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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百战奇法》的作者，争议很大，最主要的说法有如下几种。
第一，著者佚名说，且朝代难以确定。明清两朝书目，如明代杨士奇《文渊阁书目》、晁瑮《宝文堂书目》、周弘祖《古今书刻》、焦竑《国史经籍志》、徐
《红雨楼书目》、黄虞稷《千顷堂书目》、钱曾《虞山钱遵王藏书目录汇编》、徐乾学《传是楼书目》、沈复粲《鸣野山房书目》、缪荃孙《艺风堂藏书记》等著录该书，大多不著撰人，也不著时代。
第二，元朝无名氏说。清人倪灿《补辽金元艺文志》虽谓《百战奇法》“不知撰人”，但此条列于元代部分，实为元代无名氏说首倡者。今人杨庆旺等《中国军事知识辞典》认定《百战奇法》“实为元无名氏著”，似以倪氏之说为依据。1987年光明日报出版社姚炜译注本《百战奇法》之《说明》部分谓据明刊《武经总要》附刻本，云该书“元无名氏撰”，但遍查两种明刊附刻本，均无“元无名氏撰”字样。基于此，“元无名氏”说，难以得到学界普遍认同。
第三，清初澼絖道人说。《浙江学刊》1985年第5期发表周大海《〈百战奇略〉辨伪》一文，认为该书是雍正年间澼絖道人根据明朝刘寅的《武经七书直解》“抄袭、引申、扩大”而成的托名刘基的伪书。然而，经张文才先生考证，澼絖道人并非《百战奇略》的撰写者，仅是将其家中旧藏“秘书”编辑在一起，“付梓以公天下”的刊书人。因此，澼絖道人说是不正确的（参见张文才《〈《百战奇略》辨伪〉质疑》，《浙江学刊》1989年第4期）。
第四，元末明初刘基说。如前所述，现存明清目录著作中，书名多著录为《百战奇法》，且未标明朝代及作者。刘基之说源于清雍正年间澼絖道人刊《水陆战守攻略方术秘书七种》，该书系丛书之第二种，但名称已经易为《刘伯温先生百战奇略》。有清一代，多种刻本、抄本沿袭此说。如晚清丁氏《八千卷楼书目》著录为“《百战奇略》，一卷，明刘基撰，钞本”。1935年，据称刘基二十代孙的刘耀东（字祝群）出版《南田山志》大张其说，又新增“刘族自明代传抄至今”的神话，终至以讹传讹，谬种流传。1959年冬，无谷在北京西单古旧书店购买清咸丰年间抄本。1962年由解放军政治学院图书资料馆“不及校勘”的情况下印发，作为内部参考资料。1982年长春古籍书店以此为基础出版了复制本。此外，《历代兵书目录》《中国历代兵书现存目录》《中国丛书综录》，撰人皆题刘基。郝兆矩《刘基军事思想》（《浙江学刊》1984年第2期）、李天道《神算鬼才刘伯温的谋略智慧》（花城出版社2003年）等著述，都是以刘基说为基础立论的。如此一来，刘基之说俨然成为定论。
第五，宋朝佚名说。明朝著名兵学家茅元仪《武备志》第十九卷《战略考》按语中有“宋有《百战奇法》”之说，这是该书系宋人所撰的最早出处。大概是出于《百战奇法》篇幅较小，不便独立刊刻的考虑，该书的早期版本，常附刻于其他大部头兵书之后，或与其他几种兵书合刊，这有助于我们判定该书的朝代。明弘治十七年（1504）西安马思进和万历二十七年（1599）金陵唐富春刊刻本，皆将《百战奇法》附于北宋著名兵书《武经总要》之后，说明刊刻者是将其视为北宋兵书的。崇祯九年（1636）《韬略世法》丛书本《百战奇法》（题名《新编百战百胜合法引证》），卷端明言“宋谢枋得叠山父编辑”，谢枋得号“叠山”，系南宋著名学者。由此可证，《百战奇法》一书在南宋之前已行于世。
当代学者中，力主宋代无名氏说的主要有张文才、周群、刘彦强等人。其中，张文才先生的观点最有代表性，也最有说服力。其观点集中于《〈百战奇法〉书考及其思想初探》（《中国历史文献研究》第一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百战奇法〉浅说》（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百战奇法〉不是明代刘基的著作：兼与姚炜先生等商榷》（《军事历史研究》1989年第4期）、《〈《百战奇略》辨伪〉质疑》（《浙江学刊》1989年第4期）、《中国兵书十大名典·百战奇法》（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年）、《〈百战奇法〉解说》（线装书局2012年）等著述中。
