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就这样，乐黛云终于来到北京，实现了她梦寐以求的理想。原来投考大学的时候，乐黛云填报的都是英文系，可是阴差阳错，北京大学录取时却将她录到了中文系。后来她才知道，那是因为时在中文系任教的沈从文先生读到了她那篇应试的作文，非常欣赏，认为她在文学方面更可造就，于是才有了后来发生的一切。
以乐黛云的兴趣所向，当然更喜欢文学。她小时接受过良好的教育，4岁时便被父母送进天主教堂，跟一位意大利修女学钢琴；父母亲都很有艺术方面的才能。父亲能演奏提琴，家景好时，还常常在家里举办舞会；母亲擅长绘画，教她背诵过许多动人的散曲。这一切都养育了她那颗多情善感的诗心。中学时代，她喜读《江湖奇侠传》及张恨水的言情小说，最喜欢听一位朱老师的国文课。听她在课堂上讲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讲《无名的裘德》、《还乡》、《三剑客》以及《简·爱》等西方小说。“这些美丽的故事深深吸引了我，几乎每天我都等待以至渴望着上国文课。”她参加了朱老师在班上组织的学生剧团，排演过《雷雨》和老师们自己创作的歌剧。尽管她在这些剧里没有担当过重要的角色，可是她仍然乐此不疲，为主人公不幸的命运而泪流满面。歌剧上演的那天，“露天舞台设在一块土台上，后面是一片幽深的松林，当年轻美丽的伯爵夫人穿着一身白纱裙（蚊帐缝的），头上戴着花冠从松林深处幽幽地走向前台时，大家都不由自主地屏住了呼吸。”在如此的浸淫下，乐黛云也坦言：“我就是这样爱上了文学，爱上了戏剧。”而在高中时期，她一面痛恨着美国驻军对中国女性的欺侮，另一面又深为美国文化所吸引。她的业余时间几乎都用来阅读外国小说，“我也喜欢写散文，念古诗，国文课上，总是得到老师最热心的夸奖。”这一切给了她最初的文学训练，如同她后来所说：“无可挽回地走上了文学之路”。现在她来到了北大，学的又是她十分倾心的专业，乐黛云有一种如鱼得水的喜悦。
那时候，北大文学院一年级的新生都集中在国会街四院。北大也是名不虚传，自蔡元培先生担任校长以来，数十年间所形成的北大自由精神，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来到这儿求学的每一位学子。乐黛云这个从山国里跑出来的女孩子，又接受了开明的父母以及西方文化的影响，对自由的精魂更仿佛有一种天然的认同能力。“全国最高学府浓厚的学术气氛，老师们博学高雅的非凡气度深深地吸引着我。”她睁大了好奇的眼睛，注视着这里的一切；凝神静听，担心遗漏她所崇敬的先生们的每一句话语。其中尤其是沈从文的国文兼写作课、废名的现代作品分析、唐兰先生的说文解字、齐良骥先生的西洋哲学概念等课程，更是让她兴趣盎然。如沈从文先生上课，基本都是选用他自己最喜欢的散文和短篇小说，他要求学生每两周交一篇作文，长短不拘，而且从来都是亲自一字一句地修改学生的文章。那时候最让乐黛云盼望的就是沈先生两三周一次的作文课，她每次都是以激动的心情等待这一个小时的到来。而废名先生则不大在意学生是否听不听得懂，他常常兀自沉浸在自己的遐想中，时而眉飞色舞，时而义愤填膺，时而凝视窗外，时而哈哈大笑。他的教学风格与其他老师迥异，更多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应”和“共鸣”。这是一种超乎于知识传授和道德熏陶的古典课堂，乐黛云总喜欢坐在第一排，静静聆听废名先生的授课。先生们的教诲不仅丰富了她的学识，也陶冶了她的人格。他们的治学严谨与身体力行，对她产生的影响令她一辈子受用不尽。那些日子，正值学生运动陷入低谷，学校生活相对平静。乐黛云参加了一个学生自发组织的读书会，学习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从中了解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常识。这种读书生活维持到次年一月，平静的气氛就被北京城郊传来的阵阵炮声打破了。乐黛云与她的同学们变得忙碌起来。
