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中国艺展会与中国对外设计交流

郑立君

摘要：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是以展示中国古代工艺美术和书画作品为内容的大型高规格国际展览会，中国出品都具有很高的历史、文物和艺术价值，在当时国内、国际产生了很大影响。从文化艺术交流和中国工艺美术等出品看，其鲜明地体现出了中国近代对外设计交流的价值意义，即本次展览会既可谓是中国古代设计国际展览会，体现出了中外设计交流的实际意义，也是中国近代对外设计展览交流的里程碑。

关键词：伦敦中国艺展会，古代工艺美术品，对外设计交流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学界关于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的研究出现了多种视角。有的侧重于其缘起、目的、展品征集筹备和展览盛况等叙述，有的就其缘起、运输、展览过程进行了考证，有的从中西绘画艺术角度深入分析了本次展览会体现的中西方绘画艺术创作思维方式、方法和审美经验的差异与影响，有的从博物馆展览角度探讨了本次国际展览的国家、民族与文化想象等。但关于其体现的中国近代对外设计交流的价值意义却鲜于研究，基于此，本文从近代中外设计展览交流角度，试就这方面展开论述。

1935年11月28日至1936年3月7日，在英国伦敦皇家美术学院举办的、展期历时近五个月的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of Chinese Art），是由英国爱好中国古代艺术人士提议、中英两国政府共同主持的、以展示中国古代工艺美术和书画作品为内容的大型高规格的国际展览会 。英国政府共邀请了17个国家和地区参会 。“我国政府以国宾送展，其号召力至为伟大，各处踊跃参加，共收展品三千三百余件” ，均为“远自上古近至一千八百年”的“包含书画、陶瓷、铜器、玉器、织品、漆器等”作品 。由于会场面积有限，未能一一尽展，实际上陈展作品仅有786件。

中国出品皆为中英专家精心挑选出来的故宫等博物馆和私人收藏的精品 ，具有很高的历史、文物和艺术价值。例如铜器类出品有先秦时期的烹饪器及食器类、容器和温器及饮器类、寻常用器类、乐器类、新郑铜器群和寿县铜器群 。瓷器类出品有两宋、金、元、明和清康雍乾时期官窑与民间窑烧制的精品。其中，像康熙窑的3件一色釉里器、1件青花器、1件釉里三色器、1件三彩器、1件五彩器、7件珐琅彩器，雍正窑16件一色釉器、2件青花器、34件珐琅彩器，16件乾隆窑一色釉器、5件青花器、2件青花彩器、11件粉彩器、32件珐琅彩器，康熙时期制作的7件铜胎珐琅彩器、8件乾隆时期制玻璃珐琅彩器等 ，可谓精品中的精品。其他例如织绣、玉器、景泰蓝、剔红、折扇、家具文具、考古选例、珍本古书 ，以及唐、五代、宋、元、明、清时期的书画作品等 ，均为我方“非精品不入选”的上乘之作 。“非精品不入选”的重要原因是，此次展览以中国古代艺术品为内容，中国赴展的古代艺术品也是首次参加如此大规模的国际展览会。因此，中国既有着弘扬中华民族文化艺术、树立国家形象的目的与意义，也肩负着国际敦睦邦交的使命。所以，当时国民政府要求选择具有重要历史、文物与艺术价值的国粹出展，以不失国体，突出中国优势。

英国等其他参展国家和地区及其展品数量分别是：英国及其殖民地1579件，奥地利4件，比利时28件，丹麦1件，法国及其殖民地215件，德国85件，希腊1件，荷兰49件，日本45件，苏俄13件，西班牙2件，瑞典115件，瑞士4件，美国115件等 ，多达2344件 。均为散落在国外公立博物馆和私人收藏的中国古代工艺美术品和书画作品。其中，也有不少由英国“并请欧美各国收藏家出其所藏稀世珍品” 。例如英、美、法、德、俄、瑞士等国家，“其选来物品，就种类言之，以瓷器、铜器、玉器及斯坦因伯希和诸人在甘新考古所得物品为最精”。“瓷器以大卫德爵士所藏者独多亦最精”等 。尤其是英国收藏家大卫德爵士（Sir Percival David）展出的瓷器大多数是中国宋代官窑精品，有12件珍贵的汝窑瓷器和元至正十一年的云龙纹象耳瓶等 ，皆为难得一见的珍品。欧摩福波洛斯（Gorge Eumorfpoulos）出展的200件作品也是“种类宏富，精美绝伦，足以表出中国之艺术天才也” 。其他例如收藏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博物馆的展品1号涡纹彩陶罐、展品2号彩陶钵、展品4号鱼纹彩陶盆，收藏于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的展品2387号唐太宗昭陵六骏之一的“飒露紫”雕刻、展品2438号原河北易州一座古庙中的唐朝十八罗汉泥塑之一等，也都是精品之作等 。