张先生经过多年研究，从明代的普遍主张、战例选录的朝代范围、避讳字的使用等几个方面对《百战奇法》做了鞭辟入里的分析，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百战奇法》一书，成书于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至宋徽宗宣和七年（1125）的五十余年之间，作者已难以确考。改《百战奇法》为《百战奇略》并署名刘基撰，实出于清人之伪托，作伪者有可能是雍正八年（1730）后至道光期间（1821—1850）刊行《水陆战守攻略方术秘书七种》的澼絖道人。周群《刘基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署名刘基的几部著作考辨》（《中国典籍与文化》2000年第4期）以及刘彦强《百战奇法》校释本也坚持这一观点。
总之，通过张先生等人的研究，基本解决了《百战奇法》的作者及成书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百战奇法》在传播过程中，书名屡被改头换面甚至故意篡改。明代余泗泉萃庆堂刻本收录全本《百战奇法》，但书名易为《决胜纲目》，而著者则冠以本朝叶梦熊。崇祯九年（1636）《韬略世法》丛书亦全文收录《百战奇法》，书名改为《新编百战百胜合法引证》。清初，澼絖道人又将书名改为《刘伯温先生百战奇略》。时至今日，这种混淆是非的做法仍在继续，有人将《百战奇法》更名为《刘伯温兵法》（刘泗译注，中国档案出版社2005年），有人更名为《刘伯温兵书》（魏汝霖译注，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5年；严锴主编，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年），等等，都是不足取的。
《百战奇法》（后被讹为《百战奇略》），三万余字，共10卷，每卷10战，合计100战，“百战”之名，便由此而来。
该书按照古代作战双方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情况，分列一百个条目，条目的设置，辞简义赅，生动精准。每条目皆以《孙子兵法》等经典兵书为理论依据，又汇集散见于二十多种史籍中上自春秋下至五代各类型的战例，以史带论，史论结合，内容丰富详实，借以阐发其军事思想。书中涉及战争性质、战略战术、军事谋略、国防战备、作战指导等诸多领域，不仅为推动中国古代军事斗争史的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也为后学搜检战争史料，进一步探索中国古代战争史，做了有益的探索。
《百战奇法》的军事思想非常丰富，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层面。
第一，闪烁着辩证思维的战争观。《百战奇法》分条论述战争、治军、作战指导等军事问题，体例十分独特。所列100条目，既各自独立成篇，又正反相对，两两印证，条分缕析，浑然一体，深刻地揭示出战争本身诸多表象间存在的对立统一关系，不仅完整地继承了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优良传统，还把传统辩证思维哲学发展到了一个新高度。
