分析专家沦为“过街老鼠”，变成人人喊打的“砖家”。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不是专家们有问题，而是这些争论本身就是伪命题。
以之前争论最激烈的经济上行与下行之争为例。全民关注GDP增速，却忽略了一个问题，即GDP基数不断增大，早已今非昔比。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当时国内GDP总量3679亿元，1979年4101亿元，增长7.6%，绝对值增长了422亿元。2015年GDP为689052亿元，2016年为744127亿元，增长6.7%，绝对值增加55075亿元。7.6%的增幅当然大于6.7%的增幅，但绝对增量422亿元与55075亿元却根本无法相提并论。即便1992年GDP增速进入两位数时代，总量为27195亿元，较上年增长14.2%，绝对值也只增加了5189亿元。因此，由于基数迅速膨胀，增速下降是必然规律，但同时，增量部分相当惊人，意味着经济增长大趋势并未出现明显放缓。某种意义上，这与投资的复利属性类似，由于连续增长，总体体量持续增大，回报率肯定呈现递减之势，但仍属于正常范围，毕竟世界上没有哪项投资可以始终如同打鸡血般高歌猛进，股神巴菲特也做不到。横向比较，中国作为总量世界第二，即便2016年增速“减”为6.7%，还是全球一枝独秀，对世界经济贡献率高达33.2%，超越美国，位居全球之首，引来无数艳羡的目光。
此外，判断经济质量，不能用简单的景气度分析，重点在结构。增速看似下降，但结构优化了、产业升级提速了，经济增长质量改善，即使代表传统经济的部分景气度欠佳，甚至哀鸿遍野，也不能作为经济下行的佐证。就产业结构而言，2016年第三产业比重已达51.6%，2017年前三季度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58.8%，二产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已经达到了12%以上，装备制造业占工业比重达到了32%以上，产业升级已现端倪。
再来看软、硬着陆之争。去年一度也争得不可开交，一方认为经过一段过度扩张后，中国经济将平稳回落到适度区间，即软着陆，一方认为中国经济将出现断崖式下坠而硬着陆，以致“机毁人亡”，背后的潜台词是“中国即将崩溃”。崩溃论固然被分分钟打脸，但软着陆就能坐实吗？所谓着陆，意味着起飞与降落，那么中国经济是否存在不断的起飞与降落？如果不存在，则软、硬着陆便被抽去了前提。实际上，福卡早在20世纪末就提出，中国经济进入起飞期，时间长达两三个年代，支撑起飞期的有5+1个变量，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今天看来，尽管世界经济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金融危机，中国也难以独善其身，但5+1个变量依然存在，且仍在支撑中国经济以相对高速前行。换言之，中国经济仍处在起飞期，既然如此，软、硬着陆即无从谈起，因而也是个伪命题。
不过，起飞期并不代表永远处于拉升状态，正如飞机航行一样，爬升期也分阶段，前期拉升幅度大、速度快，之后会在某一个高度有所停留，再继续往上，其间也可能遭遇气流而上下小幅“颠簸”，但总体保持向上态势，最终还会达到一定高度。纵观日韩等顺利渡过起飞期的经济体，其表现逻辑大致类似，整个起飞期斜率始终大于零，但斜率本身会有变化。目前中国就处在起飞期的后半阶段，以此为坐标来观察中国经济，很多问题都将迎刃而解。下半场特征表现为：一是经济高位横盘。中国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5～7个百分点的增速，相对于欧美等长达10年1～2个百分点的增速，已经算得上表现优异。