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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制，简而言之，是指关于军队建制及平时、战时指挥管理军队的制度，是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唐杜佑《通典·兵序》曾论兵制曰：“若制得其宜，则治安；失其宜，则乱危。”南宋陈傅良所撰《历代兵制》是迄今所见的我国第一部兵制通史，是研究我国古代兵制的重要资料。
陈傅良（1137—1203），字君举，号止斋，温州瑞安（今属浙江）人。一生讲学培养人才，为官爱惜民力，治学著述颇丰。
陈傅良幼年家境贫寒，九岁时父母双亡，赖祖母吴氏抚养成人。陈傅良很早就在瑞安、永嘉教书以谋生计，从游者常数百人。陈傅良还向当时温州著名学者郑伯熊、薛季宣等人问学求道，常与薛季宣考论三代、秦汉以来兴亡得失的原因及礼乐政刑的异同与利弊。乾道六年（1170），陈傅良进入太学，结识了张栻、吕祖谦，相互砥砺，学问日进。
乾道八年（1172），陈傅良登进士甲科。他在金殿对策中指出“下情犹郁，公论犹沮”，认为当时的政治风气仍旧堪忧，因此及第后虽授迪功郎泰州州学教授，但他并未赴任，仍在家执教。淳熙三年（1176），因龚茂良举荐他为太学录，陈傅良才去任职。岁余，通判福州，因得罪权贵，不久为言官论罢。淳熙十一年（1184），起复知桂阳军，但到淳熙十四年（1187）冬，陈傅良五十一岁时才得缺赴任。淳熙十六年（1189），陈傅良迁提举荆湖南路常平茶盐事，第二年即绍熙元年（1190），改任湖南转运判官，同年秋天，调任浙西提点刑狱，除吏部员外郎。绍熙三年（1192）六月，升任秘书省少监兼实录院检讨官，同年十二月，因撰写《寿皇（孝宗）圣记》书成，升为起居舍人，四年（1193）正月，兼权中书舍人，十二月，升起居郎。绍熙五年（1194）五月，因光宗受皇后李氏挟制，不去朝见太上皇，陈傅良数次诤谏，光宗不听，遂辞官返乡。同年六月，宁宗即位，召为中书舍人兼侍读，不久，又兼直学士院，同实录院修撰。不久，又被人诬为逆党，被削秩罢官。此后潜心学术，题所居室曰“止斋”，讲经论史，孜孜不倦。嘉泰二年（1202），诏复原官。三年（1203），起知泉州，后因病力辞，乃改授集英殿修撰，宝谟阁待制。同年十月，卒于家中。
陈傅良勤于著述。据其学生曹叔远（1159—1234）《止斋先生文集序》记载，陈傅良著作生前已成书的有《止斋文集》五十一卷、《读书谱》二卷、《春秋后传》十二卷、《左氏章指》三十卷、《周礼说》三卷、《进读艺祖皇帝实录》一卷。未完稿的有《诗训义》《周汉以来兵制》（后更名为《历代兵制》）《皇朝大事记》《皇朝百官公卿拜罢谱》《皇朝财赋兵防秩官志稿》。据《宋史·艺文志》，陈氏著有《西汉史抄》十七卷。据王应麟《玉海》，陈氏曾口述并由学生徐筠整理成《周礼微言》十卷。陈傅良还留意地方志的编纂，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宋《长乐志》中的“财赋志”当为陈傅良旧稿。以上著作中，现存的有：《止斋文集》五十二卷（第五十二卷为附录）、《春秋后传》十二卷、《建隆编》一卷（即《进读艺祖皇帝实录》）、《历代兵制》八卷。另存有《论祖》四卷、《奥论》六卷、《永嘉八面锋》十三卷，当为书贾从陈氏所作科举程文中辑出。
陈傅良一生为官不畏权贵，清廉正直，爱惜民力，以义平曲直，多受称颂；其治学范围广泛但在某些方面却不失精深，被视为永嘉学派承先启后的重要学者。《宋史·陈傅良传》称他“自三代、秦、汉以下靡不研究，一事一物必稽于极而后已”，全祖望称其学术最为“醇恪”“平实”，《四库全书总目》赞其著作“多切于实用之文”，文字“密栗坚峭、自然高雅”。陈傅良身后有蔡幼学《宋故宝谟阁待制致仕赠通议大夫陈公行状》、楼钥《宋故宝谟阁待制致仕赠通议大夫陈公神道碑》、叶适《宋故通议大夫宝谟阁待制陈公墓志铭》。另外，《宋史·陈傅良传》和清人孙铿鸣《陈文节公年谱》也是研究其生平的重要资料。