本次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在当时国内外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在国内，国民政府与民间人士特别重视，不仅广泛征集出品，选派专家学者鉴定遴选作品，而且赴展前还在上海举办了预展，中外观众多达6万人 。同时，《申报》《大公报》《北平晨报》等各种媒体不断在国内宣传和在伦敦展览期间跟踪报道。参与筹办和参会重要负责人庄尚严、傅振伦等还撰写了此次展览的源起、目的、经过和在伦敦展览的社会反响。中国出品在展览结束返国后又在南京举办了为期三周的展览等等 。

在伦敦展览期间，各国观众共达422048人，其中既有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王公贵族、政要、商人、教主、桂冠诗人等争相观看，也有教授、专家、学者、学生等驻留研究 。期间举办的中外人士关于中国艺术演讲会多达25场，出版印刷的大量有关中国艺术品展览画册等，充斥于大街小巷等。此外，展览结束后，英国曼彻斯特博物馆又于4月3日举办了馆藏中国艺术展览会，展出了唐代陶瓷、佛像及各时代的陶器、佛教木刻等作品，中国驻英国大使郭泰祺、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专员郑天锡等应邀参会并致词 。4月17日在伦敦维多利亚博物馆又举办了欧摩福波洛斯收藏的2500件中国瓷器、铜器、玉器等展览会，郭泰祺等人也应邀出席了开幕式。这两次展览均为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的延续，虽均不及前次规模，但“后先辉映，实足使上次展览会之纪念垂诸久远也” 。同时，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结束后，美国当局也请求将此次展览品移送纽约继续展览，但被我方婉言拒绝等等 。可见，此会不仅规模、规格历史罕见，而且获得的国际荣誉、影响亦历史空前。

此次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有着中外文化艺术交流和国际邦交的双重目的与意义，是不争的事实。例如其最初缘起动议“系由伦敦热心中国艺术人士所发起”。即当时伦敦的欧摩福波洛斯、大卫德爵士等一些专门收藏和研究中国古瓷器、铜器等专家，为进一步对中国古物深入研究与欣赏，联合了其他同好人士希望仿效英国以前举行的法兰西、意大利等国美术展览，举办一次中国古物国际展览会，同时也是为了庆祝英皇乔治五世即位三十五周年纪念而举办的 。中国政府之所以决定选送艺术品供国际展览，目的是向世界展示中华民族“具有超越日常物质生活精神”的悠久灿烂的文化艺术 ，“使西方人士得见中国艺术之伟美” ，“使国际人士，对于中国古代之艺术，得到深刻普遍之认识。政府宣扬国家文化，促进中英邦交之至意” ，从而进一步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而“不徒以获见中国艺术为足，抑由是以窥见中华文化及其民族所以长存之道也” 等。所以，本会既鲜明地体现出了近代中外文化艺术交流的性质，也有着鲜明的国际政治邦交特性。

撇开政治意图，从文化艺术交流和工艺美术展品看，该会也体现了中国近代对外设计展览交流的价值意义。首先，虽然该会被命名为“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但实际上也可谓是中国古代设计国际展览会。即在中国赴展品类和其他国家的出品中，古代工艺美术品占据了相当大的内容。例如在中国赴展的1022件作品中，铜器类出品108件，瓷器类出品352件，织绣等共322件 ，总共有847件，而书画作品仅有175件 。英国等其他国家和地区出品中也有很多古代工艺美术品。例如仅欧摩福波洛斯和大卫德爵士就分别出展了200件和1400件中国瓷器、铜器、玉石雕刻、金银器等作品。也因此当时集中展示的品类大部分是中国古代工艺美术品，以致本次展品也被西方人称为中国古代的“装饰品（decoration objects）” 。尽管这种称呼有着西方人对中国古代文化艺术审美认知经验的不足等原因，但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了此次展出的中国古代工艺美术品之丰富和国外人对其的设计观念。

