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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激发创新活力的体制机制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最根本的是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最紧迫的是要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最大限度解放和激发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所蕴藏的巨大潜能。这几个方面的要求是我们探讨转向创新驱动发展方式的指导思想。

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实施三步走战略。第一步,到202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第二步,到203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第三步,到2050年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转向创新驱动发展方式的基本标准就是创新型国家的基本标准。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欧盟、世界经济论坛等的界定,创新型国家主要表现为:整个社会对创新活动的投入较高,重要产业的国际技术竞争力较强,科技投入产出的绩效较高,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在产业发展和国家财富增长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综合各种规定,创新型国家的具体评价指标主要包括:①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发达国家一般已经达到70%-80%,甚至更高。②研发投入强度高。R&D经费占GDP的比例一般在2%以上,如2007年美国为2.6%,日本、韩国、瑞典、芬兰和爱尔兰为3%,以色列则多年保持在4%以上。在企业中研发投入一般要占到其销售收入的7%-8%以上。③自主创新能力强。核心技术自给率高,对外技术依存度在30%以下,高技术产业在国际上具有明显竞争优势。④创新产出能力强。人均发明专利拥有量和知识创新成果居全球前列。⑤具有支持创新的基础设施和社会文化。教育比较发达,信息等科技设施发展水平高,知识产权保护比较充分,社会文化支持创新,风险投资等金融体系对科技创新形成有力支撑。⑥国家创新体系完善。具有支持创新的良好科技管理体系,企业是技术创新主体,政府财政对科技创新发挥基础性作用,大学和科研院所的原始创新能力较强。很显然我国在这些方面都存在不小的差距。缩小这些差距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基本内容。

《世界是平的》一书总结了美国发展创新型经济的要素和制度保障,其中:一是拥有很多具备科研能力的大学,它们源源不断地提供实验结果、创新成果和科学突破。二是建立大学——企业科技中心,该中心可能涵盖很多学校和企业,最终将带动新产业的繁育、新产品的生产和新技术的运用。三是拥有全球监管最严格、效率也最高的资本市场,新产品和创新很容易得到风险资本的支持。四是社会的开放性,可以吸引众多的外国创新人才。五是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可见创新资源涉及提供科教资源的大学、创新创业的人才、创新的空间和平台以及创新的制度等。

根据我国的现状,转向创新驱动发展的关键性体制机制创新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孵化和研发新技术成为创新驱动的重点环节。在以科学发现为源头的技术进步路径中,孵化和研发新技术环节最为重要,新技术、新产品大都出于这个环节。因此,一方面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基本上建立在这个环节,另一方面创新投资也更多的投向这个环节。但是,在这里,投资风险最大,创新成功的不多,但潜在收益也最大,需要科技和金融深度结合,需要引导足够的金融资本投入这个阶段。过去一般以企业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比重指标来衡量企业的创新能力,这与以企业为源头的技术创新模式相适应。现在突出的是以科学发现为源头的科技创新模式,因此,在孵化新技术阶段集聚的金融资本数量将越来越成为判断一个地区是否进入创新驱动型经济阶段的指标。风险投资的活跃程度反映创新的活跃程度。

其次,企业要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在以企业创新为源头的技术进步模式中,企业以市场为导向,或者在企业内部进行研发,或者以购买和模仿的方式采用新技术。在这里企业基本上是在企业层面上的创新主体。现在需要强调的是企业在以科学发现为源头的科技创新中也要成为主体。科技创新不只是企业的行为,不是单纯的技术创新,是产学研多个主体介入的合作创新活动。企业应该成为主导产学研协同创新的主体,孵化和研发新技术的投资主体。企业成为创新主体,关键是企业中要有创新的组织者。熊彼特当年提出的创新理论明确认为,创新是在企业实现的,而承担创新职能的是企业家。科技创新的基本任务是实现科学发现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科技企业家的职能就是,就企业的技术创新与大学的知识创新两大创新系统进行集成,对多个主体进入的新技术孵化活动进行组织协调。在这里企业家的创新活动就由彰显个性转变为突出协同创新。企业家知识化并成为科技企业家,是推进产学研合作创新的主观条件。企业家如果没有相应的知识层次,就不知道科技创新的方向,也不知道怎样去开发知识产品,也不知道如何与科学家合作。如果微软公司的总裁不是比尔·盖茨、苹果公司没有乔布斯、北大方正没有王选,这些科技型公司很难有今天的成就。现在一些科教资源丰富地区的创新活动并不活跃,原因是缺乏科技企业家及作为创新主体的企业。