从时代角度而言，南宋时期偏安江左，特殊的政治形势促使一些士大夫从兵制的角度来探讨强兵之途，对历代兵制的研究成一时之风气，出现了许多讨论兵制的文论、奏状及相关著作，如叶适对南宋兵制的分析切中时弊，吕祖谦《历代制度详说》中列有兵制一门，还出现了如王铚《祖宗兵制》、钱文子《补汉兵志》等兵制史专著。可以说，《历代兵制》正是在南宋这种特定环境和政治条件下产生的。
从个人角度而言，陈傅良深究历代兵制的原因在其所写策问中有明确表述。他说：“方今养兵甚厚而屡骄，将帅无显功，往往富贵极矣而意不满；上恩视汉有加焉，而无其报。厥咎安在？愿与诸君商汉氏之得失而悉数之，以推见其明效，据古驭今，于是采取焉。”（陈傅良《策问十首》）《四库全书总目》也指出说：“盖傅良当南宋之时，目睹主弱兵骄之害，故著为是书，追言致弊之本，可谓切于时务者矣。”
然《历代兵制》一书未见载于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以及《宋史·艺文志》。蔡幼学撰陈傅良《行状》、楼钥撰陈《神道碑》、叶适撰陈《墓志铭》，也都不载此书，只有曹叔远《止斋先生文集序》中记载“未脱稿，则有《诗训义》《周汉以来兵制》《皇朝大事记》”，此所言《周汉以来兵制》即为《历代兵制》。
《历代兵制》共八卷，卷一至卷七的基本撰述体例为：首先抄纂史料叙述某一时期兵制的某一特点，再用案语来阐发作者的观点。在正文关键处还有若干陈傅良自注。陈氏自注的内容主要包括：注明史料出处、解释词语含义、补充说明正文内容、阐发议论等。这些注释对于理解正文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值得特殊说明的是，《历代兵制》卷八并非陈傅良所撰。据邓广铭考证，卷八实为王铚《枢廷备检》之“引文”内容。王铚，字性之，汝阴（今安徽阜阳）人。绍兴初，官迪功郎，权枢密院编修官，曾奉命纂辑《祖宗兵制》，受到高宗赵构赏识，诏改京官，后罢为右承事郎，主管台州崇道观。因被秦桧排斥，避居剡溪山中，著有《雪溪集》《默记》《七朝国史》等。其子王明清在《挥麈录·余话》中说：“建炎庚戌，先人被旨修《祖宗兵制》，书成赐名《枢廷备检》。”
《历代兵制》现存的版本有明怡颜堂抄本、四库全书本、墨海金壶丛书本、守山阁丛书本、长恩书室丛书本、瓶花书屋本、静观堂本等。它的最早刻本暂无从查考，据目前史料推测，作者去世后不久，此书即由其门人整理成书流传，且受到时人重视。如南宋章如愚在《群书考索》中就已辑录了该书的部分内容，再如明怡颜堂抄本中仍有避宋讳而回改未净的痕迹。其后，宋元之际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也吸收了该书的一些论述，明唐顺之《荆川稗编》收录了该书中论春秋、西汉、东汉兵制等篇。据此或可推断《历代兵制》曾有宋本流传。
《历代兵制》八卷四万余字，按照时代顺序，分别记述了周至北宋的兵制及沿革，尤其详于汉、唐、北宋。记载内容包括军队编制、组织管理、统军指挥、将帅职权、兵种区分、武器装备、兵员征募、武官选任、训练教阅、部伍调发、宿卫番上、戍边屯守、纪律号令、功过赏罚、服制饷章、马政厩库、供给军需等制度及其演变因革，并论述其利弊得失。本书主要史料取自前代史书，作者观点主要体现在材料的取舍、案语及自注之中。综观全书，陈傅良的兵制思想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主张兵农合一，寓兵于农。陈傅良多次在案语和注释中称扬周代兵制。