特别是中国赴展的大量古代工艺美术精品，在中国近代以世博会等国外博览会为介质的对外设计交流中实属首次 。此前近85年间，即从上海徐荣村等民间商人携商品参赛1851年伦敦万国工业博览会起，至1873年以后晚清和民国政府以官方名誉组织商人等参加的众多届世博会上，都不同程度地展示了大量的工艺美术品，其中有不少届展出数量多达千计。例如1911年意大利都灵万国制造工艺博览会上，中国展出的瓷器、铜器、漆器、丝织、地毯等工艺美术品中，仅获奖项就达112项 。1915年美国旧金山巴拿马太平洋博览会上，中国从18个省市征集精选出的各类展品多达10万余种，其中工艺美术品获奖多达427项 等。但在这类展览会上展出的中国工艺美术品与其他展品一样是商品展销的一部分，尤其是由于商业性质、官民不够充分重视和把关不严格等原因，几乎每次参赛世博会的工艺美术品中都有众多质量低俗的产品，造成了展品良莠不齐，鱼目混珠，以致几乎每次参赛和展品都被国人痛批，甚至有不少展品备受外国人耻笑讥讽等。而此次展出的众多古代工艺美术品则是经过中外专家精心遴选出来的集中展览的精品。虽然赴展与展览过程中亦招致不少国人批评，但主要是就赴展的政治动机、国家形象、展品保护和展品陈列布局等方面的质疑 ，而非出品本身质量问题的诘难，这是此前绝无仅有的。

其次，本会体现出了中外设计交流的实际意义。沟通中西方文化艺术，促进交流，不仅是本会的主题，而且也表现在具体行为中。例如在上述四十多万的参观人群中，赞美中国书画艺术境界之深邃，惊叹中国工艺美术品制作技艺之精湛、设计之巧妙等，几乎成为共识。特别是展览期间“玉器陈列室极引起兴趣，而宝石薄片上镌蝇头小字非用放大镜不能读，尤为人所欣赏。有一室雕漆屋顶，置明代雕漆桌一，嵌金银丝，日置屏风与大瓶，此室观者甚众并不终绝。苏俄送会陈列之一盒，内置中国各种金饰，如环钗镯之类尤为女界所注意” 。“综观是会，默察外国人士的心理，虽一部分观者带着好奇心而来的，但大部分可以见出实系研究东方文化的学者，故会场空气甚好，报纸论词极公正。” “许多学者刻设法拟在会场中作长期研究工作。”有的学者为研究公历纪元前之古铜器，驻留该室长达三个星期之久，不少专家学者观看称赞之余，深感英国艺术需加强意境补充等 。与此同时，欧洲各大国报馆纷纷特派研究中国美术的专家来此撰述展览会之情形，巴黎某大著名衣饰肆也参用中国之式样色彩，制成新衣多袭，欧陆各处文化艺术商业团体每日向展览事务处询问参观之办法，英国商业界极为重视这次展览会，像白拉特福商会还特派专家参观研究一切等 。所以，当时傅振伦说“此次集吾国国内收藏及流落国外之物品而陈列之，实千载一时之机会”，展品“为研究美术史工艺史之良好资料”，“盖研究东方学者，莫不借此难遇之机会，以偿夙愿” 。英国工程大臣戈尔说：“谓吾人由此展览会而更知中国之灵魂，胜读许多书籍，中国为可欣可喜的物之发源，吾人已早知之。但中国为富于精神与宗教的美术所从出之泉，则知者极鲜。今虽势态变迁，而世界无时不在迅速变更中，然吾人希望中国艺术之所遗，不独仅仅保存，且将发挥而光大之，并希望中国将来产出伟大艺术家。”英国《泰晤士报》不仅称赞其说“中旨”，而且进一步解读“谓就中国而言，‘灵魂’一词，尤为适当。中国各种艺术家所表示之德性，无论其为如何高尚，其所显露庄严或有趣之情感，无论其为如何深切，似皆发于自觉，有非西方艺术之特性出品所可及者。吾人今知中国艺术较吾人祖先更为透彻，因吾人已趋近一种心理上习惯，而许欧亚思想间之曾通也。使东西人民间有一般了解，此乃皇家美术院今冬展览会之最高目的，尤无待言云” 等。

