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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黛云北上的目的是要参加革命。一个17岁的少女又如何理解革命呢？这与她的亲身经历有着诸多联系。在乐黛云还是初中生的时候，她父亲常让她去官府交房捐地税，年幼的乐黛云常常迷失在那些数不清的办公桌和繁杂的官僚程序中，被那些高高在上的官员们呼来喝去。抗战胜利后，乐黛云的表哥从西南联大回来，带着他的一帮同学，她听着他们讲起闻一多如何痛斥反动派政权，如何与李公朴一起被暗杀，哀悼的场面如何悲壮，学生运动的场面如何红火。从小对官僚深恶痛绝的乐黛云，此时更是激动不已。在她看来，投奔革命是一件多么正义、多么英勇、多么罗曼蒂克、多么新奇神秘的伟业。
乐黛云到达武汉时的北京大学北上接待站领队程贤策，就是一名铮铮的革命者。这位武汉大学物理系二年级学生自愿转学到北京大学历史系一年级，再次成为大学新生，而这一切都是为了革命。在程贤策的带领下，北上的新生们开始学习解放区歌曲，一路洋溢着高昂的歌声向北京挺进。当北大学生打着大旗，到门前车站接待这群北上的学生时，乐黛云激动万分，看着古老的城楼，红墙碧瓦，唱着这些当时的违禁歌曲，感觉来到了一个只有在梦中出现过的自由之城。站在她身旁的领队激动得热泪盈眶，他雄厚而高亢的歌声飘散在古城的上空。然而谁又能想到这样一位忠诚而又充满激情的革命者、地下共产党员，在“文化大革命”中却死得何其惨烈。世事造化，难谙其纪！
北大的学术氛围深深感染着这位山城女子，她如饥似渴地吸收各种新知，同时心里也惦念着革命。1948年秋天，正值学生运动低谷，“反饥饿，反迫害”的高潮已经过去，国民党正在搜捕革命学生，一些领导学生运动的头面人物正在向解放区撤退，学生运动面临群龙无首的窘迫局面。
在北京大学就读时的照片
1949年1月以前，乐黛云和同学们尚能安安静静的念书，除了参加过一次“要生存，要活命”的小规模请愿。学生们拿着小旗，从四院步行到沙滩校本部，向胡适校长请愿。和善的胡适校长站在孓民堂前的台阶上接见了请愿的学生，他穿着黑色大棉袍，神情忧郁似乎无可奈何。最终请愿的学生每人获得了一件黑色棉大衣，没有公费的学生都有了公费。
1949年1月，解放军围城，乐黛云与同学们开始忙碌起来。他们建立了“面粉银行”以防围城后没有饭吃，还组织了巡逻护校，分头去劝说老师要相信共产党，不要去台湾。乐黛云的劝说对象是鼎鼎大名的沈从文，而正是这位沈先生，当时把她录进了中文系。沈从文平静而不置可否地倾听了乐黛云和一位男同学的劝说。后来，胡适先生派来的飞机就停在东单广场上，沈从文和许多教授一样，留了下来，也许是出于对这片土地的热爱，也许是出于他对那宁静的小家的眷恋，也许是和大家一样，对未来充满信心，不得而知。
与此同时，乐黛云还参加了北大剧艺社和民舞社，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她从未接触过的革命文艺。乐黛云通宵达旦地阅读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么炼成的》、高尔基的《母亲》，还有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歌等等。乐黛云在剧艺社排演了苏联独幕剧《四十一》，担任后台提词，并常为剧中感人肺腑的情节所打动而热泪盈眶。民舞社每周两次，沉浸在优美旋律中的乐黛云似乎听到了远处围城的隆隆炮声。乐黛云和同学们白天如痴如醉地唱歌跳舞，晚上到楼顶站岗护校或校对革命宣传品。那时候北大的印刷厂就在四院附近，革命工人深夜加班印秘密文件和传单，乐黛云和同学就在月光下负责校对。
1949年1月2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入驻北京城，乐黛云的生活又开始了新的篇章。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学腰鼓，扭秧歌，学《共产党宣言》，学俄语，一派欣欣向荣的新气象。1950年，继参加布拉格“第二届世界学生代表大会”之后，乐黛云再次投入到了火热的“抗美援朝”宣传活动中去。同年冬天又奔赴江西参加“土改第一线”的工作。面对是非混淆的阶级二元论和种种非人的暴行，勇敢的乐黛云积极为一位被打成地主的裁缝四处奔走求情，结果被认定“阶级立场不坚定”、“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浓厚，最终因为“经不起尖锐斗争的考验”被停掉了工作组长职务。面对无法化解的事情，乐黛云深刻地感受到了一种灵魂的扭曲，一种把自己的一半从另一半撕裂的苦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