第三,建立吸引和集聚创新创业人才的制度。如果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那么人才就是第一要素。驱动创新的人才不仅包括高端科技人才,也包括高端创业和管理人才,甚至包括有特殊技能的工匠。因此人力资本投资成为创新投资的重点。产业高地——人才高地——创新高地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产业高地吸引高端人才,高端人才建立产业高地。集聚高端创新创业人才有两个突出问题需要解决:首先是着力引进国际高端人才。这涉及引进和利用国际要素战略的调整。过去的重点在增长,各种增长要素跟着资本走,因此突出引进外资;现在重点在创新,各种创新要素跟着人才走,因此需要突出引进高端产业创新人才。其次是改变对低成本发展战略的认识。低成本战略理论强调发展中国家以低劳动力和土地成本作为比较优势。这种低成本比较优势在贸易领域可能是有效的,但在创新型经济中就不适用了。只有增加人力资本供给才能驱动创新。低价位的薪酬只能吸引低素质劳动力,只有高价位的薪酬才能吸引到高端人才,才能创新高科技和新产业,从而创造自己的竞争优势。

第四,知识产权保护和新技术的推广。新知识、新技术具有溢出效应。创新驱动经济发展是针对全社会而言的。因此创新驱动不只是要求新发明在某个企业那里转化为新技术,更为重要的是自主创新成果及时地在全社会推广和扩散。知识和技术等创新要素不同于物质要素,其使用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的特点,因而创新不排斥新知识、新技术的广泛采用。只有当全社会都能采用自主创新成果时才能谈得上驱动经济发展。根据熊彼特关于创新即创造性的毁灭过程的观点,强化市场竞争机制,可以迫使各个企业竞相采用先进新技术;实施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不只是保护创新者的权益,同时也能以这种机制推动技术创新成果(新技术)的扩散,实现知识产权价值的最大化。除此以外,创新成果的全社会扩散机制还需要两个方面的建设:一是通过计算机和通信网络将新知识、新技术进行数字化传播,从而形成“信息社会”。二是通过促进公众接受多种知识和技能的训练掌握学习的能力,从而形成“学习型社会”。

第五,促进创新驱动的体制架构。科技创新和创业需要体制保证。仅仅是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的压力是不够的,还需要有效的激励性体制。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要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把创新引擎全速发动起来,我们致力于发挥创新驱动的原动力作用,更多支持创新型企业,充满活力的中小企业。具体的体制安排包括:强化科技同经济对接,创新成果同产业对接,创新项目同现实生产力对接,研发人员创新劳动同其利益收入对接,从而形成有利于出创新成果、有利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新机制。特别要指出建设高效并有集成创新能力创新型政府的意义。转向创新驱动,前提是制度创新。制度创新的发动者首先是政府。标准的市场经济理论排斥政府作用。一当引入创新,就需要政府的积极介入。其必要性在于创新成果具有溢出效应,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这就决定了政府作为社会代表来支付创新的社会成本,制定重大科技创新计划,并通过公共财政对此类创新进行直接的或引导性投入。在现代经济中,国家竞争力主要由国家创新力来衡量。国家创新力不是个体创新力的相加,而是对科技创新的国家集成能力。集成创新即创新系统中各个环节之间围绕某个创新目标的集合、协调和衔接。政府对包括产学研在内的创新系统进行整体协调和集成的主要方式是建立大学科技园,搭建产学研合作创新平台。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在产学研前须加一个“政”字,即政产学研合作创新。因此,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不仅涉及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也涉及相应的经济体制的重大改革:既要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又要政府的积极介入。需要各个系统形成合力,促进创新资源高效配置和转化集成,把全社会的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创新发展上来,形成以创新为主要引领和支撑的经济体系与发展模式。 xIsI1vcFFl//KYoKTuVAzubCiIOWbdbslM79jHXnGXyl2uZlTCIXA6U2iHv1gD6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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