他详细地阐述了西周兵农合一的六乡六遂之制，展示了其“终身无过一再，给公上事”和“随处蒐狩，自成什伍”的优越性。虽然他笔下的西周兵制并非完全符合历史事实，但他以此确立了理想中的兵制模式，并以此来评价历代兵制的优劣。如论齐国改革，赞其“大略仿周，变从轻便”。他称许西汉兵制“虽曰因秦，然多近古”，故“民有常兵，而无常征之劳；国有常备，而无聚食之费”。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实行世兵制，陈傅良认为此时“夫惟兵农之不相入，则其患至于相令且相疾也”。北魏孝文帝时行均田制，宇文泰在此基础上创立府兵制，他称其“始仿周典而稍还兵农不分之旧”，北周由是国力强大，统一了中国北部地区。隋朝府兵制得到进一步完善和发展，陈傅良将隋统一全国的原因归结为：“故隋之兵威，视南北之国为尤强，是以征伐四克，而成一统之业，皆府兵之政也。”唐初，府兵在稳定中央集权、维持国家统一方面，曾发挥过显著作用。中期以后，由于与府兵制相联系的均田制逐渐破坏，府兵制也随之结束，兵农又再次分离。作者因此感叹：“夫岂立法之初有不善也？其节目次第，非可预为之图，亦在夫继之者有以维持而润色也。”宋代王安石行保甲法，欲以民兵取代募兵。虽变革并不成功，陈傅良仍称许此亦“本《周官》寓兵于农之意”。
二、主张居重驭轻，内外相制。居重驭轻、强干弱枝作为最重要的兵制建设原则之一，是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古代社会性质相一致的。陈傅良认为“内外轻重，一系于兵”，主张采用居重驭轻、内外相制的原则来保证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稳定平衡。首先是要尽力确保中央，尤其是皇帝对军权的控制，即所谓“壮根本而严卫翼也”。其次在全国各地兵力的部署上，务必做到在京师和其他战略要地，屯驻由中央直接掌握的重要兵力，中央军与郡国兵必须相辅相成，以求其用。陈傅良的这些主张集中体现在其分析历代兴乱的时候，多次提及由于“崇私废公”而引起的纷争。如他首先指出周代天子亲军不轻易出征，征伐四方主要使用诸侯国的军队，陈傅良论述的二伯专征制度成为其居重驭轻的历史依据。论汉代兵制，汉踵秦置材官于郡国，而京师有南北军之屯，京师之兵，南军守卫宫城，北军守卫京城。一居于内，一居于外，目的都在于互为表里，相互制约。汉武帝时始发中尉卒击南越，然恐内无重兵，增置北军七校，又选六郡良家子中善骑射者编成“期门”“羽林”。东汉省都尉，除都试之法，罢内地州郡兵，一旦有事，便调遣京师兵，从此“王旅无复镇卫之职，而奔命四方之不暇”。而东汉黄巾起义后，增置十三州牧，总领一方军、民、财政大权，酿成割据局面。权柄旁落曹操后，兵权复归中央。曹丕称帝，始置都督诸州军事，兵权复外聚于州牧，内归于大将军，天子亲兵有殿中苍头、黄门，魏主曹髦卒为司马昭所杀。晋武帝鉴于曹氏的孤立，乃大封同姓，“禁兵外散于四方”，“名将劲卒，咸入私家”，而诸王擅兵最终导致“八王之乱”。陈傅良认为东晋、南北朝时期的长期动荡大都由于本弱枝强、尾大不掉所致。唐玄宗时，沿边置十节度使，从此天子精兵悉在藩镇，逐渐酿成“安史之乱”。五代承唐末之弊，数十年中皆处于“国擅于将，将擅于兵”的混乱状态，李存勖、李嗣源、李从珂、刘知远、郭威等皆乘内轻外重之势而夺取政权。宋太祖赵匡胤深鉴唐末五代以来内轻外重之流弊，尽收方镇兵权，加强对军队的直接控制，兵力部署外内相制，使无偏重之患。