入学之前她离开贵州，风尘仆仆地到达武汉，找到设在那里的北大学生接待站，认识的便是他们北上的领队程贤策。程贤策是个地下党员，当时正好从武汉大学物理系转学至北大历史系就读，受命率领北大新生乘船经上海、天津然后转到北京。在船上，他教她们唱“山那边呀好地方”以及“你是灯塔”之类从延安传来的革命歌曲。当他们到达北京，北大迎新的队伍打着大旗来迎接新生时，他们竟然同高班的同学们一起，在卡车上放声唱起了这些当时还是违禁的歌。乐黛云看见程贤策眼里浸满了泪水，激动之情油然而生。而现在，眼看北京城即将迎接和平，梦想就要变成现实，一心来此追求光明的她，怎能不多作一些奉献？
乐黛云参加了学生自治会的工作，巧的是，当时的自治会主席正是程贤策。乐黛云与同学们在他的领导下，分头去劝说北大名教授如沈从文、废名等先生留下来，让他们拒绝飞往台湾。她还参加了北大剧艺社和民舞社，从事革命文艺的排练和演出。她通宵达旦地阅读俄国特别是苏联革命时期的文学作品，参加排演苏联话剧《第四十一》，站岗护校，校对革命宣传品。乐黛云所表现出来的热情和无畏，引起了组织上的注意。就在这些日子里，她被吸收参加了团组织。元月下旬，她与同志们在繁忙中迎来了北京城的和平解放。
乐黛云年轻的心，如同解放后北京的晴空一般，阳光灿烂；也像年轻的共和国一样，充满了蓬勃的生机。人民真的从此就当家作主了，她以为从此前路上都铺满了鲜花，每个人都将实现自己的理想。为了解放全中国，她的同班同学，许多人参加了解放军，一些人走进了“南下工作团”，随军而去。连她在内，全班只剩下五位同学。乐黛云留下来，当然是舍不得离开北大，舍不得抛开她所热爱的中文专业。另外，她仍然积极地参加校内外政治活动。她的俄语学得很好，政治课上的发言又总是热情澎湃。
1950年暑假，乐黛云被选派出席在布拉格召开的第二届世界学生代表大会，与来自全国各地的20余名学生一起，乘坐火车，穿过长长的西伯利亚原野，在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地参观数日，即前往布拉格。会期留下的印象，除了大吃其夹肉面包，喝咖啡之外，就是拼命高呼“Viva!Stalin!”（斯大林万岁！），此外便很难说出还有什么更大的收获。
值得一提的是，乐黛云此间又经历了一次选择：回国之前，她突然被秘书长召见，问她是否愿意留在全国学联驻外办事处工作，待遇相当优厚，还有机会到莫斯科大学留学。
在布拉格参加第二届世界学生代表大会 |
1951年归国后的演讲 |
这在许多人看来，是组织上的信任，在个人发展上也是十分难得的机会，没想到却遭到了乐黛云的拒绝。晚年的乐黛云回顾这件事时说道：“我对此引诱一口回绝，自己也说不清是什么原因。我虽然积极参加各种革命工作，但内心深处却总是对政治怀着一种恐惧之情。这种内心深处的东西，平常我自己也不察觉，但在关键时刻却常常决定着我的命运。”乐黛云在这一点上其实很有点像她的父亲。父亲虽然是个新派，骨子里却是个传统文人。修齐治平，中国文人中很少有人能摆脱儒家思想，置国家民族命运于不顾。但是父亲在北大旁听期间，深受胡适、陈西滢等自由派人士的影响，把政治看得很恶浊。他学成还乡之际，正值国共分裂，有人劝他去南京，也有人劝他去武汉。他哪儿都不想去，只想回乡成家，守着自己那一份小日子，终老山林。当年过九江时，一位革命党人曾劝他参加革命，他也曾跃跃欲试，但待他游庐山归来，那位革命党的头颅已经悬挂城头。从此，他对政治和革命有着某种天然的拒斥。比起父亲来，乐黛云要激进得多。但是丢开她的专业，特别是让她离开北大，步入仕途，却不是她的选择。那种被她称之为“内心深处的东西”，很可能就是来自其父的遗传，一种对政治的怀疑、恐惧甚至是厌恶；除此之外，就是北大人的一种情结，对文学、对学术的深深眷恋。此后不管是春光明媚，还是凛冽霜天，都没有能够改变她的意志。如同她后来所说：“40年和北大朝夕相处，亲历了北大的沧海桑田，对于那些曾经塑造我、育我成人，也塑造培育了千千万万北大儿女的‘北大精神’，那宽广的、自由的、生生不息的深层质素，我渗透了吗？领悟了吗？我不敢肯定。我惟一敢肯定的是在那生活转折的各个关口，纵然再活千遍万遍，我的选择还是只有一个——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