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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和1950年，乐黛云开始给《北京解放报》和《人民日报》投稿，报道学校生活、新鲜时尚，有时候也写书评，当然都是写时下正在阅读的苏联小说。乐黛云写过一篇《库页岛的早晨》的书评，取名《生活应该燃烧起火焰，而不只是冒烟》，这与乐黛云当时的人生观是一致的：与其浑浑噩噩地活着，不如轰轰烈烈建功立业而归去。对新生活的热爱，让她充满了想干一番事业的激情。那正是一个充满激情的年代，乐黛云的表现正好符合激情岁月的价值标准，新中国又正值用人之际，鲜花与荣誉，注定要奔她而来。
1952年，乐黛云留校并成为北大中文系最年轻的助教，是1949年后共产党培养起来的第一代“新型知识分子”。乐黛云也以此为骄傲，并决心做出一番事业。到了1957年，北大中文系陆续留下的青年教师已近20名，乐黛云所在的文学教研室也有整整10名青年教师。当时人文科学杂志很少，许多杂志又只能发表学已有成的老先生的文章，年轻人的文章鲜有机会发表。大家合计决定自己在中文系办一个中型学术杂志，专门发表年轻人的文章。乐黛云与同仁开了两次会，商定了两期准备在刊物发表的文章，并拟订了文章标题。彼时可谓群情激昂，大家以为马上就要诞生自己的刊物了，莫名的兴奋洋溢在这群年轻人的脸上，甚至彼此为刊物的名称争得面红耳赤。
然而，未等刊物名称敲定下来，这本刊物便夭折了。其实，在这之前，乐黛云的导师王瑶先生早就看出了端倪，在乐黛云和同仁向教授们募捐筹集经费之时，王瑶先生告诫乐黛云最好暂时停办刊物。年轻气盛的小青年们则觉得老先生未免小题大做了，或许只有一场飞来横祸，才会让他们明晓王瑶先生对时局的正确判断。
很快，参加创办刊物的八位青年教师无一例外地被打成了右派。罪名是图谋创办“同仁刊物”，意欲摆脱党的领导，简而言之就是反党。更何况在这两期拟刊发的文章中还有“大逆不道”的东西，一篇是《对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的再探讨》，质疑文艺为政治服务以及思想性第一、艺术性第二等问题，并对此提出了一些个人观点鲜明的看法，按照“反右”的逻辑，这既是反党，又是反毛泽东思想；第二篇是一篇小说，标题是《司令员的堕落》，作者是一位从军队里走出来的学生，他16岁就给将军当勤务员，后来将军因罪判刑，伺候了将军半辈子的他，很想写出权力一步步走向堕落的过程，以资后世引以为戒，但是按照“反右”逻辑，这些都是污蔑我党我军，“狼子野心，何其毒也。”
就这样，1949年后文学教研室留下来的10名新人，9名成了右派。而乐黛云在其中莫名其妙地成为了右派头目，被带上了极右派的帽子，开除公职，每个月只有16元生活费，下乡劳改。而这时候，乐黛云的爱侣汤一介不离不弃，与她相互扶持。一对人间伉俪，患难见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