二是动力切换。整个起飞期动力不断切换，从生产—消费—生产+消费，每一次动力切换，就表明经济将上一个新台阶。三是斜率向上但模式生变。虽然斜率都大于零，但上半场斜率大，属于单边上扬式，下半场斜率小，且下半场进入高空区，易受气流波动影响，更多表现为螺旋式上升。以此为坐标，回过头来看待经济是否复苏的问题，便很容易理解。一方面，起飞期内中国经济的大格局未变，是高位运行状态，不存在复苏与否，因此，这是个伪命题。另一方面，进入下半场，经济波动的频率与波幅将明显趋多，数据指标上上下下，不足以成为形势逆转的判断依据。
一定意义上，“L型”走势，也只是对起飞期下半场某个小阶段的描述，若将其视作统领未来的大势，势必对方方面面造成误导。分析形势，最要紧的是格局，从不同格局出发，决定对未来不同的判断。因此，看清中国经济，首先要看清大格局，如此方能轻松穿透复杂，预测未来。
金融史本身就是一部危机史。金融危机并非无迹可寻，即所谓“历史不会重复自己，但会押着同样的韵脚”，历次金融危机的共同标志性特征都有资产价格泡沫。以此来看，眼下遍及全球的金融资产泡沫似乎预示着“新一轮金融危机的乌云将笼罩在全球经济上空”。何况，在不少人眼里国际金融危机已陷入“10年一次、逢7必现”的魔咒——第一次全球性金融危机是1987-1988年的美国金融大崩溃，第二次是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第三次是2007-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风暴，眼下正到了第四次金融危机的时间节点。新的金融危机是否一触即发？
其实，从客观的危机演化脉络来看，危机的先后呈现多米诺骨牌的逻辑关系。第一轮危机包括三阶段：第一阶段表现为金融过度导致的次贷危机及主权债务危机，美欧等国是肇始地。第二阶段表现为市场内置与行政推手导致、市场萎缩凸显出来的产能过剩危机，中国是集中地。第三阶段表现为产业偏态导致的外汇炒作危机，主要发生在俄罗斯等资源型国家。如今，第一轮金融危机的阴霾尚未完全消弭，它最大的后遗症就是加强了非常规货币政策的使用。美国、中国、欧盟、日本都量化宽松了再宽松，利率降低了再降低，表面上制造了经济及金融稳定的假象，但大量的流动性并没有流入实体经济而是流入各种资产，经典市场经济熟透了的美国因工业化市场化进程基本已完成、无实体的货币“储水池”更是如此，一批人大玩金钱游戏，以钱生钱，不仅不断吹大资产泡沫，也在制造着社会不平等。这种背景下，极端的民粹式政府很容易得天下，比如特朗普顺利上台。继而贸易保护主义威胁经济前景改善，泡沫破裂即“有毒资产”遭到清算的前景隐现，为此，美联储加息与缩表并驾齐驱。然而，此举像抽水机开始启动一样把市场上流通的货币猛地往回抽，股市、债市、楼市多头不保，引爆新的金融危机成为大概率事件。由上分析可见，美国缩表动作与其引发的“蝴蝶效应”是当今世界最大的“灰犀牛”风险。
“其兴也勃焉，其衰（亡）也忽焉”是中国企业发展中的一个典型特征。从早期的健力宝、德隆，到无锡尚德、江西赛维，再到如今身陷增长困境而屡遭诟病的娃哈哈、联想，乃至被非议的万达、安邦、乐视等，这些一度风光无限的企业都体现了这一特征，更不要说还有大量名气逊色或名不见经传的企业，同样难逃这一“魔咒”。当然，企业兴衰原本也是正常的事情，即便是世界500强企业大多也无法长青不衰，1920年的时候，世界500强的平均寿命是67岁，但到了2015年的时候，平均寿命只有12岁，说明不少曾经“贵”为500强的企业已经衰退或消亡。然而，在普遍意义上，与世界500强企业兴于市场、衰于市场不同，大量中国企业的兴衰则“另有隐情”。