首先，在如何对待战争这一基本问题上，《百战奇法》坚持辩证的观点，主张既要“安不忘危，治不忘乱”（卷十《忘战》），又继承先贤“好战必亡”的理论，旗帜鲜明地提出“战者，逆德”“争战不止，终至败亡”等观点，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古代既要积极备战，又要慎战、反战的军事思想。
其次，对于战争性质辩证而又深刻的认识。卷九《人战》表述了如下观点：“若以顺讨逆，以直伐曲”，“皆无疑也”，意思是说，倘若所进行的战争，是以正义讨伐叛逆，以正直征伐邪曲，都应坚信必胜无疑。作者不仅充分认识到战争的性质有“顺”与“逆”、“直”与“曲”之区别，认识到战争在性质上有正义与非正义的不同，而且突出强调正义战争必定取得胜利。这无疑是一种进步的战争观，在一千多年前的宋代，这样的认识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再次，强调“人”在战争中起决定作用，以辩证的态度对待人与物的关系。书中指出：“凡战，所谓人者，推人士而破妖祥也。”（卷九《人战》）意为战争中所谓人战就是推举能担当重任的将帅，破除影响军心的迷信观念。在不忽视其他客观物质条件在战争中起重要作用的同时，特别强调人在战争中的决定性作用，这种思想是值得重视的。
第二，灵活多变的战争指导思想。《孙子·虚实篇》已有“因敌变化而取胜”的思想，《百战奇法》进一步做了阐发，提出“凡兵家之法，要在应变”（卷十《变战》），强调军事斗争的法宝在于顺应变化。
首先，从研究和指导战争角度来讲，无论在战前，还是在战争实施过程中，都要从客观实际出发。只有在战前“计料已审”的前提下，才能“无有不胜”（卷一《计战》）；而“与敌战”时，必须坚持“见利则动，不见利则止”（卷五《重战》）的原则。这种因敌情变化而灵活决策的思想，对于正确制定作战方针，起着突出的指导作用。
其次，坚持从实际情况出发，制定不同的作战原则。作战方式上，进攻与防御，要符合战场实际。同为进攻，时而“出兵以攻”（卷四《攻战》），时而“整兵缓追”（卷十《穷战》）；同为防御，既要“深沟高垒”“以待其敝”（卷五《安战》），又要在固守的同时，伺机“出兵以攻之”（卷四《守战》）。兵力使用上，集中或分散，要分合适宜，奇正结合。既强调兵力的“聚”是“兵家之常情”（卷八《合战》），又主张兵力的合理分散（卷八《分战》）。战役战术上，主张先发击敌或后发制敌要以战场形势为依据，切不可胶柱鼓瑟，拘泥一格。条件具备时，可以先发击敌（卷四《先战》）；条件不成熟，则“坚壁待之”，直至敌军“气衰”，再“起而击之”（卷四《后战》）。后勤保障方面，既要对我之粮道，“严加守护”（卷三《粮战》），防止敌人偷袭，又要深谙“因粮于敌”（《孙子·作战篇》）原则，“深入敌地”“以继军饷”（卷六《饥战》）。《百战奇法》根据古代军事斗争实践总结出的作战原则，是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再次，立足实际，采用合理战术战法，牢牢把握作战主动权。例如，倘若我军兵多将广，实力强于敌方，“可伪示怯弱以诱之”（卷二《强战》），使敌人轻率地向我攻击。相反，倘若“敌众我寡，敌强我弱”，则应反其道而行之，“示强于敌”则“敌必不轻与我战”（卷二《弱战》），借以麻痹敌人。无论是强时示弱，还是弱时示强，都是为了更好地掌握主动，最终战胜敌人。其他如“冲东击西”（卷五《奇战》），“使敌人不知其所备”（卷九《声战》）；“攻其君主”“断其粮草”（卷八《必战》），以诱敌出战等，都是在充分了解实际情况的前提下，采用的我方时时主动而敌人处处被动的绝妙战法。《百战奇法》对《孙子》“致人而不致于人”（《虚实篇》）的原则做了进一步阐发，使这一优秀军事思想的内涵更加丰富、完整。
第三，注重实效的治军思想。《百战奇法》有多处谈及治军问题，提出了不少有见地的主张，这些见解无不体现出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治军思想。
首先，重视平时训练。它明确指出：“凡欲兴师，必先教战”（卷一《教战》），认为对士兵的教育与训练是兴兵打仗的前提，只有重视平时的教育训练，才能从根本上提高军队素质，使军队在实战中无往而不胜。