三、主张兵无专主，将无重权。陈傅良在论述三代及西周兵制时，特别强调了“兵权散主”，认为当时“兵满天下，居然无患”的根本原因在于“兵无专主，将无重权”。以此为参照，陈傅良认为兵制建设应分散将领权力，不使重权集于一身，防止专擅。在论述汉兵制时，陈傅良非常认同杜佑《通典》的看法，在卷二中谈道：“兵制可采，惟有汉氏。重兵悉在京师，四边但设亭障。又移天下豪族，辏居三辅陵邑，以为强干弱枝之势。或有四夷侵轶，则从中命将，发五营骑士、六郡良家。贰师、楼船、伏波、下濑，咸因事立称，毕事则削。虽卫、霍勋高绩重，身奉朝请，兵皆散归。”在论述唐代兵制时，认为唐之府兵“居无事则耕于野，其番上者，宿卫京师而已。若四方有事，则命将以出，事解辄罢，兵散于府，将归于朝。故士不失业而将帅无握兵之重。所以防微杜渐，绝祸乱之萌也”。府兵制破坏以后，将领专兵，于是京师禁兵挟制天子，杀戮大臣，方镇则拥兵割据，抗拒朝廷。五代将领的专擅，实为唐末藩镇之延续。宋太祖赵匡胤登基后，尽收藩镇兵权，以消除将领专兵之积弊。置更戍法，又为转员之制，便形成一种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兵无常帅，帅无常师的状况，以防止兵将结合、对抗朝廷的事件发生。
除此之外，《历代兵制》还蕴含了其他丰富的军事思想，如兵役征发应坚持征调有度、役民以法，治军应赏罚严明、杜绝奸恶滋彰，军事训练应常备不懈等。这些措施和方法对于解决南宋时期的现实问题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此书问世后，引起了当时有关学者的重视，并被广泛引用。宋明时期已有学者对其加以利用。清代陈梦雷主编的《古今图书集成·戎政典·兵制》基本上将《历代兵制》全文引用于“总论”的相应朝代之中。近代，黄坚叔《中国军制史》、孙金铭《中国兵制史》，均以《历代兵制》为重要参考书。可以说，《历代兵制》已成为研究中国兵制史的必读书。此书将周、秦至北宋历朝兵制演变轨迹大体呈现出来，对于人们了解、研究历代兵制的沿革和演变，揭示中国古代兵制发展的内在规律，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历代兵制》是系统研究古代兵制的肇端，但也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其一，由于史料和时代局限，书中有些史实和观点，如西周的乡遂井田制度及军队的编制方法、古代农民起义以及少数族入主中原等问题，其论述或许有需要重新考证和探讨的地方。其二，本书由于针对时弊而发，其对兵制的研究着眼于解决现实问题，对中央军的研究更为深入，而忽略了对地方军事组织发展变化的研究，如对曹魏时期的军屯和民屯等未有论述，而这是当时兵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加以总结。其三，本书在引用史料时，多将前代史料与个人解读熔铸为一体，除了个别自注简要标注了史料来源之外，大多数史料均未注明出处。
此次整理以清嘉庆十四年（1809）张海鹏校梓《墨海金壶丛书》本为底本，参校本为浙江省图书馆藏明怡颜堂抄本。文中有校正或校补的内容，在注释中予以说明。
原文主要依据底本划分段落，但为便于阅读，对一些较长的段落据文意进行了重新分段。
原文中的双行小字用小一号字体，以示与正文相区别。原文中因避讳而缺笔或改字的文字，已作改正。
被注释内容仅在第一次出现时出注。
本书校勘过程中利用的主要参考文献有《历代兵制》的其他重要版本、历代正史中的相关内容以及《文献通考》中相关内容等。注释中利用的主要参考文献有《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等重要工具书。题解及译文部分主要参考了王晓卫和刘昭祥撰写的《历代兵制浅说》（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一书。
史丽君2017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