如上所述，此前近85年间中国以世博会等国外博览会为介质，在国际上展示的工艺美术品等，一定程度上说既是中国对外设计交流的表现，也促进了中外设计交流发展。例如自首届伦敦万国工业博览会上徐荣村的“上海荣记湖丝”获得由维多利亚女王亲自颁发的金银奖牌与奖状后，几乎每次中国在世博会上展示的工艺美术品等都或多或少地获得过奖项与奖词荣誉，有的还作为国礼赠送给国外政府、博物馆，有不少作品被国外商人、收藏家、艺术研究者、爱好者等购买、收藏、研究等，都是中国设计在国外的传播和促进中外设计交流发展的表现等。但与此次不同的是，虽然前者也有着文化艺术交流目的与意义，但总体与其他出品一样被打上了商品和商品展销的烙印，被国外收藏、研究和学习、借鉴不是主要方面。此次中国赴展的1000多件和英国等其他国家和地区展出的众多古代工艺美术品，总体上是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艺术、沟通中西方文化艺术为主题。同时，大量的中国古代工艺术美术品等集中地展示于同一时空，大量的观众争相观看，众多的专家学者欣赏与研究等，无不体现出了中外设计交流的实际意义。

再次，本会也体现出了中国近代对外设计展览交流的里程碑意义。前已论及，尽管此前在中国参赛的众多次世博会等国外博览会上，展示了大量的工艺美术品等设计，获得了众多奖项，赢得了众多国外赞赏，但中国的工艺美术出品始终不是作为主体展示的。而此次展出的大量中外公私收藏的中国古代工艺美术品却是主角。特别是被中外专家遴选出来的大量的中国赴展的精品，不仅是主要部分，而且是史无前例的呈现。与此同时，此会之后至新中国成立之前的15年间，中国既没有筹办如此大规模的大数量的中国古代工艺美术品和书画作品对外展览交流，也没有组织参加过世博会等国外博览会活动。例如从1937年至1939年国外先后举办的日本名古屋、大阪，安南河内，加拿大温哥华，美国德斯格斯、纽约、金门，巴西，英国伦敦、伯明翰，法国巴黎，意大利米兰等博览会，虽然均发函邀请中国参加，民国政府及外交部等相关部门也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参会，且就1938年的美国博览会还制定了参会章程等，但均因复杂的国内外局势和抗日战争的爆发等原因而取消 。仅有为数不多的民间商人等先后参加了法国巴黎现代生活艺术世界博览会和美国纽约世博会，前者展出有中国稀世玉艺珍奇——“翠玉宝塔” ，后者展出有手写印刷体“中华民国政府行政院委任状”等 ，然而均为自发的零星参会。所以说，此次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也是中国近代对外设计展览交流的里程碑。

综上所述，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是以中国古代艺术品为内容的专题性国际展览会，无论其规模、规格、展品数量、国际影响，还是其蕴含的中外文化艺术与设计交流目的与意义等方面，不仅是空前的，而且体现出了中国近代对外设计展览交流的价值意义。但也不可否认，从近代中外设计交流方面看，尽管相对于此前中国以世博会等国外博览会为介质的对外设计交流，此次较单纯、较集中展示的是中国古代工艺美术精品和其本身的中外文化艺术交流的性质等，都超出了此前，但本会亦非是单纯地以中外设计交流为主要内容和目的，其既有政治邦交意图，也是以中国古代艺术展览交流为总体面貌，中国赴展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展示的中国古代工艺美术品仅是其中的重要部分，其体现出的中国近代对外设计交流的价值意义，也主要是就其大量的中国古代工艺美术展品而言的。所以，总体上看，它也与此前中国以世博会等国外博览会为介质、作为商品等一部分的对外设计交流有着一定的相似特点。

（郑立君，博士，副教授，硕导，杭州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qD11hnG3e2pcS92OO4o/2iQKr9ss3lAoOM1uIczh2mrlUuxKZ3hNw7UFgfuN0JM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