其次，阐发诚信治军原则，突出将帅的带头作用。《百战奇法》认为，与敌交战时，士卒奋勇争先，毫无畏惧，都源于将帅诚信不欺品格的感召。它强调，身为一军之帅，必须“好信以任诚”，以身作则，做出表率，士兵才能“用情而无疑”（卷一《信战》）。
再次，强化军队管理，赏罚分明，恩威并重。它说，与敌人作战时，士兵之所以冒死前进，与将帅平时对他们的关心爱护是分不开的（卷二《爱战》）。在攻城拔寨、短兵相接时，对那些奋不顾身、英勇杀敌的士兵“必诱之以重赏”（卷二《赏战》）；对于畏葸不前，或临阵后退者，“必惩之以重刑”（卷二《罚战》）。
《百战奇法》在中华兵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其历史价值是多方面的，在如下两方面尤其突出。
第一，在军事思想史上的价值。《百战奇法》不仅继承了《孙子》等古典兵书的军事思想，而且还有所发展。例如，《孙子·作战篇》主张“兵闻拙速”，力主速胜论。《百战奇法》则认为，在敌弱我强、敌寡我众，我方胜券在握的情况下，对来犯之敌，理所当然速战速决，打进攻战，毕其功于一役；相反，倘若我弱敌强、我寡敌众，无胜利把握，就应该以防御战为作战原则。这一根据敌我力量对比的实际情况，采取不同作战原则的思想，比《孙子》的主张更加丰富，也更加合理，是对后者的继承与发展。《百战奇法》从军事斗争实际出发，辩证地分析研究战争的思想与方法，对宋以后军事思想的应用与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对我们今天研究现代战争规律及其指导原则，同样有着重要参考价值，值得我们认真总结。
第二，在兵书编纂史和传播史中的价值。以往的兵书，或长于理论，对于许多行伍出身的将帅略显抽象；或长于记事，又少了些军事理论的提炼与升华。《百战奇法》将古代用兵治军原则高度浓缩起来，归纳成100个条目，各以单音词（计、谋、间、选等）设条立目；每条以史证理，以理释史，提纲挈领，以简驭繁。著者优先考虑到粗通文意的将帅军校的实际需求，内容及语言表述上更加通俗平实，易读易记，传播范围更广，有助于对理论的理解，颇为后世兵书所仿效。这一做法对于从根本上改变以往兵书神秘而不为常人知晓的面貌，是有积极作用的。总之，《百战奇法》在内容、体例、语言表述上的变革，给中国兵书的编纂与传播带来了一缕新意，其价值是显而易见的。
1. 题解部分，首先解释篇题含义，概述原文精义要旨，探讨其军事原则及战法，挖掘思想内涵；继而标明史例出处，剖析其与原文的内在逻辑关系，探讨其在中国古代军事史的地位及贡献。
2. 原文部分，以张文才《〈百战奇法〉解说》（线装书局2012年，以下简称《解说》本）为底本，主要参校明弘治十七年（1504）马思进《武经总要》附刻本（以下简称“弘治本”）、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唐富春《武经总要》附刻本（以下简称“万历本”）、《登坛必究》丛书收《百战奇法》残本（存前集五十卷，以下简称《登坛》本）、《韬略世法》丛书本（以下简称《韬略》本）。对原文的校勘以注释形式列出，不单出校勘记。
3. 注释部分，以简洁、准确为标准，举凡人名、地名、重要事件、生僻字词等均加以注释，非特殊情况，一般只在首次出现时加以注释。《解说》本在考证文本、阐发文意、校勘注释诸方面，发明颇多，尤其是从避讳角度对文本时代的考证，极具说服力，本文在注释部分多有吸收借鉴。
4. 翻译部分，坚持准确、明白、通顺，没有语病，不遗不漏、不枝不蔓，符合现代汉语表述习惯，以“信”“达”“雅”为目标。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本书的题解、注释、翻译吸收了前贤尤其是今人的诸多成果，在此对诸位专家学者深表感谢。此书同时也是“2017年贵州师范大学博士科研启动项目”的最终成果。
刘永海
2017年5月