几乎毫无例外，那些由盛转衰的企业在其巅峰之时，都曾标榜其有过人之处或独占鳌头的秘诀，比如，曾经被誉为“光伏界的微软”的无锡尚德，一度是政府孵化企业的成功典范，是各地争相学习、取经的对象，其创始人施正荣用5年时间成为中国首富，被英国《卫报》评选为“能够拯救地球的50人”之一，是众星捧月的“中国光伏教父”，然而7年后这一切都成为过眼烟云。万达模式也一度被奉为经典，王健林曾多次对外“揭秘”万达模式的核心，宣称“良好的商业运行能力，是万达商业地产的核心竞争力。”但在“小目标”成为流行词不到一年后，万达却站在了风口浪尖，开启瘦身、变现、收缩、退出模式，“只要有万达，迪士尼10年到20年之内盈不了利”的豪言壮语随着13个文旅项目的易主随风飘散。安邦吴小晖更是自比巴菲特，标榜安邦靠创新赢得未来，并如此阐述其经营理念：“一个企业你靠关系只能拥有一个点，但你靠产品能够拥有一条线，你用平台去做事就可能拥有一个面，你用品牌去做事你可能成为一个球，能够滚动，如果你用文化去做事你就能成为一个场，无所不在的场，这是最高境界。”然而，这一切恐都将随着吴小晖被有关部门带走而成为笑谈。而这恰恰映射了中国企业发展中的一种怪相，即一些光环闪耀、宣称手握竞争杀手锏的企业竟然弱不禁风。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强烈的反差？
对此，很多分析都往往归结到人的因素，认为是企业家自身有问题。但实际上，中国企业高速发展的原因是借势改革发展红利，可以说，中国企业近30多年来的迅猛发展主要原因之一是得益于制度红利（包括甚至有些人利用各种制度漏洞，各显神通进行制度套利），脱离制度红利来讨论企业的成败往往会夸大人的因素。换句话说，一定意义上，中国企业的发展普遍最根本的是抓住了制度红利，而不是因为企业真的手握一套在市场竞争中如鱼得水、克敌制胜的“秘诀”。就拿房地产企业来说，如今中国地产千亿军团扩充到12家，32家内地房企进入全球房地产企业市值百强榜（企业市值截至2016年9月9日），其根基显然在于中国住房商品化开启的住房需求市场，而不是因为中国房企练就了独门秘笈，能够在短短的20年间创造奇迹。所以，无论是万科还是万达，其成就的基点是不失时机地站好位，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制度红利，简而言之，“时势造企业”，抛开这个前提来谈企业的成功，某种程度上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但一些企业往往会夸大自身的能力，把发展的成就都归功到企业自身的竞争力或企业主身上。也正是因为如此，一旦制度红利发生变化，或者制度套利的空间被封堵，企业往往会“原形毕露”，特别是对于钻政策缝隙、进行各种不当的制度套利的企业来说尤其如此。
显然，制度红利是理解、看透中国企业发展乃至反差的基础，也是推动中国企业不断发展的动力。不过，斗转星移，随着形势的切换，似乎制度红利的空间在不断消弭，同时环境的变化让人眼花缭乱，于是很多企业开始感到迷茫，既看不懂当下，也看不清未来，找不到方向。但实际上，中国企业今后还享受着八大红利，立足这八大红利，中国企业又将迎来新一轮轰轰烈烈的大发展期。这八大红利如下：
一、政治红利。现今的中国政治稳定，反腐常态化、制度化，社会经济管控从以行政权力为主向建章立制、法制化转向，全球化导向的、积极的外交政治等，都将为中国企业发展清除政治牵绊，开辟新的发展道路，比如“一带一路”的倡议和建设就是以国家之力为企业开拓的政治红利。
二、制度红利。随着过往大刀阔斧式的改革渐行渐远，新一轮改革似乎滞缓不前，很多人认为制度红利已经消失殆尽。但实际上，围绕着“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按照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改革仍将持续释放制度红利，比如“放管服”改革的推进会逐渐将更多的权力交还市场，破除制约投资特别是民间投资的各种羁绊，打造更为公平的营商环境等，都将为企业更好更快地发展打开新的空间。而且，前一波制度红利释放中，一些企业靠特殊途径、制度套利获得发展的空间将被极大压缩，更多真正具有市场实力的企业将崛起。
三、科技红利。如今，科技以指数级速度发展并推动社会的进步，渗透到生活的各个角落，由此带来的变革已从过去特定领域蔓延至更广泛的领域，并不断与新需求碰撞组合，成为驱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和最强大的资本，而中国以互联网经济为契机，已经成为各种新科技实验和落地的重要战场。如果说，前一阶段中国的工业化、市场化主要依赖人口红利，大量企业依托廉价劳动力靠拼人力迅速崛起，今后科技将成为驱动越来越多的企业发展的关键。也就是说，中国企业将从依靠劳动力积累财富的阶段进入到依靠科技积累财富的阶段，其增长速度远非拼苦力和血汗所能企及。
四、规模红利。过去，中国庞大的人口规模更多意味着生产力，今后，庞大的人口规模既意味着生产力，更意味着消费力。基于13.8亿人口，中国拥有人口超过百万的城市102个（Demographia研究机构的数据），人口超过500万的特大城市12个，人口超过1000万的超大城市4个（2017年新中国城市城区人口排行榜数据）；自2000年以来，超高净值人士数量增加100倍，2016年达到1.1万人，排在全球第2位，仅次于美国，占全球超级富豪总数的9%，也仅次于美国（瑞信研究院数据）；600万资产家庭数量达到362万，每940人中有1人是千万富豪（胡润财富报告数据）。这样的人口和财富规模全世界绝无仅有，由此衍生的不同层级、类别的消费需求不可估量，可以说，中国将成为各类企业赖以快速发展的肥田沃土，是各类创新创业实验、推广的绝佳之地。
五、趋势红利。在中国经济仍处于起飞期的大趋势下，中国经济还存在很多小趋势，比如，新零售、新消费等，理解趋势，把握趋势，跟着趋势走，赚趋势的钱，是中国企业发展的基础；反之，错判趋势则将错失红利。
六、格局红利。大到中国在全球已经构建的政经地位，小到中国企业历经过去30多年形成的资本和技术积累，以及在包括互联网经济在内的新经济中逐渐形成的能力、地位和优势，让中国企业已经具备一定的实力，以本土为根基，越来越多地以主动的姿态参与国际竞争，而不是像当年那样，在产业链的末端处于被动地位，毫无议价和掌控能力。这既有利于大企业巩固、拓展自己的市场和地位，也将助力新创企业踩在巨人的肩膀上精进。
七、模式红利。过去很多企业都是借势“风大的时候，猪都能飞起来”而发展起来的，今后，这样的空间会有所收缩，但通过各种模式创新异军突起或突飞猛进的空间却将前所未有地大开，比如网红经济从泛娱乐领域向财经、动漫、体育竞技、健身、美食等垂直领域发展，网红变现模式多元化等，都将开创新的商业利润空间。
八、工匠红利。长期以来，在生存压力和增长需求的驱使下，工匠精神和工匠企业成了中国的稀缺资源。不过，对大工业化的厌倦以及新审美、新工艺等精雕细琢、精益求精的需求的崛起，为工匠精神和工匠企业提供了生存发展的土壤，也将由此重塑一部分企业的价值。今后类似于像日本冈野信雄那样30多年来只做旧书修复的小工匠，小野二郎终其一生经营“数寄屋桥次郎”寿司店，或者像德国双立人公司，280多年专注于制造优质不锈钢制品的公司，这样的公司将逐渐在中国大量生根发芽。
鉴此，根植于中国经济的八大红利，今后国内一些大型企业将进阶为全球化的大企业，更多新兴、新型企业也将不断涌现，中国企业的整体层次、实力也将在此过程中逐步得到提升，从而中国企业特殊的兴衰特征也将会有所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